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眼中的文革俗套
作者：苦竹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3753 2012-03-29 14:57:20
旁观者眼中的文革俗套
——评巴尔特《中国行日记》
俗套是有危害的：单调重复，缺乏新颖，固守权威意识形态，不尊重相异意见（强权，集权，教条）；不讨论、辨析问题，而用俗套的压力与权威扼杀非主流的思想。俗套极易驱动跟风潮流，极易导致盲动，甚至群氓。然而，俗套又不见得有多牢固的统一的思想基础，俗套本质就并非是牢固的。涣散的俗套，难以形成稳定的信服力量，只是慑于权威力量，这样，极易出现树倒猴孙散的局面。（一盘散沙、人心涣散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具有强大凝聚力？）因为俗套在形成之时本就根基不牢，更不一定是经过了讨论、思辨的沉淀；俗套的跟随者也不可能形成坚定信仰，或许只是基于形势利害关系的需要。无有思辨，无有思想的艰难抉择，谈何思想的牢固。或许跟风者在自己思想意识里面就不见得是有多信服，甚至还有怀疑、犹豫也说不定：仅仅是紧跟形势，因利势导，循着人多势众而来。在思想深处的不完全确定，只是跟着看看，未必见得有多少主体的意志。在群体及集权压力下，还会有多少人能够保持主体意志的独立？在某些场域里，个人意志可谓不坚定，甚至是极其薄弱、缺失的，也就容易出现言不由衷的话语、言行不一的虚伪行径，临阵倒戈也就是常事了。如此，在现代发达媒介之下就更容易导致“人多势众”的扎堆效应，并且是被制造出来并通过媒介夸大的。俗套的力量极易导致把错误、荒谬延续。
问题本应是在讨论、辨析中愈加明晰的。可是，容不下不同意见的俗套，在这里构成了极大危害。光是会喊口号，依靠喊口号的力度来作为意志的动力，似乎谁都会。或许正是这类口号喊得响、广告打得凶的人事，却更暴露其纸老虎本质：堡垒是从自身内部被击败的——这是伪文化引发的俗套，并引出一系列的腐败的危害。
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罗兰·巴尔特在中国旅行，并留下几声叹息。今天，这叹息经译者环宇先生之手，呈现在我们面前。读着这样一个旁观者的文革日记，文革的记忆又泛起，且仍然是那样壮烈。虽然，对像我这样一辈并未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文革记忆似乎应该是很遥远的；虽然，我们的诸多悲壮总是在静悄悄地发生着；但是，这旁观者的文革记忆，却仍让人深深沉默。让我们轻轻开启这一段并不平静的旅程。
砖块
（“砖块”（brique）一词，巴尔特在《那么，这就是中国吗？》一文中解释为：是俗套的、熟语的一种单位：实际上，整个话语似乎沿着一种陈词滥调（演讲和套语）的路子在前进，类似于在控制论上称之为“砖块”的二级程序。——见《中国行日记》P24页注释。）
4月15日-上海，巴尔特记下：[因此，他们的话语：有着对于砖块的组合规则，只有其微弱的变动显示出区别——无疑是需要细心辨认的。因为，它不属于我们的规则：这种语言学并不属于索绪尔语言学系统。没有个人习惯用语。他们大概没有谈情说爱的和社会逻辑学方面的话语。（P.42页，凡引用巴尔特日记原文的，均以方括号注明，并只标示页码，下同。）]
话语，砖块：毛选，标语，演出，演讲，戏剧，印刷品，着装，动作，姿态：组合的砖块。巴尔特对文革“砖块”的印象，或许也有源于汉字的形象性：“汉字”的象形，看起来就似一个个方块，且在方框的格式内。这样从组合的形象性上看来，就是一个个砖块；而这些，也就构成了文革话语及形象，这是多么形象的喻意！
服装，单一色
4月18日-上海，巴尔特记下：[应该从主要事实开始（现象学）：服装上的绝对一致，对于动荡的社会的解读。一致性却不是一致主义。（P.92页）]
4月25日-西安，巴尔特记下：[服装上的一致性，意味着他们属于同一个范畴（例如都是公务员），这种服装绝对地是一致的和相互间可以替换的。（P.190页）][只有小孩们的衣服是个性化的，色彩斑斓。（P.193页）]
对于这，我们还需要说什么？对于这，我们又能说点什么呢？
政治文本
4月18日-上海，巴尔特记下：[在我看来，似乎有一点越来越明确：什么都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自力更生），在社会革命方面说得非常模糊，这一点使得在这次旅行的现时状况下，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中国与斯大林时代的国家区分开来。（P.98页）]
4月21日-南京，巴尔特记下：[我们一直希望他们能提供在公社的具体路线问题和他们的经验等内容。但他们总是闪烁其词。这个情况普遍存在，或者至少在某些对于所有公社都是有效的主题上存在，等等。他们不能提供路线对立的具体情况，而且，原因就是如此！“路线”是一个纯粹词语的实体，是多种主题的抽象混合体——而无法动摇的生活，就在这些主题的伴随下继续！、、、、、、（P.142页）]
4月25日-西安，巴尔特记下：[汉人和社会中心主义：这一切都说明对被看重的公社、原始的集体主义的追求：起源是典范，是保证。（P.192页）]
5月1日-北京，巴尔特记下：[在无数种艺术形式中，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形式呢？是因为被承认和被强加的标准就是内容吗？因为这种形式来自于某个地方，是直接的互文性：干部断决（决定）、甚至自觉地“发明”。接受过的教育，要么是小资产阶级的，要么是苏联的（这是相同的），但这种教育没有受到批判。（P.263）][在这个国家，只有政治说得上是文本，也就是说，只有政治说得上是能指——不管怎么说，没有艺术！（P.270）][在不发展智力（思考）的情况下，能发展政治意识吗？能从政治上使其他方面具有敏感性和使其变得幼稚吗？相反，这次“五一”让我对于一种人性产生了可怕的想象，这种人性在政治上进行殊死斗争，竟然是为了、、、、、、自我幼稚化。孩子是大人的未来吗？（P.271）]
对于文革的政治文本，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既便是知道点什么，我也无话可说。
细节，烦
4月15日-上海，巴尔特记下：[那位作家一直在那里：我注意到他的裤子穿反了，折边看得很清楚。（P.46页）]
4月16日-上海，巴尔特记下：[生产螺丝的机器。一个小伙子为我们开动了机器，他不停地看着我们。他的指甲修得很好。（P.67页）]
4月19日-南京师范学院，巴尔特记下：[一周以来，我没有写作的激情，没有写作的快乐。枯燥，乏味。（P.117页）]
这样的细节太多，这样的烦恼也太多，巴尔特总是偏头疼，忧郁；似乎从一开始，他就沉浸在烦恼、忧心的世界里。那么，巴尔特，你看到了什么？你又在想什么呢？
安静
5月1日-北京，巴尔特记下：[禁欲表现。僵化表现。人群平静、放松。没有任何的竭斯底里。但同时也没有色情表现，没有“欢乐”。没有任何的古怪，任何的惊喜，任何的浪漫。（P.260页）]
文革的中国是安静的，人们连说话都要小心隔墙有耳，谈何娱乐活动，谈何精神生活。
幼稚化
4月19日-南京，巴尔特记下：[这个国家会不会整个都只是完全天真的呢？（P.104页）]
4月21日-南京，巴尔特记下：[这一切都好像是儿童游戏，带有浓厚的傅立叶主义色彩。（P.138页）]
5月1日北京，巴尔特记下：[“五一”，最多是少儿和幼儿的活动。一种稚嫩的儿童文明，竟表演给一群有点呆傻的被动的成年人看。被儿童化的成年人。被成年化的儿童在使成年人儿童化。儿童就像是为成年人演出的节目。（P.268页）]
儿童，强行按照大人的需要被塑造（驯化）；大人，却在一步步向儿童进化，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翻转。
教育
4月25日-西安，巴尔特记下：[在这里，重要的和足够的学历似乎是：中学毕业。高学历之人总是保持沉默，任何人都不会摆脱这种情况。可以说，这是巨大的不信任。一切都瞄准中等学校，随后是专业技校：总是的来说，这也是法国现行体制的梦想。（P.192页）]
教育是什么？一种驯化。如果这比喻过分极端、不恰当，那么，请参照人对动物的驯化（圈养、命名、想象）。
巴尔特会带回一个怎样的中国文本？仅仅是《中国行日记》、《那么，这就是中国吗？》这两个吗？或许，有些话他并没有完全说出来。
4月25日-西安，巴尔特记下：[在最后的时刻为俗套言语活动说几句好话：俗套言语活动为说话主体提供自如、安全、不出错误和尊严，而说话人在这种情况下（当着“群众”）变成了无侵占之嫌的主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言语活动不占据任何他人的位置，它等于是一种非言语活动，它允许主体说话。与此不同的，便是知识分子的情况，因为他必须放弃先前的言语活动。（P.200页）]（俗套，是一种规范，一种禁锢。或许，在文革这里，也是立场，站队。）
5月3日-北京大学，巴尔特记下：[问：“这种右倾表现，是在什么时间？”答：“很难回答，因为斗争是有个过程的。（在前/后=第九次党代会）林彪有时是直接地攻击，有时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与孔子的主张如出一辙。林彪曾经为‘文化大革命’喊出过一些口号，但那不是他的路线的本质，林彪对于新生事物怀有刻骨仇恨，他批评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与孔子的路线别无二样：复辟，倒退。表面上好话说尽，小红书在手，却想方设法背后插刀。无产阶级是强大的，于是，我们揭开了他的假面具。(P.285-286页)]（此段话相当有意思，值得细细品味。）
5月3日-北京大学，巴尔特记下：[就我个人来讲，我无法在这种激进主义，这种狂热的连续性，这种强迫和偏执狂的话语之中生活；无法在这种结构，这无断痕的文本之中生活。（P.298页）]（巴尔特是一个温雅的知识分子，反感激进运动；“结构主义不上街”，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运动中，巴尔特表现出无奈和不理解。）
巴尔特先生，你可知道，这里的人民可是如何在其中生活的？你可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及精神状态怎样？你可知道，他们是如何忍受的？这是你这个局外的旁观者无法想象的。（忍辱负重：当一种罪恶来自权力机构，来自整个国家时，极其具有忍耐力的中华民族的子民是如何失望、绝望的；而这口民族的怨气，却一直未得以合理有序地释放，反而被成为一种禁忌，避讳；如此，这个民族的心理会健康成长吗？或许可以再进一步推理：同样遭遇惨烈的二战、悲壮的大运动，却无真正称得上是“悲剧”艺术作品，为什么？何以这样？反思在哪？这个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到底是怎么了？或许，这是一个太深沉太复杂太深奥的问题。）
这是一段无法让人不痛心的旅程。尽管它沉重，悲壮，愤慨；尽管它单调，乏味；尽管就在它那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段自己的记忆；尽管它远远还没有形成整个民族合理有序的集体记忆；无疑，这一段记忆，总是在民族同胞中每一个个体公民的心底，深沉地埋藏着。或心有余悸，或悲壮愤慨，或多或少，总是在等着有一天要释放。对于历史的苦痛，不能回避，不能置之不理，刻意回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怨气越是沉积，越是对民族及文化心理、社会结构不利）。苦痛，或许只有在述说中慢慢消去，淡去；留存的，是为后来人保留那份警觉。这苦痛是深沉的，一个民族的苦痛，是需要来陈述、总结的。这一口民族的怨气，需要合理有序释放，理性反思，让民族的意志更加坚强、忍耐，使民族心理更加理智、健康。
——罗兰·巴尔特：《中国行日记》，张智庭（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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