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叙述学专辑·主持人语
主持人：王委艳
叙述是人类交流的基本方式之一，叙述的交流性一直是叙述学关注的对象，但经典叙述学对于文本内部研究的强调，使这种关注一直作为一种暗流存在。后经典叙述学打破文本框范，多种理论、多种视野融入叙述学研究，出现“叙述学+（某种理论）”的研究格局。尤其1990年代以来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叙述学转向，叙述学研究向历史学、教育、医疗、新闻、法律、影视、广告、网络等等多种领域扩展，叙述学在经历经典与后经典阶段之后，正在酝酿第三次范式革命：广义叙述学研究。而交流性作为叙述的核心特性，正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交流叙述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非常迫切的任务。
对于叙述文本交流性的讨论从未间断。俄国形式主义者托马舍夫斯基在《主题》（1925年）一文中指出了文学过程的两个重要时刻：选择主题和设计主题，而这两个重要时刻所围绕的中心问题则是作品的交流性。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代表理论家雅各布森在1956年12月27日美国语言学年会上做的《语言学的元语言问题》演讲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交际图示。雅各布森的语言交际图示后来得到查特曼的发展演绎。查特曼以符号学的交际模式来呈现叙述文本的交流过程，并绘制出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查特曼的图示得到后来诸多学者的演绎，如雅恩、费伦、谭君强等。在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对叙述文本交流性的讨论基本围绕查特曼的图示展开。1989年，美国学者Didier Coste出版Narrative as Communication 一书。2000年，美国学者ROGER D. SELL. John Benjamins出版Literature as Communication: The Foundations of Mediating Criticism.均讨论了叙述的交流性。
19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叙述学研究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即我们面临规模宏大的叙述转向和叙述性蔓延局面，叙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普遍化局面源于我们对叙述认知变化，即什么条件才能构成叙述？同时，存在于各领域中的叙述类型使叙述的交流性得到凸显，交流性甚至成为多种叙述类型的存在方式，如医疗叙述、体育叙述、网游叙述、教育叙述等等。同时，在广义叙述学背景下，叙述文本交流性的普遍性，使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叙述文本此前由于研究方式不同所遮蔽的交流性及其各种表现。交流叙述学正是在叙述转向和广义叙述学理论建构的背景下提出的。交流叙述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叙述类型中交流参与者（作者、叙述者、受述者、接受者等）如何以叙事文本为中心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即他们之间的内在交流机制。交流叙述学关注叙事交流中施受双方的经验以及经验如何影响各自的交流行为。各交流主体只有在交流中才能确定各自身份，而不是先有这些身份才有文学交流过程。以交流为视野可以发现，叙述文本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无论是叙述者的“一次叙述文本”还是接受者的“二次叙述文本”都是叙述文本的一种建构方式，其动态性源于二者经验视野的差异，以及构筑二者因素的不同。因此，站在交流叙述学的视野中，叙述文本永远处于变化之中。
本专辑选取的文章均围绕叙述文本的交流各个层面展开讨论。赵毅衡先生的3篇文章，分别从文本和接受者两个方向分析了“文本—接受者”交流的内在机制。《文本如何引导解释——一个符号学分析》指出叙述文本自身已经携带了解码方式，这是一种文本自携的元语言现象，它为文本的接受提供了一种基本方向。《认知差：解释的方向性》则从认知的角度论述了在“文本—接受者”的交流中经常遇到的现象：认知差，即解释永远和被解释之物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会产生各种可能结果。《论二次叙述》对“文本-读者”交流过程中读者的二次叙述进行了分类解析，揭示了文本中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变异对于文化发展的意义。
谭君强先生是国内较早讨论叙述交流性的学者，他指出了查特曼、费伦交流模式的局限性。谭君强指出，文学作品的叙述文本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手段，围绕叙述文本有两种交流模式，一是文本外的超文本层次，一是文本内的内本文层。并指出无论哪种层面，交流都是一种双向的过程。谭君强先生的这种理论思想在其《论叙述本文的叙述交流语境》和《再论叙事文本的叙事交流模式》两篇文章中均有精彩论述。
王委艳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交流叙述学基本理论框架的设想，在《后经典叙述学的“作者”描述与建构交流叙事理论的可能性》和《叙述转向与交流叙述学的理论建构》2篇文章中，前者从“作者”角度切入，提出引入言语行为理论，使叙述学在规约、语境、读者等方面获得突破，并提出建构交流叙述理论的设想；后者以叙述转向为背景，以“广义叙述学”为理论起点，建构交流叙述学理论提上日程。在《交流叙述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文中，试图以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为基础，以文本内和文本外“双循环交流”为内容，构筑叙述文本的基本交流框架。作为交流的基础，经验视野的“梭式循环”是交流主体进入交流并在动态中建构交流文本的基础，同时，站在历史的宏观视野可以找到叙述文本发展的内在动力系统，是交流何以积累和传承经验的内在依据。王委艳在《建立一门“交流叙述学”：20世纪语言哲学与广义叙述学》一文中对20世纪西方两种语言学派，即索绪尔语言学和奥斯汀日常语言学派，与叙述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从交流叙述学的角度指出二者在广义叙述学背景下融合的可能性。在《交流叙述中的文本状态：从“二次叙述”到“抽象文本”——赵毅衡“二次叙述”理论再探讨》中，对“二次叙述”之前、之后的文本状态进行了区分，指出接受者的“二次叙述”并非叙述文本的最后状态，叙述文本的最后状态是在接受者与叙述文本交流磨合过程中形成的非具象文本，即抽象文本。同时指出，抽象文本可以物化为读者文本，此恰恰证明了抽象文本的存在。抽象文本是一种交流性文本。
涂年根博士的文章《海德格尔的沉默观及其对叙事交流的启示》从海德格尔的沉默观出发，引出叙述交流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叙事空白，并探讨叙事空白对叙述交流的意义。胡一伟博士的《交流渠道与情感状态：以演示性叙述为例》，从与意义的发送和获取密切相关的渠道入手，讨论了接受者的情感在渠道选择和意义获取中的意义，并讨论了三种感受渠道对演示性叙述的交流方式和情感状态的影响。
交流叙述学是一门新的学问，对叙述交流性的研究长期滞后，其原因一方面源于叙述学文本内部研究的惯性，一方面源于因“交流”的普遍性而带来的熟视无睹。其实，叙述的交流性是一个深广的话题，尤其是进入叙述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广义叙述学阶段之后，多种领域叙述类型所呈现的交流的普遍性，为交流叙述学研究提供了多方面、多层次话题，同时也呼吁探讨叙述交流性的普遍规律的研究。本专辑的目的也是希望引起学界对交流叙述学研究的热情。
王委艳：《后经典叙事学的“作者”描述与建构交流叙事理论的可能性》
王委艳：《建立一门“交流叙述学”：20世纪语言哲学与广义叙述学》
王委艳：《交流叙述中的文本状态：从“二次叙述”到“抽象文本”——有关赵毅衡“二次叙述”问题的再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