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是当今世界符号学研究的三大王国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真正形成过符号学运动的国家。这里符号学人才济济，克里斯蒂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所倡导的互文性思想和解析符号学理论受到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互文性指符号系统的一种互换关系，它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等学科的影响，表现形式多样，集中体现了引文性、社会性和转换性三个基本特征，该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传统文学研究的超越。解析符号学更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一种反叛和挑战，它主要来源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同时与马克思的价值形成理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以及拉康的分裂主体理论密切相关，主要内容包括文本间性理论、意义生产动态理论和过程主体理论。解析符号学关注动态的文本研究，对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语言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在世界范围内，如果就符号学的学术影响范围、文化影响规模和国际影响大小等参数来衡量，法国是唯一一个形成过符号学运动，并使符号学具有学术社会性规模的国家。这里产生了巴特、本维尼斯特、马丁内、吉罗、格雷马斯、克里斯蒂娃、热奈特、托多罗夫、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麦茨等一大批符号学理论家。法国符号学主流具有鲜明的特点、明确的理论观念、广泛的学术影响和跨学科的学术渗透力，其中，对语言符号学具有重要学术指导意义的不能不提解析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是当代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和心理学家。她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解析符号学理论，突破了结构主义的局限，成为促使欧美思想界步入后结构主义时代的重要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娃出生于保加利亚，于1965年来到法国攻读博士学位，是继罗兰·巴特（1915—1980）之后仍然活跃在当今思想舞台上的伟大法国哲学家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符号学运动的领军人物、文学评论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她的研究涉及语言学、符号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等诸多领域，并提出了“解析符号学”、“互文性”、“符号话语”等许多原创性术语。克里斯蒂娃自从20世纪60年代登上学术思想舞台以来，先是精心创制了独特的诗学-符号学本体论，它既区别于一般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又迥异于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在此基础上，作为来自东欧的移民-边缘人-女性言说主体，克里斯蒂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反抗西方白人历史中心论、男性中心论与逻各斯主义中心论的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策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克里斯蒂娃的所有著述几乎都被译为英文。其中，收集了克里斯蒂娃本人所写的重要论文的《克里斯蒂娃读本》（A Kristeva Reader）和《克里斯蒂娃文集》（The Portable Kristeva）是最为重要、最具有影响的英译版著作。伴随这种译介传播过程，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女性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等理论日益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不断涌现出大量关于她的学术理论的研究文章与专著。其中重要的论著包括:托莉·莫娃的《性/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1986），约翰·里奇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1990），A. E. 本雅明和约翰·弗莱彻合编的《卑贱、忧郁和爱情: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1990），D. R. 多恩菲尔德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身体/文本——宗教、女性和精神分析》（1992），凯莉·奥里弗所著的《阅读克里斯蒂娃》（1993）和她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伦理、政治与差异》（1993），还有诺勒·麦克菲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2004）等著作，这充分显示了克里斯蒂娃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一、符号的互文性

　　1967年，克里斯蒂娃在法国《批评》杂志上发表题为《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的论文，首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intertextualité）。她宣称：“‘文学词语’是文本界面的交汇，它是一个面，而非一个点（拥有固定的意义）。它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1］（P145-146）

　　“Intertextuality”（互文性）一词从构词角度来看可分为两部分：前缀“inter”表示“相互间的”、“彼此间的”、“相互、相涉、相融”的含义，根词“text”在拉丁文中为“编织物”之意。综合起来看，“互文性”可以理解为“文本之间的关系”，或称“文本间性”、“间文本性”、“文本互涉性”等。克里斯蒂娃把互文性定义为符号系统的互换关系，或符号系统的互文性结构。

　　（一）互文性理论的思想基础

　　互文性理论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它涉及当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论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哲学等，覆盖面十分广阔。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1. 西方马克思主义

　　克里斯蒂娃推崇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她的符号学思想也较多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1970年，克里斯蒂娃在《作为文本的小说》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所作的关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考察，与她自己在研究符号意义的过程中对意义的生产及传达的关注极其相似。她借鉴马克思实践批评思想，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符号学研究中去。可以说，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符号学领域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在构筑自己的理论过程中极为重视政治经济实践。与之相似，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研究中反对对符号进行静态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主张对符号进行动态研究。也就是说，克里斯蒂娃把意指实践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2］（P114）

　　2. 结构主义符号学

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阐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批判结构主义符号学局限性的同时，受到其创始人索绪尔语言观的影响。虽然她反对索绪尔的静态语言观，更强调语言符号意义的动态性和形成过程性，但不可否认，索绪尔思想是其符号学的基础。克里斯蒂娃接受索绪尔的语言系统思想，并对其进行扩展。她从文化符号学观点出发，认为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一个整体［3］（P167-169）。整体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关照。克里斯蒂娃在社会与历史大文本中思考问题，并把社会与历史当做文本本身，这与索绪尔在语言这一大系统中思考言语问题、探索语言的本质具有相似性。同时，虽然克里斯蒂娃反对能指与所指的简单对应关系，但她还是接受索绪尔对符号的这种二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独特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没有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关系问题，没有他所提出的意义研究问题，就没有克里斯蒂娃所说的意义生成性问题。结构主义符号学既是克里斯蒂娃理论的批判对象，也是其诞生的摇篮，对其形成、发展甚至成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理论发展方向的思想体系非常重要。

3. 文化符号学

　　在互文性理论形成过程中，给予克里斯蒂娃影响最大之人就是俄罗斯的伟大学者巴赫金。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在罗兰·巴特的研讨班上开始介绍巴赫金的理论思想，这使她成为最早向西方学术界介绍巴赫金思想理论的学者之一。她借助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理论及其有关狂欢化文学的种种探讨，“对索绪尔的静态语言模式以及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进行了批评，强调文本的对话原则、复调结构与互文本的生成过程”［4］（P35）。在《诗性语言革命》和《词、对话与小说》等著作和论文中，克里斯蒂娃认同了这一语言学思想，并指出这一思想由于关注了人类语言的对话本质，从而找到了人类语言之所以能够表达无穷意义的原因所在和生命力源泉。另外，克里斯蒂娃接受巴赫金将语言放在语境中进行研究的方法，并指出这样的研究向学术界展示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间建立一种间性学科和间性理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5］（P42），这对于正确研究符号意义生成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研究和接受巴赫金思想的同时，克里斯蒂娃将其研究成果深入发展成为自己独特的文本间性理论，从而达到深入探讨在文本意义的产生过程中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4. 语言精神分析学

　　作为法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大师之一，雅克·拉康的语言精神分析学对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十分深刻。她继承并发展了拉康的学说，将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通过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观点进行改造和扩展运用至其精神分析学。拉康区分了镜象界、象征界和现实界，其中镜象阶段是一个不可知的、已经失落的领域。而克里斯蒂娃认为镜象界能够被认知，并且应该根据它在符号模型中留下的痕迹得到关注。这个镜象领域始终在我们的更为诗性的和唤起记忆的意义世界中发挥作用。换言之，拉康意义上的象征界中的“父亲的法则”，虽然是我们形成意义世界过程中的统治秩序力量，但从来没有战胜过克里斯蒂娃所谓的符号学的意指实践过程，即那种更加流动化、更富有娱乐性和灵巧性的过程。意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现成事实，它被一种更加本初原始的驱动力所牵引萦绕。这也意味着作为言说主体，我们总是在过程中来显身手的。我们的主体性从来不会被一劳永逸地铸就。意义的产生就是一个借助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链接而生成的意义的过程。人是在没有出现世界分裂之前就已经理解到了世界，只是后来人忘记了它的统一。

　　5. 哲学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受到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我们知道，黑格尔强调事物的发展要经历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否定之否定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肯定阶段，而是经过否定阶段去超越肯定阶段。也就是说，黑格尔强调否定因素的作用。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被克里斯蒂娃吸收并将之进行唯物化。她的所谓对立物的并存实际上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应用和发展。她认为文本间性是通过否定性才形成的。也就是说，克里斯蒂娃认为一个文本总是对其他文本进行吸收与转化，而这种吸收与转化的基本法则之一就是否定性。在否定性运动过程中，符号学不断思考自身，使自己成为一个永远在自我修正的、开放性的过程，成为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科学。

　　（二）互文关系的分类

　　自从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之后，学者们围绕着该术语本身及其内涵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尤其在互文关系的分类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划分，虽然分类还显粗糙，彼此间还有兼类现象，但对进一步完善互文性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水平互文性和垂直互文性

　　克里斯蒂娃最早提出了这种分类，她认为互文性可以分为水平互文性（horizontal）和垂直互文性（vertical）两种。［1］（P145-146）前者指一段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所具有的对话性和互文关系；后者则是一个语篇对其他语篇语料的引用以及对其他语篇的应答关系。

　　2. 狭义互文性和广义互文性

　　狭义互文性也被称为结构互文性，它指向的是结构主义或曰修辞学的路径，倾向将互文性限定在精密的语言形式批评范围内，把互文性看做一个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之间可论证的互涉关系，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Genette、Riffaterre、Antoine Compagnon等人。比如，Gerard Genette把互文性称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划分了五种类型的跨文本关系。［6］其一，互文性，两篇或几篇文本共存所产生的关系，其手法是引用、抄袭、暗示；其二，侧互文性（paratextuality），指主要文本与其派生文本（paratext）之间的关系。正文当成主要文本，派生文本一般包括前言、献辞、鸣谢、目录、注解、图例、后记等；其三，原互文性（architextuality），指的是将一个文本视为某一（或某些）文体的一部分所形成的关系，文本同属一类的情况；其四，元互文性（metatextuality），指的是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外显的或暗含的评论关系；其五，超互文性（hypotextuality），即一个文本与作为其基础但又被变形、修饰、发挥或扩展的文本或文体之间的关系，见于滑稽模仿等场合。

　　广义互文性也称解构主义互文性，通常包括非文学的艺术作品、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表意实践，甚至社会、历史、文化等也被看做文本。这种观点研究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各种语言、知识代码和文化表意实践间相互指涉的关系。确切地讲，它研究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

　　3. 宏观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

　　宏观互文性指整个文本的谋篇布局的立意手法与前文本相似，是文本间在宏观上的联系。换言之，宏观互文性指的是一部文学作品在立意、艺术手法等方面曾受到其他作品的影响，它们之间具有相似或相关之处。最为典型的宏观互文性指涉要数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他借尤利西斯之名指涉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我们知道，《奥德赛》中的勇士奥德修斯是在战争中突然悟到家园与和平的重要和至高无上的，所以他才再下定决心回归家园，而他的妻子也同样在家中坚定信念、忠贞不渝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尤利西斯》与它在情节结构上保持了对应和一致，两个文本间确定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都是以寻找为始，以团圆为终。在人物刻画方面，渺小和伟大、空虚和勇敢、轻佻和忠贞形成对立，体现了卑劣的现实和英雄的历史间的强烈反差，《尤利西斯》借着《奥德赛》达到借古讽今的作用。”［7］（P101）

　　微观互文性指在具体的语词句子上所保持的选择一致或彼此相关，具体讲，微观互文性指的是一部作品的词句在套用、暗引、点化、改制、翻新、反用、仿拟等方面与其他作品具有相关性。显然，与宏观互文性相比，微观互文性就非常细化了，文学作品中的微观互文性指涉主要有：典故和原型（allusion and archetype）、拼贴（collage）、仿拟（parody）和引用（citation），等等，它们成为语言转换中的“超语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篇的理解和交际。以仿拟为例，所谓仿拟是仿照现成的语句格式，通过替换或调整当中部分词、短语、句子或腔调以表达新的思想内容、创造临时性的新语句的一种修辞方式，可达到新颖风趣、讽刺嘲弄的效果。如：Wall Street owns the country. It is no longer 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but a government of Wall Street，by Wall Street and for Wall Street。 这是仿拟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讲（Gettysburg Address）中的名言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通过仿拟使原有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变成了“华尔街有、华尔街治、华尔街享的政府”，充分揭示了垄断财团控制国家财政的实质。

　4. 显著互文性和构成互文性

　　Fairclough把互文性区分为显著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构成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或interdiscursivity）。［8］（P85）前者是指特定的其他文本公开地被利用到一个文本之中，如有引号、明确标示或暗示的；后者则是按照各种体裁或语篇类型来建构一个文本。显著互文性是话语实践与语篇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它涉及语篇的生成，在语篇的表层明确可见，通常包含话语引述、预设、否定、超话语和反语。［8］（P119）构成互文性说明语篇所采用的语篇类型和体裁，如是否存在一个明显的语篇风格，语篇是否利用了多种体裁，什么样的行为类型（activity type）、风格、体裁、话语在语篇中得到利用，语篇是较传统的还是有创新的。简言之，显著互文性主要指具体（specific）引用，而构成互文性主要指体裁（generic）互文性。

　　5. 被动互文性和主动互文性

　　Hatim和Mason根据互文链是存在于语篇之内还是指向语篇之外，将互文性区分成被动互文性和主动互文性。［9］（P32-33）被动互文性构成语篇内部的连贯和衔接，并产生意义的连续性；而主动互文性则激活语篇之外的知识和信念系统，因而文化蕴涵和知识结构都被包括进互文性来。Hatim将不在场语篇，即互文指涉分成社会-文化客体和社会-语篇活动。前者是跨文化交际中可见的文化客体，如机构的命名、习惯和风俗、生存方式等；后者是指体裁规约、话语态度和语篇修辞目的在语篇的体现。

　　6. 强势互文性和弱势互文性

　　Laurent Jenny把互文性分为强势的（strong）和弱势的（weak）两种。［10］（P34-63）前者指明显存在的互文性，即一个语篇中包含与其他语篇相关的话语，如模仿、拼凑、引言、抄袭等；后者为隐含的互文性，即语篇中存在一些让读者联想到其他语篇的类似的观点、文体或主题思想的语义成分。

　　7. 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

　　国内学者把互文性又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类型。［11］（P111-117）前者是指当互文性要素进入当前文本后，发生了“创造性的叛逆”（creative treason），与原文本相比产生了新的意义，与当前文本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后者则是互文性要素进入新的文本后，与原文本相比意义没有发生变化。互文性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属性，每一文学艺术文本都是独创性和互文性的统一。作者首先是读者。在他创作文学艺术作品之前，他已经读过许多文本。作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以前的文本进行吸收、借鉴和改造。因此，文学艺术中的互文性几乎全是积极互文性的体现。与此相比，互文性在科学中的重要性远不如文学艺术。因为科学追求共性，科学实验要求可以重复，科学定理要求具有普泛性。 “科学家把世界看做是一个被剥夺任何历史涵义的概念的信号系统，所以他们操作和运用的是不模棱两可的、准确的概念和定义”［12］（P279），因此，科学著作和学术论文的互文性就要求尽可能完整精确地再现他人的原意，不能有丝毫的增加、缩减和改变。也就是说，科学文本中的互文性现象几乎都是消极互文性的体现。

　　（三）互文性概念的基本特征

　　互文性概念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是分不开的。正是在《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1967）一文中，克里斯蒂娃通过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阐释和修正，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次年，她在克吕尼举行的“语言学与文学”研讨会上又宣读了一篇题为“文本的结构化问题”的论文，再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从此成为广义互文性理论的奠基性人物。

　　但我们注意到，互文性与对话性又不是一对可以简单类比的概念，前者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创新性，国内学者秦海鹰在《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一文中对此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归纳出了互文性概念的三个基本特征：引文性、社会性和转换性（在下文我们将参照性地进行分析阐释）。其中第一点涉及互文性的基本表现形式，第二点意味着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方法的超越，第三点可以看做互文性的运作方式以及用于揭示互文性的分析方法。

　　1. 引文性或二重性

　　互文性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引文性，即一个文本中含有另一个文本。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都像是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1］（P146）。这里，克里斯蒂娃的独特意义在于，她的互文性概念建立在她的泛文本主义之上，“文本”、“另一个文本”或“引文”等词语在她那里都具有极为宽泛的含义。她所说的“文本”可以确指一部文学作品，但首先是指一种意义生产过程；她所说的“另一个文本”可以确指另一部文学作品，但首先是指一切社会历史实践；各种社会历史文本不一定属于自然语言，但都“像语言那样来结构”，所以任何符号系统或文化现象（社会实践）都可以看做“文本”。［13］（P17）

　　二重性是克里斯蒂娃阐释巴赫金对话理论时使用最多的一个词，也是巴赫金本人使用较多的一个词。但不同的是，巴赫金主要是把当前话语（文本）与先前话语（文本）的历时关系叫做“二重性”，而把作者和听者的共时关系叫做“对话性”；而克里斯蒂娃赋予了二重性更为宽泛的理论含义，这个概念在她那里几乎成了符号的基本意指方式或普遍原则，可以用来说明所有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对立因素：文本与另一个文本、写作与阅读、历时与共时、横组合和纵聚合、自我与他者、语言（系统）与言语（文本）、交流性与生产性、对话与独白、存在与不存在，等等。此时的二重性远远大于对话性，或者说，“对话”一词此时只能理解为语言二重性原则的形象比喻。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文本的二重性或引文性意味着文本向文本之外开放，接纳一切外来因素。［13］（P18）

　　2. 社会历史性或意识形态素

　　如果把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仅仅理解为一部作品对其他作品的借用关系，那么她的理论便很容易与后来发展起来的诗学范围的互文性理论相混淆，甚至很容易让人想到文学史范围的实证研究，但事实上她的理论既不同于热奈特的跨文本性研究，更不同于传统的文献考证。她在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中打开了缺口，引入了社会历史维度，同时仍把社会历史性维持在文本的层面上，以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这样，她既走出了（狭义的）文本，又仍然处在（广义的）文本之中。换言之，“互文性概念能揭示一个文本阅读历史、嵌入历史的方式”［14］（P311）。

　　具体到“历史文本”和“社会文本”这两个概念，它们本身又分属两个不同的维度。历史文本指先前的文本，社会文本指同时代的社会话语（周围文本），它们显然分别构成了互文性的时间轴和空间轴。但克里斯蒂娃认为，由于历史文本也被写入当前文本，所以即使是时间的、历史的纵向关系也是按照空间的、社会的横向关系来运作的，这就是她所说的“历时性转化为共时性”。

　　互文性的社会历史特征在克里斯蒂娃那里还被称为“意识形态素”（Idéologème）。这个概念也是她从巴赫金那里借来的，原指“意识形态的最小单位”，但她赋予了它“明显不同的、更确定的含义”，“能够在一个互文空间中使一个具体结构（比如小说）与其他一些结构（比如科学话语）相连接的这种共同功能，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素。我们将通过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来确定文本的意识形态素。比如我们将把某个确定的文本组织（某种符号实践）与它吸收到自身空间中的那些语句（句段）或它所指向的外部文本（符号实践）空间中的那些语句（句段）的交汇，称为意识形态素。意识形态素是在每个文本结构的不同层面上可以读到的、‘物化了’的互文功能，它随着文本的进程而展开，赋予文本以历史的和社会的坐标”［14］（P312）。换句话说，小说的意识形态素是互文功能的直接显现，它把外部文本的社会历史价值引入小说文本。［13］（P20）

　3. 转换性

　　克里斯蒂娃认为，既然小说是一个变化过程，那么她就有理由借用专门研究语句变化过程的转换生成语法，把小说当做一种“转换性话语结构”来考察，所以她的《小说文本》的副标题叫做“一种转换性话语结构的符号学研究”。当然，她在借用转换生成原则时也加入了许多非语言学的思考，尤其是互文性意义上的“转换生成”完全是她本人的独特发明，是为了弥补转换生成语法的不足，以便研究“像小说这样的复杂符号系统”［15］（P37）。

　　在她看来，相对于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静态研究来讲，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是一种进步，它把语句当做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来考察。但这仅仅是结构主义内部的进步，因为这种方法只能处理语言系统内部的变化问题，并不考虑外在于语言系统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无法揭示不同系统之间的转换。而小说之所以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就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内部转换过程（共时转换），而且是小说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之间的转换过程（历时转换）。

　　转换生成语法所说的“转换”，其基本含义是指按照一定规则把一个语言结构（或几个语言结构）变成另一个语言结构的过程或结果。克里斯蒂娃从乔姆斯基那里吸收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在语句描述中区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并把句法描述与语义阐释结合起来考虑，认为表层结构无从表示具有语义价值的语法关系，不起深层结构所起的作用。克里斯蒂娃认为，对于小说的描述也可以提出同样的假设：“小说的表层结构无从表示具有语义价值的意指结构关系。这一基本事实一方面允许我们在小说研究中应用转换方法，另一方面也说明小说本身是一个转换场”［15］（P37）。转换生成语法的第二个原则是假设转换前的结构和转换后的结果之间有语义对等关系，即语义不因表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克里斯蒂娃认为这一原则的实质在于承认，相同的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实现，而这正是她利用转换生成语法来分析小说内在结构的主要理由，因为小说也存在形式（能指）变化、内容（所指）不变的情况。［13］（P23）

　　需要指出，转换生成语法模式是对语言系统的内部生成过程的共时研究，它并不考虑系统外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克里斯蒂娃看到了这种分析的局限性，她认为，为了使转换生成分析能够应用于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的研究，必须对它加以改造，具体办法就是引入“历时转换”的概念。所谓“历时转换”，通俗地讲，就是考虑文本的社会历史维度。通过这一改造，克里斯蒂娃得以从第一个步骤的“转换生成分析”进入第二个步骤的“转换生成方法”，“我们将把转换分析变成一种转换方法，把一个确定的文本结构中的各个句段（或代码）看做对取自其他文本的句段或代码的‘转换式’（transforms）。例如法国15世纪的小说结构可以看做对其他几种代码——经院哲学、典雅爱情诗、城市的口头（广告）文学、狂欢节——的转换结果。转换方法引导我们把文学结构置于社会整体中，把社会整体看做一个文本整体。我们把这种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文本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14］（P311）。

　　总之，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和相互作用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与后来的诗学范围的互文性理论的关键区别。诗学范围的互文性理论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系统内部的问题，是一个文学文本与另一个文学文本的关系，而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则一再要求考虑文学文本对其他非文学或非语言的符号系统（即各种社会实践）的转换，也就是考察文学文本怎样把其他类型的社会实践重新写入自己的空间。［13］（P26-27）

　　（四）互文性概念的价值

　　1. 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超越

　　其一，克里斯蒂娃注意到决定文本意义的不仅仅是语言系统，还有外部世界这个大文本。社会与历史并不是外在于文本的独立因素或背景，它们本身就是文本，是文本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互文性理论就对结构主义者所谓的“文本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离散的语言封闭体”的观点形成了冲击。其二，互文性理论强调现存文本与历史文本的关联，而不是像结构主义者那样排斥历史，只对文本作共时性研究，换言之，克里斯蒂娃的功绩之一在于将历时因素纳入文本符号研究的视野。其三，结构主义符号学一直认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在能指以外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先验所指与能指相对应。而克里斯蒂娃反对这种观点，她强调符号意义的非确定性，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无法确定性，意义应该产生于能指之间的交叉、组合和变换及其释放出来的无数能指关系之中。［16］（P25-28）

　　2. 对传统文学研究的超越

　　克里斯蒂娃一直被认为是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自然而然地，她所倡导的互文性理论也被人们看做文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实则不然，她的研究理念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的文学研究以作品和读者为研究中心，相信文本有终极意义，主张在对文本加以批评时应力图指出其确定意义。同时，传统的文学研究侧重历时性的展开，认为原文本是意义的来源。而互文性理论则注重读者与批评家的作用，认为他们间接地参与了作品的写作过程。互文性研究否认文本存在固定的意义，强调文本意义的不可知性，并且更注重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和传统文学研究的侧重点相比，互文性理论更重视文本的共时性和互涉性。更为重要的是，互文性理论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封闭模式，把文学研究纳入与非文学话语、代码或符号相关联的整合中，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的研究领域。不难看出，互文性理论是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反叛，它打破了传统的自足、封闭的文本观念，动摇了文本原创性的权威，从而把研究的对象从作者转移到文本间的相互关系上。［17］（P97-100）

　　二、解析符号学

　　克里斯蒂娃以互文性理论作为自己的初始和支撑性概念，在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充分吸收近代社会科学领域的精华思想，如马克思的价值形成理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以及拉康的分裂主体理论等，先后在《符号学-解析符号学》（1969）、《语言-未知物：语言学的尝试》（1969）和《小说文本：转换话语结构的符号学方法》（1970）等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解析符号学思想。

　　互文性理论已被公认为对世界人文科学的一大贡献，那么，为什么克里斯蒂娃又要提出解析符号学的思想呢？这不得不再次从结构主义符号学谈起。我们知道，结构主义符号学影响广泛而深远，它以语言学为基础，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符号系统以及系统内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也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概括起来，其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方法对于超出“结构”范围以外的东西无法把握，因而只有将各种现实问题排除在结构主义的考虑范围之外。第二，结构主义符号学割裂了自己与真值之间的联系。要知道，这种研究方法是以语言学为基础，而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与真值无关。第三，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种仅仅局限于“结构”的结构主义观点实际上连“结构”都无从完整而真正地把握。第四，结构主义符号学否定人在创作中的作用，从而剥夺了主体在意义表达中的地位。第五，仅仅封闭在意义表达图式中的语言不能说明“意义生产”的过程。［18］（P24-26）

　　克里斯蒂娃并不否认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在人文社会诸学科发展中的作用，但对其局限之处始终具有清醒的认识。她认为，在符号学研究过程中，只有动态地把握符号系统，才能超越结构主义思想的局限，从而在“结构”生成和变化、在“结构”与外部关系中辨证地把握符号。符号实质上是主体的意识或知识借助于能指而形成的一种物质载体，必然与人及其存在的世界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研究符号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特征的同时，还必须致力于将符号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人外部世界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非语言性社会、历史和文化，从而建立起一门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方法——解析符号学。

解析符号学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一种反叛和挑战。克里斯蒂娃曾明确指出，“符号的这种解析理论旨在解析自斯多葛派以来以主体和符号为内容的符号学运作基础，重新确定符号学的方案。解析符号学——符义分析——决不满足于笛卡儿式的或知性行为式的对封闭体的描述……它视表意实践为多元实践”［19］（P93）。可见，解析符号学既研究那些以语言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事实，也研究那些不能还原为语言的实践；既重视封闭的结构系统，也关注结构形成前后的不属于结构范畴的内容。总之，解析符号学理论是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的大范围下提出的一种批评方法，它以意指系统的成义过程（significance）为主要对象，关注说话主体的身份构成，强调语言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和物质性（material）层面以及文本的多层表意实践”［4］（P68）；“是一种通过精神分析对语言学所作的反形式主义的重新阅读……它将对结构的关注转移到结构生成的过程，从对能指的关注转向记号”［20］（P27）。

　　一般认为，解析符号学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文本间性理论（互文性理论），它揭示不同结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意义生产动态理论，它关注文本的动态结构、转换机制及意义生成过程；三是过程主体理论，探讨意义形成之前以及意义形成过程中主体的存在方式问题。由于上文已对互文性理论有所分析，所以下文主要对意义生产动态理论和过程主体理论加以阐释。

　　（一）意义生产动态理论

　　生产是一个动态概念。意义生产，实质上就是意义生成。克里斯蒂娃的意义生产动态理论是在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价值产生过程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就意识形态批评观而言，克里斯蒂娃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 的推崇者。由于她出生于保加利亚，所以她拥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背景，她曾经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批判性研究有所考察和探讨。在她看来，马克思是实行符号学批评的第一人，因为马克思与传统思想的断绝是通过大量的政治与经济的意指实践分析进行的。马克思的有关价值产生于生产之中以及商品存在于交换过程之中的观点对克里斯蒂娃思考文本意义的来源问题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克里斯蒂娃认为马克思对交换体系的批判性考察与其进行的文本、意义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文本的意义同剩余价值一样是在文本生成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会在形成过程中存在差异性。也就是说，文本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等特点，其形成过程就是意义的变化或积累过程。克里斯蒂娃将文本与商品类比，将其按资本市场运作的模式进行分析，揭示了文本意义的流动性和交互性，彻底粉碎了静止封闭的文本意义观。商品进入流通领域，通过买卖交换才具有价值。与此类似，文本也只有经过传播，被读者消费，才会产生价值，具有意义。［21］（P36-40）“克里斯蒂娃重视语言的固定意义形成之前的所谓的意义生产过程，她试图通过研究意义生产过程来阐明意义的来源问题，从而实现研究文本符号意义外部空间的可能性。她认为在构成结构的体系内部存在着被结构隐藏的另一场所，而要想真正弄清意义问题，就必须剖析静态的符号，从而在传统静态的符号内部开辟另一种不同的研究空间，这种空间与符号结构的外部或所谓的他者相关，对意义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是构成语言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对这一空间的重视实质上就是重视语言的一些物质性特征，如语音、语调、语气等，就是重视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就是强调参与说话交流过程的主体。而这些对于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说都是语言的所谓异质性特征。我们知道，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只强调语言的内部，不考虑语言使用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不考虑人的主体性。与此相反，克里斯蒂娃特别重视符号的异质性，认为异质性在决定符号意义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进行符号学研究中绝对不能忽视这些异质性因素的决定性意义。克里斯蒂娃的研究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克服并超越了传统语言学中意义作用（signification）的范畴。”［2］（P115）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为了进一步讨论解析符号学如何在结构主义的符号系统基础上建立语言的意指过程，克里斯蒂娃还引出了生成文本（genotext）和现象文本（phenotext）两个概念。她指出，生成文本表示的是非系统的、前现象的本能冲动的释放；现象文本指的是可感知的、可分析的、可用结构描述的符号意指系统。这二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特征，即生成文本与现象文本具有异质性，但生成文本却在现象文本之内，它一方面受社会约束，另一方面又不断冲破此约束，其本能冲动的释放是在意指系统内完成的。［22］（P36）换言之，二者具有互为依赖的关系：现象文本是生成文本的表层，即被意指的文本结构；生成文本是现象文本的深层，即意指过程的生产性。对于克里斯蒂娃而言，生成文本是语言中的潜在驱力，是文本意义生命力的所在。因此，文本具有多重意义，它由能指不断产生、活动、再活动、再重组并不断扩散，而不是一个被动消费品，一个被化约为沟通、再现或表现的语言。

　　显然，克里斯蒂娃的意义生产理论注重强调讲话者与听众、自我与他人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话语与社会历史之间对话的重要性，修正了主体作为在一切话语结构中的统治地位。在《公式的产生》一文中，克里斯蒂娃说得更为清楚，“文本不是一个语言学现象，不是言语汇集中出现的那种平淡无奇的意义结构，而是意义结构的生产（engenderment）本身，是记录在印刷文本这一语言‘现象’、这一现象文本上的产生过程。然而，只有纵向上溯语言类型和成义行为拓扑学的渊源，才能读懂现象文本”［23］（P219-220）。克里斯蒂娃眼中的文本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动态的意义生产过程、生产程序。

　　（二）过程主体理论

　　所谓过程主体理论就是反对理性主体一统天下，尝试将过程中的无意识主体纳入意指系统的主体理论，与过程主体理论密切相关的有两对关键概念——意识和无意识、记号和象征。

　　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从一开始就将结构之外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她认为语言具有动态性和物质性，不能将其简约为逻辑命题或能够为理性所随时把握的层次。［16］（P27）而结构主义虽然将人类主体纳入结构之中，但并没有对人类和主体进行重新研究，从而使近代的理性主体自在于结构之外。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没能表述创造出结构并促使结构变化的力量以及超出结构使结构不成其为结构的因素。［18］（P100）

　　克里斯蒂娃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与拉康对于主体及其本源的理论论述。她说：“我们的符号观与将弗洛伊德无意识观考虑进去的主体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24］（P30）为了将无意识整合进语言理论中，克里斯蒂娃将他们的主体理论发展成自己的过程主体理论。

　　19世纪末，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活动于某一时间，而在那一时间内我们又无所知觉的一种历程活动）概念。他认为，无意识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无意识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过程，它不为意识所感知，隐藏于理性主体背后的这种无意识活动常常扰乱主体正常的理性思索。因此，单纯的理性主体认识并不能把握人类主体的全部，这就冲击了近代认识论“语言主体就是理性主体”的主张。拉康持有与此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控制人类生存的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是“他者”的话语；语言先于无意识而存在。［25］（P140－144）根据弗洛伊德对主体人格心理结构的分类（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拉康也把他的主体间性，或者说主体与主体、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分为想象界、象征界和现实界三个阶段，或三层结构。

克里斯蒂娃强调语言习得中主体身份的建构，并试图建立关于主体的辨证思维模式，为此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记号”（sign）和“象征”（symbol），以它们的区别代替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区别。围绕着辩证范畴－记号和象征，她研究过程中的主体。首先，她认为主体总是分裂成意识主体与无意识主体两部分，意识主体是一种文化现象，产生于文化、象征之中；无意识主体源于身体，寄身于自然或记号世界之中。二者在矛盾中运动，共同促进异质主体的形成。其次，所谓记号是指那些在潜意识中尚未定型、与音乐和节奏相似的东西。［16］（P27-28）在这个阶段，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冲动有节奏地交替穿越，没有被家庭、社会的规范所制约，特别是没有被规范、逻辑的语言所归化，对这些冲动的“最初的组织形式是节奏、语调和原初过程（置换、口误、压缩）”［26］（P239）。语言的产生似乎必须超越记号，进入象征。在象征阶段，象征逆着记号的本能而运作，记号受到象征的压抑。这样，在还没有产生意义的前记号阶段，要产生意义必须压抑主体的身体性和物质性，对记号进行物质性反抗，从而使象征的相对稳定态在记号中形成。再次，记号与象征，一个是开放的、具有颠覆性的“非理性”体系，一个是封闭的、自成一体的“理性”体系；一个是原初的“一”，完整的浑然一体，一个是人为的工具，把这个整体切割成任意的碎片，制造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27］（P51-56）最后，克里斯蒂娃进一步指出，即使到了象征阶段，主体也是不稳定的，同样处于形成和发展中。记号总是利用语言的物质性层面实现对象征的侵入。克里斯蒂娃认为，在主体最终形成的象征阶段，存在着被压抑的无言的东西。它们贯穿于主体间的交流结构，保证主体在象征阶段同样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

　　综上所述，在符号学领域，克里斯蒂娃的主要贡献在于超越了索绪尔的静态结构主义模式，转向了动态的文本研究，提出了解析符号学这种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并把它用于文化和文本的批评实践，推动了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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