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之在与断裂的弥合
—— 从里法泰尔的“不通”概念说开去
Ungrammaticality ， 不能只按照字面意思 理 解为“非语法”，其意义并非“不合文法”所能涵盖，似乎唯有返璞归真一般地译为“ 不 通”，方能最大限度地传递里法泰尔的本意。 不通，实际上是贯穿在里法泰尔诗歌符号学理论中的一条隐性线索，从诗歌符号表意到文本构成，再到文本解释，几乎都无法绕过这一概念。
一
诗歌符号的表意特点决定了不通的存在。
诗歌迂回地表达概念和事物，是里法泰尔在《诗歌符号学》中提出的一条基本原则，“简要地讲，诗歌描述一种事物，却意味着别的什么。 ” [1] 在他的论述中， detour ， indirection ， periphrasis 等近义词多次出现。诗歌意义的迂回表达有三种可能的途径：替换（ displacing ）、变形 (distorting) 和创造新意 (creating) 。
替换，意味着符号从一个意义转向另一个意义，一个词作为转喻或隐喻代表另一个词。“和一首诗的特质相关的符号不必一再重复。它作为一种范例的变形或不变量的变体被感知就已足够。 ”[2] 重复是实现诗性的一种方式，比如郭沫若的《凤凰涅??》中： 一切的一，芬芳。/一的一切，芬芳。/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 “一”、“芬芳”和“火”分别重复数次，形式美感和气势都很足，但三个词语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它们的并置只是迷狂状态下抒情主体的呓语吗？表层是三个词语的重复，而深层结构框架里则是核心符号“火”的迂回复现。“一”，指原初、整一，为涅??之火的隐喻。芬芳，在整首诗中有其他替代词，“和谐”、“悠久”等，联系起来看，是涅??之火的修饰语。在“火”的变体序列中，凤凰向死而生的悲壮、热情和激情，喷薄而出，酣畅淋漓。
变形，指不符合常规的词汇、语法和修辞出现在文本中，由于它们与读者的日常经验和生活常识相背离，含混、矛盾或无意义随之而来。 “当一只青蛙在草丛间跳跃，/我仿佛看见大地眨着眼睛。” （陈敬容《雨后》）喻体与喻旨之间的距离，带来陌生感。“憔悴的杯卮里， / 葡萄尝着橄榄的味了呢。”（辛笛《夜别》）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穆旦《春》）葡萄如何尝着橄榄的味？火焰何以绿色？看似矛盾，诗意却更耐寻味。 “踏在脚下的太阳，未成形的/力量，我们丰富的无有” （穆旦《海恋》）“丰富的无有”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悖论，情绪却更张扬。有论者在分析马蒂斯的绘画时，引用到画家讲过的一句话“我从客体走向符号”，并对此作出评述：“对他来说，真实客体是不重要的，绘画中他所呈现的都是自创的符号。 ”[3] 更确切地说，画作跳过对象，符号直指解释项；上面说到的诗歌变形，也常常跳过了具体对象，而惯常的阅读又总将诗歌表意与现实对照，自然会有不通之嫌。
创造新意指诗歌符号服从文本空间的组织原则，而脱离既有的语言规则。此种情况下，文本提供了自足的意义空间，废名的《星》是典型的例子：
满天的星，
颗颗说是永远的春花。
东墙上海棠花影，
簇簇说是永远的秋月。
清晨醒来是冬夜梦中的事了。
昨夜夜半的星，
清洁真如明丽的网，
疏而不失，
春花秋月也都是的，
子非鱼安知鱼。
星和春花，海棠和秋月，两两并置，并无需考究可或不可，后面的诗行交代了，是梦中的事。顺势容易想起，“春花秋月何时了”，冬夜一梦，春花秋月还真是往事了，“往事知多少”呢？星如网，还是明丽的网，又是一种陌生的组合，“疏而不失”的是往事，记忆满满。诗中陌生化的意象组合，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因为“子非鱼安知鱼”。
三种迂回，作为诗歌表意的重要特征，带来多方面积极影响，增强诗歌语言的弹性、丰富意义、加大文本张力。与此同时，任何一种迂回表达法，都毫无疑问地会影响诗歌对现实的描写或模仿，即危及诗歌的逼真性，使读者的常规期待落空，也使一些不通现象出现。“不通”，带来的是“不懂”。
以上问题，不真正成为问题。
里法泰尔在《描写性诗歌的诠释》一文中指出，诗歌中的逼真性不是要把读者带向逼真性本身，“即使对树干的描述碰巧是忠实于实际情况的，深层含义的因素仍是基于根本的、不变的主题上的多声部乐曲似的变异。 ”[4] 如此，迂回表达法恰是超脱指称谬误（ the referential fallacy ）、构建诗歌深层意义的有效方式。
二
文本中核心语（ hypogram ）的展开，双重符号、互文的存在，颇为复杂，且往往纠缠在一起。多层结构形式，使得诗意分层，一部分显露，一部分被藏匿起来，在可见的层面上，或较为直观的层面上，常陈列着种种不通。
首先，核心语，在一首诗中占据非常关键的地位，因而核心语及其展开过程一旦被扰乱，就必定会威胁到诗歌整体意义的理解。
核心语之义素（ semes ）和预设（ presuppositions ）类型中，新造词可能难以被接受和理解，主体和他的预设矛盾，或干脆取消了预设。里法泰尔给出的例子是： I see a no-sight. I hear a no-sound. 我如何看见 no-sight ， 听到 no-sound ？它们是从抽象意义向形象符号的转变，转变之前的表达理解起来畅通无阻： I see (hear) nothing .[5]
既有词语（ cliché ）作为核心语时，它的固有意义有时被加入异质意义，即符号化的既有词语被扰乱。诗歌中单一的序列同时产生两个相互冲突的体系，我们阅读一个序列却感觉到另一个序列的表达。序列之间的交叉、干扰，改变了既有词语的固定组合方式，而这种因改变而带来的无法理解的无意义，在组合层面上，保证了两个体系内的双重合理性。
核心语的第三种类型，描绘体系 (descriptive systems) 中的不通出现于相关序列和核心语关联的薄弱之处。此类不通较难辨识，又是诗歌文本构成中常见的一种类型，因此，笔者试图结合具体文本对其作详细分析。一般来讲，核心语如同大树的主干，围绕它展开的相关符号序列，则是伸展出去的枝蔓，均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脉络谱系。这只是圈画出一个大致范围，和方向无关，展开序列可以同向补充核心语，亦可有意从相反方向切入，言在此而意在彼，但大体上表意还是清楚的。例外的是，有些诗中，核心语的展开显得极为松散，几乎呈断裂状态：
每天看太阳从窗前走过，/每天想一个奇怪的地方：/“时间”永远不从那儿经过。/我又猜不清那地方是什么颜色：/我猜那地方该是绿的，/却怕它像秋叶一样变黄；/我猜想那地方该是红的，/又怕它像春花一样凋谢。/也许那地方就是白的，/更怕有人去写上历史的年月。/我愿伴他去那儿旅行，/有谁能告诉我那儿的颜色。(李广田《颜色》)
诗题为“颜色”，诗中写到三种色彩，又推翻了三种色彩，色彩的不确定性在诗中两次出现，尽管占用了大量篇幅，但此诗的核心语不是颜色，而是一个地方。在地方的描绘体系中，时间成为最重要的变体，通过彻底取消时间的方式，来完成对地方的抽象确认。颜色和取消了时间的地方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因而颜色越显赫，它在诗中的不和谐感就越强。不通出现的地方，文本断裂之处，又通常是深层意义在召唤我们的所在。
“我”猜颜色的过程，实为诗意不断具体化的过程，“我”企图用颜色来定位这个奇怪的地方，也就是为地方寻找一个标记。“秋叶变黄”和“春花凋谢”是典型的时间流逝图像，“写上历史的年月”更是时间的记载，诗中列举的三种颜色都无一例外地和时间相关，这是弥合颜色与地方裂缝的关键点。表面写颜色，实则刻画时间，绿，红，白，都无法摆脱时间的侵蚀，无法从时间之流中抽离而去，也就无法成为“我”想要的标记，至此，颜色汇入核心语的变体之中。
时间永远不经过的地方，在哪里呢？诗的最后，“我”只好求助于他人，谁能说出脱离于时间的颜色？整首诗充满着迷惘的气息，迷惘之中又有对微茫的理想家园的探索和追问。唯有仔细辨清核心语，探寻其展开方式，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断开的部分重新弥合起来，才有望在某个瞬间抓住一首诗的精妙。
其次，双重符号在文本中的意义取向，暧昧不明，含混游移，从而给诗歌的理解带来困扰。它们同时和两套符码或文本相关，一方面传递表层意思（ meaning-conveying ），另一方面具有深层意义（ significance-carring ）。
标题是双重符号。一则，标题不仅和诗歌正文相关，也和文本之外的另一文本相关，若忽视标题的双重指向，意义理解必然受阻，但两相辉映之下，诗歌将得到更好的解读。二则，标题和诗歌正文相关的同时，还指向一个符码，它为诗歌的话语游戏找到依据，各种词语、符号之间不再毫不相关，在这个层面上，互文性成为文本性的动力。作为符号文本的诗歌，标题是它的六大伴随文本之一，称为副文本，和文本解释密切相关。作为双重符号的标题，更是文本中不容忽视的解释项，拥有复原散落碎片的魔力。
辛笛有一首诗，题为《孩子》，诗中写到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他的游戏色彩斑斓，他的世界千变万化。孩子向往大海，有博大梦想，欲乘船追浪，探测地球。梦想和游戏并置，“伸一伸手臂”就可以“戳破苍穹的大幕”。然而，孩童天马行空的思维遇到了挑战，诗中忽然出现的老人，戳破了他的梦想：
孩子仰问老人
老人笑了
“同是一只橘子而已”
孩子去了
贝壳如故
天地惟一老人
坐对此光此海之圆之寂
此处所引内容为后半首诗，和前半首风格相差甚远，“仰问”句拉开了一道裂痕，到“同是一只橘子而已”，文本已然断裂。孩子和老人之间的问答，只寥寥数字，且扑朔迷离，问的内容没有出现在文本中，答者如同参悟。孩子 / 老人，若作对比解，这诗不但没有新意，而且文本支离破碎。
诗题“孩子”，除了指向文本中具体的孩童之外，还暗含一个人成长的初始阶段，如此，老人不是另一人，而是另一段人生。孩子 / 老人，二者合一，作同一人解，重读后半首诗，前面遇到的问题，竟迎刃而解了。“仰问”句其实是自问，问题省略得非常妙，过去的自己问现在的自己，或者说，现在的我恍惚间看到从前的自己，所以，笑了，悟了。贝壳如故，大海如故，孩子蜕变为老人，生命轨迹悄然、必然地划过，大音希声。
位于两个序列在语义或形式结合的交叉点上的双重符号，面临一种被选择的状态，此意或者彼意，抑或，此意彼意兼具，一旦选择不当，就会出现讲不通的局面。比如法语词 oubli ，既指“瓦夫饼”也指“忘却”，对《葬礼》一诗，若只注意到小贩叫卖瓦夫饼，则顿觉突兀，葬礼的肃穆场面和日常街头的喧闹难以和谐对接。而“忘却”义被彰显后，“ oubli ”就出现在日常生活场景序列和葬礼序列的交叉点上，这个双重符号同时指向温馨、吵闹的日常和冰冷、死寂的葬礼，记忆和忘却同在。
核心语有时又成为隐蔽的双重符号，这一双重符号没有完全出现在文本中，也就是说，读者单靠给定的文本不能挖掘出相关意义，必须结合已有的词语和文本来理解。
三
里法泰尔如此界定读者的阅读：“只要不通问题没有解决，他的阅读就是错误的，他的任务就还没有完成。 ”[6] 换言之，诗歌中的不通一定有其意义。这一界定，建立在“符号必有意义”的基础上，“任何感知，只要能被当作意义的载体，就成了符号。这个断言是人作为人的存在需要。我们不能容忍感知到的世界缺乏意义。因此任何符号必然有意义” [7] 。既然如此，阅读就必须读出不通的意义。对读者来说，解开不通设置的种种谜面，深入理解诗歌符号学，需要独特的阅读方式。
里法泰尔指出必须区分诗歌阅读的两个阶段，即教学式阅读法 （ heuristic reading ）和追溯阅读法（ retroactive reading ）。教学式阅读法，从模仿的角度分析诗歌，读者关注语言符号指涉的客观对象、事件或概念。这种阅读困难重重，诗歌中的断裂、矛盾、无意义等现象无法得到解释，只能 把诗歌带入解释的死胡同。不过，“我应当强调再强调，这种初次阅读的障碍，孤立地看，损害了文本意义，但又正是符号表意的指南，是在通向更高系统上意义的钥匙，因为读者更明白了这是复杂结构的一部分 ”[8] 。
在教学式阅读的启示下，诗歌阅读必须进入第二个阶段，才能拨开表层迷雾，进入文本深层。追溯阅读法跨过模仿的藩篱，对文本进行反复扫描，表层的不通和深层意义网络的合理性所构成的双重符号，迫使读者读出诗歌意义。追溯阅读法呼应了迂回表达法，避免了简单将文本和现实对应起来的企图。追溯阅读法对文本的反复扫描是动态过程，阅读无休无止，诗歌可以被无尽地进行再阅读，是为诗歌的符号学阅读。
追溯阅读法似乎是里法泰尔解决一切阅读问题的法宝，《诗歌符号学》中大量的精彩解读足以为证。里法泰尔对追溯阅读法所作的大致描述，及其精细独特的阅读实践，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对于阅读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或关键点，他未作归纳，这种疏忽恰是出于对阅读本身的专注。在熟悉并理解里法泰尔诗歌符号学主要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勾勒并重绘追溯阅读法的问题图像，并探寻此种阅读法可能的理论来源。
无意义和断裂，不通的两种文本呈现，正是阅读出发的地方。
巴尔特有一段话，巧妙地讲到文本中非均质（ isotrope ）的东西对符号学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你若是将圆钉敲入一块木头，敲钉之处不同，木头也便会有相异的阻力：可说木头不是均质的。文也不是：边线，缝隙，皆不定。一如（今日之）物理学须适应特定环境、特定领域的非均质性，结构分析（符号学）也应意识到文中的极细微的阻力，其纹理的不规则排布。 ”[9] 巴尔特提醒我们，文不是均质的，有着不确定的边线和缝隙，同时文本中那些不明确的、隐藏起来的内容，在召唤着解读的介入。不通，也正是均质画面中的非均质成分，在这一点上，诗歌比其他文体更为明显，其非均质成分不只是阅读的障碍，更是解谜的一把钥匙。
无意义，在诗歌阅读中经常遇到，词语之间以各种矛盾的方式，取消组合的意义传达。而无意义不是真正的没有意义，只是因为诗歌打破常规而使诗意难以被理解。无意义是诗歌的一种特殊符号，它更多地指向自身，表现诗性。在释义压力下，无意义的深层意义一定会被挖掘出来。
断裂，至少包括三种基本类型：其一，因背离诸种常规致使文本意义无法被接受，此谓语境与文本的断裂；其二，诗题，某些词语、符号等存在两种或多种解读，它们要么分布于不同的意义序列，要么需要经过挑选而择其一种进入意义序列，此种模糊复杂往往会导致文本内部的意义断裂；其三，文本中之文本的扰乱带来断裂，见于文本与另一文本的对比中，可以说被扰乱的文本为一个意图表象，潜藏着等待被发掘的多种意图可能。
三种断裂形态各异，但都和扰乱相关，当然扰乱的对象不尽相同，分别为：外在的语境、文本的意义结构和文本间的关系。无意义也多是扰乱语词的结果。种种扰乱是堆放在阐释之路上无法绕过的障碍物，迫使阅读速度放慢乃至停下来，这时候，如果不轻易放弃，而选择重新开始新一轮的阅读，不通表层背后的深层意义就有望被寻觅到。追溯阅读法的要义和旨归，恰是从意义空白和文本裂缝处出发，探寻不在之在与断裂的弥合。
诗歌的超规定性（ overdetermination ） 特点，为不通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庇护，也为解诗学不通问题奠定基础。
超规定性 ，是诗歌文体的一大特点，突破语法的约束，超越对现实的一般模仿；“描写便由表面意义深入一层，使读者了解到它的象征的含义。这种现象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超越了句子的界限，延伸到整个描写系统。 ”[10] 因此，对描写系统中某一成分的理解，就不应只是停留在直观叙述的层面，而应当放置于语义序列的替换和迂回中，去把握它的深层意义。
邵洵美笔下的女人在唐诗和天虹之间跳跃：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诗——/你用湿润的平声干脆的仄声，/来捆缚住我的一句一字。//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我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我不知道你的脸红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 （《女人》）。废名常写出静态物的生命，以及物对人的指示和影响，如： 灯光好像写了一首诗，/他寂寞我不读他。/我笑曰，我敬重你的光明。/我的灯又叫我听街上敲梆人 （《灯》）。 里尔克可以在玫瑰花瓣和裹尸布之间画上等号： 多少次我看见你，玫瑰，幸福而干枯，/——每片花瓣都是一块裹尸布——/在一个香匣里，一根灯芯旁，/或独自重读的一本喜爱的书里 （《玫瑰集》）。
上面引用的诗中，都有超规定性的成分，比如收藏起来的干玫瑰花瓣，一般默认为一段情感记忆的凝缩，一个记忆的符号，诗中却说是一块裹尸布。裹尸布带来令人惊悚的恐怖感，似乎很难和花瓣的美丽联系起来。最后一行诗中的三个转喻，分别指向逝去时光中的某个片段，裹尸布，作为生命离去的意义序列中的一个符号，恰恰成为时光流逝的形象比喻，也可以说，裹尸布是对时光流逝的具象凝固。显然，超规定性给予诗歌潜藏的能量，使阅读成为探测宝藏的过程，伴随各种尝试和努力， 追溯阅读法终可使诗歌获得不可解之解和无理而妙的效果。
经里法泰尔细密扎实的阐发之后，诗歌中四处蔓延的不通问题，清晰明朗起来，不通实为诗歌的一种特殊品质，但并不是说，不通的诗歌一定是好诗，同时好诗也不必一定要有不通之处。里法泰尔看重的是文本，文本中的空白、裂缝，还有从这些问题开始的阅读。因此他说：“诠释不需要很多语文知识，不需要博学，也不需要了解某个时期内的思想规范或社会习俗，只要了解把思想标准和社会习俗译成信码而加以收录的语汇即可 …… 如果评论家企图从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重建批评标准并以此来探测作者的意图，那么他所获得的作品的‘真正的意义’只能是臆测。” [11] 作品真正的意义，无法通过外在强加的切入角度获得，这一点和阿尔都塞的阅读理论相似。由此出发，仔细对照二者的阅读理论之后，发现里法泰尔的阅读的两个阶段和阿尔都塞的两种阅读有强烈的可比性，追溯阅读法对不通的解读与症候阅读法亦有相通之处。
阿尔都塞在《从 < 资本论 > 到马克思的哲学》的长文中，对马克思的阅读进行了再阅读，他具有清晰的方法论意识，并表现出结构主义的倾向，注重对深层结构意义的挖掘。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的阅读，在充分注意到这一总体方法的前提下，阿尔都塞仔细地把马克思的阅读分为两种：
第一种阅读“就像是通过栅栏来阅读一样。在这种阅读的过程中，斯密的著作通过马克思的著作被看到并且以马克思著作为尺度。这种阅读的结果无非是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记录，是对斯密的发现和空白、功绩和缺陷、他的出现和不出现的总结。实际上，这是一种回顾式的理论的阅读。” [12] 栅栏是参照系或标准的隐喻，从一种预设的理论出发，对另一种理论进行阅读，那么被观照的理论只是在接受一场检视，检视中出现的问题基本是依据预设的理论得出来的。这种阅读实际上把认识归结为看，却无法真正理解阅读对象，更毋庸说与之形成有效互动。里法泰尔的教学式阅读，也是设置了栅栏的阅读，阅读中意欲模仿的一切都是其栅栏，而诗歌符号并非一定要有明确指向的现实对象，语词和诗行的组合也无须遵循或反对某种常规或理论。
第二种阅读方法，阿尔都塞称为症候阅读法，“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两种阅读法都涉及到两篇文章，且第二篇文章作为第一篇文章的尺度，但二者又有区别，症候阅读法中“第二篇文章从第一篇文章的‘失误’中表现出来” [13] 。如同追溯阅读法，症候阅读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互文的阅读。文本中的失误、缺口，恰是打开狂欢理解的闸门，一个文本中的裂缝，通过另一个文本来弥合。症候式阅读法对失误对问题的重视，在追溯阅读法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尽管阿尔都塞指出他的阅读方法仅限于对理论文章的阅读，但我们还是看到，里法泰尔在诗歌符号学中，执着于对不通问题的思索，成功进行了症候阅读法的诗歌阅读实验。
四
从符号表意到文本构成，不通必然地出现于诗歌中，里法泰尔对此极为重视，并找到应对办法，即追溯阅读法。教学式阅读中遇到的困难，在第二阶段阅读的回环往复中，被一一克服。倒也不是此种阅读有多神秘，而是“只要有相应的元语言，就不可能有无意义符号文本。在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意义是缺场的，但是意义的存在却是事先确定的。元语言的定义，不允许一个文本得不出任何解释意义” [14] 。元语言先在地保证了任何文本都有可解之意，即使零符号的无意义也是一种意义。
元语言大体上有三类：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和符号文本的自携元语言。在具体的释义活动中，三者经常交叉起作用，而里法泰尔在讨论不通问题时，更多涉及到的是自携元语言，这和他坚持的文本中心论有关。比如，他讲到一个例子：我们常说 “身体是灵魂的囚室”，一首诗反其道而为之，改为“灵魂是身体插销上的一把锁”，这个诗句如何讲得通？因为隐喻，“是”的两端可以任意组合。诗歌中常见的自携元语言之一就是比喻，千奇百怪的不通集中出现在有比喻的诗行里。更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艾吕雅的两行诗：“地球蓝得像个橘子 / 没错，词儿从不撒谎。”橘子和蓝色的关联，不仅靠比喻，还有赖另一种元语言 —— 文本自携的评论元语言。相反，如果文本中这些自携元语言没有被注意到，解诗就会受阻。
20 世纪 30 年代《现代》杂志刊登的读者来信中，有集中说到诗歌难懂问题的：“使我如入五里雾中，不得其解 …… 如《檐前》一首诗中所写：‘骆驼足音似的辽?榈谋狈纭?rsquo;北风加以辽?槟茄?男稳荽剩?严硬话玻?颐遣荒芩凳裁囱?氖窃斗纾?裁囱?氖墙?纭６?硗庖桓鲂稳荽剩?嫱兆阋羲频模└?切?埃?rdquo; [15] 诗中的比喻义完全没有被读到，只是按照表面的意思组合词语，自然会难以接受。这个例子，同时也关乎读者的能力元语言。
里法泰尔在整部《诗歌符号学》中，基本没有考虑读者能力的问题，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不通论述丝毫没有退避之所，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相对清晰的分析和解答思路。在符号学方式下，里法泰尔的理论对诗歌文本形式的分析、文本深层结构的发现、诗歌“不通”问题的思索作出了重要贡献。《诗歌符号学》的结语部分，又一次强调：“一首诗当中的任何不通，都是别处（也即另外一个体系中）的合文法符号。”诗歌符号兼具一显一隐两个层面：“文本的不通，互文的合文法；模仿体系中的置换和变形，符号坐标上的合比例和正确放置” [16] ，指引我们穿越诗歌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恰隐藏在文本的不可见部分，在文本裂开的缝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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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5][6][8] [16] Michael Riffaterre ， Semiotics of Poetry ， Bloomington ：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 1978 ， p. 1 ， 3 ， 54 ， 150 ， 6 ， 164~165.
[3] 刘纪蕙：《故宫博物院 vs 超现实拼贴：台湾现代读画诗中两种文化认同建构模式》，《中外文学》， 1996 年 25 卷 7 期。
[4][10] [11] 里法泰尔：《描写性诗歌的诠释》，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375、375、37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7] [14]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48 、 232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9] 罗兰·巴特：《文之悦》，屠友祥译， 47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2][13]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 < 资本论 > 》，李其庆、冯文光译， 6~7 、 16~17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
[15] 见《社中谈座》之一“关于杨予英先生的诗”，《现代》， 1934 年 5 卷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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