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以妇女文化博物馆为例

屈雅君/傅美蓉

【内容提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性别文化表征研究，但这一研究在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下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任何博物馆的展览都是一个建构的事件，一种复杂的意指系统。在分析展品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的基础上，检查意义的生成、传播和交流，考察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下的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在文化表征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通过话语方式卷入了性别意义的争夺。展品正是通过进入话语实践系统而参与了性别意义的争夺，进而深入到社会实践层面。

【关 键 词】性别/表征/博物馆/意指实践Gender/Representation/Museum/Signifying Practices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几乎看不见妇女自我呈现的形象。无论是在历史学的叙述中，还是在文学的叙事中，妇女的表征(Representation)①往往既通过展现的“在场”而运作，也通过未展现的“缺席”而暗示。值得关注的是，男性通过把自己普遍化介入妇女生活，而这种介入因其自身的普遍性却并不被视为文化殖民。寄生于男性文化中的妇女由于没有坚实的自我身份，常常不得不以“群体”身份言说自我。妇女虽然没有得到直接表征，但这一群体的“缺席”却不可避免地得到了表征。因为在剥夺妇女自我表征的权利后，男性迫于统治的需要仍然必须想象妇女：“如果权力要从内部规范他们，还必须能够从外部想象他们。”②当然，在被“想象”的同时，妇女也从未停止“想象”男性与历史。她们不仅想了解男性所叙述的历史及其真实性，更想弄清历史是如何被虚构并被篡改的。对这些问题的“想象”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重建妇女的历史与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学者开始致力于性别文化表征研究，不过，这一研究在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此，希望通过对博物馆语境下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的考察，探究妇女自我表征的一种可能性。

    一、博物馆、性别与文化表征

    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是1868年法国传教士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馆。直到1905年晚清状元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座博物馆。曹兵武在《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一书中指出：“博物馆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物证的直接面对，是跨越时空的历史记忆的场所，尽管作为文化设施的博物馆是一种公益性的社会机构，博物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人类集体的行为，但是这种记忆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③令人诧异的是，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展现的都是有关男性的历史，却忽视了这种记忆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从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到北京即将开馆的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④，迄今国内尚只有两家妇女专题博物馆。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可以更清楚地听到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遮蔽和省略的女人的声音。作为非营利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妇女文化博物馆致力于发掘、展示、研究、弘扬妇女文化，并通过在文化领域的积极努力促进两性间的沟通、理解、尊重、平等及和谐发展。

    作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表征涵盖美学、符号学以及政治学等人文科学领域。伯明翰学派领袖之一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表征是借助语言对我们头脑中诸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是联结概念与语言的纽带，能使我们指涉物、人或事的‘真实的’世界，甚或虚构的物、人和事的想象的世界。”⑤表征既也是性别研究的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文化研究中的表征重视的是语言符号本身的关系，而女性主义的文化研究则把语言符号的意义与性别文化、性别观念、被建构的社会性别等都联系起来了。显然，“表征”不再是亚里斯多德所谓的“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的文学反映生活，而是指语言（文字、图像、展品等）如何作为符号建构意义，这个意义如何被建构得如同现实本身，人们如何通过对“现实”的共识来辨认这种意义⑥。

    从某种意义上说，妇女文化博物馆就是一个有效的表征系统。人类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博物馆中的展品、照片、文字等均可视之为符号，而符号的基本功能就在于表征。在此，妇女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表征成为可能，性别意义和性别文化的公共交流也成为可能。“众博物馆并不是简单地发表客观的描述或形成逻辑的聚合体；它们生产各种表象，并根据历史上具体的特定视角或分类框架来确定价值和意义。与其说是通过物来反映世界，还不如说是用物来调动过去和现在世界的各种表象”⑦。因此，妇女文化博物馆所提供的语境，对物品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物品一旦被置于博物馆语境中，就自动参与文化表象的意指实践，“召唤”性别意识的出场，表征历史上妇女的“失语”与“缺席”。在参与者的赋义行为中，物品获得并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离开这一特定的语境，物品自身所蕴含的性别文化意味随时都有可能脱落，并被迫接受男性文化的整合。

    当今文化受到支配性表征所建构的观念影响，仍然将一些附加的或想象的因素强加到妇女身上。无疑，妇女文化博物馆以抵抗的姿态集中表征了性别之间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因为“拥有支配权力、垄断生产体制并对大众审美情趣加以物化导向的社会机构往往会在某一历史时段中，依据自身的需要，决定表征的内容和形式，即以符码的形式对自己和他者进行‘自由’的表征，并通过这种文化表征蓄意遮盖某一些现象，或造成蓄意误读，或隐藏其中的意识形态意图，或模糊社会族群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以及内在矛盾”⑧。值得注意是这些意识形态化的表征均以客观、公正、中性的姿态示人，且标榜自己的“非意识形态化”。在以往的表征行为中，有关妇女的表征大都是有误的表征，这一群体的特性常常被简化为“温柔的”、“被动的”、“软弱的”、“自然的”等。在博物馆语境内，妇女文化大张旗鼓地对父权文化表征系统进行抵抗或颠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表征即为“反表征”(anti-representation)。在主流支配性的表征系统中，处于无权状态的群体直接表征自我显得格外艰难。惟有以“反表征”的革命姿态，妇女才能更快速、有效地实现自身的身份认同。

    一直以来，博物馆都被视为文化艺术的殿堂，通往大众的文化桥梁。到了本世纪，博物馆的功能和特性虽已大大改变，但其教育功能仍然是主要功能。博物馆是大众教育的理想传播工具，展品无一例外都是精心设置的文化制品。一般博物馆语境所呈现的都是男权意识的固化或流动，只有在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下，妇女自身才被作为历史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在此，妇女才得以加强与生命体验的联系，暂时性摆脱在父权知识观念下被定型的形象，并以一种开放、流动的姿态表征自我。作为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妇女文化博物馆，妇女文化博物馆面向所有人开放，但展览的主题自始至终都围绕妇女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在制订展览策略时，尤其关注性别意识的表征、文化身份的实现以及不同性别文化之间的沟通和融合。那么，展品又是如何作为符号建构意义的？

    二、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在博物馆语境下，表征一方面涉及展品、展览意图与文化表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与性别意义的创造、传播、理解和接受密切相关。不过，博物馆自身和展品的单独使用并不能固定意义。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在博物馆环境中意义是如何生产的，性别又是如何表征的。一般来说，“我们建构意义，使用的是表征系统——概念和符号”⑨。在此，不妨把博物馆内的表征看成一个复杂的、间接的过程，一个将意义和语言联系于文化的过程。

    毋庸置疑，任何博物馆的展览都是一个建构的事件，一种复杂的意指系统。而妇女专题博物馆的建立和展览更是一系列深思熟虑的行为的结果：从搜集展品，重写男性文本，建构性别意义到精心策划展览。就妇女文化博物馆而言，最初的展品并非偶然所获，不论是最初的发起者李小江还是后来的承办者屈雅君，都是按照自己的女性意识对展品进行收集、整理和分类。这些物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们的新颖性和奇特性（甚至有些物品并不具有新颖性和奇特性），它们的文物价值（甚至有些物品并不具有文物价值），更在于它们的文化价值以及背后所隐藏的“她”的故事。这些展品起着符号的作用：参观者进入展厅，看见物品；离开博物馆，又借助概念来想象物品，并用合适的词语表达出来。各物品并不天生就是“妇女”文化的，而是被指派的。在这一语境中，展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它们所承担的功能。以中华各民族嫁衣为例，作为展品的嫁衣不仅仅显示了嫁衣作为一般衣物的遮体御寒的物质功能，也不仅仅展示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服饰，嫁衣在此作为性别分析的对象，可被看作构成文化意义并传递信息的符号，涉及不同民族诸如女红文化、婚俗、性别观念、两性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在具体分析博物馆语境性别文化的意指实践之前，有必要先看看罗兰•巴特关于神话系统的空间配置图⑩，见图1。

    图1　神话系统的空间配置图

    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区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方面，罗兰•巴特关注的则是所指被归于相应能指的这样一个过程，即“意指过程”。按照罗兰•巴特的理论，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Signifier)和一个内容平面(Signified)，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当这样一个系统本身变成另一系统中的能指时，所形成的第二系统就是第一系统的引申。妇女专题博物馆有其整体的意指倾向，各展品之间并非任意地组合。如果将展品视为一个具有符号权力的神话结构(MYTH)，博物馆语境内至少存在三个符号学系统，各个系统之间交错繁杂，其关系如图2。

    图2　博物馆语境内各符号学系统关系图

    征集者、参观者和展品共同参与了性别文化的表征，各自的意指实践在博物馆语境中互相缠绕、碰撞，甚至冲突。值得关注的是，展品具有“可读”、“可写”双重性质，在博物馆中悄然分裂为展品Ⅰ和展品Ⅱ。按照罗兰•巴特的解读，物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而符号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参与博物馆语境内的意指实践。展品作为文化表象产生于征集者与物品、参观者与展品共同的意指实践。征集者最初发现了物品的性别意义并对其进行意指实践，使其成为博物馆展厅中的展品即展品Ⅰ，展品Ⅰ又经由参观者的意指实践，被建构成展品Ⅱ。当低一级的系统成为高一级的系统中的能指时，所形成的系统就是低一级系统的引申。很显然，展品Ⅱ处于第三秩序的符号学系统，展品Ⅰ处于第二秩序的符号学系统，物品处于第一秩序的符号学系统。

    在男性文化语境中，符号对真实的表征凌驾于现实本身，所谓忠实反映或扭曲变形早已失去区分。随着概念与真实、符号与指涉物、符旨与符征之间的关系的断裂，符号才独立自主地存在，博物馆及各物品于是获得了表征妇女文化的可能性。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编码和译码活动，博物馆语境内的一切意指实践无不渗透着这种编码行为，征集展品、解说展品和参观展品都不能缺少这种编码活动。在博物馆语境下，对文化的编码使外在文化现实转化为内在心理现实，对文化的解码则意味着使原先陌生的东西变得可理解，并提供一种对展品的性别意义的解读。对一般的文本来说，只需在解码的同时，将之去陌生化，转换成可理解的东西即可。而对妇女专题博物馆来说，有效的解码比较难操作。在这样的语境下，不仅需要对陌生的事物进行解读，更需要对熟悉的事物进行解读，把隐藏的性别意义翻转出来。这种解读不仅让人觉得很陌生，甚至还可能使某些人产生抵触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熟悉事物的解读，比对陌生事物的解读更困难。我们必须先打破文本原有的编码，重新进行有性别的解码与编码活动，使其性别意义凸现出来。

    这一表征过程伴随着解码与编码无尽地循环往复。这种重复的功能化作用需要有第二种、第三种乃至无数种符号系统的存在。作为文本，展品的生产资料也是语言，一种人们赖以交流、表达、表征的语言。展览不是生产的结束，而是生产的过程。展览或参观都可以看成是对先前意义的解构，每一次展览或参观都将重新构成另一种语言，如此循环往复讲述关于性别的故事。倘若说第一系统构成了“直接意指”(Denotation)，那么第二、三系统则构成了“含蓄意指”(Denotation)。含蓄意指是在直接意指的基础上，按照妇女专题博物馆的规则衍生出来的新的意义。在这样一个精心运筹的语境中，其展览的重心并不在于展品自身的文化价值，也不在于展品的材料和质地，而在于展品的“含蓄意指”。令人头疼的是，展品作为博物馆的核心，不一定能提供意义的稳定性。尽管“它们的物质性为其稳定性与客观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并暗示了一个稳定、明确的世界”(11)，但展品的意义却无法超越时间、地点的变迁和历史的必然性，即使展品以其原初的物质形式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也不能保证其原初的意义。正因为展品存在的稳定性并不能保证意义的稳定性，我们才需要永无止境地描述与言说。

    以三寸金莲为例。作为封建社会历史见证物，三寸金莲既是人类过去的日常用品，也是现今博物馆争先陈列的展品(12)。在不同性质的展览活动中，三寸金莲所传达的文化表象都是不同的。以坐落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的三寸金莲文物馆为例，该馆虽然展现了一部女性缠足与反缠足的辛酸血泪史，但在抗战系列与红色年代系列的夹缝之中，在战争与革命的宏大叙事话语之下，三寸金莲很难不被扭曲为一种滑稽、丑怪的存在。当燃烧的革命激情遭遇私密的“三寸金莲”时，“负文化”终究敌不过强势的父权文化。特定的展出语境直接影响展品的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被征集前，三寸金莲只不过是一双普通的女鞋，被征集后则具有符号的功能。在妇女文化博物馆的展厅里，三寸金莲的能指是供小脚女人使用的鞋，其所反复意指的却是妇女遭压制的心理表象。而与三寸金莲置于同一展柜中的裹脚布，无疑巩固了这一心理表象。另外，墙上的照片也提供了真实的证据，使参观者愿意倾听并且相信事件的真实性。两张照片都摄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一张是云南某集市上正在售粮的小脚女人们的合影；另一张是河南某地的小脚女人正脱下鞋袜向工作者展示她的畸形小脚，讲述自己缠足的过程。事件亲历者的照片和实地考察的照片意指这些三寸金莲是“她”在那里收集的，以此来保证展品作为性别文化文本的客观性与合法性。

    与此同时，在博物馆的展览语境中，照片的逼真性使得表征的工作变得容易了。在直接意指层面，三寸金莲首先作为小脚女人所使用过的鞋，直接地、重复地和自动地意指一双鞋。裹脚布和照片上裹脚的创伤（畸形的呈三角形的小脚）暗示的则是过去一件日常生活的事件。“直接意指涉及意义的第一层面，或秩序，源于能指和所指间的一种描绘关系，对应着意指行为最明显、最一致的层面”(13)。三寸金莲、裹脚布及照片作为沉默的历史见证者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意义。展品作为符号具有自动意指的功能，可当社会对展品的感受发生变化时，各含蓄意指却无法不受影响和侵蚀。在含蓄意指层面，意义是历时性的，各含蓄意指又否定了物品作为历史见证者的客观性。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时期，对三寸金莲的含蓄意指的描述和解释显然都是不同的。“含蓄意指涉及意义的第二层面，或秩序，引导人在一个更广泛、更具联想性的意义层面上关注形象（物品）被理解的方式。因此涉及到更易变的、更短暂的结构，诸如社会生活规则、历史规则，社会实践规则、意识形态和习惯”(14)。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物品的含蓄意指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起初，三寸金莲是联结女人和小脚的纽带，意指女人的美貌、身份和地位；稍后，三寸金莲又成为封建士大夫的审美对象，供其反复咏叹、把玩；而后，在一系列反缠足事件中，三寸金莲已然演变为禁锢妇女的标志或革命斗争的对象。如今，在文化呈多元化态势的大背景下，三寸金莲已拥有诸多含义：人类对美的追求和崇尚，病态的审美观，古典美女的情态，汉文化的浓缩，父权制的罪恶，等等。此外，博物馆还应关注自身展览的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检查，来考察文化表征的意指实践。“一种分析如果不是通过检验产品——展品，而是通过检验展览的过程来强调展览诗学，就会冒着把意义固定下来的危险而摒除生产的‘隐藏的历史’”(15)。博物馆往往通过实物、照片、文字等文本来设计性别叙事话语，将“她”的故事表述给参观者，并表征其文化内涵。听／看故事的人则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理解故事，重构故事的意义。而参观者／阐释者的身份复杂，性别观念千差万别，同一件展品未必能唤起相似的性别意识，甚至有些参观者／阐释者的性别意识无法被“召唤”出场。通达意义的途径有很多种，即使是同一个参观者，对同一件展品也可以有好几种解读方式。在此，只有通过一系列不厌其烦的赋义行为以及参观者的一系列地解码、编码的活动，才能保证物品的意义的传达和充实。

    展品本身承载着众多的意义，如审美意义、种族意义、性别意义等，所有的意义都能说得通。不过，“所有的文本都涉及到意义的精简：强调某些诠释并排除其他的，力图通过意义绘制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路线”(16)。因此，文本必须有意识地强调性别文化表征，引导参观者选择性地解读展品，并通过指定的路线穿越复杂多变且诡计多端的男性意识领域。从展品的众多意义中选取一个（但不能忽视其他基本意义），并用词语固定，使物品从先前的自在之物转变成意味深长的展品。展品的语言符号意义与文化、社会性别观念、传统对妇女的建构密切相关。在物品的众多意义中，妇女专题博物馆优先选择的意义一定与性别文化有关。通过这些展品及其展览，可以描绘出一种新的幻象(illusions)，同时生产出一种新的知识话语，重新建构性别意义。

    三、文化表征与性别意义的争夺

    妇女专题博物馆作为文化的载体，为性别意义的公共交流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通过展品创造、传播和交流意义，表达妇女关于世界的经验和知识。任何博物馆的收藏和展览活动都不是中立的事件，而是作为了解并掌握他者文化的工具性手段出现的。物品的意义并非自然存在、固定不变，捐赠者、管理者、解说者和参观者等都可以充当意义的发源点、集合点和发散点，根据自己所使用的分类体系来建构物品的意义。在考察展品对意义的建构后，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意义能否被建构得如同现实本身？如何来辨认这种意义？

    以妇女文化博物馆展出的一条旧棉裤为例。简单地说，棉裤自身是能指，头脑中有关它的概念就是所指。在直接意指层面，大多数人都认可其意义——出嫁时所穿的旧棉裤，可遮体御寒。与此同时，参观者又自动地将同一展柜中相关的展品转换为对应的概念：纺锤、棒槌、绣花绷子。在含蓄意指层，则可以将棉裤、纺锤、棒槌和绣花绷子与更广泛的主题和意义联结起来。这些物品作为符号表征了一个女人平凡的一生，暗指的却是无数女人一生的默默无闻和无私奉献。很显然，博物馆所提供的妇女文化语境将展品所建构的性别意义与现实本身联结起来了。而对性别文化意义的辨认，也是与展品对性别经验的调动密切相关。展品先前哪怕是最普通、最世俗的物品，一旦作为展品呈现在博物馆中就会被赋予价值，成为一种被争夺的意义的载体。

    当然，在主流男性文化中，性别意义不可能被建构得如同现实本身，人们对妇女的种种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也很难达成共识。妇女文化多多少少折射着男性文化，而不同性别文化的差异性与冲突也永远客观地存在着。在表征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通过话语的方式卷入了这样一场意义的争夺。在这个文化表征的特殊空间，展品如何表征妇女以及妇女如何表征自己直接关乎妇女的文化身份(Identity)。最重要的是，走出博物馆后的妇女们如何表征自己？处于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男性文化系统中，“意义从未被最终确定。如果意义可能被表象确定，那也就不存在改变，同样也不存在逆向策略或措施”(17)。在展品的意义争夺中，文化表征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在妇女专题博物馆内给展品贴上性别文化的标签，经过一系列编码和解码，用新的性别意义对各种女性消极形象进行移码。阐释主体可直接介入表征过程，消除父权社会中有关妇女的种种成见，并把各种负面的评价颠倒过来。在此，要防止陷入性别成见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意义具有不稳定的特性，永远也无法被最终确定。对意义的阐释者而言，永远不会有最后的赢家。在阐释性别文化与性别意义时，可以考虑用一系列“积极的”妇女形象来取代“消极的”、继续统治大众表征领域的妇女形象。这样就能消解二元对立，给原本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女性话语以优先权。这一策略虽然呈现了妇女形象的多样性，但不一定能取代先前的消极形象。“因为这些二元项还保留在适当的位置上，意义继续由它们表达。虽然这一策略对这些二元项提出质疑，但并没有暗中破坏它们”(18)。置身于展品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之中，怎样才能从内部争夺意义？于是，只能将展品视为文化文本，对其进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解读，重新联结展品与展品、展品与历史、展品与文化，建构展品的性别意义网络。在互文性视野下，展品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网络，不再是一个个独立自足的自我。展品被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中，与历史文献、宗教仪式、社会运动等相互指涉，历史、文化、主体和展品随之进入到一种互文性运动之中。

    当然，策略并不是永远有效的，或多或少存在着某种缺陷。作为一个文本群，各展品在相互阐释中探寻着有关性别的知识话语。由于展品自身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对展品的互文性解读稍不留神就会坠入男性文化编织的意义之网。展品作为文本，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或最终的意义，但它作为一种线索，一种暗示却内在于话语实践。展览作为话语实践是一个解释性的、生产性的过程，只有在展览中，展品才能被生产、分配并消费。而“话语实践既涉及到文本，也涉及到过程，人们通过这些过程创作和解释文本”(19)。如果展品不进入话语实践，就无法参与性别意义的争夺。展品并不必然是男性文本，只有打破单一的意义联想并赋予各展品以公正的性别意义，才能将妇女与历史文本、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联结起来，进而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介入社会实践。因而，必须由展品深入到更为广阔的影响展品的世界中去。如3图所示(20)：

    图3　展品、展览与世界的分析图

不少学者已认识到博物馆语境对于重建妇女历史与文化的意义，开始关注博物馆这一性别意义争夺的场所，致力于表征妇女自身的记忆、经验与文化。退守到博物馆语境下言说自身，其实这已是妇女不得不坚守的底线。在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下，或许可以“重建另一种话语，重新找到那些从内部赋予人们所听到的声音以活力的、无声的、悄悄的和无止息的话语”。(21)

 

【作者简介】屈雅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妇女文化博物馆馆长。（西安 710062）；傅美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收稿日期：2008-11-19

    注释：

    ①在中文里，Representation有“表征”、“再现”、“表象”、“表达”、“代表”等诸多译法。如《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书名中的“表征”与“表象”即为“Representation”的不同译法，译者在后记中特别声明，很难找到一个中文词来担当Representation的诸多语义功能（参阅［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②［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③曹兵武：《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④妇女文化博物馆座落于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2002年6月12日正式揭牌。它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座综合性的妇女博物馆，由著名妇女学家李小江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屈雅君教授筹办。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是全国妇联直属事业单位，我国第一家以妇女儿童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2006年3月投入建设，尚未开馆。

    ⑤Stuart Hall,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1997, p.17.

    ⑥艾晓明主编：《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⑦Henrietta Lidchi, "The Po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xhibiting Other Cultures", in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1997, p.160.

    ⑧王晓路：《表征理论与美国少数族裔书写》，《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⑨Stuart Hall,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1997, p.25.

    ⑩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trans.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2, p. 115.

    (12)2007年3月，座落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的三寸金莲文物馆开始预展。2008年1月，台北市台湾故事馆专门推出为期三天的“绝代三寸、风华金莲大展”台湾人与三寸金莲的故事展览活动。

    (19)［英］玛丽•塔尔博特：《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

    (20)参照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对文本、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分析图（［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

    (2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8页。^NU1DA2009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