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符号学研究
主持人 熊辉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论，20世纪初皮尔斯提出的“符号三分法”，开启了符号学与翻译联袂“演出”的翻译符号学历史；1959年雅各布森提出的“翻译三分法”，进一步明确了符号学与翻译的血肉关系。转到翻译研究的立场上，如果说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促进了翻译研究从语言向文化研究的转向，那雅各布森的“翻译三分法”则导致了翻译研究从言语符号向非言语符号研究的转向。不得不承认，翻译文化学派突破了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将研究视野从文本内部扩展到文本外部，但研究对象依然是语言文本；而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翻译符号学派则在研究视野和研究对象上突破了语言文本的藩篱，将一切表意的形式符号都纳入到研究范围，从而将语言文本和其他符号的文本并置在一起，讨论它们之间的交流与转换，极大地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对象。
在10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西方的翻译符号学成果斐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特色和研究范式。翻译符号学在国内也激起了涟漪，很多学者纷纷加入翻译符号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中，使其成为翻译学和符号学的新兴分支。但国内的翻译符号学存在自我研究和创生的不足，基本还停留在演绎介绍西方相关理论思想的层面，致使人们对翻译符号学的发展历史、代表学者及其观点等仍处于见木不见林的混沌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期符号学论坛推出了“翻译符号学研究”专栏，既可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资料，又可勾勒出中国翻译符号学的发展历史和诸多学者的创新成果，让零散的论文更具体系性，进而推动中国翻译学、符号学及翻译符号学的发展。
“翻译符号学研究”专栏开篇选入的是《翻译符号系统的特征》，文章草成于10多年前，其学术价值和行文虽有待商榷，但在当时也算是翻译符号学领域理论探讨的先声；其次是《论傅译莎士比亚的伴随文本》，认为伴随文本在原作和译作所属的双重文化语境中组成了强大的文化网络，为意义的解释和呈现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可靠的基础。贾洪伟是中国翻译符号学界耕耘最勤的学者，在翻译介绍国外翻译符号学理论的同时，也结合外汉翻译实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构，因此本辑选入了他的《翻译符号学的概念》《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翻译符号学的三域问题剖析》等论文。此外，还选入了宋美华的《超越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涌现性符号翻译理论》、罗金的《符号学与翻译译研究：雅各布森符号 翻译观再探》、佟颖和王铭玉的《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符号守恒》、周蒲芳和杨小洪的《诗歌语言的符号层面及对翻译的阻抗》、张亚非的《符号结构 文化差异 语际翻译》、常巍的《雅各布森论诗歌翻译与符号美学》、潘琳琳的《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符号文本链的互文性景观》等论文，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辉映出中国翻译符号学的发展和进步。当然，碍于篇幅所限，本栏目的辑录难免有遗珠之憾，还有很多优秀的翻译符号学论文留待以后选刊。
潘琳琳：《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符号 文本链的互文性景观———以<红高粱>符际翻译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