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通俗文学的批评策略
作者：朱国华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量：4544 2009-08-27 17:53:18
内容提要 通俗文学具有生命力的存在与通俗文学理论的缺席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本文建议采取一种批评策略，一方面对通俗文学作品以人文尺度进行精神把握；另一方面，又要对通俗文学的内部规律进行探讨，本文对通俗文学的消极意义、积极意义、通俗文学的民族特性、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雅俗文学的互动关系、通俗文学的形式技巧等等，进行了初步考察并着重讨论了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本文建议将通俗文学的研究纳入严肃的学术研究范畴之中。
关键词 通俗文学/内部规律/批评标准
通俗文学具有生命力的存在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始终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一方面，自居正统、时刻不忘捍卫雅文学尊严的评论家漠视通俗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断然将其置于严肃的学术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某些热衷于制造奇谈怪论以谋求广告效应的批评家们，又不负责任地对某些通俗文学作品加以肉麻吹捧，而对其作为通俗文学作品这一特定文学类型所难以摆脱的弱点又熟视无睹。显然，以雅文学的标准一概贬斥通俗文学，势必不公正地将取得巨大成就的金庸武侠小说与某些粗制滥造的末流武侠小说等量齐观，这难免令人有隔靴搔痒之叹；另一方面，将金庸等通俗文学作家说成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1] 这又难免忽视了通俗文学先天不足的特殊性质，将最好的通俗文学作品不加思索地当成最好的文学作品了。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实例是汪国真诗歌在文坛上的大起大落。汪国真的诗歌忽而大行其时、洛阳纸贵，忽而又被大喝倒彩，几至销声匿迹。汪国真的际遇充分表现了批评界的不成熟。我们还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通俗文学理论体系，因此，当我们面对具有吸引力的通俗文学作品时，我们进退失据，完全失去了把握能力。全面探讨通俗文学理论体系，这当然不是一两篇论文所能完成的，本文所关心的是，对于通俗文学作品，我们应当持有何种批评策略。我们认为，这种批评策略至少应当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对通俗文学进行哲学层面或历史层面的外部批判．也就是说，以人文尺度对通俗文学作品进行精神把握，包括对其积极、消极意义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其二，探讨通俗文学的内部规律，特别是确立在通俗文学内部起作用的批评标准，这一标准应该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通俗文学作品。
一
通俗文学实际上是大众文化的一支，通俗文学的全面繁荣和发展与商业化社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例如绝大部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首先连载于报纸上，这促成了报纸发行量的大幅度提升；反过来，报纸的订数又要求通俗小说能满足形形色色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通俗文学与作为大众文化主要载体的新闻媒介（除报纸外．还包括广播。电视，此外，未来电脑业的发展可能使得电脑软件也成为大众文化重要工具之一）相互支持、相互依赖揭示了通俗文学的商业化本质，如何认识通俗文学的这一性质，应该是通俗文学哲学批判的任务之一。必须指出，与大众文化的其他成员一样，通俗文学本身确实存在着许多负面价值值得研究。比如，从创作目的来说，通俗文学家首先关心的是作品的畅销程度而非深刻程度，关心的是其交换价值而非艺术价值；从创作过程来看，通俗文学是复制的艺术，程式化的语言、意象、情节、风格、情感模式、故事套路，使得通俗文学创作过程成为标准化生产过程，从而取消了作品的个性和内在独创性；从创作后果来看，通俗文学作品以其娱乐性。消遣性蚕食高雅文学的生存空间，不仅仅使其接受者作为被动的消费者其经验陷于平面单一，艺术鉴赏力陷于庸俗低下，而且由于通俗文学的媚俗性质，还会瓦解人们的存疑理性和批判精神，从而强化了大众传媒对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以人文精神的尺度来审视通俗文学的积极面。文学本身除了人们常说的陶冶情操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等，还有娱乐功能。古代中国和西方的文学理论都有“寓教于乐”的文艺思想，即使是当代西方最先锋的文艺理论家也将审美愉悦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例如罗兰·巴特著有《本文的愉悦），姚斯著有《恢复愉悦》，至于巴赫金，在他的诗学理论中，“狂欢节”这一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后现代主义许多理论的源头。通俗文学的写作采取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从而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阅读快感。这种阅读快感对置身于高强度、快节奏以及沉重工作压力下的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人来说，毕竟提供了一条可供休息的途径，人们因此可以大大缓解其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我们不能期待人人都是英雄，都能面对惨淡的现实人生，面对“无物之阵”的挑战，因此，通俗文学作为某种程度的宗教替代物，不仅仅能够提供巨大的心理支持，而且能够强化个体对社会的认同，加深社会沟通。通俗文学所特有的抚慰性质对于少数头脑清醒者固然意味着精神上的鸦片和麻醉剂，然而，对于大多数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人来说，又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避风港。对于前者，通俗文学仅仅提供虚假的欲望满足，对于后者，通俗文学却能提供现实的当下快乐。此外，通俗文学由于其跨阶层的共享性，为某种程度的文学民主提供了可能。文学民主意味着文学作品的解释权、评判权和鉴赏权不再是少数作家、评论家垄断的专利。至少在通俗文学范围内，人们可以随心所欲、指东说西，而不必理睬文学权威的存在。实际上，照接受美学的逻辑，通俗文学因为必须取悦于世俗，因此，比之严肃文学而言，读者更有权利宣称自己是它潜在的作者。民众的心理、欲望、动机更直接也更全面地支配了通俗文学的创作，因此，通俗文学为民众大规模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可能。
通俗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浅表层次，而且，由于各民族具有自己各不相同的历史境遇和文化传统，因此，各国的通俗文学作品具有各自的民族特性。要更具体、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当代通俗文学，除了一般性哲学批判之外．还要结合中国当代通俗作家的创作实践来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说：“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2] 如果说严肃文学是一个反映知识精英精神状态（即所谓大传统）的民族寓言，那么，通俗文学则是反应下层百姓精神状态（即所谓小传统）的民族寓言。从这种意义上说，通俗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民族文化心理批判的范本。在这个层次上，通俗文学研究应该有较为广阔的未开垦的学术处女地。比如，就通俗小说而言，有些通俗小说类型，如神怪小说，在古代曾长盛不衰，为什么在当代通俗文学创作中逐渐式微？再如侦探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在西方甚至在日本一直拥有大量读者，但为什么不会出现在大多数中国通俗小说迷的主菜单上？某些新型通俗文学作品，如梁凤仪财经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式留洋小说、赵忠祥《岁月随想）式传记文学，近几年异军突起，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当然，还有高阳式历史小说，琼瑶、岑凯伦式言情小说，金庸、古龙式武侠小说倾倒了于千万万个读者，其中缘由究竟何在？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结合作品作出具体分析。例如，对当代最成功的通俗文学家金庸，批评家中褒扬者无限拔高，贬低者又不屑置评。事实上，对金庸武侠小说所折射出来的国民性缺点（它无疑迎合了读者大众的深层欲望）大可以做出严肃批判。这里试略加剖析。金庸武侠小说中半数以上都有数位美女爱上一少侠的情节。这事实上反映了对一夫多妻制旧观念的不自觉怀念。《天龙八部》段誉身世查明之后，被允许娶那么多表妹；《鹿鼎记》韦小宝通吃七妻，写得都很露骨，充分暴露了旧式文人男性中心主义的占有欲。金庸小说对传统的等级观也颇为迷恋。这不仅仅表现为在其武侠世界的惯例中强调辈份，而且表现为描写大帮会领袖时，渲染了一呼百应的赫赫威势。虽然金庸描写日月神教、神龙教时含有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但对居于高位者权势的夸张描写，则在正派人物陈家洛的红花会、张无忌的明教、虚竹的灵骛宫中也有同样体现。假如我们把大帮会视为小朝廷的模型或投影，那么，金庸将权势写得如此迷人无意中暴露了国民人人想做皇帝的欲念。黑格尔说过：“主人的真理是奴隶，而奴隶的真理是主人。”[3]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迎合了国民的奴性意识，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金庸小说另一个迎合民族心理的地方，是大团圆的叙事模式。当然，金庸小说有正义的失败，英雄的死亡，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悲剧。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问的悲剧性的冲突。”[4] 金庸小说中的主角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历史必然要求的人格化，他们仅仅代表一种抽象的伦理力量。不管历史情景是多么险恶，现实环境是多么丑恶，从大的方面说，正义必然战胜邪恶，有情人终成眷属。金庸小说的主人公最后大多遁迹江湖，这并非悲剧，而是类似于范蠢、张良的功成身退，是金庸式大团圆。因为金庸笔下的英雄们从无政治野心，浪迹天涯，仗剑行侠本是他们最理想的生存状态。
最后也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对通俗文学的文化批判还应该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来进行。恃别值得重视的有两方面：其一，把通俗文学作为大众文化家族的成员，与大众文化的其他类型如电视连续剧、卖座电影、流行歌曲等结合起来，宏观考察。这不仅仅是指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北京人在纽约》由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两种通俗艺术类型的比较，或者它们之间如何相互支持，而且指通过研究它们的共同走向，能够更清楚地把握当代的潮流风尚和社会心理。其二，还要加强雅俗文学关系的研究。这种关系是指，一，俗文学对雅文学的接受。许多通俗文学吸引了严肃文学的某些技法，例如琼瑶言情小说对古典诗词的借鉴，古龙武侠小说对海明威语言风格的借鉴，《罗兰小语》对泰戈尔、纪伯伦文体的借鉴等。二，俗文学对雅文学的渗透。这种渗透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为照顾读者的欣赏水平和阅读能力，有些经典名著被简编或由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例如出于广告效果的考虑，纯文学作者往往故意对性、暴力进行渲染，如贾平凹《废都》许多篇幅中使用“以下删去××字”的欲盖弥彰的说明，莫言干脆将其长篇小说取名为《丰乳肥臀》，陈忠实《白鹿原》小说主角一出场就连续干倒六、七个女人。不少先锋派作家也追求通俗小说常见的奇险怪异、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如苏童《妻妾成群》，有些纯文学作家有时还借用通俗文学常见的情感模式，如余秋雨的散文其感伤情调与琼瑶感伤故事如出一辙。以上所举的例子都说朗了俗文学对雅文学的渗透使得雅文学降低了格调，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列举不少。但是，俗文学对雅文学的渗透有没有积极意义？如果有，又如何表现？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
通俗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至少应该包括通俗文学的主要题材、类型、形式、技巧、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以及通俗文学批评标准等方面内容。通俗文学的题村，除了诗歌、散文、小说之外，对传奇故事和广告文学也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通俗文学的类型，除了传统的武侠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公案小说、科学幻想小说、推理小说。言情小说、童话。传说、歌谣、打油诗之外，还应该包括近几年来走俏的财经小说、留洋小说、明星自传。各种通俗文学类型具有自己的叙事方式和故事套路。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陈平原先生《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对武侠小说类型的卓越研究，该书对其它通俗文学类型的研究，应该有示范作用。通俗文学的形式技巧应该将侧重点放在它何以能吸引读者大众方面。即以通俗小说为例，程式化或口语化的叙事语言，消除了读者对它自身特质的注意，从而促使读者直接将其注意力投向故事情节；再如大量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混合着感伤倾向的浪漫主义风格和缺乏具体性的简化的人生模型，是为了缩短读者与文本的距离，从而使之与作品人物同呼吸共患难；此外，曲折起伏、变幻莫测的悬念，则迫使读者不断地关注情节内容的高密度发展。总的说来，探讨通俗文学的形式、技巧必须从其功能上着手，至于美学方面的价值，可能倒是次要的。通俗文学的历史发展应该探讨通俗文学的起源、某些类型通俗文学的流变以及兴衰的原因，比如历史演义小说为什么由古代的历史事件为中心组织文本，转变为当代以人物为中心组织文本？为什么古代公案小说颇为发达，而今天却消失在《蓝盾》、《警方》之类杂志以及报刊周末版的某些纪实性大案描写中？为什么武侠小说源远流长，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外．通俗文学的历史发展研究，还应该包括对通俗文学思想观念、形式技巧的演变、通俗文学的未来等的探讨。考虑到通俗文学批评标准的特殊重要性，所以这里花更多的篇幅作些探讨。
尹鸿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了大众文化批评的三项尺度。其一为人文价值的尺度，它“评判大众文化是否能够以一种真善美的境界去陶冶和净化人的灵魂，以一种更加合乎人性的社会远景来关照现实，以一种精神的自由来支配物欲的获取”；其二为历史的尺度，它“将衡量大众文化在编织那些情节的故事……时，是否能够达成对存在于历史的特定时空中的现实关系的某种理解，某种再现，从而帮助人们意识到他们所实际遭遇的生存环境和困境，并树立他们面对现实和改造现实的信心”；其三为美学尺度，它“将判断大众文化的创造是否以一种开放的品格吸收文明的遗产，重视艺术实验和前卫文化的探索成果，在艺术形式上，审美体验方式上，有所更新和有所前进。”[5] 必须承认，这三项尺度所期望达到的审美理想确实非常美好，但是，就中国通俗文学范围而论，我们尚且还无法找到一部符合上述任一尺度的作品。显然，我们不能否认当代中国通俗文学特别是新武快小说所呈现出的巨大繁荣。因此，上述标准实际上是把高雅文化的标准移用到大众文化上来了。如果芸芸众生能够以“精神的自由支配物欲的获取”，在遭遇到生存困境时，能够具有“面对现实和改造现实的信心”，那么，通俗文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通俗文学存在的权利取决于人们对人性弱点的让步。正因为人们精神的自由还不足以支配物欲，正因为人们面临生存困境时无法树立改变现实的信心，人们才需要通俗文学。作为梦的文学，通俗文学向人们提供了满足欲念、安慰失败、发泄苦闷的途径。因此，通俗文学应该有适合于自己的精神价值的尺度。另一方面，如果通俗文学借鉴先锋派语言艺术的实验，那也会造成大众的阅读理解困难。通俗文学也就不通俗了。因此，通俗文学应该有适合于自己的美学尺度。
我们认为，评判通俗文学作品价值优劣的批评标准之一，是看它是否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取向，通俗文学的目的效果指向娱乐。娱乐作为一种不干预现实生活释放情感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来看，是超乎功利的。我们主张，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在给人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还应该给予人理想主义的精神召唤。当然，雅俗文学作品所各自追求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严肃文学追求的精神理想具有先锋性和探索性，什克洛夫斯基说：“文学重新审判。文学施行大赦。它提供未来的道德标准。”[6] 因此，雅文学的精神理想意味着对当代主流话语的叛逆和颠覆。但是通俗文学的精神理想不具有超前性和批判性，它是对传统价值观和当代价值观的确认或再确认。通俗文学的积极意义就表现在作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结合部，它将精英文化的主流价值观转化为世俗文化所能接受的普遍理想，从而丰富了世俗文化的内涵。伟大思想家孤独的声音穿越历史的空间在通俗文学里得以用某种方式与当代读者人群相唱和。比如只有少数知识精英耳熟能详的魏晋风度。庄禅神韵，在金庸小说的侠客形象中得到形象的展现；再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一直是“五四”以来知识精英视同身家性命的人生理想，这些观念通过三毛的浪漫传奇得以广泛传播，如此等等。通俗文学的理想主义标准反对庸俗媚俗，反对迎合人性中的低级趣味和欲念，这就决定了我们能接受汪国真或《读者》杂志的温情脉脉，却不能接受大量地摊杂志的色情、暴力；能接受金庸对郭靖、杨过的精神礼赞，却不能接受对段誉、韦小宝妻妾成群美梦的神往；能接受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个人奋斗，却不能接受该小说对个人的物欲、权力欲、占有欲的美化。
通俗文学的另一批评标准是建立在可读性基础上的独创性。雅俗文学的独创性当然也大不相同。严肃文学的独创性虽然也是历史语境中传承的独创性，但是，它对文学传统的反叛和创新又是可以不考虑读者的接受情况的。事实上西方现代派文学经典大抵是排斥普通读者的日常阅读经验的。但通俗文学的独创性必须建立在可读性基础上。这是因为，通俗文学作为商业写作，在创作过程中必须顾及读者大众和码洋、销路，通俗文学作家必须考虑其作品在被消费过程中能够给读者大众带来娱乐，这里所谓可读性指两个层面：其一，指作品语言、思想及作品内容的易解性，没有阅读障碍；其二，指作品能给人带来阅读快感，不论是汪国真、席慕容、罗兰给人提供温柔的怜悯和精神的抚慰，还是金庸、琼瑶给人提供悬念和刺激。那么，通俗文学的独创性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一般通俗文学作家都难免在语言、情节、人物、风格上蹈袭陈规，并复制自身，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俗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商品，某种固定的叙事摸式正如固定的商标一样对文学消费者有着自然而然的吸引力。从功能上看，程式化叙事导致读者大众以变奏的方式不断持续以往的阅读经验，由此带来的阅读节奏能够消除焦虑，并得到心理的平衡和满足，然而，另一方面，阅读经验的简单重复如果持续得太久则又容易引起感觉的迟钝和麻木，从而产生阅读的心理疲劳。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家必须在程式化叙事模式和创新的创造力之间保诗某种适当的张力。一方面，他们必须突破固定的叙事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开创新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这种创新又不能对读者大众的期待视野产主大大的偏离。当代新武侠小说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梁羽生率先以某种程度的现代意识来改造武侠小说，金庸以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加深了武侠小说的表现内涵，古龙以西方文学的创作经验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表现形式，但是，他们都没有违背以武行侠这一基本叙事模式。
以上笔者极为粗略地讨论了使通俗文学批评成为可能的基本策略。由于论题大大，内容太广，兼之笔者学养尚浅，才力尚弱、对许多问题只是浅尝辄止，所持观点也未必站得住脚，然而，如何使通俗文学批评符合批评学术规范，并使之纳入严肃的学术研究范畴，毕竟是未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不能因为本文的浅陋而对其意义加以低估的。所以，抛砖之意，在乎引玉，幸祈海内外有识之上雅正，从而共同促进通俗文学研究的繁荣。
[1] 陈墨认为：“金庸的小说与《石头记》（《红楼梦》）同属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作品。”见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第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于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2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3]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80页，陕西师大出版社。
[5] 尹鸿《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6] 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第39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到学术论坛讨论
好文章总是百读不厌，赶紧收藏分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