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交际的符号修辞及其表意特征
作者：赵星植 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浏览量：7552 2014-05-28 17:10:36
摘要： 本研究认为“符号修辞”可以作为礼物符号表意特征的观察窗口。仪式性与交际性礼物表意过程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修辞主型：前者以符号明喻与符号曲喻为主；后者以符号转喻与符号提喻为主。两类修辞主型的存在使得仪式性/交际性礼物符号表意呈现着截然不同的表意特征及其功能：仪式性礼物符号偏重于文化社群共有的象征意义，礼物表意为仪式的文化认同感的建构功能而服务；而交际性礼物符号则转向其自身的实用价值，礼物表意则以人际关系中互惠式的“功利性目的”之达成为目标。
礼物交换(Gift Exchange)是人类文化最古老的交际形式之一；无论哪种文明，哪个朝代，都存在中一套按其自身文化约定的礼物交换体系、习俗以及相应的文化表意规律。远古神秘的献祭仪式，古代政治交往中的朝贡，名流交往中的雅赠，直到现代社会日益发达的礼品经济[①]
一、符号修辞：作为研究礼物符号表意特征的观察窗口
事实上，礼物究其根源，其实就是一种“关系符号”（Tie-sign），最基本的目的在于表达交际意义。而作为符号传达过程（Semiosis）的礼物交换，实质是作为符号发送者的馈赠者通过礼物符号将其各种各样的意图意义传达到礼物接受者的过程。也就是说，馈赠者通过礼物这个符号载体作为媒介，建立起与接受者的之间的内在意义联系，如此一来，礼物交际的问题就转变为符号表意过程的问题；然而至今没有任何研究对礼物交际中的符号表意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仔细研究。
“符号修辞”(Semiotics Rhetoric)是任何符号表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表意功能，能够协助符号发送者（在文中，特征礼物馈赠者）修饰符号文本，从而更有效地使得符号接受者按发送者的意图意义进行接收；更为重要地这种符号表意过程中的修辞可以作为一种文本风格展现出来：不同的符号文本蕴含着不同的符号修辞格。因此，通过“符号修辞”的角度入手，来探究礼物符号表意的特征从方法论意义上是贴切的。在现实层面，探讨不同礼物交际类型所蕴含的符号修辞格在当代也是具有现实迫切性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礼物作为一种“物-符号”[②] 首先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均为“符号修辞格”，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语言修辞格。赵毅衡指出：与传统的修辞学不同，符号修辞学是处理包括语言在内的非语言的媒介。“语言虽然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符号体系，却与其他符号体系有很大差别。一旦修辞学进入其他渠道（图像，实物，声音等），进入其他媒介（影视，表演，运动，比赛，广告，音乐，电子游戏），我们就会发现修辞格几乎都是跨传媒共有的，与渠道或媒介并不捆绑在一道。”[③] 符号修辞的关联意义，必须靠解释才能落实。因此赵毅衡认为：“符号修辞学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避开语言陷阱，以免回到语言修辞，同时又必须使用语言，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④] [⑤] 其次，相比于图像、音乐、视频等非语言符号修辞的研究，礼物交际的符号修辞难度更大。至今无任何文献讨论过以礼物交际为代表的，在社会语境中以“物-符号”系统组成符号交际文本的修辞格问题，因为它不是封闭性文本，也就意味着修辞分析主要依靠文本的手段基本失效；我们只能将礼物符号交际文本限定在某一具体的交际语境中，将礼物、馈赠双方以及交际场合看成一个合一的文本。因此这种文本是动态的，也正应为如此，它有过多的例外以及偶然因素。
“仪式性语境”是礼物交际类型的基本区分点，人类社会一大半的礼物交际是在仪式性场合的语境下完成的；实际上，作为礼物研究的主要阵地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有相当多的重要文献[⑥] 我们采用雅各布森所倡导的（Romman Jackbson）“主导”的概念，他把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提出的“主导”概念放在结构主义的系统观上进行考察，提出了艺术是“有规则有秩序的等级系统”[⑦]
二、仪式性礼物交换中的主导修辞格
自“礼物研究之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开始，传统社会中礼物交换的仪式性一直是礼物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甚至认为，仪式性是礼物之所以为礼物的原因；反过来说，礼物也是仪式成为仪式的原因，因为礼物成为仪式的纽带，连接了个人、社群与文化；因此，人们借助礼物了解仪式传统、社群传统、以及文化传统。因此他们开始观察仪式性礼物中各种礼物交换的极端形态，并且考究礼物在传统社会各重大仪式中所起的重大文化作用[⑧]
1 符号明喻
明喻的特点是直接的强迫性连接，不容解释者忽视其中的比喻关系。修辞学说比喻的两造之间有“像”“如”等字称为明喻，没有则是隐喻。“在符号修辞中，无法出现上述连接词或系词，但是符号文本可以有其他强制连接喻体与喻旨的手段”。[⑨] 在仪式性礼物交际中，符号明喻最大的特点是“仪式性语境”（Ritual Context）取代了语言修辞中的比喻连接词，从而强迫地将礼物符号与其喻旨符号系统连接起来，其作用在于使得礼物的在仪式场合中的表意功能固定，且不允许做另外的解读方式；这也就是礼物强制性地获得某种“仪式功能”：礼物不再单纯地表达交际意义，它变成一种“仪式物”，是仪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确保仪式得以进行的重要纽带。
例如“祭礼”中的纸钱。 祭礼( Memorial Service) 是仪式( Ritual Service) 的一种,也是礼物交换场合最原始的一种形态[⑩] [11] [12] 再如，中国葬礼中“花圈”作为一种礼物交际符号，用花圈类比现实生活中的鲜花，如同在世俗交际场合用鲜花表达敬意一样，实则是一个符号明喻的关系，其目的表达对逝者的悼念与哀思；花圈必配“挽联”，将生者对逝者的敬意及其生前的品格通过挽联上的文字表达出来，“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相连接，使得明喻关系更加清楚”[13] 其实，无论是古式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这些与想象世界的神明、逝者沟通的仪式（如献祭、夸富宴、祭礼、葬礼等）中所包含的礼物交换形式，符号明喻都在此类表意过程中作为一种主导修辞格而存在。而这类仪式的礼物交换一直在传统社会甚至当代社会中占据重要比重。正如巴塔耶认为：人的耗费与献祭活动，是一种非理性的冒险行为和极限体验，他能将人重新置于一个从世俗世界摆脱出来的神圣时间之中。因此，“在纯粹的献祭仪式中，人将‘物’从被物化的工具化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并由此否定了劳动的物化的奴役性的‘有限经济’的‘世俗世界’和自己身上的动物性。” [14] 巴塔耶所谓的“物”就是献祭仪式中的礼物，他指出了礼物至于仪式的重要性，却没有说明礼物是如何获得这种仪式性的。而本文认为“世俗”与“神圣”的区隔需要靠礼物符号的明喻关系连接起来，由此，礼物成为所谓“神圣世界之物”的明确所指；也正是因为符号明喻的作用，礼物才能够联系现象空间与想象空间，实现其在仪式中的献祭与祭奠功能。作为馈赠一方的献祭者，礼物也必须被解读为“神圣世界之物”明确且强制性的明喻，如此才能将礼物变成一种沟通双方的中介物，进而才能满足馈赠祈求对神明、逝者的表达敬意的情绪宣泄与抚慰功能。
2 符号曲喻
赵毅衡认为，“符号曲喻是符号潜喻的进一步展开，A（如B，因此）具有B1-B2的一个延展的品质或者行为。”[15] 一步延伸获得与该意象相同的品质。 首先，与对象的声音像似。在中国传统仪式习俗中一直喜好将礼物与吉祥语挂钩，俗称“好彩头”，其本质就是一种符号曲喻修辞格的运用。礼物与吉祥对象因为声音像似而获得比喻关系，进一步获得吉祥对象的品质，由此礼物转为为吉祥之物；馈赠双方看中的馈赠双方均看中的是其中蕴含的吉祥之意，而非其具体的实用功能。
“人和为吉”，传统婚姻聘礼直接用胶、漆，谐音“如胶似漆”。“裤”在有些的确谐音“富”，浙江宁波有句俗话说，“若要富，先作裤”，“这里是说在新娘的嫁妆中，比不可少的是新娘亲自为婆家长辈缝制的裤子”[16] [17] [18] 其次，仪式性礼物中的曲喻修辞格还可以通过与喻体的物质形态像似而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婚俗中，男方需要给女方送鹿皮或与鹿形象相关的物品当做聘礼。《仪礼·士婚礼》将婚礼的仪节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其中纳征所用之礼就是俪皮[19] [20] [21] “ 生命树 ”，从而使得鹿获得“生育繁息”的文化含义，古代婚礼中送鹿为主意向的礼物表现的是预祝宗族蕃昌的思想。从符号修辞的角度来看，婚礼仪式送鹿为主要元素的礼物（鹿皮，鹿画等）主要取其形似，从而获得如鹿一样生生不息，子孙旺盛一样的品质，是一种符号曲喻的应用。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当代仪式性场合种也会经常看到这类符号修辞格运用： 乔迁仪式，有人送印有葡萄的沙发布，取其形，寓意果实累累；现代婚礼中，多选用心型的礼物，寓意爱心有存；或者选送一对公仔娃娃，意味着早生贵子；“本命年”父母送给孩子佛型的金饰，保佑其来年顺利等。因此，无论是声音还是形态，仪式性礼物都采取了曲喻的修辞格，从而使得礼物同样携带着与吉祥物、意向相同的品质，以期礼物本身发挥着如吉祥物相同的功能。 通过上述两节的分析，我们发现，符号明喻与符号曲喻子所以能够成为仪式性礼物表意中的两种主要修辞，是与仪式本身所赋予的文化功能分不开的。仪式的根本作用在建构社群的文化意义及其文化认同；而礼物作为仪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所因当地承担起了文化建构的责任。 符号明喻使得仪式性礼物表意过程清晰直接，符号喻体与喻旨的连接必须仪式语境，这就要求阐释社群积极调动文化元语言，才能完成礼物表意的过程；而礼物的符号曲喻行则更多与文化习俗相链接，如果馈赠双方无文化认同感，这种比喻关系自然就会断裂，礼物表达仪式意义的功能也不能实现。 赵毅衡认为：“象征不是一种独立的修辞格，象征是一种‘二度修辞格’，是比喻理据性上升到一定程度结果，象征的基础可以是任何一种比喻（明喻、隐喻、提喻、转喻、曲喻等）[22]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上述两种主导修辞格的分析得出仪式性礼物符号表意的主要特征。在仪式性礼物交际语境中，文化社群通过符号明喻、符号曲喻的大量使用，使得礼物成为一种被社群内化的象征物，其目的并不主要在于人际交际，而在于实行仪式的文化功能，唤起群体成员的文化认同。反应在礼物的物质形态上来看，仪式性礼物主要偏向文化象征意义，而非其使用价值内涵，这与交际性礼物表意有很大不同。
三、交际性礼物交换中的两种主导符号修辞格
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际，与仪式性礼物交际非常不同：仪式性场合的礼物意指关系非常明确，礼物已经被特定语境与文化固定了下来，成为一种象征物；因此，送什么则代表什么，背后有一套固有的文化元语言作为支撑。而交际性礼物则不同，送礼双方有一个表意距离，礼物符号所携带的含义需要靠符号接受者的解释。馈赠双方在礼物交换的当下，并不能明确获得对方的交际意图，它需要一个“时间间隔”。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 （在《实践感》一书中所说：“在馈赠交换中，重要的是，两位交换者通过中介的时间间隔，无意识地、不约而同地接力隐瞒或掩饰他们造成的客观事实”。他进一步认为送礼与还礼不但不是不同的，而且是推延的（Deferred）：“这样，行动者不是作为互惠原则的有意识的甚或无意识的遵奉者，而是作为通过时间做出回应的策略者，参与礼物交换的社会活动”[23] [24] [25] 而在交际性礼物表意过程中，这种“实践策略”主要通过两种主导修辞格的展现出来： 符号转喻与符号提喻。二者的存在使得礼物交际性表意获得一种“策略性”，从而更好地为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性目的而服务。因此，相对于仪式性来说，交际性礼物的外在形态是异常丰富的，因为礼物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并没有固定。送礼者为了达到意图意义，则必须揣摩收礼者自身的特征选择礼物，并且需要借助符号修辞来“修饰”送礼意图；因为送礼意图如果像仪式性礼物那样暴露地过于明显，则容易会被收礼者误认为对方过于功利，反而使得本应达到的“功利性”落空，这就是布尔迪尔所谓礼物交际所掩饰的“双重真实”[26]
1 符号转喻
符号转喻，以一种事物替代与之相关的另一事物。 符号转喻的意义关系靠邻接； 赵毅衡认为，“转喻在非语言符号中大量使用，甚至可以说转喻在本质是‘非语言’的：转喻的特点是‘指出’，例如箭头、症状、手势等”，[27] 影响送礼者选购礼品的因素是个性创意、文化内涵、价格高低、包装精简、实用与否，其中“‘礼品是否个性有创意、是否独特、是否有文化内涵’成为了选购礼品的最大因素”。[28] 第二，是“定制礼物”类。定制礼物是指根据收礼者的个人喜好，馈赠者特别为其定制的礼物；其最大的特点在于馈赠者选择礼物时， 不特别注重它是不是“品牌”，更主要是看其“个性新意”，是否符合收礼者的爱好；由此礼物成为收礼者个人喜好的符号转喻，这典型地暗合了布尔迪尔所谓的“实践策略”，礼物符号表意转向诉求送礼者的个人喜好，以含蓄且“合意”的方式传达馈赠者在礼物表意过程中的意图意义。根据数据显示，在中国“定制礼品”销售额已提升到礼品公司销售额的20%~30%左右。据估计在未来10年中，个性礼品消费市场每年的增长率将不会低于20%。 [31] 在拉康看来，“欲望是转喻，欲望指向无法满足的东西，其喻旨与所有符号意义一样，必须不在场。欲望的转喻本质，是它无法得到满足的原因”。 [32] 拉康的解读很好解释了当代交际性礼物表意中符号转喻修辞为主导的原因:正是因为在物资充裕的当代，人们对文化、品位、个性的需求日益增加，且并没有找的更好地方式得到满足；这种需求或欲望转换到礼物交际形式上，就使得馈赠双方开始重视礼物自身的文化内涵与个性特征。
2 符号提喻
同样，交际性礼物符号修辞中，另一种符号修辞格也越来越凸显，成为交际性礼物交换的另一种重要表意模式，这就是符号提喻。“符号提喻的喻体与喻旨之间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33] 。而符号转喻是喻体是喻体相邻接的一个方面，并非是局部替代整体的关系。在符号修辞中，我们需要做上述区分。因为两种修辞格实则上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符号表意过程与行为。反映在交际性礼物符号表意上，就是用礼物来替代收礼者的人格、社会身份与地位；喻体是人的特征的一部分。 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 中有段礼物馈赠场景的描写准确地表现出这种礼物交际中这种提喻的符号修辞格。故事的原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John Nash）。在纳什被告知自己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在普利斯顿大学咖啡厅里发生了令人动容的“授笔”的一幕，同系的其他教授为了表达他们对纳什教授的敬意与庆贺，纷纷起身将随时携带的钢笔送于他。在这里，作为礼物的钢笔就是一个典型的提喻，在当时电脑还不太盛行的年代，用一支支钢笔代表了学者的一生笔耕不辍的学术生涯。
礼物交际中的符号提喻也可以变得很俗，当今高校流行的“头衔礼物”就是最好的例子。所谓头衔礼物，主要是指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喜欢将自己与社会名流捆绑在一起，视为“提高学校声誉”的一种手段。社会名流不缺金钱，更不缺地位，但是他们缺的恰恰是文化身份，许多高校看到此种现在，纷纷向名人抛橄榄枝，送其“名誉教授”、“荣誉博士”、“访问学者”等头衔当作礼物送给名流。这远比送实质性礼物凑效，“头衔”礼物成为名人文化身份的提喻，名流自然欣然接受；可以说“头衔礼物”给馈赠双方带来的是“双赢”的关系，学校机构需要送“头衔礼物”与名流建立联系获取更大社会知名度，而名流则靠头衔获得高端文化身份。
从符号学的角度上来看，符号提喻为主导的交际性礼物表意实际上是一个符号文本身份的建构与互动的体现。所有符号文本都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身份，就要求对文本作出与身份相应的解释；“符号文本身份是符号表意的社会维度” [34] ，一旦发出者的人格身份暂时缺场，符号文本身份则成为判断表意过程的重要依据。交际性礼物表意的重要特征我们在上文已经叙述，它是延时的，收礼者对送礼者的身份与意图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礼物符号文本；由此，送礼者在很大程度只能通过符号提喻的手段建立的礼物符号的文本身份，来类比收礼者的人格身份。而收礼者一旦将这两者身份关系建立起来，那么送礼者的意图意义达成。由此看来，这种以符号提喻为主导修辞的交际表意过程相对于符号转喻来说更具策略性，更委婉，其交际目的实现程度也更需要依靠收礼者自己对礼物的判断。 综上，符号转喻与提喻成为当今交际性礼物表意的主导修辞格，使得交际性礼物符号过程呈现出独特的表意特征：在此类符号表意过程中，礼物表意成功与否需要靠符号接受者（即收礼者）的判断与解释；而礼物符号靠转喻与提喻与收礼者自身获得联系，从而其获得一种强烈的“交际目的性”。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的交际性礼物符号表意，其目的于通过礼物符号建立馈赠双方的相互关系，由此，礼物的交换是为了交际目的达成。而这种“交际目的”有受制于“时间间隔”的作用与传统社会文化人情、面子的伦理规约，因此需要通过上述两种修辞格对其意图意义进行适当的修辞，从而使得送礼者、礼物、收礼者三者的表意关系间接且含蓄。
四、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与讨论，我们发现仪式性与交际性礼物表意过程中存在着两类符号修辞主型：仪式性礼物交际以符号明喻与符号曲喻为主型，并且文化社群对这两种修辞格在礼物交际过程中的使用，使得两种修辞格由于意义的积累变成象征；由此仪式性礼物逐渐超越其物质属性，变成一种“象征物”而存在，从而行使仪式的文化建构功能。交际性礼物交际则以符号转喻与符号提喻为主型，二者共同 使得日常礼物交际变得更具艺术性与策略性，最终达到建立或维护与收礼者的人际关系的“交际性目的”。
这两类礼物交际的符号修辞主型差异可以呈现在符号表意的风格上： 首先，在仪式性礼物交际中，馈赠双方的表意过程明确、清晰；因为仪式语境决定了其符号修辞主型，并在此影响下强制性地规约馈赠双方为履行具体仪式的文化功能而进行礼物交换。而交际性礼物表意间接且含蓄，礼物交换是为了达成“交际目的”的功利性需求；而这种交际目的却受制于“时间间隔”的作用与社会的传统伦理规约，因此礼物交际的意图意义需要靠符号修辞的手段进行掩饰，馈赠双方需要有一定的表意距离。其次，是礼物符号本身：仪式性场合中的礼物重在表达文化象征意义，不同仪式中的礼物及其文化内涵已经被阐释社群所固定且主要作为“仪式功能物”而被确认，因此，该类礼物形态单一并逐渐失去其实用价值。而在交际性场合，礼物交换变成一种功利性的互惠策略，因此，礼物在此类表意关系中则偏重其实用意义。而送礼是否得体、交际目的是否能实现则主要依赖礼物接受者进行判读；由于人格、身份、喜好等个体性差异，因此交际性礼物的形态并不固定，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
作者简介：
赵星植(1986-), 男，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驻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礼物符号学、社会符号学。
联系邮箱：snnjkk@163.com
[① ] 据报道称，中国礼品行业现已成为世界礼品生产基地，且保持这 20% 以上的逐年销售增长率，国内礼品市场的需求高达 8000 亿， 2012 年行业年产值达到 4000 亿元。资料来源：《新周刊》，第 387 期， 2013 年 1 月 15 日。
[② ]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⑤ ] 参见赵毅衡《符号学》一书第九章“符号修辞”的讨论；并特别指出，本论文所有有关“符号修辞格”的讨论来自此书第九章对“符号修辞格”的定义与分类，以避免与传统语言修辞格混淆。
[⑥ ] 在人类学研究中，远古社会中礼物交换常常被当作成一种仪式行为进行解读，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Marcel Mauss) 讨论的“夸富宴”(Potlatch)。对这些著名人类学家有关“礼物”的研究综述可参见David Cheal. The Gift Economy .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3-20.
[⑦ ] 罗曼 · 雅柯布森：《主导》。见赵毅衡编 :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第 7-14 页。
[⑧ ] 如巴塔耶（Georges Bataill ） 对献祭仪式与礼物馈赠的讨论，参见巴塔耶：《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汪民安编，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如葛兰言（Marcel Granet）对中国上古节庆习俗及其仪式与礼物交换的研究，参见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⑨ ]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1-192页。
[⑩ ] 关于献祭、祭礼与礼物之关系，请参见 Helmuth Berking, Sociology of giving , London: Sage, 1999. pp.50-77.
[11] [ 美 ]C. Flade. Blake 著 ，申凡译： 《纸钱的符号学研究》，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2005 年第 9 期。
[12] 《每年祭祀烧纸耗资数千万元， 沈阳全城严禁烧纸》，人民网，网页链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4562/2747318.html ， 2004-08-29 。
[13]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页。
[14] 巴塔耶：“黑格尔，死亡与献祭”，《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汪民安编，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15]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16] 张延兴： 《谐音民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127 页。
[17] 焦波 : 《俺爹俺娘》，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8 年，第 120 页。
[18] 钱锺书：《管锥篇》，“毛诗正义·伐檀”，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卷三，第196页。
[19]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962 页。
[20] 郑群：《<诗经>与周代婚姻礼俗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21页。
[21] 李佳：《生殖之祝祷，婚聘之信物——<诗经>中鹿意象的象征性解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2]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
[23]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59页。
[24] [法] 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的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5] 刘拥华：《礼物交换：“崇高主题“还是”支配策略“》，《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6]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61页
[27]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28] 《“文化礼品”市场呼声高，需重点挖掘》，“中国礼品网”，网页链接：http://www.lipingov.cn/news/4385.htm，2013-08-28.
[29] 《东莞礼品文化概念内涵转变送礼青睐名人字画》，“东莞阳光网”，网页链接： http://www.sun0769.com/news/dongguan/kjww/t20060113_226837.shtml, 2006-01-13 。
[31] 《礼品经济冲击市场，个性定制礼品日趋火热》，“中国礼品网”，http://www.lipingov.cn/news/294.htm，2012-06-02。
[32] 转引自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33]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94页。
[34] 胡易容，赵毅衡：《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7-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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