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学派，即中国西部符号学派，是以四川大学为重镇，以西部中国为基本扇面，以文化-传媒研究为中心，所形成的一个符号学派。

“西部”并不必然与“东部”对立。“西部”作为符号学派的文化语词，不是“命名”的结果，而是自发地“生长出来”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四川大学曹顺庆为轴心的学术团队，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文论“话语”成为这个团队谈论的关键词。有趣的是，当这个团队把“话语”界定为“意义建构的法则”时，它就内在地沟通了符号学。

2003年，四川大学召开“海峡两岸符号学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中国符号学、当代文化与符号学，以及符号学的基本问题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李思屈（李杰）、蒋荣昌、张意等四川大学学者，以符号学视角研究“文化-传媒”，发表了诸如《东方智慧与符号消费：DIMT模式中的日本茶饮料广告》、《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广义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文本形态》和《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等优秀的符号学专著。

2006年，旅欧学者、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加入四川大学教师队伍，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符号学的博士研究生，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和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在赵毅衡的指导下，专心致力于“文化-传媒”符号学的研究。西部符号学派的自觉，也是从这时开始。随着中国第一门专门的符号学课程在四川大学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开设，第一个符号学方向的博士点开招，第一个“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成立、第一家“符号学论坛”网站开通，第一本《符号与传媒》杂志举办……符号学英才和有志之士，把目光投向四川大学，投向中国西部。十年过去，一个符号学派，以踏实的脚步为自己命名。

西部符号学派之所以形成学派，是因为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赵毅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专注于文学-文化形式论研究，1990年出版《文学符号学》，提出文化是一切表意符号总和的主张，结合之前的《苦恼的叙述者》和后来的《比较叙述学》，再到2011年出版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以三十年磨一剑的功夫，赵毅衡建立起自己的理论符号学体系。这个体系，突破了单纯的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沿着皮尔斯、西比奥克、艾柯等人的道路，融合索绪尔等人的语言符号学、卡西尔等人的文化符号论、巴赫金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整合心理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的理论成果，打通理论符号学与应用符号学的边界，融通中西古今的符号学思想，为今日之高度符号化、传媒化的文化反讽时代，提供了一套具有相当解释能力的、重在接受的、开放的符号学理论，许多论点是第一次系统提出。

西部符号学派之所以形成学派，是因为有自己的学术队伍。这支队伍中，有赵毅衡、孟华等知名符号学家，有蒋荣昌、张小元、马睿、傅其林、陆正兰、徐沛、谭光辉等杰出的学术骨干，有祝东、刘华、张碧、孙金燕、乔琦等一大批后起之秀。这些学者工作地点不限于西部，孟华的教学基地就在青岛海洋大学，而不少青年学者如魏全凤、董明来等正游学欧美；这些学者在身份上，甚至不拘囿于“槛内”，续戒法师就是河南佛学院的出家之人；这些学者的学术，也不都在“经院”之中，不少人游走于学界与业界之间；这些学者更不是圈定在某个学科，而是众多学科的大聚合。

这个学派的青年符号学者胡易容、文一茗、伏飞雄、饶广祥、宗争等，在“传媒符号学”、“主体符号学”、“叙述哲学”、“广告符号学”、“游戏符号学”等领域，都已经推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当然这些理论存在可争辩的地方，但可争辩本身即已说明它们所具有的可生发性以及旺盛的生命力。圆满的理论，只握在上帝手上。

西部符号学派之所以形成学派，是因为有自己的学术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以文化-传媒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并以此展开自己的多元符号学运动。在西部学派看来，文化-媒介-符号是三位一体的。符号本质上是媒介，文化是通过符号这个媒介得以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就是符号化的媒介文化。

当历史进入新新传媒时代，当传媒无时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的时候，符号-传媒-文化就是世界的三种面相。研究符号即是在研究传媒和文化，研究传媒和文化的有效途径无疑是符号研究。事实上，综观符号学史，从雅各布森符指过程分析六要素，到洛特曼符号的“模式”与“交流”的两重功能，再到艾柯关于符号的“意指”与“交流”的两个系统，都越来越揭示出这个道理。

正是基于对符号-传媒-文化三者关系如此这般的理解，西部符号学派表现出高度的“开放”、“对话”、“融合”、“创新”以及强烈的现实文化担当的学派风格。为符号学发展，西部符号学派不分古今中西，不言中心边缘，不划学科边界，不理话语之争，只要是有用的符号学资源，皆纳入“彀中”，改造生发，为我所用，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同时又注意光大中国思想的珍贵遗产，强调旅行变异的重要。立足于这样的学术立场，西部学派以尽可能开放的姿态，在符号学内部各学派之间的对话融合中；在符号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融合中；在符号学与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融合中；在符号学与当今不同媒介文化之间的对话融合中，以解决当代文化、学术问题为鹄的，不断开出新领域。

可以说，西部符号学派与原先中国学界符号学的最大区别，是从语言学为核心模式的学问，拓宽疆域转变成以文化和传媒为核心的多元符号学运动。

好些领域都是首次“圈地”、拓荒。比如“奇幻符号学”、“‘江湖世界’与符号学”、“游戏符号学”、“名人符号学”、“幸福感与符号学”等。有些领域，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拓宽，尤其是中国符号学传统遗产如《周易》符号学、孔孟符号学、老庄符号学、术数符号学、唯识学与符号学等。面对一个快速冲入高度符号化的时代，在世界竞争越来越转向符号竞争的时刻，西部符号学派致力于符号学领域的全方位拓展。

西部符号学派的出现，是符号学成为显学的明证。显然，作为符号学派的“西部”，并非纯粹的空间意指，即如布拉格、哥本哈根、巴黎、莫斯科-塔尔图等符号学派，也不单纯指称某一学术地域一样。“西部”只是这个学派的学术基地，其学术辐射力，使“西部”这个符号甚至具有了“无限衍义”的可能，事实上这种可能正愈来愈成为现实。

西部，是一个神奇而富有想像力、创造力的象征。它在自然地理上意味着群山巍峨，大漠沉雄，江河滥觞；在人文地理上意味着坚实、艰苦、艰难的步伐；在文明史上则意味着交流的又一缕新的曙光乍现于东方……我们相信，条条道路通罗马，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西部符号学派，不啻于又一条通往真知的符号学的“丝绸之路”。这难道还需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