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毅衡先生《符号学原理与推演》想到的三个问题
一、关于二联体“物—符号”与三联体“物—符号—艺术”的思考
1.符号的产生及其意义
在第一章第二节，赵毅衡先生根据符号的意义与其“物源”关系的分类解读，制作出如下表格：
其中，属于符号的有“自然物—实用意义符号”、“人工制造实用意义符号”和“艺术意义符号”三类。而“艺术意义符号”是由“人工制造物”转化来的，
在第十四章第四节，又对三联体“物—符号—艺术符号”做出如下解读：
对于每个三联体来说，只有一个功能是显现的，剩下的两种是潜在的、被遮蔽的，在一定的语境中会发生转化。在这里，赵毅衡先生将符号分为实用符号和非实用符号两类。
我认为，一个符号到底属于哪一类，携带实用意义还是艺术意义，是由接受者决定的。比如一个自然物崤山--函谷关，当它作为秦国的门户，起防御作用时，具有实用意义；而当一个人怀着欣赏的心情陶醉于那里奇拔险峻的地貌时，它具有非实用的艺术意义。同理，一个人工制造物一幅名画，有的人把它当作贿赂的礼物，此时它具有实用意义；而有的人把它收藏起来欣赏，它就具有了非实用的艺术意义。可见，无论是由自然物还是人工制造物转换的符号，对其意义的解读都可以是两方面的，关键在于接受者的眼光。
我还有个老生常谈的疑问：是不是只有人造物才能上升为艺术符号？自然物到底能不能上升为艺术符号？赵毅衡先生提出，“只有一个办法能把自然物变成艺术品，那就是艺术展示”。这个说法用来解释人类改造的自然物时（如根雕、假山、盆景等很适用），可是对于天然的风景呢？赵毅衡先生又认为自然风景只有被放在观景台前展示的时候才是艺术品，可是生活中我们常常为不经意见到的一朵花开而倾心，为那些没有被特意“展示”的自然物砰然心动，此时，可否认为这些自然风物具有了非实用的艺术表意功能，在那一刻变成艺术符号了呢？
2.“物—符号”的内部滑动
其实，三联体是二联体的一种延伸。“物—符号”的符号包括实用符号和艺术符号两种，物可以向实用符号转化，也可以向艺术符号转化，还可以先转化成实用符号，再转化成艺术符号。
据此，赵毅衡先生提出“物化”和“符号化”两个概念。他说“任何物或符号都是一个‘符号—使用体’，它可以向纯然之物一端靠拢，完全成为物，不表达意义，也可以向纯然符号载体一端靠拢，不作为物存在，纯为表达意义……”、“一切都是功能不固定的‘物—符号’”。其中“物化”对应的是引文中的第一个过程，“符号化”对应的是引文中的第二个过程。
我认为，无论是“物化”还是“符号化”，都是对固有符号意义机制、文化解读方式的挑战，从而制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元语言。
首先来看“物化”过程。表面上，原来符号所携带的意义被降解，“物-符号”向物的一端滑动，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将会被赋予新的意义，进行新的阐释，变成另一种符号。比如赵毅衡先生所举的孝元太后用玉玺打人的例子，表面上，玉玺所携带的权利象征的意义被消解，沦为具有使用性的武器；但是玉玺此刻的“物化”代表了现有政权崩溃这一新的意义，是对原有政权的挑战。再比如居里夫人曾把自己的诺贝尔奖金给孩子做书签，或者某位冠军把自己的奖杯用来喝水或做盛物的器皿，表面上是在消解奖金和奖杯作为符号所携带的荣誉意义，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对金钱和名分的藐视。另外，今天层出不穷的各类“行为艺术”，比如裸体骑车呼吁健身、万人吃素计划倡导人类健康和保护动物等等，都在说服人们回归到一种简单清净的生活方式，从符号的世界返回物的世界。
再来看“符号化”的过程。原来没有意义或只具有使用意义的物，被接受者赋予各种意义后，就上升为符号。该“物—符号”究竟具有何种意义，依旧是由阐释者决定的。比如，古代的实用器皿变成今天博物馆中的文物，成为古代文化的符号；许多地方政府将名人当做旅游资源的符号，为发展旅游业展开争夺名人故里的大战；某位明星提过的包被当成品味的符号，在市场上热销……
总之，这些行为之所以引人注目，就是它们大胆地向现有的文化陈规发起挑战，带给人们对某种“物—符号”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值得警惕的是，许多人对“物化”和“符号化”进行了过度阐释，因此，我们面对他人生产出的元语言，要保持冷静，保持自己的思考，不要盲从。
3．“符号化”与“双层框架理论”
最后，请允许我对赵毅衡先生和唐小林老师的观点提出一点自己的认识。我认为“双层框架理论”是对“符号化”的具体解释，“去框架化”和“物化”亦然，都旨在三联体“物—符号—艺术”的转化过程。
赵毅衡先生在第十四章第三节“艺术作为非自然符号”中指出了“展示”的作用，它给接受者以足够的语境压力，让他们按照对待艺术品的方式去解读出艺术意义，即“文化元语言”压力、“型文本”压力。比如，各类文学体裁、展览、电影屏幕、话剧舞台等等。这也就是唐老师指出的第二层框架。
两位老师都没有狭隘地把“展示”或“框架”局限在形式的层面上，而是将其与社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指明“展示”与接受者的解释都是一种社会约定形成的，从而揭示了更深层次的原因。
二、对“伴随文本”对符号意义机制影响的思考
赵毅衡先生提出伴随文本的概念，把它定义为“伴随着一个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受者的附加因素”。
我认为，赵毅衡先生提到“艺术展示”、唐小林老师提到的“展示框架”都是通过伴随文本实现的。之前提到的舞台、展厅、荧幕等都是一种显性伴随文本，他们赋予接受者文化元语言压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
有时候，伴随文本对我们施加的压力是看得见、感觉得到的。如副文本中的书籍作者、序言、包装、电影的导演、演员表；型文本中的风格、体裁；元文本中的各类评价；先文本等等，我们通过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来判断文本的优劣。然而有时候伴随文本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对正文本的解读，比如广义的前文本，包括我们成长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它们对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往往是感觉不到的。
此时就要警惕“伴随文本偏执”现象。看得见的伴随文本容易防范，看不见的更需要注意。一方面我们需要、且摆脱不掉伴随文本，另一方面又不能被它们控制，完全的“细读”和“全读”都是有失偏颇的，唯有将两者结合才是明智的。
三、同一性、存在感与“异化符号消费”
在本书第十七章，赵毅衡先生着重讨论了当代社会的符号危机，指出其四个特征：一是“无限度地追求对欲望的欲望”，这仿佛是利用制造新的欲望的方式来满足之前的欲望；二是“娱乐迫使意义在场结束”，导致人类漂浮在浅薄的意义层面上；三是“表意空间距离消失”，导致人们丧失对时间、空间的感知能力；四是“反弹单轴化”现象，导致人们在繁多的选项面前丧失了选择的能力。符号危机指向的实际上是人类的生存危机，正如赵毅衡先生所说，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我们被淹没在符号世界中恰恰证明了我们生存意义的阙如。人类丧失了自我和存在的踏实感，被符号异化。
赵毅衡先生指出，“异化，就是人不得不采用的身份（例如生产者、消费者、符号消费者等），把他的自我压迫得变形，使人失去了主体消费能力”。我认为，这里的“身份”和“自我”是两个关键词，“身份”标明了人的社会属性，“自我”标明了人的自然属性，“异化”就是人的社会属性对自然属性的压迫。
人类的“异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农耕文明时代，人类自己自足，与自然高度同一，自然属性占统治地位。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开始逐渐远离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不断增长。最初，人类被自己生产的商品异化，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因为这些商品不属于劳动者本身；随着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供给量的猛增，越来越多的人从生产者变为消费者，人类只能用过度需求来平衡过剩供给，被消费所异化；然而，消费的数量毕竟有限，当它走向饱和时，便只能从增加其附加值，也就是“符号价值”上下功夫，于是今天我们进入了“符号消费”时代，人类被符号消费异化。
这时，人类的社会属性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与自然的同一性，踏实的存在感消失殆尽，常常迷失自我，找不到生存的意义。因为意义缺席，我们不得不透过符号来解读，这反过来更刺激了符号的泛滥。
最后我想说，阅读此书，带给我对当今的文化现象和自我生存状态的许多思考，也让我学到了许多方法论的东西，获益匪浅！
韩潇怡：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1级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