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符号学与科学结合的趋势
作者：李美霞 来源：《符号与传媒》第二辑 浏览量：6474 2011-06-21 19:43:21
当代西方符号学与科学结合的趋势
李美霞 权达
摘要 ： 西方符号学理论在 20 世纪经历了蓬勃发展之后，在本世纪初又涌现出众多崭新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式。这些理论，虽然表面上纷繁复杂，但在深层上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作为整体，反映着当今西方符号学发展的大趋势。具体来说，当代西方符号学发展的新思潮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 从单一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走向与自然科学领域相结合的发展趋向；（ 2 ）从哲学思辨方式走向以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信息论为主要研究方式的发展趋向；（ 3 ）从符号静态性研究走向符号动态性研究的发展趋势；（ 4 ）从符号文化性的泛化研究走向符号文化性的内在研究发展趋势；（ 5 ）从理论思辨走向实际应用的研究趋势。
20 世纪的符号学与语言学研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 20 世纪的符号学和语言学研究，为将语言及其他符号系统的渊源和发展进行对比研究开辟了道路，为文化历史增添了一抹新的亮度。第二， 20 世纪的符号学和语言学研究已经展现出融合人文学科不同领域，开启文化研究中逾越不同学科之间界限的可能性 [1] 。进入 21 世纪后，符号学这种融会贯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符号学家们已经不满足于在不同的人文学科之间驰骋，转而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自然科学。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信息论等前沿学科“将会引起重新建构理论符号学，从而使符号学成为一个连贯的、有严格方法的学科”。（ Ivanov 2008:235 ）可以说，这些自然科学学科极大地促进了符号学向着更为完善的、系统的、独立的学科方向发展。不仅如此，在新世纪，符号学也开始成为生物、认知科学与传统人文科学的融汇之地。 当今西方符号学各流派，虽然理论体系各异，研究方法、视角也有不同，但是基本上都体现出了统一的发展方向。本文旨在通过材料，分析西方符号学在 21 世纪初最新的理论动向。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在文中完全展现出这些深邃理论的细枝末节，只能通过近年来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提出精髓，用于探讨，以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1 ．从单一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走向与自然科学领域相结合的发展趋向
长期以来，符号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符号学研究先驱者们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而进行的教条式的经验总结。符号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都很单一。“符号学的发展过于听从传统教条，权威著述，以至于发展缺乏活力 ; 如果符号学想要达到科学的地位以及认识论的关联性，符号学就要准备好进行根本的转变并勇于接受认知科学革命的挑战，符号学不能脱离开科学的动态发展 [2] 。” 符号学，顾名思义，是一门研究符号的科学。这种科学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 从上文提到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研究类型可以看出，这种知识主要是通过人们的直觉、经验及推理获得的。这种获取知识的手段太单一，因而导致符号学研究似乎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以及认识论的相关性。那么，知识又是如何获得的？根据前人的研究，布塞克总结了获取知识的四种途径 [3] ： 1 ）针对特定领域中的知识状态提出问题并寻找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来获取知识。以体验过的事件（ experienced events) 为例。体验过的事件在大脑中形成表征，有些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取，随后就消失殆尽，有些则储存在大脑中，可以终生提取。由此，神经心理语言学家区分出了工作记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可以说，储存过程和提取过程都是由不同的神经系统和构造支撑的。这样，当大脑的某个部位出现疾病或问题，神经科学家就设计实验获得证据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人们获得有关大脑神经的知识以及神经系统与疾病或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
2 ）借助推理和辩论构建虚拟模式，这些模式要么是通过能取得最终结果的演算，或者是通过不同经验领域之间的系统的隐喻延展而获得。塔尔德 （ Gabriel Tarde ） 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集体行为的唯名论模式的阐释以及他把认识论的模式延展到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理解就是这一途径的最好说明。
3 ）通过偶然发现获取知识。认知神经科学家区分出了以下记忆类型：程序性或陈述记忆（ procedural or non-declarative ），情节或个人记忆 (episodic or personal) ， 事件记忆（ event memory ），知觉控制记忆 (perceptual priming memory) ，主要、短期或工作记忆（ primary, short-term or working memory ） , 语义记忆 (semantic memory) 。 布塞克 认为这些记忆范畴是源于偶然发现而浮现出来的。 可见，由于偶然的发现，人们获得了有关记忆的种种知识。
4 ）信息或知识的获取是通过基于若干较小型研究而作的一种统计分析或称为元分析（ metaanalysis) 方法。例如，对某个领域或若干个领域中已发表的相关的文章进行统计分析，然后观察所得的结果是否和特定的假设一致，如果数据相互矛盾，就需要修改模式以适应那些似乎不一致的数据。通过这种方法通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模式，这些模式反过来又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
以上是人们获取知识的四种途径， 那么，符号学通过哪种途径获取相关的知识呢？通过分析发现，符号学主要依靠辩论和元分析途径来获取知识，实验和偶然发现途径在符号学知识获取过程中没有起任何作用。 另外，符号学的认识观也乏善可陈。 作为一门认识论学科，符号学知识的发展至今还依然依赖于对以往学术资料的研究讨论，勤于总结，改造前人经验与已有成果，而疏于科学实证与突破性质的发现，使得符号学与自然科学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为此，布塞克呼吁当今符号学研究者应注意吸收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手段，注意多学科的交叉，而不是自我封闭在一套形式系统或者神秘的宏大的叙事之中。
其实，布塞克所提出的符号学向多学科，尤其向自然科学转向的建议，已经体现在了现代西方符号学的研究课题之中。如布塞克本人在“作为记忆科学的符号学”（ Semiotics as the Science of Memory) 一文中就认为符号过程（ semiosis ）与记忆密切相关，符号学所研究的符号对象（语言、文化代码、社会语篇等等）都是以记忆为基础，因此记忆应该是符号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但时至今日，主流符号学界一直忽视了对记忆的研究，仅仅将记忆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常识纳入符号学的理论模型之中。通常情况下，符号学理论模型是通过一种哲学思辨的方式告知人们的，这种理论模型所做出的论断，类似于宗教中那些无须解释的教义和预言。这样的结果是，符号学理论从表面上看是“全知全能”，但实际上，正因为“全知全能”，才不可能形成值得解决的问题，从而就不会产生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导致不可能形成新的知识。当前的任务，是要把目光转向那些之前被忽略的问题，尤其应该把记忆研究作为符号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布塞克甚至建议国际符号学研究理事会（ IASS/AIS ）应致力出版一种刊名为《记忆与符号学》（ Memory and Semiotics ）的学术期刊，该期刊的主要职能就是进一步促进符号学与心理学的发展与融合。布塞克认为，这样才能帮助新时期的符号学研究者们把握符号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但是，我们认为，只将符号学与心理学相结合还是不够的，新时期的符号学研究者们还应将符号学与生物学、哲学、神经科学等相结合。从生物科学的角度来看，研究符号学就是要研究符号及符号意义的物质基础。生物学又与哲学紧密相关，生物学的发展引起哲学上的革命。这一点可从来考夫和约翰逊（ Lakoff & Johnson 1999:3 ）的论述中窥见一斑。这两位认知语言学的开拓者在《体验哲学》一书的开头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思想本质上是体验的。
思维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
抽象概念绝大部分是隐喻的。
这些是认知科学的三大发现。两千多年来关于这些方面推理的先验哲学的思想已经过去。由于这些发现，哲学永远不再是相同的。
这说明，生物学及认知科学的发展会引起哲学上的革命。符号的生物学研究也会引起符号学哲学研究视角的根本转变。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研究符号学首先就是研究神经元系统以及它们与符号知识获得之间的关系，其次看大脑皮质的五个区域：感觉皮质（ the sensory cortex) 、后感觉整合皮质 (the post-sensory integrative cortext) 、前整合皮质 (the frontal integrative cortex) 、运动皮质 (the motor cortex) 以及与情感相关联的主要结构 (the major structures associated with emotion) 与符号意义形成以及符号意义解读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随着人类大脑和语言的协同进化，人类知识的不断累积，人类渴望了解大脑左右半球如何通过符号（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进行交际、逻辑思维、运算等等，因而产生了神经符号学，神经符号学已经成为 21 世纪最有潜力、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
以上论述表明，只有吸取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符号学的研究才会真正走出先验的、就符号说符号的研究怪圈，从而步入符号学的多视角、多方法、科学性的研究时代。
2 ．从哲学思辨方式走向以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信息论为主要研究方式的发展趋向
自从现代符号学诞生至今已经产生了许多符号学大家及理论，如皮尔斯、莫里斯、索绪尔、叶姆斯列夫、雅克布森等等。后来的研究者大多通过一种哲学思辨的方式要么论述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要么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符号研究中。这种方式有助于厘清符号学研究中的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但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符号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在 20 世纪，符号学研究已经显露出以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和信息论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趋势。 这些研究方法已经和符号学相结合产生了逻辑符号学、计算机符号学、基于信息理论基础上的符号学研究。
现代逻辑符号学的开创者当 皮尔斯莫属。“在他后期著作中皮尔斯已经预见到了将出现一种致力于自然和科学（尤其是逻辑）语言的对比语法的现代符号学研究领域，这种研究已经和人工智能紧密相连” [4] 。该方法强调用逻辑符号（如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符号）来对应自然语言中的形式和词汇。如存在量词 ∃对应英语的 “ a ” 或“ an ” , 对应汉语的“一个” 。这种研究有以下优势：（ 1 ）在研究符号及符号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有一套共通的语言或元语言，这种语言能使不同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交际成为可能；（ 2 ）这种研究方法简洁、明了、精准；（ 3 ）这种研究方法与人工智能研 究方法相结合必定会产生重大的成果。人工智能研究的就是如何使机器能够做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做的工作。把自然语言符号系统及非语言符号系统转换成逻辑语言符号系统易于计算机识别，从而加速人工智能研究的开发。 计算机符号学，简单地讲，就是将语言学及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应用于与计算机研究及应用相关的领域中。“计算符号学是各种语言学理论的汇合点，是语 言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的汇合点，是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汇合点。 [5] ”计算机符号学的诞生一方面使符号学理论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使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有了理论依据。 基于信息理论基础上的符号学研究就是指将信息理论应用于符号学研究中。在信息理论研究中，香农和韦弗 (Shannon & Weaver) 在他们的信息传递模式中列举了信息传递要经过以下要道：
这里，信源指发话者的大脑，发射器是传递者，信号是声音的声波，信道是空气，受话者的大脑或受话者的听力器官是接收器，最后是信息的目的地（即信宿）。
梅耶 — 埃普勒 提出了“交际中的（信息）反馈模式”，图示如下：
（注：虚线箭头表示的是本体感受反馈）
图 2 表明，信息的生成或接收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经编码，即将信息编码成可以通过我们的神经系统传递的信号。第二个阶段是生理编码，也就是说，神经信号被转换成能控制言语器官活动的生理信号。第三个阶段是结构编码，是具体言语生成或接受的阶段，包括发音活动的执行及人眼睛或耳朵里视觉或听觉符号的接收转换 [8] 。信息的最终确定还要受到发话者和受话者共有知识（或符号资源）的制约和限制 [9] 。 这三个阶段——神经编码、生理编码和结构编码在符号信息传递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符号信息能否量化？信息和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如何？信息、交际和符号化过程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借助于信息理论。通过信息理论解决这些问题必将促进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
3 从符号静态性研究走向符号动态性研究的发展趋向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征程上，人类认识，以物理学革命叩开了 20 世纪的大门，人类知识在宏观和微观两极率先打开了新天地，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 [10] 。” 20 世纪初量子物理理论的产生，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认知观。我们一般认为，外部的“客观世界”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这个世界不以人类的诞生而诞生，也不因人类的消亡而消亡。但是量子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客观世界并不客观，所谓的外在世界与观察者本体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我们眼前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取决于我们的观察方式，而不是现象的本质；换言之，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并不是宇宙本来的面目，而只是宇宙形式的可能性之一，而这种可能性的确定，是我们与宇宙进行互动的结果。由于光子的特殊形态，使得我们的观察方式变得尤为重要；量子理论中的激进派甚至认为所谓的过去和历史，也是由我们当前的观察状态所决定。这种特殊的认知观促使符号学家们重新审视符号过程的本质。莫儒勒总结了量子理论的四大特点，其中前两大特点是 [11] ：（ 1 ）粒子（如光子）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的，可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点；（ 2 ）作为可能性而存在的粒子，并不存在于普通的时空之中，只有当它与某物或某人发生互动时，它才在时空当中确定下来。 根据量子理论观，莫儒勒认为符号过程的深层次部分发生在我们所能感知的时空之外，但正是这个不可感知的深层次符号过程，通过与另一方的互动，引发了在时空中可被感知和述说的各种符号现象。莫儒勒指出，符号学中传统的卡特森式的划分方法，即符号的二分法或三分法，都是基于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符号天然就具有“指称”，“对应”和“表征”这三个部分，在我们之外存在着一个与我们无关的“客观世界”。而实际上，符号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的“指称”、“对应”、“表征”等部分，这样的划分，已经默认了符号是静止不变的。其实，符号不是静止的符号，任何符号都是过程的符号，符号过程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这个连续的整体才是“真实”；人为的划分出几部分，通常只是人们为了方便自己的某种目的，而刻意为之，并不是符号本身所固有的特征。
事实上，对于符号是否天然就具有“指称”、“对应”、“表征”等部分，我们从 19 世纪末兴起的格式塔心理学（ Gestalt Psychology) 所提出的感知机制中也能找到最佳的答案。根据格式塔心理学，人类的感知经验是通过感知机制获得的。这些感知机制包括以下原则 [12] ： （1） 凸显 - 背景分离 （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指人类的感知能自动地将既定的场景分成凸显和背景结构。
（2） 就近原则（ principle of proximity) ：指一个场景中，相互离得近的成分会被看成属于一个集体。
（3） 关闭原则 (principle of closure) ：指一个场景中，，共享视觉特征的实体会被看成属于一个集体。
（4） 继续原则（ principle of continuity) ：指人类感知事物时偏向于持续性的图形。
（5） 从小原则 (principle of smallness) ：指与大的物体相比，小的物体更容易被看成图形。
以上原则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受人观察视角的影响。对于符号而言，符号所具有的“指称”、“对应”和“表征”这三部分就不是绑定的、僵化不变的，符号的“指称”、“对应”和“表征”会随着人的观察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研究符号就不能把符号看成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应把符号看成是动态的、变化的。只有采取这种动态研究视角，才能真正揭示符号的本质。事实上， 21 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语篇研究、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以及多模态研究等就是语言符号研究从静态客观研究走向动态主观互动研究的结果。这些研究不但从理论上而且也从实践上拓宽了符号的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符号的根本属性。
4 从符号文化性的泛化研究走向符号文化性的内在研究发展趋势
当今西方符号学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见解和理论模型。迪利通过符号学视角研究人类道德，并提出了符号道德学（ semioethics ）就是其中较典型的研究模型。他认为，人类是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符号动物，人类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上有联系的物体之间的作用，更是超越了主体的物体间的关系，“符号即关系”。“关系”是不能依靠生物的感觉器官来体验的，而只能被人类的意识发现，正是这种发现“关系”的意识，体现出了人类独有的理解能力；也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人类世界区别于动物世界——一一个只有物体间直接相互作用的世界。同样也是这样的意识，让人类永远无法摆脱一个概念——责任（ responsibility ）。人类可以意识到，一些符号的产生会伴随着我们对于另一些符号的依赖，因此，在每次决定做出某个行动之前（要实现的符号），人类会考虑这一行动的后果（伴随而生的对另一些符号的依赖）。这种考虑，便是道德的开始。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保护自我，延续生命，必须用责任来维系。因此，人类的符号学又是符号道德学 [13] 。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瓦勒斯耐提出的动态符号层级理论。该理论阐释了动态符号层级机制如何控制人类思维，进而影响人类文化。瓦勒斯耐认为，人类的奇特之处在于自己创造了一个高度复杂的主观世界，但反过来人类又把这个主观世界当作客观实在，并在思想、行为上受到这个客观实在的制约 [14] 。这个过程如下图所示： 到图 3 的最后一步，文化的概念就进入了人类的精神领域。
人类在头脑中不断地创造各种层次的符号调节机制，这种符号调节机制，调节着人类与其所处即时环境的关系。这种调节的实现，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是符号调节机制赋予人类外在行为（改变周围环境的行为）以意义，二是符号调节机制赋予人类内在行为（改变主观世界的行为）以意义。符号的约束有三个层面，一是维持符号自身不变，二是维持与它们紧邻的下一层符号的稳定，三是中止进一步的意义产生过程。这种符号自身调节及跨级调节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 4 动态变化的符号层级中的符号的自身调节和跨级调节运作流程 [16]
以上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 1 ）从符号文化性的泛化研究转向符号文化性的具体研究；（ 2 ）从符号文化性的泛泛而谈转向符号文化性的内在研究；（ 3 ）从符号文化性的外围研究转向符号文化性的内在关系、功能及内部运作的研究。这种研究使符号从抽象的、笼统的、高高在上的理论概念逐渐过渡到具体的、可以触摸得到的、实实在在的符号，也使符号的文化性研究不但具有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具有了研究的方法及路径。
5 从理论思辨走向实际应用的研究趋势
如何能让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真正理解人类语言？这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研发者的一大难题。如今，符号学理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辟了新的途径。以罗伊（ Deb Roy ）的研究为例。他提出“符号图式”概念，以期能以新的视角审视机器人学习人类语言的问题。他总结到，人类进行语言交际的基础，在于人类明白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并且有能力使用语言去支撑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可是，对于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的开发，这个环节恰恰缺失了。罗伊称这一步为“固化”（ grounding ）。目前，关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书籍，虽然揭示出非常丰富的数据结构和各种处理算法，但是在如何连接语义表征与外部世界这个问题上，讨论甚少。如果这个环节不能得到解决，那么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就不能真正理解语义，从而不能更好的完成翻译、理解等复杂的语言处理任务。罗伊相信，语言能力是植根于非语言领域中的；要提高人工智能的语言能力，首先要提高人工智能的非语言认知能力，换言之，就是要提高人工智能的符号能力 [17] 。 在他的“符号图式”模型中，罗伊（ 2005 ）借用了皮尔斯的符号概念，并继承了皮尔斯对于符号的分类方法，进而对这些符号进行模拟，以适应不同传感器的接受。当智能系统接收到不同的符号后，会生成对于外界刺激不同的“信念”（ beliefs ），“信念”对于系统掌握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十分重要。
当然，如何把符号学理论和人工智能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相联系依然是摆在我们人类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不断尝试，不断创新，直至产出富有创造性的成果。
结语
西方符号学思想的最新发展，深深地打上了西方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烙印，集中体现为重实证、重动态、重结合、重应用等特点。随着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日益紧密，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更加具体，也更需要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决符号学内部的问题；同时，传统的符号学理论也在很多前沿领域，如上文提到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焕发了青春，为这些领域提供了新颖的理论角度。
此外，西方符号学研究者正开始把目光逐渐转向东方符号学，尤其是佛教符号学，通过研究比较，寻找启迪。例如，达梅托整理了佛教关于符号、认识论等知识。达梅托发现，佛教中“虚空”的符号观念与当今西方量子理论的认知观，虽然探讨方式不同，但是结论非常吻合 [18] 。这些有意义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西方符号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西方符号学的理论宝库，促进了西方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简介：
李美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邮编：100024
电话号码：（010）65742856，13001001953
权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1] Ivanov, Vyacheslav V.
Semiotics of the 20th century.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36.1, 2008, pp185
[2] Bouissac, Paul.
Semiotics as the science of memory .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35，1/2, 2007, pp72
[5] 胡壮麟，《计算机符号学》，顾嘉祖、辛斌主编，《符号与符号学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第16页
[6] Nöth, Winfried,
Handbook of Semiotics .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 175
[8] 同上，pp205，另见李美霞，《话语类型理论的延展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第191页-第192页
[10] 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第1页
[11] Merrell, Floyd.
Living signs in a rigidly patterned world: how healthy can it be? In
Semiotica 147. 1/4, 2003, pp114
[12] Evans, Vyayan & Melanie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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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eely, John.
From semiosis to semioethics: the full vista of the action of signs .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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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Valsiner, Jaan. Semiotic autoregulation: dynamic sign hierarchies constrain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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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oy, Deb. Semiotic schemas: a framework for grounding langu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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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Amato, Mario. The semiotics of signlessness: A Buddhist doctrine of signs. In Semiotica 147. 1/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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