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学科的符号学，已经走过半个世纪，并在高度符号化的今天，成为显学。但在笔者看来，在其表面的热闹下面，潜藏着深层的危机。摆脱这一危机，当务之急是寻找和建立自己的主体。换言之，为历史补上一课：建立主体符号学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关涉到这门学科的现在和未来。

建立主体符号学，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关于“主体”的辨析。主体一词，意义含混，中西各方，理解殊异。西方更强调心灵主体，华夏一脉，则偏重认知与实践合一主体。在人类思想史上，主体之义太过丰富与复杂。从亚里士多德将主体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1]经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到拉康、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主体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进入当代，当批判和文化理论逐渐从“自我”这个词偏离出来，而用“主体”取而代之的时候，[2]主体早已不是所有知识的起源和形成知识的“本源的、先验的条件”的那个主体，也不仅是拉康、阿尔都塞们被“语言”和“意识形态”等建构的那个主体，它似乎漫漶成一条没有边际、漫无目的且不断流逝的大河，任何关于其独立、自足、统一的想法，都可能被置于可耻的谎言之下。显然，要将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主体辨析清楚，委实不易。不过，笔者认为，可以给出一个最简最宽的定义：主体即人。个体、自我、身份、人格等等，均可视为主体同一家族的词汇，在特定语境中可以相互替用。

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3]。主体符号学即是关于人与符号关系的学问，它大致有两个论述方向：（一）人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考察人是如何作用于符号意指的，是怎样将意义植入符号，使符号成其所是的。（二）符号学关照下的人是怎样的。亦即运用符号学原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诚如诺伯特·威利对“符号自我”所作的“客我-主我-你（me-I-you）”三维构成及运动方式的剖析。在前一个论域里，人是作为符号主体被检查，可称之为“符号的主体学”；而后一个论域，则是关于人这个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可名之为“主体的符号学”。因此，主体符号学，既是关于“符号的主体学”，又是关于“主体的符号学”。完整的主体符号学，只有在这两个维度上才能建立。如果按照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即符形学、符义学、符用学[4]，那么，第一个论述方向，讨论人在符号内部结构中的位置及运动方式，更偏重“符义学”；第二个论述方向，则更多落入“符用学”的范围，重心在解析作为社会文化符号的人。当然，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仅有第一个论域，即“符号的主体学”才有资格成为“主体符号学”，这与“主体性哲学”类似，它始终把人作为符号学的出发点和中心。而“符号的主体学”，不过是符号学理论在“主体”研究上的应用，人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

虽然“人类就是符号”[5]，但符号学习惯不谈“人”久矣。这不是什么怪事，它与符号学出生的历史语境有关。符号学思想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被称为“符号学之父”，他把症候看作疾病的符号[6]。中国古代汉字“符”，已蕴含符号之意[7]。但符号学科的真正建立，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当此之时，适逢主体哲学解构。甚至符号学奠基者的思想，还为这种解构思潮提供了锋利的武器。拉康、德里达等人，都明显在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解构的灵感。极端点说，符号学不仅成长于主体破碎的时代，而且一诞生就站立在主体哲学的对立面。从索绪尔，与其同时期的皮尔斯，到布拉格学派的雅格布森、哥本哈根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无论其语言学传统还是哲学传统的符号学，都没有将重心放在主体符号学的建构上，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排斥。符号学家安娜·埃诺，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活着，就是在捍卫一种形式”，来描述当时符号学家的追求。[8]谈论主体，在符号学界曾如此尴尬：“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言语活动领域里谈论情感、感觉、激情和心灵状态，不止是一种错误，而且是一种审美缺陷，甚至是一种严重的科学愚蠢行为”。[9]1968年，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竟公然宣布：一个事件，进入写作，一经讲述，作者即死。作者既已死亡，符号文本何来主体？作者之死，即是符号文本主体之死。主体已死，主体符号学不成了空中楼阁？何研究之有？

到20世纪70年代末，情况似乎在悄然变化。以格雷玛斯为代表的巴黎符号学派，已经不再满足于《结构语义学》确定下来的“理论的经典形式”，格雷玛斯自己、齐贝尔伯格、科凯等人开始尝试建立“主体符号学”，随后渐成运动之势。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激情符号学”，以1978年《符号-语言学小组简报》发表《建立一种激情符号学》为标志。[10]随后，格雷玛斯的学生封塔尼耶，以及奥雷克齐奥尼、齐贝尔伯格、科凯、埃诺等人都加入这场运动，并陆续推出一批重要成果，格雷玛斯与雅克•封塔尼耶合作的《激情符号学》、封塔尼耶与齐贝尔伯格合作的《张力与意指》、科凯的《寻找意义》、埃诺的《能够就像是激情》、朗多夫斯基的《无名称的激情》、封塔尼耶的《符号学与文学》、《符号学实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其实，早在1974年，罗兰·巴特已有回返“主体”的行动，他不再坚持“作者之死”的主张。他在《罗兰•巴特自述》中就表示：“他不相信情感与符号脱离”。同年，他到高等实用研究院授课，就以“恋人话语”为题将“主体”引入陈述活动，并在1977年母亲去世后的两年间写作《哀痛日记》，把自我深深浸泡在符号中，以排遣无法释怀的悲痛。[11]主体与符号学的纠缠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迄今，好像从未停止，并有渐“热”趋势。

但在笔者看来，巴黎学派“激情符号学”的主流，还处在主体符号学的边缘。其一，它只考察主体的情感维度或激情维度，并非主体全人；其二，它在“论述激情时只谈模态，而不涉及主体”；[12]其三，它的方法是语言学的，或者说语义学的。除科凯比较注重正在进行中的话语主体，其他激情符号学家，主要选择情感术语作静态的、共时的、形式的分析。因此笔者以为，激情符号学只是传统语言符号学向主体的一种有限延伸，实质是一种“非-主体”的主体研究。它既不在更一般的意义上，细察人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更不在具体的语境中细究人的心理、情绪或激情的符号化运动。当然，激情符号学正方兴未艾，未来是否通达真正的主体符号学，尚难料定。

总之，主体符号学在整体上的缺席，成为符号学科显明的问题。中国符号学，近十年成为显学，成绩斐然。但在中国知网上查不到一篇以“符号主体”或“主体符号学”命名的文字。仅有一篇《主体符义学》，介绍巴黎符号学派“主体符义学的背景、基本原理”和科凯的观点。这可能是国内较早涉及西方主体符号学的文字，但它仍没能跳出“内在性”研究的窠臼，只是将这种传统的研究扩展到对与“主体”相关的情感术语上。不过，文章的两点判断笔者是认同的：一是“激情符号学”就是“主体符义学”。因为它没有越出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早在1958年就奠定的主体符义学理论的范围。二是，主体符义学的应用范畴和影响有限，到目前为止，“主要还局限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尤其是现代文学作品。[13]”而在中国，建立主体符号学，除个别符号学家已经作出实绩外，最近才被少数学者所关注，并以“论坛”的形式发起倡议。[14]

主体有什么重要？没有主体符号学行不行？符号学自诩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分母”、“方法论”，但至今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笔者看来，就是没能建立自己的“主体”。一个没有主体的人文学科，是不成熟的学科，也是难以经受历史检验的学科。对于符号学尤其如此。符号的世界，离开了人这个主体根本不可能。符号与人的关系太过紧密，可谓生死与共。对于符号学，主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将各方面问题有机统领起来的枢纽，离开了这个枢纽，理论是零散的、漂移的、不成体系的。符号学之“灵魂”系在“主体”这根魔棒上。后现代处境，以及对“方法论”、“工具论”的本体性强调，看似最理论化的符号学，其实存在着轻视理论与过分“技术化”的倾向。一个有趣的例子是，1967年，《社会科学通讯》（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杂志，面向当时开始形成的各种潮流，开辟了“符号学研究”专栏。两年后，这个栏目消失了，《社会科学通讯》被《符号学》（Semiotica）取而代之，成为国际上影响卓著的符号学专业杂志和符号学哲学论坛，来自全世界的相关思考均可在上面发表。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份新杂志却几乎不给符号学理论以任何位置”[15]。理论的薄弱，又尤其是以维护符号学的纯洁性——科学性为由，而对“主体”研究的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使符号学还没有完成“一种科学区别于另一种科学”的“首批概念”的确立。[16]为此，笔者认为，为符号学补上“主体”这一课——建立主体符号学，是完成符号学奠基性事业的关键性环节，也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推进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工作。

笔者并不轻易否定这种合理性和可能性：诸如叶尔姆斯列夫等人关于符号学“崇高理想”的想象：走向“语言的-代数学”[17]。但必须事先走好其中最为基础的一步——建立“主体符号学”以后，这个理想也许才能实现。其实，符号学也没必要与纯粹的各种逻辑学争夺天下。符号学当然有自己扎根的位置。否则，它将会失去自己的土壤，从而失去生命力。这样，艾施巴赫等人对“符号学危机”的担忧，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格雷玛斯一脉，正在被皮尔斯、莫里斯、艾柯传统取代，并走向边缘的历史趋势，是在敲响这种警钟：纯粹技术化、工具化，止于操作层面的符号学难以为继。而在笔者看来，沿着皮尔斯的传统走下去，就必然与主体符号学照面。

符号学之于主体的“先天不足”，“后学”语境下主体的“狼狈”，都使主体符号学的建立面临困难。20世纪众多思想家，如弗洛伊德、拉康、福柯、德里达、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主体及其主体性的被置疑、被解构，不仅是时代思潮使然，更有其主体理论自身的缺陷。在弗莱德·多尔迈看来，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占有性个体主义”，以统治自然为目标的“人类中心说”，以不包含交互主体性的“单独主体性”共同导致了主体的衰落。[18]的确，被海德格尔斥责为“控制论式的思维”的主体性哲学所致的文化后果，诸如理性失范、自然失控、社会失序等，已演化为人类的深重灾难。在此情景下，建立什么样的符号主体？或者说建构何种主体符号学，才能避免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等人指出的“先驱者的病毒”，“即那种不了解一个时代知识之内在逻辑关系的先入为主的偏见”，[19]使已经“不合时宜”的“主体”，在符号学内部重获新生，焕发生机，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唐小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tangxl6523cd@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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