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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叙事”: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去现实主义化”

作者:支宇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6期  浏览量:5756    2013-09-26 11:20:56

 

“仿真叙事”: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去现实主义化”
——一个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关键词在中国的话语个案
 
 
 
[内容摘要] 在中国后新时期批评话语中,受鲍德里亚超美学关键词“仿真”术语影响而产生的“仿真叙事”概念影响甚广。与“仿真”在西方语境中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功能不同,汉语批评语境中“仿真叙事”术语的基本目标与功能在于“去现实主义化”,即解构“现实”、“本质”和“真实”等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论基本观念。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话语个案,“仿真叙事”这个术语呈现了中国当代语境与西方后现代文论在文化交往和诗学对话过程中流传、模仿、挪用与重构等复杂的话语关系。
[关键词] 仿真叙事 鲍德里亚 中国后新时期
 
在中国“后新时期”批评话语中,“仿真”、“话语”、“能指”、“符号先行”、“表征危机”等来源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术语运用得非常广泛。其中,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仿真”(simulation)与“仿象”(Simulacrum)这组概念对中国后新时期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表现之一就是“仿真叙事”这个术语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产生与运用。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话语个案,“仿真叙事”术语呈现了中国语境与西方论在文化交往和诗学对话过程中流传、模仿、挪用与重构等复杂的话语关系。
 
 仿真叙事与中西语境
“仿真叙事”这个术语来自于法国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中国批评家陈晓明从不掩饰这一点。鲍德里亚是20世纪西方激进的后现代理论家之一。80年代以来,随着多本著作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出版,鲍德里亚继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学者之后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被誉为“后现代主义大祭司”。[1]美国著名后现代理论家凯尔纳、贝斯特评价说,他“发展出了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极端的后现代性理论,他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理论以及有关当代媒体、艺术和社会的话语。”[2]中国当代批评家一向热衷于挪用西方前沿理论,德里达、罗兰·巴特、福柯、拉康和鲍德里亚等是他们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批评家陈晓明一直十分强调解构主义的理论价值,认为:“解构主义已经如此不可或缺地成为当代批评理论的基础,既提供思维方式,也提供术语和概念,总而言之,没有解构主义建设的平台,当代批评理论寸步难行。”[3]虽然中国当代批评家对鲍德里亚的理解可能并不全面,论述也可能比较简略,但他们却能把握住“仿真”理论最有价值的东西并很快用于批评实践。其中,陈晓明是中国当代最早援引鲍德里亚“仿真”理论并进行文本分析的批评家之一。
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是基于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文中,鲍德里亚将西方社会的符号生产分为三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代的显著特征是“仿造”(counterfeit),工业革命后的工业化时期则是“生产”(production),而当代社会则进行符号生产的“仿真”(simulation)阶段。[4]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进而提出“超真实”(hyper-reality)概念,对传统美学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鲍德里亚认为,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强力扩张,后现代社会已经被彻底人工化和符号了。在这样的社会境遇,美学所面对的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真实”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没有客观本原、自行运作的“超真实”世界。“仿真理论”突显了影像、传媒和符号的作用,显示出鲍德里亚对西方美学“语言学转向”的深刻领悟。“仿真”(simulation)与“仿象”(Simulacrum)密切相关,鲍德里亚用前者描述一个过程,而用后者指称一种对象。“仿象”(Simulacrum)又译拟像、类象、幻象等,是鲍德里亚用以分析后现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一个关键性术语。简单地说,“仿象”指的是“后现代社会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源、没有确定意义的图像、形象或符号”。[5]鲍德里亚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的后现代整体转型,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当中,一个存在物都已经彻底“符号化”。因此,要批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必须从符号学角度进行,必须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符号学批判”发展这“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生产之境》一书中,鲍德里亚提出:“这个转变涉及到从形式—商品到形式—符号、从一般等价规律下物质产品交换的抽象到符码规律下所有交换的操作的转变。与这个转变相对应,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到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转变。”[6]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仿象化”和“符号化”的揭示目的在于从符号学角度进行消费社会批判。而中国批评家在运用这一术语时对其理论内涵进行了改写与转换。
鲍德里亚的“仿真”概念向以纷繁芜杂和晦涩难懂而著称,陈晓明则化繁为简,紧紧抓住“现实”符号化或“仿真化”这一鲍德里亚理论的关键性环节来加以阐述。陈晓明阐释道:“‘仿真’时代是符号急剧扩张的时代,过去被理解为物质实在性的‘现实’,现在已然为符号的加速传播所遮蔽,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实,被各种符号,也就是为各种话语、各种叙事、各种指称所代替。……现实实在也已并且也只能以符号的方式存在。”[7]这样,现代性话语为我们所预设的客观“现实”被转化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式的“话语构造物”,“符号”在此被等同于“现实”本身,反过来说,“现实”在此被彻底“符号化”或“仿真化”了。进而,由于后现代主义对在场形而上学摧枯拉朽式的批判,“现实”丧失了“本质”规定性,人们已经无法使用“本质”来区分客观存在“真实性”的高低。其结果必然是,任何客观存在(也就是任何符号)都是真实的,任何符号生产都“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它们之间再也不存在“本质”和“非本质”、“真实”和“虚构”的区分。这也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现实的“超真实”状态。中国当代美学家周宪坚持将Simulacrum译为“仿象”而反对将其译为“类象”,其目的就在于突出鲍德里亚对后现代社会“真实”消解的强调。simulate(拟态、模拟、仿真)转化而来的,较为准确的意义是‘仿象’。”[8]显然,“仿象”就是“仿真之象”,也就是与真实完全相同甚至完全可以替代真实的各种形象。后现代社会根本不存在客观“真实”或“现实”,人们只能通过符号、仿象来接触现实,一切都是符号和仿象。他说:“这个词是从其动词形式
根据“现实”“仿真化”、“仿象化”的理解,作为一种符号活动的文学写作不仅没有任何“本质真实”可供反映,而且它的任何一次符号生产都是对现实生活的生产,因为“符号”与“真实”本是合二为一的东西。说到底,所谓“仿真叙事”就是不依据于任何先行于写作的目的、意图、本质、规律或原则地从事文学写作和文本生产。“现在,人们自命不凡地相信,只有符号是唯一真实,谁占有符号,谁就拥有现实,谁就制造了真实。什么是现实主义?也许只有一种解释是明智的,那就是去占据符号,去占据生产符号的权力机构或系统,也就是说,不顾一切地现实地生产符号。只有把现实仿真化(符号化)的时候,你才能创造一个真实的现实。”[9]
许多批评家都意识到,在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话语转型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文论起到了非常独特的理论作用。话语总有起语境,一定的语境制约着某一理论的话语内涵与功能。“仿真叙事”术语概念的产生无疑证实了这一点。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虽然经历了一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但其理论的核心仍然主要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批判理论,并非是一种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的美学理论或诗学理论。“鲍德里亚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转型,物与人的需要都受到符号区分逻辑的支配,这种符号区分又直接生产着特权及其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意识形态批判,而且要走向以符号运行为特征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在消费社会中,一切都是以符号为中介的。”[10]而中国批评家则将其转化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有力工具。其次,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所要解构的是西方形而上学真理概念和在场概念,而中国语境中的“仿真叙事”的对立面是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美学话语。“80年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主要是由现实主义美学占据主导地位。”[11]这表明,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才是决定中西后现代话语内涵与功能的背景因素。
 
二、表征危机:中国新时期文学“真实观”的历史变动
借助于鲍德里亚,中国批评家用“仿真叙事”术语来重新阐释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与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的三段论相似,中国批评家将新时期中国文学“真实观”所经历的历史变动概括为从“现实”、“虚构”再到“仿真”的运动过程。作为对真实生活的“表征”,文学因为“真实观”的变动而出现危机。
中国新时期文学真实观所发生的第一次变动是从现实到虚构。这个变动主要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依照鲍德里亚“超真实”理论,“仿真叙事”将“现实生活”与“叙事话语”区别开来。1980年代后期先锋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次真实观变动的到来。
1980年代中国文学主要经历了一次从现实主义到先锋派的转换,陈晓明将其描述为从“现实”到“虚构”。所谓文学的“现实”时期是指马原、洪峰等之前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主要包括“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朦胧诗”、“改革文学”、“现代派”、“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这些文学是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写作,他们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关于十七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等历史时代的认知框架。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文学构成相互阐释的关系。人们通过文学理解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和本质”,文学又通过对历史与现实“本质”的真实反映得以存在。马原、洪峰之后,中国先锋派文学运用形式主义的语言策略来反抗现实主义的本质化写作,拒绝反映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构成物的“现实”与“历史”。“先锋派群体无法介入现实的意识形态实践,特别是当代意识形态处于转型变动时期,他们的写作则脱离了当时的现实,寻找形式主义的表意策略。”[12]
余华、格非、苏童等人的叙事革命将文学写作向语言层面和文本层面还原,文学的叙述策略和叙述游戏支撑起写作本身,叙述不再仅仅是通向客观“现实”的工具。幻觉、模糊、虚构的“叙述圈套”成为小说创作最为明显的特征。批评家吴亮在著名的《马原的叙述圈套》一文曾比较深入地分析了马原小说的叙述策略。吴亮认为,马原小说破坏了传统小说叙述的似真性,小说叙述不再透明地反映客观的“故事情节”,而是将作家自己突现出来。马原小说“不仅要叙述故事的情节,而且还要叙述此刻正在进行叙述,让人意识到你现在读的不单是一个故事,而是一只正在被叙述的故事,而且叙述过程本身也不断地被另一种叙述议论着、反省着、评价着……马原的重点始终是放在他的叙述上的,叙述是马原故事中的主要行动者、推动者和策演者。”[13]张颐武盛赞余华、格非、孙甘露、马原等人,认为他们“质疑了能指?所指、语言?实在间的同一性,它强调小说的虚构性,运用‘元小说’的表意策略质疑了那种认为小说透明的、无遮蔽地‘反映’和‘再现’现实的幻想。”[14]
中国新时期文学真实观所发生的第二次变动是从“虚构”到“仿真”。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从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策略向传统的故事、人物降解,小说写作进入“仿真叙事”时期。但90年代小说的“仿真叙事”既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对“现实”本质主义的再现又不同于先锋小说面对叙述本身的“虚构”写作。这表明,“晚生代”创作群体已将90年代中国文学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仿真叙事”时期。
“晚生代”这个术语与“新生代”、“第三代”、“六十年代作家”等有外延上的交叉关系。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一书的说法,“晚生代”指称“在九十年代出现的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如韩东、朱文、鲁羊、张、述平、邱华栋、何顿、林白、陈染、海南、毕飞宇、刘继明、东西、刁斗等。”[15]
关于晚生代的“仿真叙事”,陈晓明这样进行了界定,“就文学的本体论的(同时也是认识论的)基本的关系——即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在晚生代群体内部已经很难以真实/虚构这一对矛盾来描述,它既没有真实地再现或重建现实的主体性意愿,也没有虚构超越现实的幻想的文学自足世界。也就是说,它既放弃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重建现实本质规律的现实主义叙事,也放弃在形式主义原则下(虚构艺术形式)以建构文学的唯美主义超级文本的努力。对现实直接经验的书写本身,就意味着可以最大可能地构造混淆现实性与传奇性的文学叙事。这种现实性与传奇性相混淆的叙事,不再设定现实本质,即最大可能与现实混合,以此给现实重新命名,由此可以看出能动地仿真叙事的倾向。”[16]在这里,陈晓明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区分晚生代的“仿真叙事”。
一方面,与先锋派的叙事策略相比,晚生代不再沉湎于建造虚构的“文学自足世界”,而另一方面,与现实主义叙事相比,晚生代则拒绝按意识形态话语所规定的方式写作。但总的来看,陈晓明分析更侧重于后一方面,即“仿真叙事”与现实主义“本质主义”写作的根本区别。从表面上看,“仿真叙事”放弃了先锋派的语言策略,也“反映”客观现实生活,但“仿真叙事”中的“现实”不同于现实主义创作策略中的“现实”,因为它们是没有“本质”的现实,是没有经过意识形态话语命名的“现实”。为了将现实主义写作观与“仿真叙事”区分开来,陈晓明使用了“现在”这个术语。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写作策略是文学再现或反映“现实”,而“仿真叙事”的写作策略则是文学其实就是书写“现在”。“现在”与“现实”具有根本性的不同。“现实”意味着真实,意味着有一个“真实”先行于写作之前,它是纯粹的、客观的和本源性的。而“仿真叙事”所谓的“现在”则完全不同。这就是说,“现在”不是一个本源性的概念,它与写作活动和符号活动密切相关,完并没有先行于叙事,实际上,它正是“仿真叙事”的产物。在叙述活动之前,并没有一个现实或真实静静地躺在眼前。
中国批评家对晚生代“仿真叙事”的总结蕴含着鲍德里亚“仿象先行”的洞见。在讨论博尔赫斯的地图寓言时,鲍德里亚不仅确认“仿象”(那幅描绘详尽的地图)与“真实”(帝国真实国土)之间的等价关系,而且根据“仿像先行”原则进一步颠倒了地图与国土的关系。“国土不再先于地图,已经没有国土。所以是地图先于国土——仿象先行——是地图生成国土。”[17]在这里,地图不再是对国土的逼真再现,它不仅能够替代国土,而且反过来生成国土。“仿象先行”原则使传统真实观和符号观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仿象”和“仿真”不再受制于客观真实,不再局限于对客观真实的临摹和复制。由于“仿象先行”,晚生代作家根本不可能拥有一个传统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的“真实”或“现实”,这些真实或现实早已经被各种符号、话语和仿象所覆盖和替换。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现在”写作,或者说,不断地写作,不断地生产出更多的“现在”。
 
三、“去现实主义”写作:仿真叙事的基本特征
90年代小说写作看,“仿真叙事”的基本目标在于“去现实主义”。即是说,1990年代晚生代作家不再依据传统现实主义文论观来再现日常生活的客观真实。事实上,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从根本上取消了“真实”的存在。一切现实都已经符号化,一切真实都是超真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从三个方面来揭示晚生代“仿真叙事”的写作特征。
第一,“仿真叙事”不再信仰现实生活背后的“本质”规律的存在,相反,晚生代将现实理解来世俗性的平凡世界,写作再现生活现实“平庸化的无机过程”。陈晓明将朱文、韩东当作这类“仿真叙事”的代表。“朱文在90年代写作的系列关于小丁的故事,可以看出他对虚构超现实的神奇化故事的反动。他的那些小说故事主要以一些个人的偶然活动构成,个人对这种生活的态度不时超越出无生气的生活边界,这些在朱文的叙事中显得颇有力量。”[18]在首先逃离了现实主义文学观所构想的“真实世界”、然后又逃离了先锋小说所书写的“虚构世界”之后,晚生代小说家开始将现实生活理解为平淡无奇、琐碎杂乱的生理过程或无机过程。由于消解了现实主义写作观的“再现”、“现实”和“本质”等概念,“仿真叙事”只能书写没有任何本质因素于其中的平庸生活。王晓明在分析朱文《我爱美元》等小说中的人物“小丁”时使用了“无聊”这个词。小丁揭示了什么呢?王晓明指出:“巨大而深厚的‘无聊’早已罩住了我们的生活,它随时准备向我们袒露这个时代的人生秘密。”[19]而这,正是1990年代晚生代“仿真叙事”的基本主题。
第二,“仿真叙事”还为对现实生活的“传奇化”处理上。陈晓明认为,另一些晚生代作家如何顿、邱华栋、徐坤等,他们的写作则擅长将直接的现实经验引入文学写作,并进行“传奇化”书写。“仿真叙事”的“传奇化”不同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典型化”。经典现实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指导下,预设了现实生活的本质属性,只有那些符合此一“本质属性”的现实才具有“典型性”。因此,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其实就是根据意识形态话语来虚构现实的过程。而“传奇化”则与此格格不入。由于“仿真叙事”对历史和现实没有任何本质主义的规定,“传奇化”对生活的再现也就没有任何目的性和方向感,它不像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创作方法那样有标准、有目的地筛选、挑拣和重组生活,从而达到对现实“本质”的揭示。相反,“传奇化”直接挪用无“本质”规定性的现实生活,尤其是那些极端化的、偶然性的、片面化、特殊性的生活,那些在现实主义叙事看来完全没有“意义”和“本质”的生活。
第三,自恋主义和白日梦写作也是“仿真叙事”的又一大形态。在现实主义写作看来,90年代女性文学对自恋和白日梦等题材的迷恋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现实主义写作预设了理性与感性的对立、本质与现象的对立、普遍与特殊的对立,所有这些二元对立都是一种等级性的权力关系。在此等级化的二元对立中,感性、现象、特殊都是没有价值的存在物,私人情感、个体情绪和生存存在状态因此也找不到任何存在的可能性。与这一立场相反,“仿真叙事”则在“反本质主义”立场上重新肯定了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等9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价值。“这种回到女性立场,反复表现女性的优越性,以此来表示对男权社会的某种方式的反抗,显示出中国一部分女作家的女性主义经验。这种经验表现出的自恋主义倾向,试图替代真实的现实。”[20]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所虚构的真实不仅是阶级化的,同时也是性别化的。只有现实主义的真实观解体之后,每个女性作家才能获得独立书写现实的权利。“仿真叙事”在这个维度上将女性主义写作放置到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对立面上。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分析,“仿真叙事”揭示了1990年代晚生代“去现实主义”写作观念的基本倾向。而这些内容具有鲍德里亚“仿真”术语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截然不同的话语内涵。
 
借助于鲍德里亚,中国当代批评家们用“仿真叙事”这一术语解构了现实主义文论“本质”和“真实”等现实主义文论概念。1990年代小说写作在反本质主义旗帜之下获得了极端的自在性,文学写作就是“不顾一切地生产符号”。这样,“仿真叙事”巧妙地挡开了现实主义批评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与批判,从而有力地维护了1990年代晚生代写作的艺术价值与文学合法性。毫无疑问,“去现实主义化”正是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西方文论在中国新时期最隐蔽的话语功能与秘密。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去现实主义化”写作观念,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经历了一个从西方到中国的创造性的话语变异过程。
 
参考文献:


“后新时期”本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期中常用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我认为,这个术语用来分析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话语转型同样有效。1992年8月12日,北大语言文学研究所与《作家报》共同主办了名为“后新时期:走出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这标志着“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学术视野。谢冕的论文《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第一次深入阐释了这一术语。此后,随着王宁、张颐武和陈晓明等批评家相关文章的发表和《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谢冕、张颐武合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一书的出版,“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术语逐渐合法化。但在“后新时期”的时间起点上,批评界尚未达成共识。总起来看,有三种说法。一般而言,大多数学者同意将1989年作为“新时期”与“后新时期”的分界线。这一观点主要的代言人是王宁和张颐武等。在他们看来,“新时期文学”终结于1989年,而“后新时期文学”则于1990诞生。(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王宁:《继承与断裂:走向后新时期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第二种意见以陈晓明为代表,他多次提出将1987年作为“后新时期”的起点。陈晓明认为,“马原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的终结,或者说进入‘后新时期’。”(陈晓明:《解构的踪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89页)。《表意的焦虑》一书在叙述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时,再次提出:“应该以文学自身的内部变化来把握文学史的转折,在我看来,应该以1987年为界。”(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1页。)第三种意见以赵毅衡为代表,他将1985年作为“后新时期”的开端:“大约从1985年新潮小说发端时就开始出现,而在1987年先锋小说成形时成形。”(赵毅衡:《二种当代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第9—10页)
[1] 鲍德里亚:《我不属于俱乐部,亦不属宫廷》,见包亚明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113页。
[2] 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43页。
[3] 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页。
[4] 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translated by Lain Hamilton Grant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93,P.50.
[5] 关于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与超美学思想,请参阅拙作《类像》(载《外国文学》2005年5期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12期)和《“超美学”——论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美学思想》(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版》2005年第11期)。
[6] 鲍德里亚:《生产之境》,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07页。
[7] 陈晓明:《仿真的时代》,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28页。
关于simulacrum,学界尚未完全达到共识,“仿象”、“拟象”、“类象”等译法同时存在。在参加“20世纪西方文论关键词”项目时,赵一凡先生建议将其译为“类象”。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界,译作“仿象”显得更为令人接受。这是因为,与simulacrum相对应的simulation由此可能顺理成章地译作“仿真”。参阅支宇《类像》,《外国文学》2005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12期全文转载,后收入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一书。
[8]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149页。
[9] 陈晓明:《仿真的时代》,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63页。
[10] 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境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146页。
[11] 陈晓明、杨鹏:《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8页。
[12]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11页。
[13] 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见张国义编:《生存游戏的水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14] 张颐武:《后新时期小说:转型时刻的表征》,见张国义编:《生存游戏的水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204页。
[15] 南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第394页。
[16] 陈晓明:《仿真的时代》,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7页。
[17] Baudrillard.The Precession of Simulacra,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lated by Sheila Faria Glaser.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p1
[18]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修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81页。
[19] 王晓明:《在“无聊”的逼视下——从朱文笔下的小丁说起》,见陈思和杨扬编《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第330页。
[20]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修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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