“符号经济”与“剩余价值的流转”：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者：刘方喜 来源：中外文化与文论21辑 浏览量：3307 2012-06-04 23:27:31
摘 要 ：本文认为 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础上提出 “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概念，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以当今“符号经济”为理论焦点，从“剩余价值流转”的角度，批判性地揭示“符号经济”无度扩张所带来的审美后果、政治后果与生态后果。
关键词 ：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经济；剩余价值的流转
一
当今的全球化很大程度是资本的全球化，也可以说是“剩余价值流转”的全球化，而“符号经济”则是剩余价值全球流转中的重要一环。所谓“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当今在全球迅速扩张的“符号经济”为理论焦点，从“剩余价值流转”的角度，批判性地揭示“符号经济”无度扩张所带来的审美后果、政治后果与生态后果，即不断挤压人的“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空间、加剧底层贫困与生态危机。所谓“符号经济（Economies of signs）”至少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与“实体经济”相对、与金融业相关的所谓“虚拟经济”，如张晓晶著《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即在此意义上使用“符号经济”这一概念的，不妨称之为“金融性”符号经济；2008年爆发、至今仍未摆脱其影响的全球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就是这种金融性“符号经济”无度扩张的重要后果。二是指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所形成的所谓“符号经济”，如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合著的《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商务印书馆2006年中文版）中所使用的“符号经济”的概念就有这方面的含义，不妨称之为“文化性”符号经济——以文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就主要在这种含义上使用“符号经济”这一范畴。
在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当然已有符号经济，但相对而言在社会生活中还处于次要地位，实体经济即物质生产处于主导地位，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也首先是直接的实体性的物质生产的产品过剩；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符号经济——既包括金融性的也包括文化性的符号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实体性的物质生产的作用则相对而言趋于减弱——因此，停留于对实体性物质生产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对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来说确实已远远不够，“符号经济”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将成为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批判的越来越重要的聚焦点。在此当代背景下，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以“符号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其最大问题在于只关注“符号经济”的“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中的“社会身份的认同”等，而忽视“符号经济”的“外部”的政治影响及生态后果——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从西方当代理论格局的总体来说，“文化研究”与生态批评是相互割裂的，“文化研究”不太关注生态问题；另一方面，从全球经济分工格局来看，“文化研究”只关注西方内部的消费文化活动，而较少关注这种消费文化活动与非西方国家的生产活动的关联及对非西方国家的多方面的严重影响，从总体上来说西方“文化研究”恰恰缺乏一种真正的全球化眼光——这种理论倾向最终会掩盖这样一个基本现实：西方当代的“符号经济”之“外部”的负面的经济后果、政治后果及生态后果等，很大程度上被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了——作为不发达国家的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对此似应保持高度的警醒。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说主要只关注实体经济内部矛盾的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已不适应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主要只关注符号经济内部矛盾的当代“文化研究”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上同样存在问题——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才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更为有效的立足点。从西方“文化研究”本身来说，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或者重获自身富有成效的社会批判力量，就要突破迄今为止的对“符号经济”、消费文化活动的内部的封闭研究，展开富有真正开放的全球眼光和生态意识的理论研究和社会批判，兹不多论。
从理论渊源上来说，“文化研究”有着一种从反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出发而形成的“去经济学化”的倾向，而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要克服“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重构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之维，乃是其中的重要路径之一。我所谓的“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角度研究当代“符号经济”及其中的文艺、文化的一种理论路径。以此来看，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所谓“符号经济”是“资本”的当代新形态，同时又与艺术密切相关，因此，我所谓的“符号经济论”、“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 （ the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Art ）”也可谓当代形态的“新资本论”，并且首先重视对“艺术”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尤其负面影响作出批判性反思。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不断进行，“资本”也就越来越与“剩余价值”合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资本论》某种程度可以说就是《“剩余价值”论》，是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流转”结构方式和全过程的系统分析：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可以说研究的是在“生产领域”中的剩余价值的流转（“生产”是剩余价值流转的出发点），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研究的是在“流通领域”中的剩余价值的流转，而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研究的则是“生产总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的流转——具体地说考察的是发生在企业利润、银行利息、地租之间的剩余价值的流转和分割。而与之相对照，马克思后的西方经济学往往只关注“流通领域”的财富流转或者说以“流通”为财富流转的出发点，过分专业化的狭隘视野使其不再具有哲学的广度和深度。
前已指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有效立足点是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剩余价值的流转”乃是连通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现实纽带——马克思已经注意到这些，但这方面的理论在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并不处于突出地位，将这方面的理论突显出来并加以重构，乃是对马克思基本理论在当代新的时代状况下的一种创造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将“文化研究”的“社会身份的认同”转换为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剩余价值的流转”，对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重获理论的想象力和现实的批判力等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首先，“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作为资本的当代形态的融入了艺术等文化因素的“符号经济”具有双向挤压功能：“向上”阻碍“剩余价值”流转向“自由王国”、“自由的精神生产”从而挤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超越性的自由空间，“向下”则挤压底层大众由“必要财富”维持的生存空间，进而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
马克思非常同意“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说法，在此意义上，“剩余价值的流转”同时也是一种“时间流转”，而这种流转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这种“时间结构”：人的 必要财富、剩余财富皆产生自“真正物质生产领域”： 物质生产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是满足“ 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即维持生存基本需要的“必要财富”； 物质生产中的“剩余劳动时间”乃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的根本源泉，“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或“剩余财富”，剩余产品把“剩余劳动时间”从 “真正物质生产领域”游离或流转出来，就可以转化成供人自由发展用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或剩余财富乃是人的“自由王国”直接的必要基础。马克思指出：只有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中“游离”或者“流转”出来，剩余价值、自由时间才能成为人的“自由王国”、人的自由发展的直接的物质基础—— 艺术作为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也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之“彼岸”，“自由时间”或剩余价值只有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中游离、流转出来而实际地运用于艺术创造，艺术才能成为“自由的精神生产”——而不把剩余价值从真正物质生产中流转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对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就是敌对的”——从“剩余价值的流转”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对立描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乃至试图切断剩余价值由“此岸”的“真正物质生产领域”向“彼岸”的“自由的精神生产”领域的流转（在清教一度盛行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等就曾因为无用而受到轻视乃至敌视），从而对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形成挤压。
关于剩余财富对必要财富的挤压，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论有重要描述和分析：在劳动时间既定的情况下，资本家总是试图不断扩大“剩余劳动时间”的比重同时挤压、缩小“必要劳动时间”——从社会财富生产的整体来看，这就表现为“剩余财富”的生产对“必要财富”的生产的挤压——这在消费领域的财富流转中有更明显的表现：资本家满足生存需要外还无度挥霍“剩余财富（奢侈品）”，而工人满足生存需要的“必要财富（必需品）”则始终处于不足状态中。马克思指出：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是通过发达的技术和社会分工协作等来实现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发达资本主义占有剩余价值（财富）的常态的主导方式，发达的技术、分工协作等使社会财富的总量迅速增长，但在社会财富内部的流转、分配结构中却表现为资本家为占有更多的剩余财富而挤压工人大众的必要财富而使工人大众陷入贫困状态——这同样适合于对当今世界的分析，对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全球社会来说，贫困绝对不再是社会财富的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第一世界在节食产品上花费的金额，足够养活全世界饥民的两倍还多”）——而这只有从全球化进程中剩余价值流转的角度才能鲜明地揭示出来。
我们强调“符号经济”或经济活动的符号化与剩余劳动时间、剩余财富密切相关。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拒绝把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从直接的物质生产中流转出来，如此，越来越多地被压缩在物质生产中的剩余财富会撑破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肚皮，也即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进而最终葬送资本主义——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并没有崩溃，这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资本主义把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实体经济）中流转出来而投入到“符号经济”中了，如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饱胀症也就被克服了。“符号经济”作为资本增殖扩张重要的新领域，跟直接的物质生产一样依然处在“此岸”的“必然王国”，因此，剩余价值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实体经济）流转向“符号经济”，只是剩余价值在“必然王国”之“内部”的一种流转，而不是向“外部”的“自由王国”的流转——把艺术等文化更全面地纳入资本增殖活动，依然甚至是更大程度的阻碍着剩余价值向处在“自由王国”的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艺术活动中的流转， 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依然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受到挤压——如果说“实体经济”始终处在“此岸”的“必然王国”，那么，“符号经济”只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此岸”世界新开辟出的一种“必然王国”而已，在生产力更为发达的当代资本主义，人类的“自由王国”依然没有迈上被不断拓展的轨道，兹不多论。
另一方面，“符号经济”成为资本挤压底层大众维持生存需要的当代新形式： 在文化符号、艺术影像高速流转的当今世界中，“肉体”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形象符号或者形象符号的重要载体： 2008 年粮食涨价使全球饥饿人口增再次突破10亿，有良心的西方学者告诉我们：“节食已经成为西方女性为之着迷的一种文化现象。鉴于此，杰里米·麦克兰西指出，第一世界在节食产品上花费的金额，足够养活全世界饥民的两倍还多”[1]
三
其次，“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又强调“符号经济”具有双向激化功能：“符号经济”以及竞争性文化符号消费的无度扩张， “向内”制造人的等级差异、激化人类内部的“社会冲突”，而竞争性符号消费又导致物品的无度消耗，进而导致自然物质资源的无度消耗，“向外”激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当今全球社会冲突与生态冲突在相互激化中日趋尖锐。
这方面首先要克服这样一种迷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后现代消费型大都市如北京、上海等的“符号经济”、文化性的符号消费等，与主要被转移到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直接的物质生产（实体经济）没有直接关联——而这两者之间的关联，置于“剩余价值流转”的全球化过程中可以被非常清晰地揭示出来，也就是说连通两者的现实纽带正是剩余价值的全球流转：前者生产并消费文化性的“符号产品”或产品的符号部分，后者生产并消费物质性的“实体产品”或产品的实体部分，而通过市场分工，绝大部分剩余价值流转向前者，并且，“符号”的生产、消费又离不开物质实体，最终还要通过自然资源的消耗来实现——竞争性“符号消费”的无度扩张，最终将导致自然资源的无度消耗，进而对全球生态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2] [3] [4]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成熟的今天，资本增殖扩张对自然力的破坏和浪费，已远远不再局限于土地肥力的浪费，而是波击到各种自然资源，“ 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当今全球范围日趋激烈的自然资源、能源争夺充分昭示了此点）， 持续地激化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 片面地看，被称为“景观社会”、“拟像社会”的西方当代消费社会过度的文化化、信息化、符号化或虚拟化，好像表明资本在“幽灵化”，资本的扩张与膨胀，好像只表现为文化符号的膨胀——但从全球化视角来看，这只是资本的一面，另一面是：其实资本把自己的血盆大口更多地伸向了非西方世界，虚拟化“符号经济”这种僵尸要仰赖吮吸“实体经济”之血来扩张。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资本依然是吮吸劳动力、消耗自然资源的吸血僵尸而非没有肉身的幽灵！资本流通全过程离不开“物品”的生产和消费，消耗自然资源是资本实现自身增殖不可或缺的环节——日趋符号化、虚拟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如此。资本增殖控制下的高速的“符号流转”带动高速的“物品流转”，进而带动高速的自然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等：从根源上说，对于全球生态危机，所谓“符号经济”高速的“符号流转”难辞其咎。
马克思对资本的“虚拟化”即“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的本性早已有充分揭示（尤其《资本论》第3卷第五篇更是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第二十五章的标题是“信用与虚拟资本”），当然今天看来，马克思揭示的还主要是金融性的符号经济的“虚拟化”倾向，还未充分展开对文化性符号经济的虚拟化倾向的分析。但是，马克思特别强调“虚拟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内在联系，而连通两者的就是“剩余价值的流转”或分割：银行利息乃是对生产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分割，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资本的种种虚拟形式，也皆是对已有剩余价值的分割——这同样适用于对文化性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剩余价值的流转的分析。马克思反复强调：剩余价值最终的直接的源泉是直接的物质生产——在符号经济越来越发展的当代，西方及中国一些学者尤其经济学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早已过时，他们似乎认为马克思赋予物质生产的社会意义过大了——其实绝非如此，马克思强调直接的物质生产始终是处于“此岸”的“必然王国”，具有更高价值或更大社会意义的“自由王国”则只能处在直接物质生产的“彼岸”。
其实，马克思所强调的并非物质生产本身的重要性，而是物质生产与人的非物质生产活动之间内在关联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符号”高速流转、无度膨胀的当今世界，强调这一点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经济的符号化只是减弱了实体经济的“作用”（比如事实上压缩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等等），但并未减小实体经济的规模和产量——从现实的经验的角度来看，消费的符号性很强的当代美国在物质产品的消耗上存在着惊人的浪费现象，食物、衣物、汽车等废弃物及越来越严重的电子垃圾等足以证明这一点——对此，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参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一书有充分揭示。这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说的，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全球日趋激烈的能源、自然资源争夺战等，足以充分表明资本的当代增殖方式依然离不开消耗自然物质。要特别强调的是：物质产品的无度消费，绝非仅仅是由当代美国人的消费观念造成的，即使承认跟个人消费观念有关，也要注意到这种观念背后存在着强大的制度性的推力乃至控制力——最明显的例证是：要摆脱至今依然没有摆脱的2008年以来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美国人要重振“消费信心”，也就是说，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复兴要仰赖美国人重新开始无度消费！因为只有这种无度消费才能拉动经济，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本更快地增殖也即更快地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正是按照资本增殖的市场逻辑设计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无度消费背后的制度性推力，进而也是威胁自然生态的最终根源。总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性的“符号经济”的主要目的依然是资本增殖，而文化符号领域中的资本增殖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物质性的实体经济，把两者连通在一起的就是“剩余价值的流转”。
人类当代发展中遭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极端荒谬的困扰是：在前资本主义及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普遍贫困的人类未能摆脱自然的压迫，因而也不具备从总体上毁灭自然生态的能力；当今高度发达的科技、生产力及产生出的巨量财富，已足以使人类从总体上摆脱自然的压迫（当然实际上不发达地区的贫困人群恰恰并没有摆脱自然的压迫），但人类同时也获得了从总体上毁灭自然生态进而也毁灭自身生存的能力——许多人文主义的“技术悲观主义”者把当今自然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危机归咎于高度发达的科技、生产力及累积起来的巨量财富，显然未能击中要害，其实危机的根源恰在市场自由主义所鼓吹的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自由竞争”：这种“自由竞争”逼迫人类不断释放出自身巨大的能量，进而不断地提高生产力，终于使人类从总体上摆脱了自然的压迫（对此，资本、“自由竞争”功不可没）；但是，今天，也正是这种“自由竞争”推动着生产和消费的无度扩张：消费领域的“自由竞争”逼迫着人无度地消费（以确证自己的社会身份等等），而无度的消费又成为同样遵循“自由竞争”规则的生产源源不断的扩张动力，无度扩张的生产又无度地消耗自然资源……而凡此种种又集中体现在当代“符号经济”的无度扩张之中。如果说全球核武器可以在一瞬间毁灭我们这个星球的话，那么，“符号经济”、消费竞争的无度扩张则会缓慢地把我们这个星球带向毁灭的边缘——建立在无度竞争基础上的当代资本主义，不仅依然压榨着人类中的一部分人，而且已经具有毁灭人类全体及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的可能性了！
我们或许可以过分理想化地设想：像西方国家内部一样，国际社会也能实行民主化，从而限制资本“向下”对底层大众尤其对不发达地区底层大众生存资料的挤压，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贫困问题或许有望得到缓解。但是，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民主较之在一国之内实行民主，恐怕要远远复杂得多、远远困难得多；另一方面：即使限制了资本“向下”对底层大众生存资料的挤压、“向内”对人类内部社会冲突的激化，也不能同时就限制资本“向上”对个人自由发展的挤压、“向外”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生态冲突的激化——无度的奢侈消费、符号消费，必然一方面抑制着个人自由发展，另一方面持续激化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其后果是：一方面人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继续迷失着，另一方面整个人类的生存继续受到威胁。因此，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础上重建“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特别重要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刘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1]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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