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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力精神——论现代体育的文化符号价值

作者:常先厚  来源:《体育与科学》(南京)2005年02期第39~42页  浏览量:3135    2010-01-29 16:36:39

 

【内容提要】       本文以“符号-文化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体育作为“人性圆周”上的文化符号为逻辑起点,梳理现代体育的“原典价值”,追溯现代体育在中国传播的思想背景,环视当代中国体育的演变,在汉语语境下,建构了尚力精神:以“力本论”为轴心,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崇尚追求体力、意志力和生命力的意识和信念。文章最后阐述了在中国“实用理性”仍占上风的文化背景下,建构尚力精神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生命哲学/文化符号/现代体育/尚力精神/全息图像/实用理性
 
        1 引言
    现代体育[1] 秉承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产生于理性至上的19世纪末。它在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辐射下,于20世纪被举世公认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时值21世纪之初,我国的体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表现为:竞技体育夺魁摘冠,健身体育浪潮迭起,在两大系统之间,学校体育中环相扣,承上启下。此刻,环顾我国当今的社会历史背景,重新审视体育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如德国思想家、“符号-文化哲学”创立者卡西尔所说,人是符号动物;人能够在劳作(work)中,把“信号”(signs)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symbols),并运用各种“符号”能动地创造出满足人性需要的“理想世界”。“科学、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历史,都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组成‘人性圆周’的各个扇面。”[2] 毋庸置疑,现代体育也是“人性圆周”上的一个文化符号。笔者确信现代体育在短短的100多年风靡全球,激发出人们旷日持久的体育热情,它的背后定然蕴含着一个人性的巨大梦幻,如同隐蔽的图腾,引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顶礼膜拜,不懈追求。这样的梦幻就是“尚力精神”——此语素是笔者梳理现代体育的“原典价值”,追溯现代体育在中国传播的思想背景,环视当代中国体育的演变,回归绚丽多姿体育现象的本身,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在汉语语境下对现代体育的文化符号价值的提炼。
        2 现代体育述略
      2.1 现代体育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如前文所讲,现代体育产生于理性至上的19世纪末,理性至上对于现代体育的诞生具有两层意义。
    首先,现代科学理性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现代体育降世提供了可能的物质条件。近世西方,“理性—科技—工业化大生产”,魔幻般地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以及城市化加速,使得人类的生存条件变得比其它物种更加优越,也创造出了种种体育运动的物质要素,为现代体育的产生、发展以及传播提供了外在的可能性。
    另一层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所产生的不良振荡,则成为现代体育产生的内在基础。现代工业文明左手拉着技术进步,右手牵着工具发达翩翩而至,人类的感性生命(本能、欲望、情感、意志)被极大地贬毁:理性至上,使人类成为某种物质需要的囚徒,感性生命和无意识领域被忽视;工具发达,使人类的体力支付减少,肉体功能衰退。因此,现代人本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全面对科学理性神话开始反思、解毒,以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将感性生命本能推向顶峰。
    第一位掀起非理性狂飙的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把人的情感意志、下意识的心理本能、生命力等当作一切存在的基础。另一位非理性主义鼻祖尼采,言称一切从身体出发,他不仅宣布“上帝死了”,而且也宣告了理性的毁灭。弗洛伊德则开掘了人类无意识领地,把非理性从唯意志论推到本能论,他在肯定人类的文明同时,又批判文明使人的本能受到压抑,力比多得不到直接或间接的释放。而海德格尔在20世纪的历史路口树立起死亡哲学,指出人虽然是一种奔向死亡的存在,但此在的人应当抓住机会,积极行动,培养起面对死亡的勇气,寻找自己的能在。
    “颓废”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生命哲学用语言向世人昭示了生命存在由“内在感性生命”所支撑,那么,“内在感性生命”何以表现?正如苏珊•朗格所说,语言是推理性的文化符号,“语言对于描绘这种感受,实在太贫乏了。”[3] 为了更明朗、更直接、更忠实地再现和表达感性生命的躁动,在非理性生命哲学的语言触角尽头,现代体育作为以躯体运动来表达感性生命的呈现性的文化符号,接过生命哲学的接力棒,首先在西方得以诞生和传播。
      2.2 现代体育的“原典”价值
    现代体育作为呈现性的躯体文化符号,与生命哲学交织在一起,在构筑着西方非理性的经纬。它以形而下的躯体运动,揭示着形而上的生命哲学。尼采的强力意志,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斯宾格勒的血液,海德格尔的烦畏死亡,都在体育运动中得以诠释:人们参与体育运动不仅沉浸在酒神式的迷狂中,而且也表达着人们对生命意志不可穷尽的赞叹;体育运动中的比拼冲撞每每蕴含着内驱力的冲动和力比多的升华;运动场上的对博,其实就是血性本能的上演;而通过体育活动改善身体形态机能、享受合目的的美感,不能不说是在死亡的监督下,珍惜生命,摆脱烦畏,寻求能在。
    说到这里,现代体育在近世西方诞生,倍受青睐,如果说它可以锻炼身体,但又岂止于此!如果说它能为国争光,但这又岂是它的本意!我们不妨说,现代体育的“原典”价值就是:以一种肉体的沉醉,对生命原始形式的重温,对人的感性能力的开掘与探究,对文明社会规训的突围。正因如此,现代体育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以荡人心魄的魅力,已经成为强有力的没有语种的语言,在全球范围内被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用躯体在竞相言说着。
        3 晚近中国体育溯探
    回顾晚近中国体育的百年历史,可圈可点之事真是太多太多。本文解读尚力精神,重在从“文化心理结构—行为实践领域”的主轴,简要溯探百年中国体育。
      3.1 晚近中国体育的思想因子—尚力思潮
    晚近中国,列强入侵,古老国度的更新变化前所未有。随着西方先进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入,“情理相互激荡”[4] 的启蒙主义思潮卷席着中华大地,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百年前世纪之交的中国启蒙话语,由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所领导,先哲们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理性和民主政治,而且还借鉴古希腊斯巴达精神、日耳曼文化、西方近代体育等异域文化,参照进化论学说、尼采哲学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激起了一股推崇力量的思潮,总的来说是从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方面是对尚柔主静、重文轻武的儒道文化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互补为特征,儒家“子不语力”,道家“尚柔守雌”,同时在政治上偃武修文,先哲们批判由此而导致的中华民族整体无意识的“缺钙”,以及造成的近代中国“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积弱积贫状态。另一方面是对感性生命力量的正面阐述。例如,1895年,严复最早吹响了“鼓民力”的号角;梁启超也呼吁同胞们练其筋骨,习于勇力;而一生崇尚力量的谭嗣同则在《仁学》中开列出十八种力。“力”在五四时期的诸多先驱那里进一步得以扩展,陈独秀召唤人所失去的“兽性”[5];而鲁迅则把体质的“力”转为对生命内在情感意志力量的推崇;闻一多也强调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原始的野蛮的力”,它只好自认为是“天阉”的民族。
      3.2 晚近中国体育的曲折发展
    诚如梁启超所言:“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6] 中国大地上兴起的尚力思潮,使中国新文化领地升腾起雄健之风,使国人意识到“强国之道,重在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7],促使新教育形成“德、智、体”素质并重的布局,学校体育在新教育中确立了不可取代的地位。近代尚力文化思潮和新教育的诞生,又催生西方体育以各种渠道在中国的传播、提倡和研究,如外国组织和个人的输入,出国人员的学习,出台体育政策法规、组建体育团体、开展体育竞赛,以及先进体育思想的形成等等。
    统而观之,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们对“力”的崇尚,是主动引进研究“体育”的深层思想背景,他们重视体育对国民的外在体魄和内在情感意志力的双重塑造,这也为本文的“尚力精神”提供了可鉴之资。然而,“救亡压倒启蒙”[8] 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因此,这个时代对政治变革的要求远甚于对体育乃至民族文化转型的要求。以至于西方体育被引进中国,从开始就无法避免国人体育观上的功利主义倾向,成为政治的工具,西方体育的“原典价值”自然得不到体现。
        4 当代中国体育——回归人性的需求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中国全面的现代性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制度、文化发生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9],尤其在中国大地上大众文化时代的降临,体育运动在中国越来越表征出“文化符号”的“骨相”:高层竞技体育彰显国家民族的强盛,健身体育关注个体和国民整体的体育素养。而这些都是以人们对感性生命本能的追忆、追求为基础,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
      4.1 拯救躯体的委顿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尤其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大众本来就不强壮的骨骼肌肉和素来就不奔涌的血液面临着更加钝化的境遇,因而,体育运动为促使“人的自然化”,拯救躯体萎钝提供了必要的场所。比起体育的政治功效,人们更希望以体育运动对身体施加负荷,促进新陈代谢、加速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增加肌肉力量、控制身体重量、塑造俊美体形、保持精力充沛等等,达到强化自身的体质的目的,唤起个体对强悍生命原型的回忆。
      4.2 宣泄感性本能
    当代工业社会对躯体的规训和惩罚,比马克思时代更加严重,人的感性本能被变本加厉地挤压破坏,从而导致生命的堕落,如酗酒、斗殴、吸毒、性放纵等,这种躯体近于疯狂的自我报复,不仅伤害个体,而且践踏社会秩序。为了给可能危及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本能冲动(攻击性、侵犯性、破坏性)提供发泄的渠道,人们走向体育场馆,带着一具解禁的躯体,投入体育运动,让体育运动担负起原始的抒情功能,使被现代社会反复揉捏的本能原欲在体育运动中得到流泻,使人性在体育运动中得以解放和升华。
      4.3 对生命的审美关照
    在当今大众审美的视域中,体育的作用不在于其保家卫国、救亡图存,也不在于其纯生物学意义上的健康养生的功效,代之而起的是它的游戏特质。体育的这种游戏特质,令参与其中的人激起人性得以自由的“游戏冲动”,让人们摆脱了对体育狭隘的工具意图,产生了“无目的而合目的”[10] 的美感,满足了人类存在的审美需要。在人的单向度发展甚为严重的今天,人们凭借体育,把力量、勇猛、血性、狂野、激情、欣慰、忧伤、愤怒,自由地呈现出来,表达对生命力量本身的咏叹,让生命力从生理本能的层次延展到心理与精神的审美层面,完善人的生命结构。
        5 尚力精神的建构
      5.1 尚力精神的诠释
    行文至此,我们理清了现代体育的“原典价值”,回顾了近代中国先哲们对“力”的发现,环视了当代中国体育角色的变化,基于此,尚力精神可以界定为:以“力本论”为轴心,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崇尚追求体力、意志力和生命力的意识和信念。
    “尚力精神”有如下三层内涵:(一)在生命肌体方面,追求强壮的体魄、强健的体能。强壮体格、强悍的体能,是人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自保自存的动物性本能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外化形式,体育运动强身塑体生物学功效,与人的动物性自存本能需求具有逻辑的对称性,所以,通过体育运动追求身体的健壮是尚力精神的最根本的内涵,舍此便无从谈及其他。(二)在内在意识方面,彰显丰富个性情感和坚强的意志力。体育运动不是简单的强体操练,不是纯生物属性的身体改造过程,它以其特有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激发人们追求强者感应,从而丰富人的个性情感,表述自己的权力意志。(三)在参与竞争合作中,融体力之强和毅力之强,实现对感性生命强力的审美观照。体育运动是美的形式,适合人的“内在必然性”的尺度,因而,人们在体育运动中倾注着诸如健康、美丽、欢乐、公平、正义、友谊、和平、进步等人类美好的情感和善良的意愿,激励人类迈向美好的明天。对感性生命强力的审美观照,可以说是体育作为文化符号的核心价值所在。
    尚力精神蕴蓄着体育的文化符号价值所在,是对体育运动所投射出的人类生存本能和生命意志的提炼和升华,它不仅与人的需求和当今时代的呼唤相吻合,而且表征了现代体育运动能指的全息图像:体力 意志力 生命力。在这样一个全息图像中,“体力 意志力 生命力”,三位一体,犹如一个层面有别而与色泽相关的三棱体,简洁地展现了当代中国体育应然的价值所在,如果这个三棱体缺少任何一面,体育运动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都将被平面化,简约化。
      5.2 建构尚力精神的现实意义
    尚力精神不仅是对现代体育运动经验性的终结,而且还有超验性思考。在“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仍占上风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尚力精神的提出或许更有益于展现现代体育在中国的时代价值。众所周知,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体育事业空前发展,但是体育在中国的地位与西方国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近世中国的动荡变迁使体育一开始传入我国就变了味的话,那么“实用理性”的文化传统则是体育在当今遭遇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
    与西方传统精神源自古希腊不同,中国传统精神源于先秦时期。先秦思想文化肇始于“巫史文化”,以对社会致治之术的探索为目的,注重人事与人伦的研究,而“人格神”、“彼岸世界”等不在他们的兴趣范围之内。先秦诸子中又以“中国实用理性的哲学”[11] —孔门儒学最为典型。儒学经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从隋唐直至满清,随居于中国思想大系之正统,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性、功利性、世俗性、中庸性,并“散射”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群体本位的人际观、官本位的立命观、无超越信仰的宗教观,等等心理元素,同时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缺少充满动物生理性的酒神精神的酣畅发扬。
    时值当今,随着百年来传统礼教的崩溃和传统心理的转换,“以性欲和兽性作为生存意志的核心、作为个体存在价值甚至归宿的感受、体验在当代文化中已大有呈露。但圣爱和圣爱与兽性相纠缠,肉体与精神的虐待与受虐待等等心理情感,则仍然相当缺如。”[12] 因而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仍然以极大的惰性力,抵触、抑制了以征服与反征服、肉体与精神的虐待与反抗、以及充满酒神式的迷醉为核心的现代西方体育,使在西方拥有高贵地位的现代体育,在中国遭遇到欧美人难以想象的尴尬。其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视体育为增强体质、祛病养生之妙方,“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仍是中国体育的家训。其二,群体为本位的人际观,关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冷落了“更高、更快、更强”。其三,以官为本位的立命观,把体育当作不能求权发财的“杂耍”。其四,无超越信仰的宗教观,使内涵丰富的体育运动被还原成为低级的肢体操作,难以体会这种高级文化符号的神圣庄严。最后,实用理性的传统蔓延到学校体育领域,则表现为体质论一直处于上风,技能论难以抬头;而学校体育的局外人,则视体育为“小三门”之一,再干脆些,就以“玩”概之。
    一言蔽之,中国人主流的体育意识,一直未能绕开实用理性的暗流,而这些意识的反作用又极大地阻碍着中国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既然“尚力精神”的语素已经被提炼,那么我们希望它能够稀释溶解实用理性的文化沉淀,使国人转换视角,不再把体育当作养养生、跑跑步、玩玩球、跳跳绳、耍一耍、乐一乐便可以了事的、甚至可用劳动取而代之的简单肢体活动,并借助体育运动强化大众的体力、意志力和生命力。
        6 结语
    以上,本文以“符号-文化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体育作为“人性圆周”上的文化符号为逻辑起点,把握社会历史的脉搏,建构了“尚力精神”,目的是使现代体育文化闪耀出其本在的人文光辉,并对此语素有着前瞻式的期待。人类历史已步入21世纪,现代文明飞速发展,人的自我异化也如影随形,尤其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加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现代性的“二律背反”难题。中国体育事业作为消解“二律背反”难题的重要力量,我们期待尚力精神能为其提供新的价值视域,推助中国体育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表现出应然的历史自觉性,日益成为宣泄强化国人感性生命强力、体现个体的主体性、消解异化的最重要的场所。当然,本文对尚力精神的建构和研究只是个开始,现成文止此,希望能与师友同仁们交流,并期盼大家给予“建设性”的指导。
 
 
 
【参考文献】      
    [1]本文所指的“现代体育”中,“现代”依据的是西方于19世纪完成工业革命以后,进入“现代性”的文化时间,而非物理时间。因此,当前汉语语境中所使用的“体育”一词,不论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可以说就是指“现代体育”。
    [2]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87.
    [3]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01.
    [4]在我国学者张光芒看来,中国启蒙主义者由于将自由意志作为人的价值建构的支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的启蒙主义,既非单纯对情感的推崇,也非只对理性的张扬,而是对自由意志的高扬。(参见张光芒.启蒙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75. )
    [5]陈独秀. 陈独秀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35.
    [6]夏晓虹编. 梁启超文选(下卷)[M].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29.
    [7]成都体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08.
    [8]李泽厚. 中国思想史论[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598.
    [9]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9.
    [10]康德著,宗白华译. 判断力的批判•(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4-65.
    [11]李泽厚. 世纪新梦[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5.
    [12]李泽厚. 历史本体论[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123.^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淮南师范学院体育系。(江苏 淮南 2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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