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比较文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个多世纪,但从它的诞生之日起,比较文学论者便为了它的范畴界定争论不休:如果我们大致阅读过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代表法国学派的著作,就会发现,不论是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对“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一般文学”三个领域的主张,还是巴尔登斯伯格(Fernand Baldensperger)在创办《比较文学评论》时明确提出的、对文学作品类似点进行随意拉扯和拼凑的反对,都没有超越影响研究的范畴。而美国学者关注的,则是比较文学的另一个面向,即文学的平行研究—这两大分支如今被公认为这门学科的两个主要部分,但是却鲜少有人思考:文学何以在这两种维度上形成比较?比较文学这两种关系的成立,和我们基本的思维模式之间,是否有着某种深层的联系?在《文学的边界》一书的前两篇论文中,张汉良即为“文学何以比较,如何比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在这里,颇为有趣的是,张汉良作为华语界生物符号学研究的先行者,他的思考方法与生物符号学的基础概念—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ull)的环境界(umwelt)理论在哲学范式上是不谋而合的。简言之,环境界是生命体对环境的感知而形成的世界,它的意义是与生命体的感知同时形成的—也就是说,对生命体而言,世界的意义并非透明的、先验的、可发生在自身感知覆盖范围之外的。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完全超越性的视角是不存在的,意义必须依靠文本接收者的解释才能以建立。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文学作品,种种本质主义的神话与寓言便可以随之瓦解。
生物符号学对于比较文学的启发在此处已经有所显现,然而,作者并未驻足于此,他进一步将生态论述分为两类:生态政治学的、伦理性的文学文化研究,和具有科学实证性、系统性的文学研究;而后者正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这方面,作者发表于《符号系统研究》(Sign Systems Studies)上的论文《寄生符号学刍议》(“Notes towards s Semiotics of Paratism”)堪称典范。该文从文学寄生的比喻出发,援引生物符号学家乌克斯库尔和梅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的理论,对社会结构中的寄生现象进行了详尽的论述。[⑦]令人遗憾的是,该文并未收入本文集,但它在华语学界所开创的对生物科学进行文学研究的范式,意味着比较文学在第三元关系,即后设语言上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此之后,张汉良的学生、现任长庚大学教授的叶玉慧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国家文学的生物学架构:新加坡作品举隅》(Towards a Biosemiotic Model of National Literature: Samples from Singaporean Writers),可视为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承接和发展。可以说,作者为比较文学的关系建立设定了全然不同的后设语言,从而开拓了新的领域。
除了在符号学新领域的开辟上有所建树之外,作者的城市符号学研究也显露出其学术思维的敏感与开阔。收入本书的两篇城市符号学论文,其一是借由格雷马斯的符号分离律(the rule of disjunction)对彼处的遥想,辩证出德昆西作为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身份激荡与其文本表现之间的关系,从而推演出一个虚构的符号帝国;其二涉及电脑科技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以林耀德等人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描述电脑科技在台湾文学媒体行为、在文化阶层中的作用,以皮尔斯的符号过程(semiosis)三元式来解释泛科技符号世界空泛的循环指涉。应当说,即使是在世界符号学的范畴内,作者的研究也是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这种学术上的创新能力,既来自作者多年的学术积累,也来自作者为了追求真知、随时愿意重新学习的谦逊精神:据作者自述,为了厘清生物符号学的发展脉络,他曾经和台湾大学的学生一起听了半年生物学课程。这种对新的知识领域永远保持敞开的胸怀,的确值得当今的符号学人学习和传承。
三、对电影语意世界的探索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对诗学问题进行了系统批评,该部分与作者今年出版的英文论文集《符号与言谈:比较诗学的实践》(Sign and Discourse: Dimens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有颇多相互印证和激发之处,将另文探讨,此处暂且存而不论。对于我这样一个既钟爱电影、又喜欢叙事学研究的读者而言,本文集最有趣味的章节,在于它的第四部分,“戏论影片的语意世界”。作者将自己对电影的散论自谦为“戏论”,其实当中不乏令人称妙的见解。
Author:Peng Ji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er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theoretical semiotics, eco semiotics, and minority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