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的文学批评界无法忽视新批评，与所有重要的过去的学派一样。新批评许多重要观念，已经成为当代批评理论的基础共识，例如瑞恰慈的意义理论，已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张的某些方法（例如细读法），已经成为当代批评实践的基本方式。然而，新批评在中国得到特别重视，另一个原因是新批评重要人物与中国现代学术界的密切关系：瑞恰慈前后六次到中国来， 1979年在中国讲堂上倒下；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与中国师生共同坚持抗战，1949年后坚持在北京大学教课迎接解放，这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美谈。

中国学界介绍新批评，几乎与新批评的发展同步：瑞恰慈《科学与诗》1929年刚在英国出版，中文翻译也出版，可谓及时。三十年代，新批评著作大量翻译成中文，帮助中国批评形成第一次现代主义浪潮。

此后多年，新批评不幸在中国消失，但是六十年代初，为了提供批判材料，一系列新批评派的著作，以供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材料”名义被翻译出来，文革风暴袭来后才中断。到七十年代末新时期，这个“打开窗子”时期，中国学界目不暇接，新批评成为这个理论热潮流的前驱。新批评第一次得到深入研究，有一大批重要著作联系翻译出版，在文化界掀起严重波澜。

韦勒克将文学批评分成“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两个大方向，看起来是承认外部批评的重要性。在中国几十年只有外部研究的环境下，“内部研究”的提出，就是在提出一个重大的补缺。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在中国远远超过在西方引起的注意。在八十年代，可能真有些人觉得新批评是危险倾向，也有人在欢呼新批评精神的到来：恐怕新批评派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影响如此被夸大。

九十年代以来，关于新批评的讨论也渐渐沉潜扎实，其影响不再是轰动性的，却渐渐深入，中国学者对新批评轰动性的兴趣，渐渐变作知识性的追求。今日经常可以见到中国批评家的“新批评式”实践，证明新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依然有用。

1.新批评派与中国的渊源

新批评派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文论派别，有些人认为新批评在中国的历史也已经终结。本文的任务看来只是是一个历史回顾，做一个盖棺定论,其实不是，任何在理论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派别都必须重视，所有重要的过去的学派一样，新批评作出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家无法跳过的重大贡献。但是新批评在今天更值得我们重视：新批评派已经结束，但是新批评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

原因有二。第一：新批评派引发的许多讨论，已经成为当代批评理论的基础共识，它的许多重要观念（例如瑞恰慈的意义理论），已经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学派-----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张的许多方法（例如细读法），已经成为当代批评实践的基本方式。如今的文学评论，无法不使用新批评留下的一些基本的分析路线，例如张力，复义，反讽，悖论等等。新批评与作品结合得很紧，主要的新批评派人物大多兼善创作，很少做架空之论，其批评方法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哪怕不引用新批评派原作，也可以不露痕迹地运用新批评的观点与方法。

第二，中国批评家重视新批评派，是因为这个理论派别与中国现代理论界有缘。新批评重要人物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瑞恰慈1930年首次来清华执教（不是如罗素、杜威那样演讲访问），前后六次到中国来，在中国大学中总共留了五六年，对中国情有独钟，1979年6月在青岛讲堂上倒下，陷入昏迷再没有醒来；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与中国师生共同坚持抗战，戎马倥偬中，靠记忆背出莎剧，作为英语系课本；1949年坚持在北京大学教课迎接解放，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则传奇。

新批评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二三十年代就心向往之的学派：中国的介绍，几乎与新批评的发展同步：卞之琳，钱锺书，吴世昌，曹葆华，袁可嘉等先生先后卷入新批评经典著作的翻译，朱自清，叶公超，浦江清，朱希祖，李安宅等，都对新批评情有独钟。可以说，整整一代中国文学理论家，落在新批评发展的“同步”影响中。

1929年，瑞恰慈《科学与诗》1929年刚在英国出版，“伊人”的翻译，也由华严书店出版，这是新批评的著作第一次翻译到中国，可谓及时。三十年代初，当时的清华学生曹葆华重译此书，1934年清华叶公超为此书写了精彩序言；同一年卞之琳应叶公超之约为《学文》杂志翻译了新批评的开山之作，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曹葆华的翻译文集《现代诗论》，其中包括艾略特与瑞恰慈的五篇长文。[1]

如果不是抗战打断了这个中西思想畅通交流，新批评的思想会深厚地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朱自清、李长之、袁可嘉等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文学批评，已经有明显的新批评色彩，运用细读方法已经相当精微。刘西渭（李健吾）与卞之琳等人讨论卞之琳诗歌的来回辩驳文章，在细读上下的功夫，至今堪为文本细读批评样本，也是文学家好友即铮友这种健康风气的楷模。六十年后，垂垂老矣的袁可嘉回顾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浪潮”。[2]

六七十年代末，这些燕京-清华-西南联大的前辈，先后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沿用苏联体制，称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任职。五十年代出现了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检讨运动，六十年代“高举阶级斗争旗帜”进入批判阶段。为了提供批判材料，一系列新批评派的著作被翻译出来，这是三十年代翻译潮之后的又一次机会：蒋孔阳翻译了韦勒克，伍蠡甫翻译了维姆赛特与布鲁克斯，作家出版社1964年出版《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论文选》，其中第一篇就是卞之琳先生重新翻译的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那是无人能重做的定译。此书中还有杨周翰先生译瑞恰慈，张若谷先生译兰色姆，麦任曾先生译燕卜荪，袁可嘉先生译布鲁克斯，几乎是借“批判资产阶级”的名义下一场与老友老同事的聚餐会。以批判的名义作学派思想的介绍，主要见于袁可嘉的一系列文字。[3]但是六十年代中期后，文革风暴袭来，以批判的名义翻译介绍也成为不可能。

而这段时间，形式文论在台湾香港蔚然成风，1956年夏济安《文学杂志》开始系统介绍新批评，颜元叔办的《中外文学》继起领导潮流，王梦鸥，余光中，叶嘉莹，叶维廉，李英豪，黄维梁，龙应台，欧阳子等整整一代批评家，为形式文论应用于中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介绍，后来在八十年代通过一系列文章和出版物，[4]影响了大陆批评界。[5]

在日丹诺夫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粗暴统治的三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还记得另一个传统。这个多年的潜流，起的作用远远超出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到的深度。

2.    新批评与新时期

三四十年代的“新批评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只是因为抗战救亡的迫切性而未能充分展开；六十年代畸形的“新批评批判热”，也被文革飓风挂到一边。到七十年代末新时期开始时，世界批评理论已经进入新阶段，各种文学理论繁荣，二十世纪作为“理论世纪”的景象，已经充分展现，甚至形式论各派也已经归入结构主义大潮，而且已经开始自我突破成后结构主义。这个“打开窗子”时期，中国学界目不暇接，忙不迭地介绍各种理论。偏偏又是新批评成为这个理论热潮流的前驱。这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学界对新批评原来就熟悉的一代人还活跃在学术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新批评是一种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上手运用的方法论，不像其他潮流那样从基础上就卷入过多的理论纠葛。

当然新批评是有立场的，而且有鲜明立场的，那就是从文本的”形式化存在”出发，讨论复杂的文学问题。这对于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的“文学反映现实”论，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内容决定形式”批评观，是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要引进这种信立场，对新时期的理论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七十年代余下的几年中，新批评只是被人小心翼翼地偶尔提及。新时期第一篇郑重地介绍新批评的论文，是1980年杨周翰的长文《新批评派的启示》，[6]这篇文章预兆了八十年代的“新批评热”，更预示了新批评在中国的“实际”作用：对中国文学研究以及创作提出新的理论支持。杨周翰仔细介绍新批评的一系列观点，最后却点明：为什么王蒙等人的“形式实验”在当时中国文坛引发如此多的争议：因为我们过于热衷于把内容放在第一位，认为形式的实验只能削弱文学内容的清晰性。而新批评认为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形式的存在，正因为此，杨周翰先生此文对当时文学界震动极大。

1982年赵毅衡发表了一篇更长的文章“‘新批评’---- 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7]此文原是赵毅衡1981年在卞之琳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后来发展成国内关于新批评的第一本专著，[8]此文比较详备地总结了全部新批评派的著作，以及重要的关于新批评派的文献。这段时期介绍新批评的文章，有影响的还有多篇，例如胡经之、张首映“新批评派”，[9]张月超“对美国新批评派的评价”，[10]孙津“新批评之发旧----兼评《新批评》。”[11]

也在这个时期，刘象愚等人翻译的韦勒克《文学理论》全书出版，[12]而赵毅衡完成了五十多万字的《“新批评”文集》[13]的编选译校，此二书提供了新批评派的重要原始文献，为为下一阶段新批评引发的国内文学界讨论提供了文献基础：此后讨论者不再只凭片言只语的引用而遽下判断。此后，1987年，台湾颜元叔翻译的《西洋文学批评史》在北京重印，[14]丁泓等译的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15]史亮编选的《新批评》，[16]1992年杨自伍翻译的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17]也为提供第一手新批评文献做出了贡献。

韦勒克将文学批评分成“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两个大方向，表面上不偏不倚，承认外部批评的重要性，不像维姆赛特与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感受谬见”两文那样完全把文本与外界隔绝。但是，所有的理论都有个语境：在美国语境下，可能是从新批评立场后退一步，承认外部研究的重要性；在中国几十年只有外部研究的环境下，“内部研究”的提出，就是一个振聋发聩的提醒，就是在提出一个重大的补缺。这就是为什么此书的架构，在中国掀起的波澜远远超过在西方引起的注意。

1985年刘再复发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18]提出文学研究“近年来的中心已经转到内部规律”。此文引起轩然大波，赞同者，反对者，纷纷著文。最后陈涌为此发表文章“文艺学方法论问题”，[19]认为“文学与经济基础即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不但不是什么‘外部规律‘，相反的，正好是文学艺术最根本最深刻的内部规律”。这话意思是：不能如韦勒克那样区分外部与内部，外部就是最重要的内部。一时围绕“外”与“内”形成激烈争论，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一场重大争论。此后，新批评的“本体论”又成为一个争论题目，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形式的地位。由于发表陈涌文章的刊物是政治刊物《红旗》，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八十年代特有的“左”、“右”斗争的政治色彩。

甚至，有一度时期，新批评的影响被夸张了，尤其被反对的人夸张。1985年，广东文学讲习所所长谢望新在《学术研究》上总结当时批评界情况：“现在较一致的看法，中国‘新批评派’大概有三派，一派是吴亮为代表的‘审美派’；一派是鲁枢元的‘心理派’；再有一派是林兴宅等人的‘系统科学方法派’；也包括（刘再复等人）‘主体派’，如果把朱光潜、李泽厚他们较早借鉴外国美学的方法也算作一派的话，那就是四派”。[20]如此一网打尽，也未免株连过多。不过那时在中国，可能真有些人觉得新批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当然也有人在欢呼暴风雨的到来。这种被夸大的命运，恐怕是新批评派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

而到九十年代后，由于文学批评实践问题的迫切性有所降低，关于新批评的讨论也渐渐沉稳了，但是各种介绍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书籍和教科书，几乎无例外地辟出“新批评”一章。这个时期的学术讨论尖锐不足，但是比较沉潜，比较扎实。例如陈本益的“新批评的文学本质论及其哲学基础“，[21]蓝仁哲的“新批评”。[22]而且讨论也逐渐具体化，蒋道超、李平的“论克林斯.布鲁克斯的反讽诗学”；[23]李嘉娜“重审布鲁克斯的‘反讽’批评”，[24]朱合欢“日趋个性化的‘新批评’群体”。[25]支宇的新批评系列文章，包括“复义-----新批评的核心术语”，[26]“文本语义结构的朦胧之美”[27]等文章，对新批评各种概念的研究已经非常细腻。对比八十年代对新批评介绍文字，横扫全局而不必仔细甄别的态度，与这批论文的学术态度不可同日而语。应当说，这是中国学术的进步。

此后，一直到新世纪，新批评的影响不再是轰动性的，却渐渐深入，表明中国青年学者对新批评的兴趣渐渐化作知识性的追求。2006年，兰色姆的《新批评》翻译出版，[28]主编李欧梵说：“我知道上一代的中国学人对于新批评不是没有研究——燕卜逊（William Empson）还到过中国任教——为什么后继无人？难道都被弃之于‘历史的垃圾堆’了？难道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浪潮中只有‘后浪’独领风骚而没有‘前浪’可言？难道西方文论都被‘后现代’解构殆尽，无人问津？”他的一连串询问，也是笔者心里的想法：不必赶时髦，读书求有用。因此厚重的《“新批评”文集》被重印。[29]2004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理解诗歌》与《理解小说》的英文原本，看来是作为英语系的教材，后者由主万、草婴两位著名翻译家译成中文，改题《小说鉴赏》。[30]2008年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这本新批评细读名著的中译出版。[31]

百花文艺出版社还出了赵毅衡《重访新批评》一书。[32]从下一节的讨论可以看到，新批评已经成了中国批评界的批评实践习用的方法之一，对新批评的兴趣已经融化到中国学者的血液中。从八十年代至今，几乎没有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不单独辟一章讨论新批评，西方的文学概论书籍，大多数只是在“形式论”一节，其中讨论新批评派。中国文论书籍的特殊做法，是新批评在中国影响的明证。

3.    新批评方法的实践

中国批评家的“新批评式”批评实践，证明新批评适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很多，很早就有人发现：新批评对文本结构的看法，更适合现代文学，新批评的批评路子，甚至会鼓励文学创作走向结构精致，意义复杂，充满张力和反讽。艾略特承认他们的理论视为现代派的是个服务的“从而有一种紧迫感，一种推崇和呼吁的热情”。[33]

这方面做得尤其出色的，是一系列中国当代重要的批评家。孙绍振的《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34]；王先霈《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35]具体演示如何做细读；青年学者王毅的“细读穆旦‘诗八首’”[36]他们的分析探幽入微，深得布鲁克斯的名著《精制的瓮》之神韵。大量用新批评方法分析中国现当代小说与诗歌的文字，不胜枚举，一时中国批评界许多人不事声张地采用了新批评的方法。姜飞对此局面有个不无幽默的总结：“新批评驳杂的理论一度被批评家们精简为张力与反讽……张力一般用于诗歌分析，反讽则大抵用于小说探讨”。[37]

但是新批评的理论家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具有普遍意义，更注重用这些理论来分析古典文学。燕卜森《含混七型》分析了二百多个例子，只有两个取自现代诗；布鲁克斯《精制的瓮》细致分析十部作品，只有叶芝一首现代诗。这种“从难入手”力求服人的方式，也被中国批评界学到手。

新批评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收到热烈欢迎，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可以用来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最早的论述，可能是1989年杨晓明的“英美新批评与中国古典诗学”一文，[38]认为梅尧成“诗有内外意”是绝佳的“张力论”；九十年代初王富仁发表于《名作欣赏》的数十篇文章，组成了《旧诗新解》系列，极为精彩，引发了大量讨论，掀起的波澜久久不息。后来出现的许多文字，将新批评与《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作对比。李国辉的“含混与复义：燕卜荪与刘勰意蕴论比较”；[39]李清良“气势与张力”，[40]方新蓉的“‘以意逆志’与英美新批评”也是重新审视中国古典诗学。[41]冉思玮的“《文心雕龙》与英美新批评关于文学性的共同‘诗心’”；[42]任先大写了一系列比较严羽思想与新批评的文章，例如“‘兴趣’与‘张力’：比较严羽诗学与英美新批评”[43]朱徽发表于《外国语》的系列论文，将新批评的观念与中国古典诗学的范畴一一相较，相当全面。[44]在这方面做的最出色的可能是周裕锴，他的《宋代诗学通论》用到了新批评的许多概念，他的讲解不满足于简单比附，而进入理论阐发。他认为宋人“工拙相半”符合瑞恰慈“包容诗”原则，这观点很有创造力。陆正兰以钱锺书“拟声达意”论与布拉克穆尔的“姿势语”理论相比较，[45]指出这种特殊的语言用法，从《诗经》到当代中国歌词，都一直在使用，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而已。

将新批评理论运用于中国古典诗歌分析，很早就出现了。最早的可能是1985年苏丁“空间张力的效果和运用方式-----比较赏析中外两首诗”[46]而中国古代诗人最适合新批评式分析的，似乎是李商隐，这方面文章之多，让人目不暇给，有人甚至把李商隐比之于英国的玄学派。这方面最早的文章出现于九十年代，张文飞“从新批评角度论李商隐诗之艺术魅力”。[47]此后有不断出现，例如胡菁娜“李商隐诗的张力美”；[48]有的细读做的很到位，例如区蕴珊“‘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新批评解读”。[49]

而中国古典小说中，结构严密，最适合新批评式细致分析的，可能就是《红楼梦》了。新批评的方法，比较适合诗歌，用于小说一直有点捉襟见肘：布鲁克斯与沃伦的《理解诗歌》一书，成功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写的《理解小说》，就是明证。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拓宽了新批评的阵地。乐黛云作于1984年的“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新批评派与小说分析”。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中的名文。[50]此后继续在这个方面努力的有范冬冬“文本细读与红楼梦”[51]等。他们的这种比较工作，常被人指责为“比附”或“局部中国化”，笔者觉得此种苛责完全没有道理。迄今为止，中西比较文学最切实的成果，依然来自这些点点滴滴但是切切实实的研究累积。

近十年，出现了一连串的总结新批评在中国影响的文章。姜飞的“新批评在中国的实践”发表于二十世纪最后一年，[52]后来扩展成4万字的长文“英美新批评在中国”[53]，此文出色地总结了新批评在中国的历史，其中对中国文论界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代代批评家如何讨论新批评，做了精细的总结，本文也从姜飞的文章中获益不少。近年进一步总结新批评的文章有代迅的“中西文论‘异质性’研究-----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54]黄平“文本与人的企图-----新批评与八十年代文学本体论”，[55]张惠“新时期‘新批评’译介在中国的命运”，[56]支宇“雷纳.韦勒克对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影响极其话语变异”[57]等等。可见新批评依然在吸引青年学者，[58]依然值得一次次讨论。

4. 新批评在当代批判理论中的地位

新批评派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卷入争论，可以说是在争议中成长的，恰恰是反对的声音，使新批评成为第一个“轰动性成功的”形式论派别，而我们也只有论战显示这个理论的生命力。本文最后把新批评以及形式论放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学术背景中，看新批评之后形式论与其他批判理论派别的分合发展大势，只有从这个角度才真正能理解新批评派。

二十世纪初是批评理论的奇迹岁月：艾略特和瑞恰慈或许与罗素在剑桥相熟，但是完全没有听说过什克洛夫斯基或雅克布森，他们却同时开拓了形式论；索绪尔与皮尔斯完全没有听说过对方名字，他们却各自为符号学作了奠基工作；正在英国开始叙述研究的詹姆斯，福斯特等人，也并未听说在德国或俄国出现的叙述形式研究。近年有人追述说形式论起自德国，这种历史追索反而可能是“非历史的”。二十世纪初尚无“国际学界”这个概念，学术的翻译不发达，不同语言的学界之间几乎不通气，英语尚未成为“世界语言”。因此这些形式论理论家不形成一个“学界”：相近学派几乎同时出现，群星灿烂，围聚在相似问题周围。形式文论同时出现在莫斯科，彼得堡，布拉格，日内瓦，大洋两岸的两个剑桥：不同的回答发展出不同的思想体系，而相似课题就有了多种多样的解答。

捷克裔学者多勒采尔在《西方诗学传统与进程》一书中称这种现象为“星座（Constellation）效应”：他认为这是由文化气候决定的：“浪漫主义之后，形形色色的诗学有个共同点，都是广义上的形态学研究”。 [59]形式主义者们可能感到，却不可能知道，西方整个哲学思潮在经历一个“语言转折”。既然所有的思想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文艺学必定成为这个潮流的领军者。

因此，如果我们放宽眼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文论的群星爆发，规模大得多。这个现在称为“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的庞大理论集群，是由二十世纪初同时出现的四个支柱理论体系汇合起来形成的。这四个支柱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以及形式论/符号学/叙述学。

形式论这一体系，也从来没有固定过，而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变。从“前结构主义”的各学派（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前期叙述学），汇合为结构主义，不久自我突破进入后结构主义，形式分析的基本着力点一直没有变。近年的“叙述转向”导致了形式论与泛文化研究的结合，而符号学是这一系列学派最后的集大成者，而且符号学最终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与阐释学结合的路子。新批评是形式论的起端，他们全力以赴收紧形式论的领域，可能没有料到形式论最后成为文本与社会文化连接的跳板。

经验现象固然有趣，范型的变化可以使现象更加丰富。理论各派争夺真理的解释权，可以势同水火，但是论辩的方向都是揭示现象背后的底蕴，这才使它们能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年代，融合汇通成批评理论的洪流。

燕卜荪，伯克等新批评派人物，率先把形式论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相结合，当初他们的做法令人侧目。到六七十年代之后，学派融合成为学界常规：二十世纪后半期重要的批评家，都是这些理论的联合继承者：只是每个人用不同搭配，推向不同的课题。而大部分“后”字头的学派：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性别理论（如果我们能称之为“后男性主义”），实际上都是四种基础理论结合、派生、应用的产物。

可能出乎许多文学学者的意料：当代文论还有重大的社会任务，即大学文科教学。新批评在五十年代的论敌讽刺新批评是“师范事业”（pedagogical business）： “如果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给学生文章打分就让教师头疼。有了一套理论，打分几乎与批改数学作业一样有个标准”。

这个攻击，当初听起来击中要害，而且让新批评显得很可笑。现在大家都看清了：当代批评理论的繁荣，的确是社会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结果。二十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生人数率先接近同龄人的一半，训练语文教师梯队的需要，使文学系成为任何各大学中的特大系。证诸中国，当大学生人数接近同龄人的四分之一时，批判理论，包括形式论，果然也到了繁荣时期。

这种局面，也有其负面影响，当代理论激进化为“后“理论，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对象规定性”：研究采取的理论，往往由被批评的文本类型预先决定：讨论女作家，用女性主义；讨论第三世界作家，用后殖民主义；讨论俗文学，用后现代主义。看题目就知道其论辩路径，知道其结论，甚至知道此论文将引用何人的哪一本著作, 论文读起来实在像新八股。“师范”训练落到这种地步，这是批评理论最大的危机。相比之下，这个罪名已经不落在新批评头上：新批评的文本中心，实际上排除了套用结论的可能。

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和“效果谬见”，历来被认为是新批评“自织紧身衣”。这位理论家把新批评派的策略转化为原则，显然很不明智。但是如果一切由作者的社会关系文化地位前定，如果东方女性主义必然由东方女作家身份出任表意主体，无须分析作品就可以预判结论，那么批评再度简单化为千篇一律。

形式论似乎是拒绝分析伦理道德的，实际上追求文本的有效性，就是以追求“真相”为己任。兰色姆1941年给这一派命名的书《新批评》，其最后一章，即宣布新批评立场的名文“呼唤本体论批评家”，大部分篇幅是在与符号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讨论文学艺术的本质。当时莫里斯正在发展皮尔斯式的符号学，尤其是期符用学部分，在三十年代，无论是符号学或新批评都尚未成形。但是这场讨论充满真知灼见：兰色姆几乎提前半个世纪预见到形式论将会落实到作品的文化效用上，形式分析将落实到文化-伦理意义上。二十世纪批评理论的文化关怀，与十九世纪的文化道德主义不同，它建筑在对艺术文本形式之上。

这就是为什么哪怕在今日，新批评方法依然在中国学界盛行，新批评依然在我们中间，就像父亲的鬼魂在跟着哈姆雷特。今天中国学者写出的好文章，依然层出不穷，指导着今日中国的文学创作。而今日的青年学子重访新批评，不会空手而归，因为这依然是一座宝山。

作者赵毅衡，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zhaoyiheng@gmail.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9&ZD071）；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skqy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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