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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力量与语言的迷雾

作者:陶东风  来源:网络转摘  浏览量:5507    2009-09-02 00:02:07

 

 语言的神奇力量使人感叹。语言是主动创造的而不是被动反映的;语言不仅是工具而且是本体。这些似乎在今天很似乎“前卫”的见解,实际上是古代人的常识,根本不用等到二十世纪的所谓“语言论转向”。早在《圣经》这本世上最大的大书中,其最平凡、最朴素也最神奇的一句话就是所谓“太初有道”,即所谓:“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直译应该是“太初有言。”《圣经》中的“上帝创世”严格地说是(上帝的)语言创世。上帝没有作别的事情,只是说说话,世界便产生了(“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使得我想起世界进入现代以来许多把世界搅和得天翻地覆的一些“大词”,如“自由”、“民主”、“革命”、“发展”、“进步”、“新时代”等等。这些词也都曾经具有类似创生(以及灭绝)力量,发挥过开创时代、改变历史的伟大作用。
世界上大凡有神奇力量的东西往往同时具有巨大的危险,力量越大危险也越大。哈维尔说得好:“言辞是万物之始。言辞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我才成为人类。但言辞同时又是陷阱及考验,同时又是圈套及测试。”哈维尔一方面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语言揭示存在的奥秘,或者本身就是存在的奥秘;另一方面又提醒我们:语言也可能成为存在的遮蔽。语言既是启示和照亮,也是迷惑与遮蔽。语言的神奇魅力就在于它的这种照亮和遮蔽的双重性。语言既能够使得糊涂人变得明白,也能使明白人变得糊涂。“有些言词以其自由和率直的精神激励社会,而与之相对的,有些言词是要使人着迷,欺骗人,教人疯狂及诱骗人,这一类言词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这些言词与利箭无异。”
语言使人疯狂、使人着迷、使人丧失理智乃至使人丧失生命的力量我们曾经领教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像“反革命”“黑五类”、“走资派”“封资修”等等都是杀伤力极大的所谓“超级能指”。一旦被归入这样的能指,那么你就是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了,而变成了一个类,一个范畴。它决定了你的命运,它创造了你。这是非常可怕的非人化操作过程。鲍曼在分析大屠杀者的心理时曾指出,把具体的、“亲身印象”中的犹太人变成抽象的“犹太人”范畴(类),是消除屠杀者的道德自抑力(道德感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力)的关键。鲍曼指出,与自己“接近”的、生活在“我”亲历之中的“他人”是具体的“他人”,如“隔壁的那个犹太人”。抽象化以后则成为一种模式化的类/范畴(劣等种族)。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是非常具体的,受到道德浸润的人是“亲身印象”中的人,而不是抽象模式化的人。前者是道德和责任的对象,而后者则是通过工具理性加以“处理”的对象。“当关注的对象是他们(即非犹太的德国人,引注)所认识的人时,他们的道德良知就会被激发出来,而当目标是抽象的、归为原型的范畴时,就无从在他们的身上唤起任何情感”。我想,“文革”时期那些对自己的隔壁的“阶级敌人”狠下毒手的人,一定是经过相似的“抽象化”机制,把邻人当做必须予以清楚的类而不是和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具体活生生的个体了??更何况这样作是为了一个“共产主义”??又一个“超级能指”??的远大目标。
这样看来,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一定要加倍小心。尤其是那些为一个时代或一个阶层、一个群体命名和定性的大词,必须谨慎使用。这是因为我们用语言来感知世界,建构和塑造我们对于世界和人的认识,并通过行为介入自然界或人类的事务。还有,我们的未来蓝图是用语言描绘的。我们选择的语言不但会决定我们的知识所建构的世界,而且还影响我们介入世界的方式。
在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我们也能够发现一些大词,比如“市场经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蜂拥而入??当然也包括“全球化”这个词本身。这些词是用来给我们的时代或某些群体进行命名的,它们构成我们理解我们的时代和社会的核心概念或关键词,它们像柱子一样撑起我们的知识大厦和实践规划。可怕的是,如果我们用来支持这个知识大厦和实践规划的大词出问题了,那么我们的知识大厦就必然倾斜乃至倒塌并扎死一大片人。
比如“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用来认知、描述、把握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一个基本术语。它在八十年代被赋予了非常理想化乃至乌托邦的色彩。这倒不是因为大家已经亲身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而是大家一致领教了其反义词“计划经济”的可怕。谁知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从褒义词逐渐变成了贬义词。民粹派知识分子在激烈地抨击当下社会的所谓“道德堕落”“拜金主义”的时候,常常把“市场经济”当作罪魁祸首:“市场经济”刺激了人的私欲,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等甚嚣尘上,使得人们鲜廉寡耻、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全社会道德滑坡,云云。这种观点乍一看蛮有道理,是啊,没有市场经济的时候不就没有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么?然而细一想又不大对头。拜金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么?“市场经济”是全社会道德败坏的必然原因么?为什么别的国家的“市场经济”不这样呢?进而就怀疑,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叫做“市场经济”时代么?这个大词是遮蔽了我们对于当今中国的认识还是敞开、照亮了我们的认识?翻阅经济学的书籍,得知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是通过自由市场的力量对于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它的基本前提是这个市场必须有基本的独立性,必须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是所谓“自由市场”,否则的话,市场的调节机制必然被破坏。这样,市场经济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植根于一整套的制度和文化。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就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处处被权力这“只看得见的脚” ( 朱学勤先生语)踩住了而无法发挥自己的调节功能。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毒化社会道德的腐败现象于是滋生蔓延。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也是大家凭借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不用我饶舌。
让我们回到社会风气、道德状况的问题。我觉得导致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的罪魁祸首不是什么抽象的“市场经济”,而恰恰是中国特色的权钱交易。即使我们假设人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即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会刺激这种欲望,并产生拜金主义,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再拜金主义也不过是在心里拜拜,对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状况造不成什么很大的危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影响;而操有大权的人(政府官员)如果也拜起金来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体制的漏洞大稿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勾当。所以最可怕的不是拜金主义本身,而是拜金与权力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相得益彰”。王宝森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活教材。那些腐败官员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腐败官员所以屡杀屡生,原因与其说是拜金主义,不如说是拜金和权力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而不是抽象的“市场经济”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我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文化道德及其他方面的状况时,一般很警惕用“市场经济”这个词。因为一旦我们用了这个词,就会错误地诊断中国并进而开出错误的药方来。
还有一个险象环生但却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词是所谓“后现代”。这也是一个舶来词,流行于大陆90年代,一开始用于文艺批评,现在广泛地拿它描述和把握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质。在西方,后现代带有明显的后资本主义、后启蒙、后理性主义的意思,因为西方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的一套制度和文化;而在中国,“后现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后资本主义吗?中国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么?许多用这个术语的人根本不考察中国现代性的自身特性,拿着“后现代”的旗帜,整天反思什么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弊端,要超越所谓西方的现代性道路。殊不知20世纪中国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道路,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才是最能够体现本土特色的中国现代性!那么,如果“后现代”的革命意义在于反思现代性,那么我们要反思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现代性呢?这个问题不是明摆着吗?
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大家应该完全摒弃像“市场经济”“后现代”“全球化”等等术语,而是说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结合自己的本土经验来理解和使用这些概念,为这些概念注入具体的基于我们的切身经验的内涵,而不是不加反思地使用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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