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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符号学专号

作者:彭佳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4849    2016-08-13 15:03:26

 生态环境符号学专号

主持人:彭佳

 

“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德国符号学家诺特Winfried Nöth1996年提出:这个概念是西比奥克致力于建构的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和生命符号学(biosemiotics)深入发展的结果,诺特用其观照生命体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的符号意义关系。同年,著名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由德斯寇拉(Philippe Descola )和帕尔森(Gisli Pálsson )主编的《自然与社会:人类学家的观点》(Nature and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一书,该书收录了瑞典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人类生态学部的教授霍恩伯格(Alf Hornborg)的论文《作为符号学的生态学:语境主义者的人类生态学范式纲要》(“Ecology as semiotics: Outlines of a contextualist paradigm for human ecology”),他在文中指出,人类生态学有着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不同的立场,其中,二元论强调的是客观化和去语境化,而一元论是语境主义者的立场,它考察社会内部的根植性,通过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意义关系的探讨,寻求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路径。这种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意义关系探讨,显然是属于生态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之内的:霍恩伯格本人也是将整个生态学作为符号学来进行分析和讨论的。在该文发表后三年,也就是1999年,霍恩伯格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论文:《金钱与生态系统崩溃的符号学》(“Money and semiotics of ecosystem dissolution”)。在该文中,他继续使用生态符号学的方法来讨论经济学与生态学的交叉问题。他对身份、文化和人类与环境之关联的符号意义关系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并指出:金钱是现代性的符号意义关系的载体。这种探讨生态与经济、文化的符号关系的方法,后来在文化生态符号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1998年,在生态符号学一词提出之后两年,诺特和塔尔图大学的著名符号学家,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在期刊《符号系统研究》(Sign Systems Studies)的同一期上分别发表题为《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和《符号生态学:符号域中的不同自然》(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的文章:库尔在文中将符号生态学”(semiotic ecology)定义为人与生态系统的符号关系研究,后统一改称生态符号学。这标志着生态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分支的正式出现。从两篇文章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符号学研究从一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研究所有生命体以及环境的、偏向生物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和研究人与生态关系的、偏向人类生态学的方向,主要讨论即文化与自然之间经过符号调节的关系。在《符号系统研究》(Sign Systems Studies)2001年第1期的专题号《自然符号学》(由库尔和诺特共同主持)中,所收录的23篇论文中,也可以大致遵循这个方向进行分类。然而,正如库尔所预言的,后来的生态符号学研究主要是朝着第二个方向,也就是文化生态符号学(cultural semiotics)的方向发展的。库尔在文中这样写道:第一,根据诺特提出的定义,在很多情况下,生态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或者说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学说之间的分界并不是很清楚。诺特以生态符号学的名义囊括了所有生命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符号学方面,其中也包括了内环境符号学,即,认为环境也可以是内机体(intraorganismic)的。在这个意义上,诺特的术语包含了生物符号学在最近十年的发展中建立起来的领域,由此,生态符号学就成为了生物符号学的同义词。第二个原因是,我相信生态符号学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具有相当的实际应用。这就是主体性的人类生态学(这里的主体性意义是乌克斯库尔所赋予的),或者换言之,是人类生态学朝符号学的延伸,是符号学视角的人类生态学。[1]库尔的观点在生态符号学的发展中得到了验证:由于诺特所提倡的生物生态符号学(biological ecosemiotics)在研究领域上和生物符号学有过多重合,很快就被后者所覆盖和淹没。而文化生态符号学,则得到了很大发展,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上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塔尔图新一代的符号学家蒂莫·马伦(Timo Maran)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自然书写的符号学研究,不仅为生态符号学的实际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概念和范式,还为生态符号学可能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所提供的哲学支撑发掘了新的可能。

2014年,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率先在《鄱阳湖学刊》发表了题名为“生态符号学”的专题译文,收录了诺特、库尔和蒂莫·马伦等符号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经典译文,吹响了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研究的号角。彭佳的《生态符号学:一门子学科的兴起》一文,系统地梳理了生态符号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着重讨论了塔尔图生态符号学所建立的种种理论可能。胡壮麟教授发表了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统一——谈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核心》,高屋建瓴,精辟地指出了生态符号学研究对广义的生命符号学理论的融合与发展。朱林的凉山彝族治疗仪式的生态符号学分析——以会理县仪式为例》,为生态符号学如何运用于民族研究,建立了一个可继续探索的样本,它关注的是民族学研究中的自然崇拜是如何仪式化的、这种仪式化在个体和生态环境的意义关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彭佳、蒋诗萍的《自然文本:概念、功能和符号学维度》一文,对“自然文本”的概念进行了引介和辨析;而《动物表演的修辞与模式:一个符号学分析》一文,就将动物表演视为文化符号活动和自然符号活动的双重文本,将符号学讨论的主题引向了人在与其他动物符号关系的伦理问题。《文化对自然的模塑》一文则提出了生态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可能模式,即,考量主体世界模式在人类与自然之关系中的适用性。尽管国内的生态符号学研究才刚刚起步,符号学者们对这一领域表现出的学术热情和创造力,却已经在多个方向和维度上都显示出活跃的生命力,因为我们深知:唯有在关系性和对话性中,才能确立作为人的自我;而生态环境作为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意义世界,它的意义之确立,与我自身的意义之确立,并非互为补充和点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远在互动之中的对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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