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的爱德华·赛义德发表了一部题为《东方主义》的重要著作。此后，“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迅速成为东、西方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简而言之，由赛义德发起的这股学术思潮是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展开的一次自我批评，即针对为“统治、重建并威慑东方”服务的西方学术制度所进行的反省。应该承认，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历史，基本上是一段强、弱国家之间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掠夺和反掠夺的故事。西方作为全球文化碰撞中的强者，它的立场和态度必定会在相应的知识领域留下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痕迹。从这一点上看，后殖民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着重揭示西方知识结构背后的权利运作，无疑给东、西方交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这就是说，符号学的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隐藏在《北京人在纽约》背后的“别样东西”。

不少符号学家指出，神话通常是依靠“二元对立”的机制来运作的。《北京人在纽约》的叙事结构正是如此。首先，影片中作为西方代表的纽约被呈现为充满奇迹的天堂，与之对应的则是缺乏吸引力的北京。影片制作者通过凸现纽约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步步建立起“天堂”这一神话所指。在每一辑的开头，摄影师的镜头总是长时间地停留在纽约市的高楼大厦、铁索大桥、高速公路以及宽广无比的城市大道上。对于绝大多数从未走出国门的中国老百姓，这些景观所产生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为这种人类文明的壮观感到震惊、羡慕和向往，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身临其境。此后，导演也没花费太多的心思去描述纽约人的普通生活，他更关注的是美国生活中辉煌的一面。电视观众所看到的特写要么是王启明和他的妻子正在享用丰盛的早餐，要么是他们的女儿在生日宴会上收到贵重的礼物，当然还有郭燕与她的美国丈夫欢度豪华的蜜月。与“西方天堂”神话相关的还有王启明制衣厂老板的地位、他的卡迪拉克轿车、以及他在纽约长岛的别墅。这些都与当时中国的经济贫困和技术落后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东方并非在所有领域里都不及西方，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是所谓的东方伦理观念，海外华人正是依靠这一法宝而战胜西方对手的。这就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另一个神话主题。影片中的王启明被塑造成一个吃苦耐劳、精明能干、敢于拼搏的中国人。初到美国时，他不懂英语，身无分文，处处受到本地人的歧视，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他先在一家中国餐馆里打工，而后学会编制毛衣，最终靠自己的勤劳与才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与此相反，影片中的西方男子都显得狂妄自大，尤其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王启明业务上的竞争对手和情敌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不像东方人那么善解人意，动不动对手下工作人员大发雷霆，结果毁掉了自己的企业。

在妇女形象方面，东、西方的对照更加明显。东方的女子通常被描述为品德高尚、充满爱心、勤劳贤慧，而西方女子则大多道德观念淡薄，至少对他人漠不关心。影片中有两位主要的东方女性，她们都被塑造成宁可为自己的家庭及个人信念做出奉献的人物。最能够象征东方女性美德的是王启明的妻子郭燕。当她的丈夫在一个新环境里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她陪伴着他一起受苦受难。除了担负繁琐的家务，她还去服装厂打工。在那里，她眼勤手快，任劳任怨，赢得了美国老板大卫的钦佩和好感。只是王启明后来认同了西方的商业逻辑，为谋取暴利而不顾人的情感和道德操守，郭燕才离开了他，与苦苦追求她的大卫结婚。王启明和大卫后来还成了生意上竞争对手。王启明一度面临企业破产，郭燕出于同情，向她的前夫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情报。事情被大卫发现之后，这对新婚夫妇之间产生了矛盾，并最终导致两人的分手。这时王启明在事业上已经东山再起，但郭燕没有回到他的身边，而是边打工，边上学，学成后毅然回到自己的祖国。另一个女性角色阿春也属于同一类型。她是第二代美籍华人，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对西方人的办事方式无所不晓，却保留着传统的东方道德观念。阿春与王启明是至交，为了帮助朋友在纽约站稳脚跟，她不惜卖掉自己的餐馆。王启明离婚之后，她扮演了一个通情达理的情人角色，表现出天下罕见的理解和宽容。《北京人在纽约》里没有主要的西方女性形象，这也许是因为影片讲述的是华人在美国的生活，但故事中仍然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描写王启明与西方女人的一次亲密交往。影片导演抓住这个机会，将这位女性角色安排为卖淫女郎。王启明不断往她身体上贴美钞，她不断地重复“我爱你，我爱你。”这段戏虽然不长，但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美国女人什么都干，只要有钱。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启明的女儿宁宁。她来纽约时年纪较小，因此很快被美国化了。跟她的美国同学一样，宁宁对性生活很随便，先跟一个同学发生关系，后来出于经济的考虑又跟那个同学的父亲同居。这些细小的事件都更加衬托出中国女性的高尚和伟大。

作为完整的影视作品，《北京人在纽约》比以上呈现的人物对比要复杂得多，但就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和道德的对抗中孰优孰劣这个问题，电视观众基本能够一目了然。影片中的王启明一度变得十分贪婪，其经营手法与西方商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同了无情无义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这种品质上的堕落导致王启明后来的破产。倘若没有他的前妻出于同情而向他透露关于竞争对手的商业信息，倘若没有他的女友出于友情而卖掉自己的产业，他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总的说来，除了上述两位光芒四射的中国女性，整个美国社会给人以一种极度空虚的感觉。就像王启明后来常去的赌场一样，虽然金钱遍地，但是好人难寻。在雄伟的高楼大厦、繁忙的高速公路和华丽的商店橱窗背后，到处是商人的尔虞我诈和家庭的分崩离析。最让人不堪忍受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给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作品的叙事者在每一辑的开头所说，“如果你爱他，送他去纽约那里是天堂；如果你很他，送他去纽约，那里是地狱。”这里的“天堂”指的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地狱指的是那里有待改进的道德状况。

不难看出，《北京人在纽约》呈现给中国观众的不是真实的美国生活。第一，纽约的建筑物并非都像影片所展示的那样气魄宏伟。如果摄影师把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和昆斯的破旧穷人住宅也搬上荧幕，观众得到的印象会截然不同。第二，一个外国人如果不懂美国语言和文化，而且身无分文，几年内就在美国获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不用说卡迪拉克豪华轿车，许多来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一辈子连一辆普通车都没有买过。王启明在短短几年内能够买下长岛的别墅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第三，好人和坏人到处都有，东方也不例外。性混乱向来被认为是西方道德沦丧的标志，但实际上卖淫嫖娼的现象在许多亚洲国家更为严重。可见《北京人在纽约》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美国的生活现实，因而也是一个神话。

接下来的问题是，《北京人在纽约》为什么以它独有的方式描述美国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我们对神话的理解有关。按照一般的说法，“神话”指的是关于上帝的故事，它们由古代宗教礼仪演变而成，其存在的基础当然是先民的无知和愚昧。有一位学者曾这样说，“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随着人类的成熟，神话必然渐渐消亡。”[③]然而，神话不但没有死亡，它们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只不过它们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而有别于过去。换句话说，当今的神话不仅讲述天上的幸福，而且还倾吐人间的苦难，所以我们应该拓宽“神话”这一术语的涵盖范围。在对大量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之后，著名神话研究专家约瑟夫·坎贝尔总结出以下几项神话的主要功能：

 

Ø        使人的意识与自身存在的先决条件取得妥协；

Ø        制定和提供一个与当时科学相吻合的宇宙意象，这种意象应该包罗万象，其中所有的事物都是伟大而神圣的单一图案的组成部分；

Ø        肯定和维护某一特殊的社会秩序，使其道德法规具有世人不可批评和更改的权威性；

Ø        鼓励所有社团成员朝着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奋进，并支撑他们走完人生历程。[④]

 

以上列举的神话功能后来被美国学者莫利·斯霍尔布鲁克进一步概括为“哲理的、宇宙的、社会的、心理的”四个方面。[⑤]《北京人在纽约》的创作意图显然属于后两个范畴。符号学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找出神话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正如阿尔戈德·格里马斯指出，“对神话的阐释会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语言，因为事实确实是这样：对意义的分析必然会导致一种新的‘术语’，即新的理论话语。换句话说，神话学家把神话的语言翻译成‘意识形态’语言。”[⑥]

 

[①]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纽约：Vintage出版社，1979年，第5-6页。

[②]巴尔特：《神话》(Mythologies)，纽约：Hill and Wang出版社，1972年，第111页。

[③]张隆溪：《诸神的复活——神话与原型批评》，载于《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

[④]坎贝尔编：《神话、梦、宗教》(Myth, Dreams, and Religion)，E. P. Dutton出版社，1970年，第138-140页。

[⑤]霍尔布鲁克主编：《消费符号学：解读符号性消费者行为以及艺术作品》(The Semiotics of Consumption: Interpreting Symbolic Consumer Behavior and Works of Art)，柏林：Mouton de Gruyter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

[⑥]格里马斯：《论意义：符号学理论文集》(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