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艾丽斯·门罗被认为是西方文学的异数，她的小说并不具有任何先锋色彩；但是，艾丽斯·门罗却以鲜明的女性写作特色在文坛留下一抹亮丽的色彩。这归功于其诸多关涉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阶段不同人生境遇的女性题材，和其与其她女性主义学者的关联上，而《办公室》与《一个人的房间》的主题相似，又成功的将伍尔夫的主张与女性写作的历史背景，充盈到《办公室》的读解语境中去。本文采用狭义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即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分别阐释艾丽斯·门罗小说《办公室》与伍尔夫《一个人的房间》的互文性关系，以及其不同小说文本间的互文性和主题内容、写作手法与女性作家的互文性，这两种互文路径构成了门罗女性写作的丰富内涵。

 

2013年10月，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时，很多人都深感意外，因为大多数人在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女作家的名字，更别提阅读她的作品了。实际上，国内对于艾丽斯·门罗的作品翻译和研究格局早已展开，多数为英语专业学者的翻译研究，主题研究概括，和女性主义研究等。

艾丽斯·门罗以对女性生活的温柔笔触在西方文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她的短篇小说在秉持长篇叙述文学为上的西方文学界，数次拿得大奖。艾丽斯·门罗的诸多小说中，连贯的女性主题，贴切的女性思索，多变的女性处境，在西方，引起诸多学者将她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相比较，并以深刻的女性意识而被广受接受。事实上，艾丽斯·门罗从未有过一篇像伍尔夫《一个人的房间》那样具有明晰的女性意识，并勇敢做出大胆呐喊的作品。

布莱恩·狄默特（Brian Diemert）在论文 《浮出水面：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艾丽斯·门罗小说<女孩子和女人们的生活>中的呈现》(“Out of the Water: the Presence of Virginia Woolf in Alice Munro`s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2006)中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身影时时萦绕在在艾丽斯·门罗的作品，甚至影响到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命运。简·利林费尔德(Jane Lilienfeld)在《逃离制度的阴影：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艾丽斯·门罗》（Shirking the Imperial Shadow: Virginia Woolf and Alice Munro, 2004）认为，艾丽斯·门罗不仅在写作手法上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有诸多相似之处，而且，在个人经历上都有相似之处（与母亲关系疏远）。肯塔基大学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中，也将艾丽斯·门罗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放在一起比照[1]。

2006年《弗吉尼亚评论季刊》（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的一次采访中[2]，在对于作家的记忆和经验细节对于小说创作的话题中，艾丽斯·门罗说，她不像伍尔夫那样每天记日记，但她的确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并认为她的作品十分精彩。但是，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于她的影响程度，我们不得而知。所以，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与艾丽思·门罗的联系，显得十分武断和牵强。而书写手法和语言表达上将其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对比，在笔者看来，则是比较轻率的做法，因为我们并不能确认艾丽斯·门罗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多大程度上收到伍尔夫的影响。

2007年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学生米歇尔·金（Michelle L. King）的硕士论文《艾丽斯门罗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互文性研究》[3]一文中，将艾丽斯·门罗的短篇小说《门斯特河之歌》（Meneseteung）和《科提斯岛》（Cortes Island ）和伍尔夫的professions for women 《女性的职业,1931》 和《一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1929） 联系起来，从“互文性”的角度论证门罗与伍尔夫的相似关系。这篇文章运用互文性的理论，使得将伍尔夫与门罗进行关联研究的做法显得不那么牵强，也比较令人信服的分析了艾丽斯·门罗在小说叙述中，所透露出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身影。

但是，大家似乎忽略一个艾丽斯·门罗1962年发表的一部作品《办公室》（The Office），这一部作品，在女性写作的空间上，与伍尔夫的在《一个人的房间》的主张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将从两部作品的互文关系，以及艾丽斯门罗作品间的互文关系，来论述她的女性写作内涵。

 

《办公室》讲述了一个中年家庭主妇忽然间想要一件自己的办公室,能够在里面写作，不受家务的烦扰，或者“说不定我会生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墙”[4]。于是，她将想法告诉丈夫和孩子，丈夫和孩子并不在意，只是觉得惊讶，她解释道：

对于男人来说，住房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工作场所，他可以把工作带到家来做，随后，就得为他腾出块地方来；整幢房子也得跟着重新安排一番，使他对周围的环境尽可能称心如意，不论是谁，一眼就能看出他在就在这里工作，他用不着接电话，用不着找他丢失的东西，用不着为吵吵嚷嚷的孩子操心，也不必费心去喂猫，他可以关紧房门可是——我说道，不妨设想一下，一个做母亲的，她要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那又会怎样呢？嗨，这对孩子们来说，简直是难以容忍的事，一个女人，眼睁睁地坐在那里，凝视着眼前一片空地，一片不属于她丈夫和孩子的地方，这往往会被看成是不近人情的行为。

于是，她在附近的商业区找到了一间出租的办公室，原以为可以安安静静的写作，呆在这篇属于自己的小空间里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房东先生总是经常到访，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十分不理解一个有家的家庭主妇为什么非要租一间办公室，并且，在他看来，女作家为了创作，往往会做一些“坏”事情，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

关于房东先生认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会干坏事的想法，也见怪不怪。翟永明在《自诩坏女孩，能否走四方》中提到的，“在当代艺术中，只有那些充分意识到必须对原有的一套建立于父权社会体系中的艺术规律，以及男性创造的美学观有所破坏，并身体力行，最终在艺术中找到自己的女性，能够取得成就。我坏故我在，所以，一个坏女孩(男性视点意义上的坏)，必定可望成为好艺术家;一个好女孩(同样，是男性视点意义上的好)，有可能成为坏艺术家。所以，女人一搞艺术，就急于坏掉”。不仅社会认为女艺术家要“坏”掉，连女艺术家自己的急于“坏”掉。

书中的女主人公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坏掉”的女人，她租一间办公室只是为了能够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做事的时候，不被打扰。显然，这种不被打扰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因为与房东终于在一次洗手间被涂鸦的时候，与女主人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女主人公虽然十分无奈，但是并没有马上离开那间办公室，她看着那位寡言的房东太太，正一点一点的打扫房间，似乎意识到，或许，并不存在一个她理想的那个没有性别偏见空间。

 

回头来看弗吉尼亚·伍尔夫1929年的这部作品，《一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这是一篇关于女性与小说的演讲稿。

在文中，她首先，阐明了女性成就在历史中的空白，经典的图书和名人导师对于女性智力和能力也持有巨大偏见。糟糕的是，大部分的女性在阅读学习和生活中（包括受教育的女性和未受教育的女性），毫无觉察的接受了这种影响，也同样认为女人能力的有限，不能像男人那样参与社会活动和学术等，而只能待在家里。

另外，在这篇演讲稿中，她虚构了一个人物——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斯。她和莎士比亚一样怀有异禀的天赋，和莎士比亚处于同样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朱迪斯不能像哥哥一样游历出行，而只能呆子家里，因为阅历不够视野不够，所以不能将满腹的才华化成诗篇和戏剧。当她选择像莎士比亚那样离开家到剧院从事工作的时候，她因为是一介女流而毫无用武之地。最后只能沦落风尘抑郁而死。

在之后的时代，开始出现一些女作家。这些作家写作环境恶劣，经常被家事打断，写作没有自己的屋子的，比如简奥斯汀，她是在自己家里的公用客厅里，拿一张吸墨纸来遮掩自己的写作行为，那个时期的女作家被社会道德和贞节观念束缚，活动范围狭窄，尽管富于才情，写出的东西也大都是关于情感和家庭的故事。

所以，伍尔夫认为，女人需要一间不被打搅的屋子和稳定的经济来源，才可以去旅行扩大活动范围，去体会社会间人与人而不仅仅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同时，能够不被打扰地在享有充分的智力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忠直的创作。

我们不能肯定，爱丽丝·门罗在写作《办公室》之前，是否恰巧受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启发，所以才有了主人公想拥有一件独立的办公室，这种想法恰恰是伍尔夫所主张的，女人应该有意见属于自己的房间。相信读过伍尔夫《一个人的房间》的读者，在阅读《办公室》的时候，都会在心头悄悄做一下联想吧。

“互文性”理论的出现，解决了文本之间关系的难题，为文本间的比较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持。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5]理论最先由克里斯台瓦于1969年在《符号学》艺术中提出，之后由罗兰·巴特，德里达，热奈特等理论家加以阐释，作为现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理论，其主要分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是指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广义方面是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实现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本文采用狭义上的互文性概念。

作家不乐意被学界定义为某一主义某一流派，是十分常见的，但是正如伍尔夫那些先锋作家们，又因为鲜明的主张而被划入“意识流”和“女性主义”，艾丽斯·门罗被认为是西方文学的异数，她的小说并不具有任何先锋色彩，作家经历和思想都比较传统，小说中的也并不多见出位的故事，但是，艾丽斯·门罗却以鲜明的女性写作特色在文坛留下一抹亮丽的色彩。归根结底，这种效果的实现，要归功于其诸多关涉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阶段不同人生境遇的女性题材，和其与其她女性主义学者的关联上，而《办公室》与《一个人的房间》的主题相似，又成功的将伍尔夫的主张与历史背景，充盈到《办公室》的读解语境中去。

下面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艾丽斯·门罗女性写作的两个互文性路径：

第一，从女性作家简·奥斯汀在客厅创作，还要拿吸墨纸蒙住文稿，到门罗笔下的作为家庭主妇的女作家，能够拥有一间独立的专属的创作空间已经不再是艰难的事，但是，即便拥有了这样的房间，女性作家面临的仍旧是重重的障碍。家庭的不理解，社会的目光，在当代社会，女人提出离开家拥有一间专属写作的办公室，仍旧是十分不被理解的事情。这种社会压力相比于莎士比亚时期的女性，已是较有进步，但往往在惊喜于女权主义运动的诉求之后，又陷入深深的失落之中。当代女性的困境，在艾丽斯·门罗的小说中，做了很好的梳理和呈现。

这两个文本之间的意义开始受到影响和丰富，这既是两者的互文性关系。艾丽斯·门罗笔下的女性，“常常在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构筑的美好愿景中失望”[6]，正像《男孩子与女孩子》中那样，女孩子因为救了一批要被父亲毙掉的老马，而被父亲见怪不怪的嘲笑是女孩儿，并被拒斥到生意事务之外，之后慢慢的与作为伙伴的男孩子疏远开来。女孩儿最初，意识里并没有严格的性别意识，和男孩子一起玩闹、做活，这种美好的状态于放马事件之后被打破。

第二，艾丽斯·门罗的小说女主人公，有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有恋爱正浓的女青年，也有结婚后的中年女人，老人等，她的故事忠实的反映出加拿大西南部的小城镇的女人的平淡生活，她的小说中的很多故事素材多来源于女人间的聊天。她说，这是女性与男性天生的差异，男生大多不爱讲述而偏向于解决问题不发牢骚，而女性间多会分享故事，就像写《逃离》（Run Away）那样，她自己也不知道事情的解决办法在哪里，但是她不会放弃思索，于是把这些故事写进小说里[7]。

她的创作多在讲故事，而很少表达女权主义的倾向，这也恰好符合伍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中关于保持创作的忠直性的主张，面对女性的遭遇，她“既不抗拒也不屈从”[8]，而是平和的编织进故事里。

作家不乐意被学界定义为某一主义某一流派，是十分常见的，但是正如伍尔夫那些先锋作家们，又因为鲜明的主张而被划入“意识流”和“女性主义”，艾丽斯·门罗被认为是西方文学的异数，她的小说并不具有任何先锋色彩，作家经历和思想都比较传统，小说中的也并不多见出位的故事，但是，艾丽斯·门罗却以鲜明的女性写作特色在文坛留下一抹亮丽的色彩。归根结底，这种效果的实现，要归功于其诸多关涉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阶段不同人生境遇的女性题材，和其与其她女性主义学者的关联上，而《办公室》与《一个人的房间》的主题相似，又成功的将伍尔夫的主张与历史背景，充盈到《办公室》的读解语境中去。

没有这些连贯的故事之间的互文关系，这些单个的故事，或许就只是女人间的牢骚或者纯粹的故事分享。作者在写这些故事之前，在听到这些故事后，将其困惑的地方书写出来，也包含了她对于现存性别权利分配和质疑和无奈。这些既定的性别权利分配，是无形中塑造女性性格、处事方式，以及生活抉择的重要压力。

综上所述，一个笔调温和的短篇小说家，何以在文学界贸然被冠以女性写作的名号。具有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生存困境和男女性别权利分配，是其诸多小说文本共同构建的宏大主题，而在个别小说的主题，写作手法上与女性主义作家的关联，也充实了其女性写作的内涵。作品间的文本互文关系和单个作品与其它作品编织成一个巨大的女性意识的网，处处散发着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热忱思索。这或许，是艾丽斯·门罗最大的魅力所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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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