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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制作及其社会-心理功用

作者:丁尔苏  来源:网络转摘  浏览量:4635    2009-08-12 11:48:08

 

      七十年代末,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的爱德华·赛义德发表了一部题为《东方主义》的重要著作。此后,“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迅速成为东、西方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简而言之,由赛义德发起的这股学术思潮是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展开的一次自我批评,即针对为“统治、重建并威慑东方”服务的西方学术制度所进行的反省。应该承认,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历史,基本上是一段强、弱国家之间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掠夺和反掠夺的故事。西方作为全球文化碰撞中的强者,它的立场和态度必定会在相应的知识领域留下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痕迹。从这一点上看,后殖民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着重揭示西方知识结构背后的权利运作,无疑给东、西方交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后殖民主义批评在强调权利效应的同时,往往把“歪曲”异域文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文化活动。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这样说:
 
如果不研究它们的势力,说得更确切一点,如果不研究他们的权力格局,我们无法真正地研究并了解思想、文化和历史。相信东方是被创造出来的(或者如前所说,是被“东方化”了的),相信这种事情的发生完全是出于想象,是不诚实的。西方和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的关系、统治的关系,以及不同程度的复杂霸权关系,K. M. 帕尼卡的经典著作《亚洲与西方统治》的书名足以暗示这一点。东方被东方化了,不是应为它通过十九世纪一般的欧洲人所认为的普通方法被发现“具有东方色彩”,而是因为它可以被东方化,也就是说,它经受了东方化。[]
 
赛义德这段话含有两层因果关系。首先,出于征服东方的目的,西方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建构后者的文化,前几十年的后殖民研究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赛义德引文中的第二层因果关系是,西方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是强者,因此“可以”将东方东方化。这一命题乍看上去似乎也说得通,然而一经变换为反题(即如果西方不是强者,东方就不会被东方化了),这句话里的原因与后果的不相关性便暴露了出来。事实上,无论我们考察哪一个民族关于别国文化的叙述,其中包括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描绘,我们会发现那些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所涉及国家的真实状况也不相符合。这表明,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选择、过滤、甚至歪曲他者的文化并非双边关系中强者的专利,应该说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文化活动,即神话制作。
神话制作固然有它的文化动因。本文以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为例,分析在该作品中出现的诸种神话元素,并就其特殊的社会/心理功用作一解释。我们先概述一下《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情节。一位名叫王启明的北京艺术家去纽约开创事业,为了能够在美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他不得不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先后在中国餐馆和服装制作行业打工。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打败了白人竞争对手,跻身于成功企业家的行列。如果就事论事,王启明的成功不足为奇,因为在近代美国移民史上,取得社会成功的华人大有人在,不少人甚至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然而,在王启明成功的故事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值得我们注意。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曾这样说:
 
心理分析、结构主义、意象心理学、巴赫拉德开创的那部分文学批评所关注的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被赋予它们的意义。假设这种意义的存在,就意味着进行符号学研究。我不以为符号学能够同样有效地解释所有的现象,因为那些研究的对象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与价值打交道的科学。它们不满足于跟事实打交道,而是把这些事实当作别样东西的象征来探讨其意义。[]
 
这就是说,符号学的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隐藏在《北京人在纽约》背后的“别样东西”。
不少符号学家指出,神话通常是依靠“二元对立”的机制来运作的。《北京人在纽约》的叙事结构正是如此。首先,影片中作为西方代表的纽约被呈现为充满奇迹的天堂,与之对应的则是缺乏吸引力的北京。影片制作者通过凸现纽约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步步建立起“天堂”这一神话所指。在每一辑的开头,摄影师的镜头总是长时间地停留在纽约市的高楼大厦、铁索大桥、高速公路以及宽广无比的城市大道上。对于绝大多数从未走出国门的中国老百姓,这些景观所产生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为这种人类文明的壮观感到震惊、羡慕和向往,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身临其境。此后,导演也没花费太多的心思去描述纽约人的普通生活,他更关注的是美国生活中辉煌的一面。电视观众所看到的特写要么是王启明和他的妻子正在享用丰盛的早餐,要么是他们的女儿在生日宴会上收到贵重的礼物,当然还有郭燕与她的美国丈夫欢度豪华的蜜月。与“西方天堂”神话相关的还有王启明制衣厂老板的地位、他的卡迪拉克轿车、以及他在纽约长岛的别墅。这些都与当时中国的经济贫困和技术落后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东方并非在所有领域里都不及西方,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是所谓的东方伦理观念,海外华人正是依靠这一法宝而战胜西方对手的。这就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另一个神话主题。影片中的王启明被塑造成一个吃苦耐劳、精明能干、敢于拼搏的中国人。初到美国时,他不懂英语,身无分文,处处受到本地人的歧视,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他先在一家中国餐馆里打工,而后学会编制毛衣,最终靠自己的勤劳与才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与此相反,影片中的西方男子都显得狂妄自大,尤其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王启明业务上的竞争对手和情敌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不像东方人那么善解人意,动不动对手下工作人员大发雷霆,结果毁掉了自己的企业。
在妇女形象方面,东、西方的对照更加明显。东方的女子通常被描述为品德高尚、充满爱心、勤劳贤慧,而西方女子则大多道德观念淡薄,至少对他人漠不关心。影片中有两位主要的东方女性,她们都被塑造成宁可为自己的家庭及个人信念做出奉献的人物。最能够象征东方女性美德的是王启明的妻子郭燕。当她的丈夫在一个新环境里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她陪伴着他一起受苦受难。除了担负繁琐的家务,她还去服装厂打工。在那里,她眼勤手快,任劳任怨,赢得了美国老板大卫的钦佩和好感。只是王启明后来认同了西方的商业逻辑,为谋取暴利而不顾人的情感和道德操守,郭燕才离开了他,与苦苦追求她的大卫结婚。王启明和大卫后来还成了生意上竞争对手。王启明一度面临企业破产,郭燕出于同情,向她的前夫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情报。事情被大卫发现之后,这对新婚夫妇之间产生了矛盾,并最终导致两人的分手。这时王启明在事业上已经东山再起,但郭燕没有回到他的身边,而是边打工,边上学,学成后毅然回到自己的祖国。另一个女性角色阿春也属于同一类型。她是第二代美籍华人,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对西方人的办事方式无所不晓,却保留着传统的东方道德观念。阿春与王启明是至交,为了帮助朋友在纽约站稳脚跟,她不惜卖掉自己的餐馆。王启明离婚之后,她扮演了一个通情达理的情人角色,表现出天下罕见的理解和宽容。《北京人在纽约》里没有主要的西方女性形象,这也许是因为影片讲述的是华人在美国的生活,但故事中仍然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描写王启明与西方女人的一次亲密交往。影片导演抓住这个机会,将这位女性角色安排为卖淫女郎。王启明不断往她身体上贴美钞,她不断地重复“我爱你,我爱你。”这段戏虽然不长,但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美国女人什么都干,只要有钱。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启明的女儿宁宁。她来纽约时年纪较小,因此很快被美国化了。跟她的美国同学一样,宁宁对性生活很随便,先跟一个同学发生关系,后来出于经济的考虑又跟那个同学的父亲同居。这些细小的事件都更加衬托出中国女性的高尚和伟大。
作为完整的影视作品,《北京人在纽约》比以上呈现的人物对比要复杂得多,但就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和道德的对抗中孰优孰劣这个问题,电视观众基本能够一目了然。影片中的王启明一度变得十分贪婪,其经营手法与西方商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同了无情无义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这种品质上的堕落导致王启明后来的破产。倘若没有他的前妻出于同情而向他透露关于竞争对手的商业信息,倘若没有他的女友出于友情而卖掉自己的产业,他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总的说来,除了上述两位光芒四射的中国女性,整个美国社会给人以一种极度空虚的感觉。就像王启明后来常去的赌场一样,虽然金钱遍地,但是好人难寻。在雄伟的高楼大厦、繁忙的高速公路和华丽的商店橱窗背后,到处是商人的尔虞我诈和家庭的分崩离析。最让人不堪忍受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给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作品的叙事者在每一辑的开头所说,“如果你爱他,送他去纽约那里是天堂;如果你很他,送他去纽约,那里是地狱。”这里的“天堂”指的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地狱指的是那里有待改进的道德状况。
不难看出,《北京人在纽约》呈现给中国观众的不是真实的美国生活。第一,纽约的建筑物并非都像影片所展示的那样气魄宏伟。如果摄影师把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和昆斯的破旧穷人住宅也搬上荧幕,观众得到的印象会截然不同。第二,一个外国人如果不懂美国语言和文化,而且身无分文,几年内就在美国获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不用说卡迪拉克豪华轿车,许多来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一辈子连一辆普通车都没有买过。王启明在短短几年内能够买下长岛的别墅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第三,好人和坏人到处都有,东方也不例外。性混乱向来被认为是西方道德沦丧的标志,但实际上卖淫嫖娼的现象在许多亚洲国家更为严重。可见《北京人在纽约》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美国的生活现实,因而也是一个神话。
接下来的问题是,《北京人在纽约》为什么以它独有的方式描述美国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我们对神话的理解有关。按照一般的说法,“神话”指的是关于上帝的故事,它们由古代宗教礼仪演变而成,其存在的基础当然是先民的无知和愚昧。有一位学者曾这样说,“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随着人类的成熟,神话必然渐渐消亡。”[]然而,神话不但没有死亡,它们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只不过它们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而有别于过去。换句话说,当今的神话不仅讲述天上的幸福,而且还倾吐人间的苦难,所以我们应该拓宽“神话”这一术语的涵盖范围。在对大量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之后,著名神话研究专家约瑟夫·坎贝尔总结出以下几项神话的主要功能:
 
Ø        使人的意识与自身存在的先决条件取得妥协;
Ø        制定和提供一个与当时科学相吻合的宇宙意象,这种意象应该包罗万象,其中所有的事物都是伟大而神圣的单一图案的组成部分;
Ø        肯定和维护某一特殊的社会秩序,使其道德法规具有世人不可批评和更改的权威性;
Ø        鼓励所有社团成员朝着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奋进,并支撑他们走完人生历程。[④]
 
以上列举的神话功能后来被美国学者莫利·斯霍尔布鲁克进一步概括为“哲理的、宇宙的、社会的、心理的”四个方面。[⑤]《北京人在纽约》的创作意图显然属于后两个范畴。符号学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找出神话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正如阿尔戈德·格里马斯指出,“对神话的阐释会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语言,因为事实确实是这样:对意义的分析必然会导致一种新的‘术语’,即新的理论话语。换句话说,神话学家把神话的语言翻译成‘意识形态’语言。”[]
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北京人在纽约》这部作品含有双重意识形态主题。其一,在中国这块土地之外,还有技术上更为发达、物质上更为丰富的生活境界。年纪稍大的人也许记得,仅在三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老百姓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几乎都来自官方的媒体。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是,西方世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四人帮倒台之际,整个中国经济面临崩溃。新的领导人执政以后,采取了“事实求是”的治国方针,敢于承认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新政府对内实行改革,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激活内部生产,对外实行开放,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在这一点上,《北京人在纽约》向中国观众展示“山外青山”是与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完全合拍的。其二,看到差距不等于承认失败,中国人虽穷,但志不短。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吃苦耐劳,聪明能干,这构成了《北京人在纽约》的第二个意识形态主题。中国人与西方人究竟谁更伟大的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鼓励所有社团成员朝着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奋进”。如果跳出东、西方对抗的狭隘视角,《北京人在纽约》还教导广大民众不要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而应该注重精神上的修炼。王启明和郭燕的生活经历分别向人们表明,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或许在物质生活上能够获得短暂的成功,但他们必须付出家庭、友情和爱情的巨大代价。相反,如果一个人大公无私,充满爱心和善良,他会得到所有人的爱戴和尊敬,因而会有一种更加幸福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所谓神话的心理功用,用霍尔布鲁克的话来说,它是为了“支撑人们走完人生历程”。只要人类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社团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类似的“日常神话”就会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电视银幕上。

 

[]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纽约:Vintage出版社,1979年,第5-6页。
[]巴尔特:《神话》(Mythologies),纽约:Hill and Wang出版社,1972年,第111页。
[]张隆溪:《诸神的复活——神话与原型批评》,载于《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
[]坎贝尔编:《神话、梦、宗教》(Myth, Dreams, and Religion),E. P. Dutton出版社,1970年,第138-140页。
[]霍尔布鲁克主编:《消费符号学:解读符号性消费者行为以及艺术作品》(The Semiotics of Consumption: Interpreting Symbolic Consumer Behavior and Works of Art),柏林:Mouton de Gruyter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
[]格里马斯:《论意义:符号学理论文集》(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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