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原型与存在主义的结合
[中文摘要] 本文从分析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入手，揭示小说中隐含的“失乐园”故事结构及其对“失乐园”神话原型的改造，同时阐明这种创造性改造所体现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965）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1926- ）最为人熟悉的代表作，一出版便很快赢得欧美评论界的广泛喝彩，获得了1969年的国际笔会银奖和W·H·史密斯父子图书馆奖，成为西方许多大学英语系当代小说课程的例文，并在1981年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目前，国内有关这部作品的研究集中于从叙事学、心理分析等方面入手，揭示小说体现出的后现代小说技巧和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内涵。本文拟从分析小说中潜在的神话原型入手，对小说体现出的存在主义思想内涵进行揭示。
隐形结构：“失乐园”
近年来英国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重视过去”[1]，越来越多的小说家热衷于编写介绍本国历史古迹、自然风光以及它们对文学的启迪的图片册。这类作品中就有约翰·福尔斯的《沉船》(Shipwreck, 1974)、《森林》(The Tree, 1979)、《史前石柱之迷》（The Enigma of Stonehenge, 1980）。这一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从六十年代起，曾显赫一时的大英帝国就经历着身份危机，并试图在战后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越来越多的英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强调英国复兴的力量在于它的传统，主张用成熟的眼光来认识过去，发扬传统中好的因素，而不是盲目地抛弃传统。这引导着英国文学继二战前乔伊斯、伍尔夫等人的现代派实验后，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复归。《法国中尉的女人》即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虽然它体现出“元小说”等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总体上仍然是一部对“维多利亚小说”的模仿之作。
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贵族后裔查尔斯到小镇莱姆探望未婚妻蒂娜——服装大亨弗里曼的独生女。其间偶遇神秘女子莎拉，传言她被一名法国中尉引诱后抛弃，被莱姆人蔑称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在随后的几次偶遇中，莎拉的野性美和神秘气息深深地吸引了查尔斯。在说服莎拉到埃克斯特寻找新生活后，查尔斯去了伦敦。返程中他在埃克斯特收到了莎拉的便条。是否冒着感情决堤的危险去见莎拉？查尔斯陷入了矛盾之中。小说在此提供了由三个结局构成的开放式结尾。
在小说第44章，查尔斯最终决定将莎拉遗忘，他回到了蒂娜身边，并牺牲自己的理想接替了岳父的事业。这是第一个结局。在随后的章节中又展开了迥然不同的情节：查尔斯最终决定与莎拉相见。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与莎拉发生了亲密关系后，他发现与法国中尉的故事是莎拉自己杜撰的谎言。虽然对此万分不解，查尔斯仍然决定与蒂娜解除婚约，与莎拉结婚。查尔斯最终为解除婚约而身败名裂，而莎拉此时却不辞而别。两年后，查尔斯终于得知了莎拉的行踪。在此，又出现了一喜一悲两种结局。在小说第60章：查尔斯见到了莎拉，却没料到自己的求婚遭到了拒绝。最后，他的真情感动了莎拉，有情人终成眷属。第三个结局紧接上一章查尔斯向莎拉求婚遭到拒绝展开，这次莎拉执意一个人生活，心碎的查尔斯离开莎拉，独自一人面对生活的挑战。
从总体上仔细阅读这部小说，会发现它存在一个隐形结构，这就是男、女主人公对社会规训的共同谮越及由此遭受的放逐，而这与《旧约·创世纪》中的“失乐园”神话有某些暗合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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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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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与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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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与查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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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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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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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一座伊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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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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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违犯天条，偷吃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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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维多利亚道德禁梏，执着追求爱情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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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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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人同甘共苦，吃下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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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违心的婚约，放弃名誉和地位，追寻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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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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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帝逐出伊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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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成为社会的逐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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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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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原罪，在忏悔和自我救赎中共同开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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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寻找新的生活，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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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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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男性的附属，被上帝诅咒终身服从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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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男性自我觉醒的启蒙者，拒绝被婚姻束缚自由，寻求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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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对照分析可以看出，在小说复杂交错的故事情节下，存在一种潜在的神话原型。在小说中，查尔斯和莎拉作为新一代的亚当和夏娃而出现，他们对陈规旧俗的反叛和由此遭受的放逐则是对亚当、夏娃因逾越圣戒而被赶出伊甸这一神话原型的继承和改造。
如果说“失乐园”神话作为一种人类悲剧原型，那么在《旧约·创世纪》中它更多地表现出“过失悲剧”的特征，即人类因为原罪而遭受的灾难性后果。到十七世纪，在英国诗人弥尔顿的笔下，《失乐园》故事的悲剧性通过刻画夏娃、亚当在吃下禁果前的艰难抉择而得到升华。而这一抉择，在弗莱看来是“运用自由的手段以达到失去自由的目的”[2]（261页）。夏娃因对知识的渴望而吃下禁果，亚当因对夏娃的忠贞而吃下禁果，虽然两者都明知这一行为将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在失去了在伊甸园生活的自由的同时，他们完成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对神圣戒律的超越。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这种“自由选择的悲剧”通过刻画男、女主人公面对社会禁律时的选择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对原型的改造
1867年，维多利亚时代已发展到了颠峰，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合乎理性、平稳安定的时代之一。它有着一套令异国人惊讶的无形而严格的社会规范、道德律令，而这一切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这尤其体现在对性的禁忌以及与之相应的谨慎的婚姻道德观。福尔斯在小说中译本的前言中写道：“我的小说的主题就是写在这样一个毫无自由的社会里，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是怎样获得自由的。”[3]（1页）这个追寻自由的女子就是小说的女主人公——莎拉。
莎拉渴望激情、富于幻想，寄人篱下、郁闷窒息的家庭女教师生活使她无法忍受，于是编造了自己成为一名法国中尉的情人，最后被遗弃的故事。她这样对查尔斯解释自己失身于人的动机：
“我那样做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那是一种自杀，一种绝望的行动，史密逊先生。我知道那是邪恶的，是亵渎神明，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改变我的境况。倘若当时就离开旅店的那个房间，回到塔尔博特夫人那儿，恢复我以前的生活，那么我已经真正死去了……而且是死在自己手里。使我活下去的是我的耻辱，是我知道自己完全不同于其他女人。”……“我有时候甚至可怜别的女人，觉得我有一种她们不能理解的自由。”[3]（202页）
莎拉选择耻辱作为自己的标志，主动“承担堕落女子的角色”[4]（81页），不仅宣告了自己与将自己钉上十字架的社会的决裂，而且“使她解除了在性别和阶级上常有的约束”[4]（81页），能够更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在背负耻辱来到莱姆镇后，莎拉我行我素，在与周围世界的抗争中彰显着独立的自我的存在。她不顾波尔蒂尼夫人之流的鄙弃和羞辱，也不接受他人的怜悯，在自己与世俗社会之间用耻辱筑起了一道高墙，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可以不为清规戒律所束缚，在承受自由所带来的痛苦的同时尽情享受自由的快乐。可以说，在耻辱的火刑柱下，莎拉获得了凤凰涅??般的新生。
与此同时，莎拉还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气质影响了查尔斯——一个能够理解她，与她有着同样激情，却将之掩藏在庄重严肃的绅士外套下的人。正是通过与莎拉的联系，查尔斯才发现了个人自由的意义，从而甘愿背叛一切固有的准则，与莎拉一起成为社会的逐客。正如小说的译者所说：“表面看来查尔斯是她的帮助者，而实际上她是查尔斯的引路人。在她的诱导下，查尔斯一步步离开了贵族阶级，离开了弗里曼先生给他安排的人生历程，走上了受压抑的孤独道路。”[3]（533页）在这里，莎拉无形中扮演了“夏娃”的角色，所不同的是，这个“夏娃”不再是导致“亚当”堕落的罪人，而是帮助“亚当”寻找自我的引导者。
在小说最后一个结局中，莎拉拒绝了查尔斯的求婚，她的理由是：“我不想与人共同生活。我希望就这样过下去，而不愿意成为未来的丈夫——不管他怎样善良，怎样宽容——所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这一思想使我们想到萨特对爱情与自由的关系的独到看法。萨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他人总是将“我”看成一个可以作用的客体，正是这一点使爱，特别是性爱变成永久的紧张状态，甚至于交战状态，因为爱慕者希望占有被爱者，而这意味着被爱者的自由面临危机。正如D·H·劳伦斯所说：“恨不是爱的对立面。爱真正的对立面是个性。”[5]（108页）莎拉拒绝查尔斯正是因为她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她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让查尔斯幸福，而是让他跟自己一样在思想和行动上得到真正的自由。如果说在圣经故事原型中，夏娃是作为亚当的附属品、臣服者而出现，那么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夏娃”则对这一成规作出了自觉的反叛。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男主人公查尔斯的思想发展历程。作为一个处身于贵族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期中的“多余人”，查尔斯时刻感受到对社会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生活状态的不适应。作为一名无父无母的贵族遗孤，他找不到坚强的精神支柱，未婚妻也不能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为此，他感到孤独。莎拉的出现使他找到了同盟，看到了希望，然而，旧的伦理道德的尾巴又使他在理智与情感的抉择中彷徨不定。当收到莎拉从埃克斯特寄来的便条时，一方面对不得不作出选择非常痛恨，另一方面，又为作出选择的时刻迫近而万分激动。“他那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存在主义，但是他所感到的却是一种实实在在对自由的焦虑——也就是说，意识到一个人确实是自由的，同时又意识到人有了自由也就进入了可怕的处境。”[3]（381页）由此，查尔斯的思想发展历程围绕着他的选择而展开。
在小说的第一个结局中，查尔斯最终选择了安于现状，将莎拉遗忘。他“完全陷入了懦弱之中；他睡着了。”[3]（372页）这暗示着一个曾经苏醒的“自我”的最终死亡。这一结局显得如此仓促，连福尔斯本人也认为它与主人公的个性发展不符。于是，在随后的章节中，查尔斯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他找到了莎拉，长期压抑的情感在顷刻间爆发，两人发生了最亲密的关系。激情过后，迎接查尔斯的是在情感与理智、责任与道德之间进退维谷的困境。一种即将接受审判的恐惧袭上他的心头，这驱使着他到教堂进行忏悔。冥冥之中，他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你知道你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你老老实实地待在监狱里，恪守时代赋予你的责任、荣誉和自尊，这样你就会舒适、平安。不然，你虽然获得自由，却要承受痛苦，因为伴随你的将只有石头、荆棘、白眼和人们的仇恨。”[3]（406页）
正在懦弱将查尔斯包围时，莎拉的形象再次出现在他眼前。她作为一种不屈服于世俗压力，忠实于自我的精神力量，再次唤醒了查尔斯被压抑的勇气，使他“看清了他的时代，看清了这个时代的喧闹生活、严酷的戒律和僵死，因循守旧的传统。看清了它所压抑着的激情和挑剔性的指责”，意识到自己“脱离实际、犹豫不决”，“活着等于死了”。他终于抛弃了“束缚并毁掉他那个时代的东西”[3]（407页），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与莎拉联系在一起。而此刻，忏悔也不需要了，因为他已有了新的信仰——自由。
查尔斯丧失继承权，失去经济上的独立性和生活中的优势地位也是对他选择叛逆的间接推动，这让他难以回避地预见到自己的未来，那就是接替岳父的工作，成为商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然而，他不愿打上“黄金时代的烙印”，选择与蒂娜分手解除了这一威胁。虽然这一举动很大程度上出于一个没落贵族的虚荣，并且“将他与一种垂死的传统钉在一起，但它同时也使自由选择得以实现，并证明了不贪婪是人之为人的一个表现。”即使是最后承受着身败名裂、流落他乡，而莎拉又不辞而别的双重打击，查尔斯仍无悔于自己的抉择，因为他认识到：“在寂寞与孤独之中，他总是有一样东西可以依恋，那就是：他是个流浪者，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敢于做出决定并承担其后果的人——不管这种决定是怎样的愚蠢或如何的明智。”[3]（481页）结尾处孤独地站在泰晤士河边的查尔斯代替了小说开头站在防波堤上的莎拉，成为一种思想、一种声音的延续。
莎拉和查尔斯选择以自我放逐来对抗社会禁律使我们联想到同样因自己的选择而被放逐的夏娃和亚当。与这一“失乐园”悲剧不同的是，在弥尔顿的笔下，当亚当与夏娃一起告别伊甸，相扶相携地走向未知世界时，两人是依依不舍、心怀忏悔，而查尔斯和莎拉却自始至终都无悔于自己的选择，被社会唾弃和放逐这一灾难性的后果并没有迫使他们转向忏悔，而是更为坚决地走向充满危机的未来。
神话原型与存在主义哲学的结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小说对“失乐园”神话原型的改造贯穿着一种内在的思想脉络，这就是对存在主义哲学对个人自由的强调。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本是没有意义的，虚无的，是一种与无生命的“物”一样的“自在”的存在。只有通过采取行动，在需要自己作出抉择时根据自由意志进行选择，才能赋予自己的存在以意义，实现一种“自为”的存在。而正是“自为”的存在才将人与“物”区别开来，因此，“自由是我存在的要素”，而它“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6]（565页）人的焦虑、烦恼正源于个人在自由选择时责任感与逃避心理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为萨特所作的传记中将存在主义定义为“一种严谨而高深的关于自由的哲学。”[7]（361页）
存在主义作为在二十世纪出现的一个影响极大的哲学流派，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和法国，在五十年代初期影响到英国。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有了接受存在主义的思想土壤，这就是当时出现的严重的宗教信仰危机和普遍的人性危机。对权威的漠视和反抗成为这一时代的一个特点，它导致了对个人自由尤其是自由意志的强调。在这一背景下，福尔斯及其同时代英国作家如安东尼·伯吉斯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名严肃的小说家，福尔斯一贯主张“如果对文学和人生的认识没有一种哲学作为支柱，你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创作”。[8]（19页）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起着支柱作用的正是存在主义哲学。而它又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对自由的追求和在危机中的选择。
在接受采访时福尔斯曾谈到：“如何得到自由？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所有的作品都与之有关。”[9]（94页）“‘权威’总是显得专制、潜在的。它总是抹杀真实的思想和感受。这就是为什么个人行动或者至少个人意志是如此的重要。”[10]（22页）《法国中尉的女人》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充满矛盾和禁忌的维多利亚社会孕育了一代精神上的畸形者，他们作为社会习俗的“机械顺从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用一种伪自我替代真正的自我。”[11]而莎拉和查尔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彰显出一种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谈到自己的哲学主张时，福尔斯强调：“为了解除焦虑、战胜挫折，人们应该将自己投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即使这是充满危险的。自我的关键就是由自己来作出决定。”[8]（25页）在1965年创作的小说《魔法师》（The Magus）中，他借主人公之口宣扬了这一主张：“你是不会自觉地作出选择的，危机才能迫使你选择。”[8]（37页）以上思想让人联想到存在主义的“危机哲学”。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查尔斯的选择上。查尔斯的新生正是从牺牲过去中获得的，而这又是在生活的危机中作出的抉择。他的生活本来一帆风顺、安逸平静，然而莎拉的出现、继承权的丧失将他推向一种危险的境地——前者意味着平静的生活被扰乱，认识到生活的缺失；后者意味着超越于世俗之外的理想将要破灭。这一切促使他作出选择——是屈服于现状还是作出反抗。查尔斯选择了后者，从而获得了“自我”的完满。
在小说最后一章的开篇，福尔斯引用了阿诺德的一句名言：“知道什么就能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虔诚。”[3]（521页）临近结尾处他写到：“我相信我就是用这一基本原则来指导莎拉的。毫无疑问，当代存在主义者是用‘人性’或‘真实性’来取代‘虔诚’的。”[3]（528页）可以看出，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的确通过表现人在一个荒谬、丑恶、冷酷的世界中为获取自由所经受的焦虑、彷徨和苦闷，实践着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
结语
在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中，神话作为传统的重要构成部分，常常作为被模仿的“原型”而出现，而文学作品总体上就是“一系列移位的神话”。[2]（33页）“原型”作为“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其作用是“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2]（99页）通过对小说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就是一个移位的“失乐园”神话，它通过对神话原型的继承和改造表现出一种存在主义的人生思考。作为一种独特的、富于启发性的文学研究策略，神话原型批评有助于我们从整体的角度考察文学作品的构成，在掌握某种程式的过程中理解传统对于文学创作的深远意义以及文学创作者新的时代背景下所进行的创新和改造。
参考文献：
[1] 刘若端.《英国文坛的新现象——重视过去》[N]，《文艺报》1989年9月第4版
[2]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3] 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Z]，刘宪之，蔺延梓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4] 刘若端.《神秘的莎拉——评福尔斯的女权主义思想》[J],《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5] Charles Scruggs: ‘The Two Ending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J], The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 31 (Spring 1985)
[6] 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1987
[7] 安德烈·莫洛亚.《论让-保尔·萨特》[M]，柳鸣九.《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 Peter Wolfe: John Fowles,Magus and Moralist[M],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9] Concise Dictionary of British Literary Biography, Vol. 8: Contemporaty Writers, 1960 to the Present. [M], A Bruccoli Clark Book,1992
[10] John Fowles& Dianne Vipond: ‘An UnhoIy Inquisitio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Vol. 42, 1996.
[11] 麦克罗伊.《存在主义与文学》[M]，沈华进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作者通讯地址：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邮编：610064
*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理查德•霍加特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C752055。
** 作者简介：周丹，女，汉族，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现为美国犹他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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