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歌曲”中的标识性符号
作者：陆正兰 来源：《符号与传媒》第三辑 浏览量：7840 2011-09-20 21:39:45
陆正兰 王立新
提要： 用一系列象征符号作为独特标识性，来塑造和传播一个地域形象，已经成为宣传和发展一个地域经济文化最基本而可行的举措之一。 “ 形象歌曲 ” 有三个重要特点：其一，形象歌曲必须具有标识性的象征符号功能。标识性功能形成过程的关键，就是重复使用象征符号以达到意义的累加；其二，在时素，人素和地素三因素与歌曲的锚定关系中，地素锚定是形象歌曲不可缺少的因素；其三，只有当象征符号具有了标识性，象征符号才会大范围流通，而形成新的象征价值。
关键词 ： 形象歌曲 象征 符号 标识性
“ 形象歌曲 ” 是中国当代一种特地制作的流行歌曲，目的是改善城市形象。它不仅反映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精神风貌，也能作为一种象征，成为一个地域、一个集团，甚至一种经济力量的标识。在现代化进程中，用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歌曲，来塑造一个城市形象，已经成为宣传一个城市，一个地域的基本的举措之一。形象歌曲中的歌词所传递的信息，远远超过了语言本身，进入文化、历史、经济层面。
所谓“标识符号”（ascription）是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提出来的。 莫里斯把符号的功能 “按照最一般种类的表意体对符号进行区分”（ Morris 1946: 351 ），列出五种表意模式：其中三种---指称（陈述）、评估（价值判断）、指示（命令）---主要是“符用符义学”模式；而标识（时间和空间定位）、构成（连词、量词、其他功能词、标点符号），则为两种次要的模式。 [ ‡ ] 因此标识符号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成为文本某种描写对象的“标签”。 罗纳尔德·罗德曼详细写过音乐如何在电视剧中作为标识符号出现：电视使用某种乐调（吉它、口琴、班卓琴或管弦乐编曲）来暗示情景为19世纪的美国西部。而电视剧《纽约重案组》（NYPD Blues） 主题曲开场有三层节奏模式，鼓声让人想起来自于非洲或者亚洲（的确镜头表明这声音是纽约街道上的亚洲鼓手），伴随着这一狂热的鼓声出现了纽约城市的景色：地铁和各种街道景色。序曲之后，合奏器演奏出模仿双簧管与英国管缓慢行进的旋律开始。引入人物后，鼓的音量提高，更多的城市景象出现，其中有华人庆祝新年的队列方阵，也有亚州鼓手（可能是日本太鼓[ Taiko ] ）的短镜头。D调上旋律，随着地铁场面的消失逐渐隐没，这就是由声音和画面组成的开始部分，纽约多民族聚居区日常繁忙景象，被音乐清楚地标识出来。 [ § ] 本文讨论的当代中国“形象歌曲”，既然有一定的传播意图，就必然包含特殊的标识，这些符号主要靠以下几种方式构成，经常看起来似乎是不经意的安排，实际上经常是精心制作的结果。
歌曲是一种 声音和语言艺术，歌曲与任何表现对象都可以建立象征关联。歌曲 传播中含有多种信息，可以多方面对表现对象进行锚定。虽然它们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系统，也许不在每个时刻同时起作用，却会联合起来发生多重作用。歌曲通常用时素（时间），人素（人物），地素（地点），这三种方式进行锚定。
时素，即时间点。 在这首《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中，歌词 “ 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 是一个鲜明的时素，指明这首歌的时代。歌曲《松花江上》中反复吟唱 “ 九·一八 ” ,是明确的时素，表明不容忽视的主题。《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 “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 也是一个简介的时素锚定，所以当此歌在新中国年代继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对是否要改动此句歌词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在讨论 “ 时素 ” 能否抽象化。
人素，也就是歌曲中出现的人物锚定。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习雷锋好榜样》，人物锚定，携带大量意义.
但是对于所谓 “ 形象歌曲 ” ，地素则远远更为重要。《太阳岛上》是 1979 年为庆祝国庆 30 周年，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的一部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中的插曲 , 由邢籁秀、王立平作词，王立平作曲，郑绪岚演唱。多少年过去了，歌曲脱离了最早的电视片的语境，独立地流传。
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往
带着垂钓的鱼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这首歌在全国流传开来以后， “ 太阳岛 ” 也因此成为旅游者顺着歌声慕名而来的景点。2003年，哈尔滨市政府以 “ 重塑太阳岛旅游品牌、打造生态城市 ” 为口号，投资5.5亿元，对太阳岛进行大规模综合整治改造。如今，太阳岛已成为国家风景名胜区。景点内，矗立着一块长7.5米，厚2米，高4.3米，重150吨的“太阳石”。这是一首典型的以地素为标识符号，然后根据形象歌曲制造形象工程，应当说是个成功的例子。
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也得利于地素锚定。 “ 天涯海角 ” ，原先不是一个明确的地名，三亚的海边留有清人刻 “ 天涯 ” 和 “ 海角 ” 的两块石头。此地远离中原，在古代交通闭塞，人迹罕至，荒芜凄凉，是封建王朝惩罚流放逆臣之地。 1984 年春晚，歌手沈小岑演唱了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作词，徐东蔚作曲），此歌旋律轻快，歌词清新，很快成为一首广泛流行的歌曲。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
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
当海南开始发展旅游业， “ 天涯海角 ” 被打造成三亚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如今这里海湾沙滩上大小百块石耸立，均刻上文人题词。而 “ 天涯 ” 、 “ 海角 ” 两块巨石立于海天尽头。由歌曲帮助建立的地域标识，成为海南文化名片。一首成功的形象歌曲创造的经济文化效应，有时候超出想象。2010年11月8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旅游协会颁发 “ 中国文化旅游发展贡献奖 ” 评奖。《请到天涯海角来》被评为建国以来对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首歌。
歌曲《达坂城的姑娘》的标识作用，更是一个传奇。这是中国 “ 民歌王 ” 王洛宾先生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民歌，也是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民歌。 1938 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个头戴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凭借音乐的敏锐，速记下旋律，并请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对歌词作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王洛宾就将此歌编配成一首简短流畅的汉语歌曲《达坂城的姑娘》。不久，这首歌风靡兰州，后经著名歌唱家赵启海与赵风演唱，又风靡国内外。达坂是蒙古语“山口”，很多地方可以叫达坂。抢到王洛宾“达坂”的是 乌鲁木齐东南 86 公里 处一古镇 。据说，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几棵棵榆树和二十几户无处迁居的人家，是一曲《达坂城的姑娘》使这个破败小镇名扬天下。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硬啦西瓜大又甜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两个眼睛真飘亮
因为这首歌，达坂忽然有了优美的自然风光，醉人的民族风情，历史古迹，甚至关于这个地方的美丽传说； 今天这个古镇已经成为新疆一景。 有了这首歌，才使这个地方忽然变得浪漫起来。一段优美的旋律和一段诙谐的歌词，给予风沙扑扑的达坂城新的形象和想象，可见形象歌曲的标识作用之强大。
地素，时素，人素，这三个因素在创作一首形象歌曲中有时混杂在一道，但地素却是三者中最重要的，是一首形象歌曲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是形象歌曲的意义支撑点，有点像广告必然以商品为意义支撑点。
形象歌曲和一个地域的形象塑造和传播密不可分。在世界各地，同样因为一首歌曲，反过来打造一个城市著名景点的佳例也常有之。英国披头士乐队中最著名的成员约翰·列侬有很多广为流传的歌曲，为了纪念这位英年被歌迷枪杀的著名歌手诗人，纽约中央公园中，打造了一块用他的歌 “ Strawberry Field Forever ” （《永远的草莓地》）命名的 “ 草莓地 ” 。 “ 草莓地 ” 并不生长草莓，却放满了来自世界各地花卉。 “ 草莓地 ” 中还一块用马赛克铺成的字样 “ Imagine ” ，它也来自约翰·列侬另一首著名歌曲《想象》，以至于人们把这里也称为 “ Imagine广场 ” 。如今，这个 “ Imagine广场 ” 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来的旅客必到的游览胜地。
象征符号也是一种莫里斯认为的 “ 多情境 ” 符号，也就是说，象征符号可以在各种表意模式中运作。所以，当象征符号以某种方式呈现时，能让接收者想起一个标识后的记忆、认知、判断、情感，此时象征就兼具标识性，可以成为标识象征。
当一个标识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用， 也就是说一个标识得到相当大的成功，它就渐渐变成一个象征。“象征”的西语symbol一词有 “ 符号 ” 与 “ 象征 ” 双意。在汉语中，可以把 “ 象征 ” 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一种 “ 被赋予浓厚文化意义的符号 ” ，即象征符号。
无论哪一种象征符号，在修辞机制上，可以起始自任何一种比喻：明喻，隐喻，提喻，转喻，潜喻。也就是说，象征与被象征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取其像似性，也可以取其邻接性。象征符号的意义所指总是比较抽象，经常是无法 “ 意释 ” 的精神境界。例如商品广告中的品牌象征的趣味品位与社会地位，例如歌曲中歌词的人文象征意义。哲学家谢林说象征是 “ 以有限方法表现的无限 ” 。 “ 无限 ” 一词让人不懂，但是很生动，点出了象征的喻旨说不清的特征，正如荣格所说， “ 象征意味着某种对我们来说是模糊的，未知的，遮蔽的东西 ” 。
因此，象征符号的符指对象必须是一种 “ 精神形式 ” 。卡西尔说 “‘ 象征 ’ 应理解为一种精神能量，借其之助，使一种精神内容与一种具体的感性符号相联系，并内在地属于这符号 ” [**] 。但象征的本身却必须具体的，形象的。刘熙载《艺概·词概》名言： “ 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无所寓矣 ” ，写不出的 “ 精神 ” ，宜以形象表现。 所以，歌曲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它的象征意义也必须承载与某个具象符号上，这些具象符号只有具备了把 “ 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 ” 。《延安颂》（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是一首体现延安精神的经典 “ 形象歌曲 ” ，创作于 1938 年，两位词曲作家都是一股热血来到延安投身革命的青年，他们被革命士气所感染，写下了这首激情的颂歌。
啊 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抗日的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很快此歌流传开来，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至海外。 “ 延安 ” 由一个具象的地名变成了一个革命的象征。革命青年唱着这支歌，披荆斩棘，来到延安，投入革命洪流。而如今，延安作为红色旅游之地的发展，这首广泛流传大半个世纪的形象歌曲，功不可没。
在人类经验的长期累积中，根植着许多原型象征：太阳象征真理或阳刚，月亮象征美丽或阴柔，春天象征希望，四季象征生命。这些象征，是如何获得标识性功能的？实际上是象征符号意义不断重复使用形成的历史积累。《诗人玉屑》卷九 “ 托物取况 ” ： “ 诗之取况，日月比君后，龙比君位，雨露比德泽，雷霆比刑威，山河比邦国，阴阳比君臣，金玉比忠烈，松竹比节义，鸾凤比君子，燕雀比小人 ” 。同样，一个文化群体使用某象征表达意义有了一定积累，就会成为标识性的象征符号。形象歌曲标识性的象征符号功能的形成也是一样。《红梅赞》最早是歌剧《江姐》中的一首选曲。因为江姐就义于重庆，江姐也是重庆人，重庆也就成为不断传送这种精神的地方。此后有关 “ 红梅 ” 的象征意义也不断在歌曲中出现。比如，《故乡的红梅花》（培贵作词，曾平/孙德华作曲）：
故乡的红梅花唱它是一首歌，故乡的红梅花燃烧是一团火。
风雨中，血染花瓣留下不朽的传说。春风里，默默含笑申请寄语你和我。
此歌没有将 “ 故乡 ” 的地名直接点出出，但这一意象蕴含的历史背景，已经有了标识性。歌曲从立意上，就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可见，标识性的象征符号功能有个形成过程，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重复：文化对某个象征符号进行重复，使用符号的个人或集体对此象征符号进行重复，便达到意义积累变成标识性的象征符号效果。
音乐和歌词都是通过声音传播意义。 正如斯泼林格所说，言语和音乐都可以看成是 “ 被组织的声音 ” [††] 。这两种在结构上互相回应，两者都有音调的性质，声调的变化，长度，音量。赵元任曾经研究过音乐与语言的关系，认为，言语和音乐的区别并不严格，但在汉语中，在语言和音乐之间至少有四种媒介形式是共有的，言语和音乐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之间更像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按照乔姆斯基转换和生成理论的说法，在每一首歌曲之后，都有一个 “ 隐藏 ” 的语法。 对接受者来说，要 “ 理解 ” 歌曲，他必须熟悉他所接受的那种歌曲的风格模式。同样，创作一首歌，也必须了解这种歌的传播模式，需要运用一整套发送者和接受者分享的规则。也就是说，信息是经过 “ 编码 ” 的，接受者必须了解特定的原则才能对其 “ 解码 ” 。
形象歌曲作为标识性的象征符号功能，实际上也就是让歌众不断在重复中理解并熟悉这一套编码、解码原则，从而使象征符号转化成一种标识。可以看出，要形成一个携带着厚重意义并且成功流行象征符号，往往需要把这文化原型意义，个人创建，集体复用，三种方式结合起来。不断重复便可渐渐积累意义使象征成为一种标识。
只有当象征符号具有了标识性，文本才会大范围地流通，而形成新的象征价值。这就像当代社会中的某些品牌效应：大公司的商标图像称为Logo (如耐克的钩，麦当劳的M，肯德基的人头，英特尔的字形，奔驰车的蓝黑图标等等)，原本是有理据性的修辞符号（例如字母是品牌缩写）。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象征性增加，超出原先 “ 意图定点 ” 的意义，延伸义扩大到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只认标识图案而不管 “ 真实品质 ” 。当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西方出现了 “ 反Logo霸权 ” 运动：商品标识图案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全球化之前的文化想象。
歌曲是一种最具普泛性，最有公众性的传播渠道，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符号表意体裁。歌可能比语言更早，是人的经验转化为人际交流的最基本形态，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交流传播情感的直接媒介。形象歌曲作为一种标识性象征符号的传播，正在于它迥异于其他文化样式的独特优势：歌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被重复实践的艺术，一旦传播开来，就成为一种大众参与并重复实践性的文化样式。
歌曲的主体有两层：一是发送主体（词曲作者，歌手，唱片/演出公司等），二是再发送主体，即歌众。 “ 歌众 ” 的 “ 歌 ” 字将它与一般艺术受众区别开来。 “ 歌 ” 是名词，也是动词，这个词的双重性，就决定了歌曲受众的二重性：他们不仅是听众，还是歌者：歌众接受歌曲时，不是停留在听觉上，或歌星表演的视觉形象上，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传唱，在不同的表意模式中演绎。这种不断传唱重复使用的文化效应是连续的，开放的，无限衍义的，此时，形象歌曲作为标识性的象征符号也越来越突出，它所发挥的文化和经济的潜在功能也就越来越强大。
作者简介：
陆正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流行歌曲与音乐符号学。 luzhenglan69@163.com
[†] 本论文是2009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歌词中的重庆形象塑造与传播”（项目批准号2009XW03）最终研究成果之一。
[‡] Charles Morris, 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46 ， p. 351
[§] Ronald Rodman,
Style and ascription in American television police drama theme music , in eds.
Erkki Pekkila, Music, Meaning & Media , Imatra: International Semiotics Institute, 2006, p. 79
[**]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 , 1988,p. 43
[††] Springer,George , Language and music: Parallels and divergencies . In: For Roman Jakobson . The Hague . 1956, p.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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