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化语境下出版符号系统理论的建构
主持人：胡易容
出版是否有学？——这是出版学研究领域一个常见问题，也伴随着诸多争议。一种看法认为：出版无学，因为它只是一种应用性的领域，本身并无特别的学理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出版被视为一种媒介或工具，用于传播和分发知识、文化及信息。因此，它的功能更多体现为服务性，而不是独立的学术探讨的主题。出版业更多地涉及市场、编辑、印刷、发行等实际操作过程。这些操作性问题虽然重要，但并不一定形成具有理论深度的学科框架。尤其在比较“西学”的过程中，出版学在理论性和系统性上似乎也不如其他学科（如文学、哲学或社会学）那么明确和成熟，甚至相比于出版所归属的新闻传播学，也显得更为具体。因此，出版在理论性上的建构被认为是模糊和有限的。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出版有学，只不过是出版学的学理性在其突出的应用性面前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发展。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看来，出版作为一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术不仅改变了欧洲社会，还影响了全球知识的传播方式。这些历史事件显示了出版的深远影响，使得出版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是文化变革的重要推动力。这种历史深刻证明了出版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性。因此，出版不仅仅是应用，而是具有深刻的学术与文化价值的学科。从学理出发，出版不仅是知识和文化的载体，它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了社会思想和政治变革。例如，18世纪的法国启蒙时期，大量出版的启蒙书籍直接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变革。出版学可以通过探讨出版与文化、政治、技术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术框架。从出版史以及出版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来看，出版也不仅仅是一个应用性的领域，它在传播知识、推动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版学也可以通过更多的跨学科融合，建立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学界还在争论出版是否有学时，出版活动正在迎来可能是印刷术之后最重要的革命性变化。20世纪末以来，出版融合讨论涵盖媒体融合、知识服务、新媒体、出版产业等领域，逐渐转向深度融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包括传播媒介智能化、算法分发、机器人写稿等全面智媒化正在重塑出版业。出版业所面临的这一革命性变化，堪比15世纪的印刷术发明。这一背景下，建构一门系统性、基础性的出版理论，即“元出版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也是范式革新的良好契机。
每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都依赖于它所拥有的独特对象、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例如：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与社会生产的规律，其学理建构的基础是经济活动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传播学则基于信息传递的模式和效应，形成了广泛的理论框架，包括传播媒介、受众行为、信息流动等。与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相比，出版学同样具备学理建构的潜力。传播学虽然起源于传播媒介的实用性研究，但通过信息流动、传播效果等理论，逐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类似地，出版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应仅局限于技术操作，而应关注，知识作为人类意义活动的生产与分配底层逻辑，以及出版知识生产和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使其能够超越单纯的市场功能，成为文化社会变革的核心要素。出版业与文化产业深度交织，尤其在大数据、算法推荐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推动下，出版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的“智媒”时代，这为理论构建提供了新的基础。参照相应成熟的学科，出版学若要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具备独立的理论框架，需要形成系统的出版理论。
在具体的操作上现代出版学可以吸收传播学、信息科学、文化研究乃至艺术设计等领域的理论，探讨出版活动的规律以及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认同和信息流动，建立多元化的学科体系。并且，在基于应用性学科的定位上结合新的工具实现出版学的方法论创新。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等技术手段来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拓展其学理的深度和广度。任何一种学科的学理的建构具体路径都是多元的，出版学也不例外。本专题所遴选的论文，展现了一种出版学“元理论”的努力方向之一，偏向于从出版的内容的核心载体“符号”来理解出版这一复杂系统。沿着这一路径，可以观察到，一种“出版符号系统论”的轮廓正在逐渐浮现。
早期从符号系统研究出版问题的，主要是内容符号如标点、文字、图片的表意，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版研究者逐渐将内容之外的“版权”“编辑规范”等出版专有符号作为研究对象。如，《图书馆学刊》1986刊登的铁成的论文“版权符号”就是内容之外的“出版专属符号”。此后，学者们更自觉地运用符号学理论，对编辑符号进行了分类阐述。如，吴飞《编辑符号的类型分析》、王振铎《符号建模编辑论》。王振铎在文中指出，“从符号学的眼光来看，编辑活动，就是正确掌握各种文化符号，充分发挥符号自身的特性和功能，借以建立丰富多采的文体模式和媒体模式，尽量满足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的文化交流需要，捉进人类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事业。”陈国剑则从符号学出发，将出版编辑工作定义为“以传播为目的符号代码检定和符号模式设计活动”。
此后，从符号系统理论出发的出版研究，逐渐越出编辑内容层面，扩延至出版系统的各个领域。例如，饶广祥等学者对出版品牌符号的研究，付飞雄对出版符号修辞的研究,以及章泽锋从第一部中国印刷史专著的印刷、出版及传播入手，将版本研究上升到作为文明的表征符号的高度……。
这些研究拓丰富出版符号研究的层次，拓展了出版符号研究的广度，挖掘了出版符号研究的深度。从出版学科系统建构的角度，万安伦,刘浩冰提出“论虚拟出版传播的符号转向”并从“载体·符号·技术”三个元素展开对数字出版新生态的研究。胡易容、康亚飞、周野等在《技术创新驱动下的出版系统迭代机制——兼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出版行业的冲击》《数字时代出版学科的理论要素与演化逻辑》等系列论文中，将当前出版融合发展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动态复杂系统，从符号系统论视野尝试对出版学进行基础性建构。该系统的核心部分由符号系统、媒介系统、人的系统与组织系统四个子系统构成，这个核心又嵌套于四个上位系统之中，分别是：智媒化驱动的技术环境、智媒化影响的政策环境系统、智媒化赋能的产业与经济环境、智媒化形塑的国内外社会文化环境系统。
上述这些工作，试图打通出版理论逻辑与应用实践，为出版学科之“有学”提供佐证，并以此为基础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版事业提供普遍使用的基础性思考。最终，出版是否有学恐怕并不取决于对该问题的立场或论争，也并不取决于出版业经济总量的多少，而是出版学理论本身能否在人类知识总体谱系中展现出其揭示新知的独特价值。
论文选目：
铁成. 版权符号 [J]. 图书馆学刊, 1986, (04): 61.
吴飞. 编辑符号的类型分析 [J]. 新闻大学, 1995, (04): 25-27.
王振铎. 符号建模编辑论 [J]. 周口师专学报, 1994, (S4): 119-124.
陈国剑. 编辑、传播与符号 [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05): 124-1
饶广祥,李佳逊. 出版品牌：基于出版沟通的符号进路 [J]. 现代出版, 2024, (02): 66-76.
伏飞雄,张艳燕. 汉译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编辑出版中的符号修辞 [J]. 宜宾学院学报, 2013, 13 (03): 55-58.
万安伦,刘浩冰. 论虚拟出版传播的符号转向 [J]. 出版发行研究, 2020, (11): 38-43. DOI:10.19393/j.cnki.cn11-1537/g2.2020.11.007.
万安伦,张小凡. 载体·符号·技术：加强数字出版编辑对出版“三元素”的认知 [J]. 数字出版研究, 2022, 1 (01): 11-16.
胡易容 . 技术创新驱动下的出版系统迭代机制——兼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出版行业的冲击 [J]. 中国编辑, 2023, (07): 61-65+75.
胡易容,康亚飞. 数字时代出版学科的理论要素与演化逻辑 [J]. 中国出版, 2022, (23): 17-22.
胡易容,张克. 从“数字化生存”到“符号的栖居”——论数字人文学的符号学界面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02): 31-36.
胡易容,周野. 出版融合的时代语境、顶层设计与发展趋势 [J]. 中国出版, 2024, (15): 23-28.
王璞. 符号建构、空间转译、社会连接：别发印书馆的跨文化传播空间实践（1876—1949） [J]. 出版发行研究, 2024, (04): 97-103.
章泽锋. 版本、文明符号和文化动力：第一部中国印刷史专著的印刷、出版及传播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 30 (06): 5-2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