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傅其林

 

摘要：本文从较为宽泛的符号学视角来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与阐释效力的问题，从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复杂纠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模式来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的符号学维度的缺失。这种本土化缺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体现出“集体的失语”状态。如何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的阐释力，如何建构具有当代合法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瓶颈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本土化；符号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国内、国外面临着失语的危机。原因复杂多样，其中之一是文学阐释的合法性问题。这既意味着理论本身的话语力量，也意味着理论抓取文学现实的效力。可以说，文学理论的阐释力关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未来的命运。从世界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危机不断，但是在与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语言符号学的现代遭遇中以新的形态与强有力的阐释力量奠定了合法性地位，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理论话语空间的重要维度，在当代文学实践活动中仍然熠熠生辉。这种发展的、创造的、对话的理论姿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合法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诸多启示。本文仅从较为宽泛的符号学[1]（语言、形式、叙述、结构等符号学元素）视角来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与阐释效力的问题，从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复杂纠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模式来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缺失，并试图寻找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三条本土化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文学实践相结合的话语，在中国文学阐释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一段时期内是文学阐释的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经验转型、知识话语的推进与文学实践的变迁，已有的话语体系的阐释力日益枯竭。这不独是理论不关注实践的问题，而且是理论本身的阐释力的问题，是理论的真正对话性的丧失的问题，是理论本土化的缺陷问题。我们在实践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时候忽视了后者与符号学的复杂纠结，而这种纠结不断推动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转型。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符号学的关系类似于猫和老鼠的关系，两者看似各自独立，彼此不相往来，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强调物质实在与社会存在的基础性，一个以符号体系为要旨，注重符号意义的规则阐发。不过，两者实则生死纠缠，相见恨晚又彼此敌视，彼此纠结在一起。不论是敌视，还是批判与吸收，皆具有对话性。列宁、托洛茨基、巴赫金、赫拉普钦科等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纠结中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

列宁与符号学发生过激烈的对话，他在批判符号论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阐发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哲学体系，确立了反映论和实践论文艺思想。奥地利学者马赫的作为感觉复合的物体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彭加勒（Henri Poincaré）的思想和俄国数学家尤什凯维奇的观点都倾向于实证论和符号学。列宁认为，马赫把“恒定的核心”对身体的中介作用视为感觉的形成机制，由此物质成为贝莱特所谓的“赤裸裸的抽象符号”。[2]彭加勒的符号学思想认为，自然规律是人为了“方便”而创造的符号、约定，“彭加勒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多数人或所有人都承认的东西叫做客观的东西”。[3]尤什凯维奇则提出了“经验符号论”，发表了《从经验符号论观点看现代唯能论》一文。这些马赫主义者追求经验实在论，重视符号形式与规律，强调“逻辑的先验”，追求数学的函数关系表达，寻觅因果论的“一切形式”，事实上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列宁对之进行尖锐的批判，认为这些观点“幼稚得惊人”，“纯粹是无稽之谈”，否定了唯物主义的客观真理，转向了唯心主义，“我们的尤什凯维奇之流天真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把一种什么‘符号论’当做真正的新货色，可是稍微有点学识的哲学家们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转到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上去了！因为这种观点的实质并不一定在于重复康德的说法，而是在于承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基本思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从主体、从人的意识中而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某些‘经验的条件’，引出某些原则、公设、前提。”[4]因此，列宁以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彻底否定了具有符号学特征的马赫经验主义思想，甚至否定了后者的基本概念，“恩格斯并没有说感觉或者表象是物的‘符号’，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应该用‘映像’、画像或者反映来代替‘符号’。”[5]列宁所设立的反映论与符号论的基本界限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可以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基本哲学立场与政治立场，影响到俄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符号学、形式论的长期论战。

在激烈的复杂的论战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获得了发展，产生一批重要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论著，较为典型的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托洛茨基1923年出版的杰作《文学与革命》的第五章即是“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较为鲜明地在文学理论层面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符号学的问题。他延续列宁的思路，认为形式主义学派是唯心主义艺术理论，“对于他们来说，‘太初为词。而对于我们来说，太初为事。语词出现在事件之后，有如它的有声的影子。’”[6]但是托洛茨基与列宁断然拒绝的姿态不同，充分地认识到形式主义学派的重要性，认为形式主义者的一些探索工作是完全有益的，“在宣布形式是诗的实质之后，这一学派将自己的任务归结为对诗歌作品的词源与句法特征的分析（实质上是描述性的、半统计性的条件），归结为对重复出现的元音与辅音、音节、修饰语的计数。这次被形式主义者‘不按规矩地’称之为诗的科学或者诗学的局部工作，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7]可以说托洛茨基的文学观整合了形式主义符号理论的积极元素，形成了具有形式与社会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等著述仍然持续对形式主义进行深入批判，展开“正面交锋”，指出其唯心主义错误，但是他充分认识到形式主义的贡献，所以巴赫金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也应该感谢形式主义者，感谢他们的理论能够成为严肃批判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能在批判过程中得到阐明，变得更加坚实。”[8]他在批判西方各种类型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时候，尤其关注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注重符号内在联系与逻辑规则的符号学观点。他在彼此的交锋中融合了语言哲学，重建了形式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创造性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意识形态论的符号学基础。如果说任何话语都具有对话性，那么语言的意指产生过程始终联系着特有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完全由经济基础所决定。话语内含着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也具有符号性：“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9]文学的意识形态使“物体转换成了符号”。由此，文学作品、话语、符号意指与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于具有与语言符号学对话的因素，使得其理论获得了创新性和深刻的阐释力，甚至获得了符号学领域的高度认同。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多罗夫在评价巴赫金时认为，“米哈伊尔·巴赫金无疑是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文学界最伟大的理论家”，[10]他超越关注人的文体学和强调抽象语法形式的结构语言学，注重语言与历史的相互影响，超越了“形式与内容这个僵死的二分法，建立了意识形态里明确的分析方法”。[11]钱中文在《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的长篇序言《理论是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中揭示了巴赫金符号学的重要地位，他在伊凡诺夫的论断的基础上总结说：“巴赫金的符号学观点提出于二十年代，而我们知道，符号学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则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12]

20世纪60年代以后，俄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改革的浪潮中不断切入符号学领域，逐渐改变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敌对关系，不仅涌现出颇具影响力的符号学流派塔尔图学派，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符号学的融合。赫拉普琴科的探索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的“综合艺术形象”的概念充分地整合了符号学的思想。他沿着列宁反映论的思路，对符号学本体论进行批判，但是认识到符号和符号系统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因而认为“艺术形象和审美符号的相互关系，是文学和艺术符号学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13]综合艺术形象强调现实的基础性、独一无二的创造性以及强有力的概括性，而审美符号强调约定俗成的规则、意义结构的恒定性、符号与对象的替代性，因而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赫拉普琴科看来，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审美符号的产生，有赖于艺术概括的需要，而在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符号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的、典型的东西的体现保持着特殊的联系，另一方面作为超感性的和非现实的东西的固定观念的标志而出现，作为那些用来替代生活的真正图景的条条和框框而出现。这两个过程相互之间经常互相交织和发生碰撞。”[14]正是在历史结构与符号学的严肃的对话性中形成发展的“历史诗学”，使赫拉普琴科成为“苏联语文学科公认的带头人和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之无愧的全权代表”。[15]

可以看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期与符号学保持着迷漫硝烟的交锋，这种严肃的对话性既促进了苏联符号学的繁荣，又迎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机和力量。

 

 

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激烈地敌视符号学，而是积极地介入符号学话语、思维机制与学科意识之中，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詹姆逊的态度具有代表性，“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把结构主义‘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这项任务。我个人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16]这种严肃的“拿来主义”形成了具有活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成为影响马克思主义疆域之外的文学阐释力量，既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转型，又带来了阐释文化现实的深刻性、敏锐性、有效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开放的对话姿态积极介入符号学，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力，不仅对文学文本的符号体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把握，洞悉文学的内在特征，更触摸到复杂的符号体系与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社会符号学、历史符号学、政治符号学等核心领域，促进了符号学本身的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而产生的关键词语、话语体系、文学批评实践丰富复杂，既独特又新颖，既有结构主义符号学介入下的阿尔都塞学派形态，也有与语义学融合的沃尔佩模式，既有哈贝马斯基于普通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基础的交往理论、克里斯蒂瓦的女性主义符号学，又有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等视野下的列斐伏尔、罗兰·巴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符号学、符号政治经济学、大众文化符号学，既有威廉斯的符号体系的意义生产理论、伊格尔顿的文本生产理论，又有詹姆逊的作为“社会的象征（符号）行为”的文学观念。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对话性的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形成，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生机。这里以詹姆逊为例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融合所带来的创造性。詹姆逊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两本著作奠定了美国马克思主义与语言符号学对话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梳理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萨特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对于形式的关注与辩证的阐释，这为詹姆逊确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奠定了基础。詹姆逊挪用了歌德和洪堡从普罗提诺那里发展而来的“内部形式”概念，确立了具有形式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内部形式”的概念“犹如在辩证过程中由此一时刻向彼一时刻运动一样，它在时间中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因而它所强调的是解释本身的运作机制。这样，批评家就被召回到自己过程中来，这种过程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形式，也是反映批评家自己的具体社会和历史情景的形式”。[17]基于形式符号辩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解读当代文化作品获得了有效性，因为这些文化作品不再是过去的现实主义类型，而是“一种几乎被忘记的代码中的符号，甚至是本身不可识别的疾病的征兆，是我们久已失去感官来察看的一个总体的碎片”。[18]因而这种文化作品呼唤着符号学的破译与诊断。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通过对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的清理既看到语言符号模式的困境，也充分认识到其阐释效力。他在格雷马斯的符号意义理论中寻找到具有意味的概念“转码”来建构形式结构与历史、意识形态的复杂机制，“真实就是转码，就是一种代码调换为一种代码——我本人却更倾向于说（根据格雷马斯一个类似的说法）真实-效果包括、或者说来自这样一种概念变换”，[19]这样就从永恒的结构框架中解放了出来，既解救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困境，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话语力量。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含着鲜明的符号学维度，其对政治无意识的洞察，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揭示，对电影的地缘政治美学分析，无疑展示出阐释的犀利性与创造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不仅批判索绪尔模式的符号学和皮尔斯模式的符号学，而且也吸收了这两种经典符号学的成果，并对更为多样化的符号学做出独立的思考，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阐释力量，而且成为世界符号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的符号学思想成为世界符号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得到国际符号学界的关注。在2004年由米克·巴尔（Mieke Bal）主编的四卷本《叙述理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叙述学、符号学模式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领域，被称之为“政治叙述学”，因为“叙述理论本身是政治的”[20]。政治叙述学占据了整整一卷，涉及到对关涉/修辞、政治、意识形态、欲望、时间等方面的叙述学、符号学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所兴起的后经典叙述学与“批判符号学”（critical semiotcis）[21]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在经典叙述学最具生产力的时期所做的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随时保持着与新兴的文学理论、哲学社会文化思潮的对话，这为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态度和方法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较为有效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多维形态。

 

事实上，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各国本土化的创造性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立、对话与吸纳，也体现了与本土经验包括语言表述经验融合的复杂性。这些异质元素的交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阐释力量。这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形态对于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问题，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在这种视野下不难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缺失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交锋、交流、融合，这导致了它阐释能力的限度，也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话语空间中的“失声”。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苏联学者卡冈所编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一书居然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一点声音，而诸如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等小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却熠熠生辉。”[22]Aijaz Ahmad）、非洲的阿穆塔（Chidi Amuta）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但是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音。[23]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体现出“集体的失语”状态[24]，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的深思。1992年马尔赫恩主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选取的是法国、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五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伊格尔顿和米尔恩1996年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涉及的范围较广，不仅选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理论文本，还选取了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巴特、布莱希特、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甚至涉及到印度的阿迈德（

随着中国模式在世界的崛起与认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应该弥补本土化的缺失，在多元本土化的实践中突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形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的合法性与生命力。虽然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已经开始有所注意，譬如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语言符号维度的深化[31]，但是仍然需要在全球知识视野下深入展开交锋与交流。这可以有多条路径，其中三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交锋与融合的深入研究，从学理层面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的可能性及其对话的有效性，这既包括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纠结，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还包括斯特劳斯、托多罗夫等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这是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入对话与融合的问题，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的重要维度。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国外代表性符号学成果的研究与吸纳。国外符号学从流派与关键概念到理论实践出现了众多著述，思想新颖，观点深刻，阐释有力，既有欧洲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又有英美逻辑实证主义符号学、实用主义符号学。这些符号学思想在中国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没有认真地对待，这无疑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度与阐释力。国外符号学在文本分析、意义阐释、结构机制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之深入对话，无疑会产生新的理论思维与话语形态，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文学实践的能力。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符号学思想的对话。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乏有中国特色的丰富的汉语符号学思想，“言意之辨”、名实之论、“道可道，非常道”、《说文解字》《中原音韵》《集韵》《佩文韵府》等，不胜枚举，既有中国汉语音韵符号系统也有文字符号系统、语义语法符号系统。中国学者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视野进入这些符号学思想，仍然是亟待研究的课题。沈约所言：“欲使宫徵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见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这包含着汉语符号学的思想。按照赵元任所阐释，汉语符号学具有符号学的普遍性，也是独特的。汉语符号系统“更加微妙的是韵律，诗人可以用它来象征（symbolize）某种言外之意”。[32]譬如岑参的诗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官话来念押韵的字“折”、“雪”、“来”、“开”，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用常州方言来念，头两句收迫促的入声，后两句收流畅的平声，这种变化暗示着冰天雪地到春暖花开两个世界，“这是韵律象征着内容”。[33]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融入汉语语言符号以及中国符号思维，如何与赵元任的汉语符号学进行对话，关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更关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力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结合的产物，已经形成了中国文学经验的有机部分。但是这种本土化是有缺失的，尤其缺失符号学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验的有效性。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经验包括文学实践是很多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缺失的，中国制度有着得天独厚的现实合法性，但是其文学理论话语远远落后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对话性、创造性、有效性。这事实上表明，当中国取得现实实践的合法性权力基础之后，话语合法性的建构也理应展开，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却推迟了很久，虽然很早接纳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充分吸收列宁与世界最新思想激烈碰撞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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