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给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了重大的变革，建立在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基础之上的一系列语言论文论[1]流派的异军突起成为文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们从文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语言入手，对文学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和阐释，建立起以形式、结构、符号、文本、细读等范畴为中心的文学理论与阅读范式，在文学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中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学科的形成和成熟。

通常，国内文论界讨论语言论文论只涉及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这四大文论，并以“形式主义文论”概括和标示。这个观点应该说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因为这不仅忽略了20世纪最后30年语言论文论一些重要派别的活动，而且也忽视了语言论文论自身的发展存在的内在变化。实际上，20世纪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具体分为前后两个兴趣不同的阶段，借用索绪尔的术语来概括，即以“语言”为中心的研究阶段和以“言语”为中心的研究阶段。前者以研究抽象的语言自身形式结构特征为中心，后者则以考察现实环境中实际使用的语言特征为中心。两者对文学研究领域都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前者直接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五大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后者则产生了以巴赫金的言谈对话理论、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批评所形成的三大代表性的文论。[2]因此，可以看出，语言论文论的发展不仅贯穿了整个20世纪，而且在内容上也存在着“向内转”和“向外转”两条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这两条线索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前后逻辑上的承继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语言论文论的整体格局。

 “向内转”的语言论文论在20世纪之初首先登上历史舞台，其发展横贯大半个世纪，从俄国到捷克布拉格，再到法国，又波及到美国，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这五大文论吸收了现代语言学革命成果和20世纪之初的语言哲学的成果，将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都置于语言学平台上加以讨论和处理，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使文学研究切近了文学，另一方面则是自我封闭使文学远离了社会生活。前者是因为“语言学转向”的时代潮流中，人们普遍认识到文学作品首先是由语言构成的，对语言性质与功能的理解会影响甚至决定对文学性质和功能的理解的观点，因此从语言学平台上讨论和解决文学问题成为最切近文学的研究途径；而后者则如保罗·德·曼所指出的，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一个自我指涉的唯我论式的形式概念”，[3]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系统内部的结构，于是必然切断了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广泛联系，造成文本内外的两极对立。因而在西方语言论文论盛行的时代，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被长久的忽视和悬置。这种强调文学语言符号的自足性的观点，造成文本内在（形式主义）与外在（社会的、历史的）的两极对立，导致文学与社会生活实践的直接联系被割裂了。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其采用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理论，[4]而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最革命之处就是把语言当作一个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加以“共时性”的研究，强调语言符号的自治。这一思路对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非凡的影响，上述各派在对文学语言的内部系统特征做了许多开创性和极富有成效工作同时，也促使了文学理论批评向“内”转，把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形式结构系统，强调文学意义

但是文学毕竟不是一种可以隔绝人类社会生活的自在自为发展的“物品”或“系统”，文学语言也是一种活生生的，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文学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和互动是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论题。前期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在一种“理想的”、封闭的状态下考察文学语言和文学，这种理想状态下的研究所带有的封闭的缺陷必然会引起广泛的质疑和批评，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和兴趣的转变，语言论文论内部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就是从“向内转”走向了“向外转”，由形式主义走向功能主义研究，由文学（语言）自身的研究走向文学（语言）与外界的关系研究。语言论文论的这一重大变化直接导致了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又一重大的转移，希利斯·米勒对此曾有一个堪称经典的概括，他说：“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在的’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 他并指出了这种转向的原因正是由于语言研究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这种转移从对‘阅读’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各种各样的阐释性的解说形式上去，其关心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联系。”[5]为后期语言论文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这三大理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恢复和重建了语言与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历史的密切联系，对文学研究和语言论文论的发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正是后期语言论文论发展的重点问题，即力图突破前期语言论文论的形式主义的封闭和狭隘，把文学、文学语言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直接联系起来。在这方面，20世纪后期崛起的巴赫金的言谈对话理论和超语言哲学、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

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自20年代起就针对形式主义的缺陷提出批评，并由此提出了言谈对话理论、超语言哲学等一系列“向外转”的理论，但其命运不济，雪藏了半个世纪后才重新被发现。巴赫金的言谈理论的主要视点是 “对话—主体间性”，巴赫金强调“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6]来自主体间不断的对话。从巴赫金言谈理论的对话原则出发，必然要突破形式自足的语言论文论观念，强调文学的意义不是文本内部封闭自足的产物，而是作家与读者、批评家平等对话的产物。巴赫金的理论在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和我国文论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话语的意义

欧陆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是从结构主义理论中孕育出的反叛理论，特别是福柯的话语理论，突显了“向外转”的发展趋势，福柯话语理论的主要关注的是“话语—权力”关系，它强调话语与权力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权力制约着话语，话语反过来也巩固权力。[7]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必然会启发人们突破形式主义的封闭范围，探讨文学话语、文学与现实生活中权力的种种联系。我们看到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批评流派在这一方面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英美言语行为理论，最初由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奥斯汀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塞尔、格莱斯等人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哲学理论，它与话语理论、言谈理论不同的视点是“言语—行为”，即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功能和特征。言语行为理论最有价值和最为革命的贡献是发现和提出了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具有一种重要的“实施行为”（performative）的功能，并强调指出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传统认为的反映和描述功能，而是这种“施为性”功能，由此言语行为论把说与做、言与行统一起来，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行为。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也视为一种言语行为，它不只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描述，更重要的是文学是一种以词做事的施为性实践活动，它能够以一种特殊使用语言的行为方式直接介入人类现实生活，参与构建和创造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

`   由此可见，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发展脉络，即从“向内转”到“向外转”。导致这点的根本原因是由语言研究的进展决定的。20世纪语言研究的内在逻辑是从语言到言语（话语），由上半期对语言符号体系的研究发展到下本期对真实环境中语言运用的研究。实际上，这是符合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的。通常，研究一个事物，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往往把该事物从复杂的环境中孤立、封闭起来，以便集中把握该事物的内部结构和特征，这往往是一种实体主义的研究路线。但是，当这样的研究还只是处于理想的状态，还不能把握真实的情况，在真实的情况下，一个事物往往处于复杂的联系中，所以当实体研究到一定阶段时，对孤立理想状态已经完全把握的情况下，这就需要进入复杂的研究，以便把握其真实情况下的特征。20世纪的语言研究也正是按照这一规律在发展的，形式和结构语言学实际上是在理想状态下，在排除了外在一切干扰因素的下研究语言的特征。这样的研究虽然必要但并还没深入到真实状态下语言的特点，语言是日常生活中是被使用的，语言的使用要涉及到语境和人的心理意向等因素，这就势必要超出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范围，超越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围。由此可见20世纪后半期话语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兴起是语言研究的必然发展逻辑，它将真正深入到真实语言使用的复杂领域中。而这也将必然影响文学研究的进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也是语言使用的一种特殊方式，语用的转向，将使文学语言和文学研究转向一种新的研究平台，它将使语言论文论从封闭的形式结构领域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与心理领域，使语言的形式结构与人的心理意向和社会现实领域完全沟通起来，从而将把文学置于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真实的语境下进行研究，其意义和价值都是相当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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