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诗学”（Poetics）与“文艺理论”同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即取此义），它应该涵盖叙事学，但由于目前中国诗学的研究对象仍在诗歌，因此中国叙事学就有了产生的必要与立足的可能。凡标名为“学”者，其本身必有非同小可的地位与价值。中国诗学之所以为世人公认为够格成为一门学科，是因为中国乃为毋庸置疑的“诗国”。中国诗歌之灿烂辉煌，中国诗论之精微绝妙，在世人眼中已是不争之事实，故中国诗学无需学者大声疾呼即能傲立于学科之林。我认为，中国叙事学也应作如是观。中国不仅是“诗国”，还是光照四邻的“叙事大国”。中国叙事文学从唐代崛起，当唐代文人拿传奇作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甚至开始拿小说的稿费时（这是写小说带来的政治与经济效益），西方文明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沉睡，西欧的英雄史诗还未来得及写定。中国叙事文学盛大于明清，当《三国演义》这部极富中国气派的成熟小说开始流行时，欧洲流浪汉小说（西方长篇小说的前驱）还远未出现。在许多已经成为经典的叙事作品中，蕴涵着我们古人对叙事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叙事规则的巧妙运用与大胆突破。而且，在独具一格的明清小说批评中，已经开始了对叙事问题的深入讨论，其中既有专题阐发的滔滔雄辩，也有吉光片羽式的妙语隽言。

中国叙事学既然是一门学科，其研究手段自然要运用叙事学中的理论、方法与范畴，其研究成果也应比一般的作品研究更具概括性与穿透力。而且，为了证明其理论武器的锐利，应该首先选择中国叙事文学中最重要的成果来“开刀”。《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华，它们蕴藏着我们民族叙事艺术的许多奥秘，本文试图从叙述结构角度对这四部古典小说进行解剖。解剖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四大名著中存在着相同的表层叙述结构，决定这种表层叙述结构的是它们共有的深层叙述结构，而这深层叙述结构又可印证我们古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本文从现象追踪到原因，从全局出发对四大名著提出一种新的文本解释。

需要先行说明的是，本文采用契约类“功能”来说明四部小说中的表层叙述结构。为了接受的方便，我们要暂且搁置一下“功能”与叙述结构的定义，先指出四部小说中都存在着大契约与小契约之争。请读者耐心地参与本文对四部小说的逐一透视，看看四个故事中的“英雄”（主要行动者）是怎样受大小契约的牵扯，演出一幕幕履约受奖违约受罚的悲喜剧。倘若读者能同意第一、二部分的描述，那么接受放在后面的结论也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红楼梦》的“英雄”是贾宝玉，他用“放心”二字与林黛玉立约，这契约又导源于前世的另一份契约：神瑛侍者于绛珠仙草有灌溉之恩，后者遂发誓“还泪”。两份契约形成相互抵消的关系，神瑛侍者有恩于人引来别人回报，别人的回报又造成他的后身贾宝玉的有负于人。如此处理显然是要使故事获得平衡，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到头来谁也不欠谁。然而，由于离恨天在暗处，大观园在明处，人们倾向于忽视“还泪”前缘而独立地看待宝黛的木石之盟，故事的张力到最后并未解除，这种接受心理使小说成为“痴情女子负约汉”的爱情悲剧。从这里又可看出贾宝玉注定是个契约型人物，他在未出生之前就被套上了太多的契约绳索。

木石之盟在小说中是小契约，小契约未能履行是由于大契约的存在。贾宝玉呱呱落地时便与贾府订立了另一份合同：作为贾府传人，他必须克绍箕裘，荣宗耀祖。大小契约势若水水不能相容，大契约要贾宝玉走科举道路弄仕途经济，这必然规定他与“四大家族”之一联姻；小契约则是在鄙夷正统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同志之盟，它对贾宝玉人生道路的规定是不去弄什么仕途经济（高墙深院封锁下的宝黛只能这样以反抗为追求）。这样，两份契约中都有不得履行对方的条款，贾宝玉陷入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按常理来说，大契约与小契约不能并存，森严的贾府岂能容许木石之盟有立锥之地？作者精心设计了大观园这个特殊的世界，借贾母的溺爱为小契约提供了暂时存在的种种条件。

贾宝玉初涉人世就处于不可解的矛盾之中。意识到大契约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厌恶使他建立起小契约，小契约使他获得某种心理平衡并能够不时地抗拒大契约，但他的家族使命感又令其不能最终违逆大契约。大契约的压迫固然带来痛苦，小契约的精神支持也带来痛苦，因为他知道自己无力“违大履小”，而屈服于大契约无异于否定自己。大小契约向两个方向撕裂着他，所以他老是会向姐妹们说“死”、“化灰”和“化烟”等，这当是发自心灵与肉体深处的一种感受。其实大契约规定了他没有死的自由，这就是说他连用死来解脱都做不到。他多次昏迷、疯疯颠颠、死去又活来，这些都表明了他欲解脱而未能的状况。

大小契约的相互排斥，决定了其中必有一份被撕毁。然而故事结局并不是一约履时一约毁，虽然故事中扭结的力量都朝着“履大违小”的方向弹出，最终的结果还是小契约被毁，大契约亦在某种程度上被撕碎。贾宝玉走进科举试场，算是部分地履行了大契约，但他出试场即遁入空门，这又是对大契约的背叛。因此故事的悲剧美学意味非常特殊：既有小契约被毁的悲怆，又有索性连大契约也撕碎的痛快淋漓；既有“有价值的东西”被撕碎，同时也有“无价值的东西”被撕碎。曹雪芹写不完《红楼梦》，从深层心理考虑可能是不好处理大小契约的结局（他和贾宝玉一样是“违大”不能而“违小”又不忍）。高鹗没有这层心理障碍，他巧妙地安排贾宝玉对林黛玉是负约而未负心（受骗成婚），对贾府则以半截子功名为搪塞（让他们对朝廷交待得过去），这实际上是钻了大小契约之间的空子。高鹗续书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大小契约的深刻理解以及巧妙地让贾宝玉钻出了大小契约之间的夹缝。

《水浒传》的“英雄”本是晁盖，他只有与好汉们订立的小契约，没有导致故事进一步开展的大契约，因此他只能中箭身亡，让使命更复杂的宋江继承“英雄”的位置。宋江继承的小契约的核心为“义”，具体说就是“义”士们聚“义”江湖同生共死，反对人世间一切不“义”之事。宋江的“及时雨”、“呼保义”绰号反映了他对“义”的重视，在行动上他扩大了义士们的队伍，发挥了极高的履约艺术。小说第71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有篇赞词，对小契约作出了乌托邦式的描绘与歌颂。按小契约的规定，108将集体盟誓后（宋江过去与每人分别立约），宋江应领着大家进一步除暴安良，将杏黄旗插向梁山泊外。或如李逵天真的乱嚷：“哥哥便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第67回）

然而宋江与朝廷订立的大契约阻断了小契约的过程，决定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既是小契约的高潮又是其解体的起点。大契约的核心是“忠”或者说是“愚忠”——“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做刀笔吏时受的是“忠”的思想训练，“九天玄女授天书”（第42回）时强化了这一点，大批“帝子神孙”、“富豪将吏”的来归更坚定了宋江的信念。可怜的是，朝廷起初不承认宋江的单相思，直到第82回“宋公明全秋受招安”时大契约才获得合法地位。正常情况下，以“忠”为核心的大契约与以“义”为核心的小契约可以和平共处，然而故事中豺狼当道的北宋朝廷已是不“义”，因而取“忠”必不“义”，取“义”则难“忠”。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意在同时履行大小契约，殊不知正陷入了“忠”、“义”不能两全的尴尬境地。宋江第82回刚与朝廷立约，第83回便不得不“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杀了一名忤逆朝廷的小兄弟，这是大契约必然破坏小契约的预兆。头脑相对简单一些的李逵、武松等人反而更能察觉大契约对小契约的危害，每当宋江说出“招安”一词，他们便会圆睁怪眼大叫起来。

既然已经察觉到大契约将毁灭小契约，为什么原来与朝廷誓不两立的众英雄都跟着宋江，走上了为虎作伥的自我毁灭之途呢？这是因为宋江接替晁盖“把寨为头”后，利用小契约中众人必须听从大哥这一条，强迫大家听从自己，又将晁盖与众人立下的“和皇帝作对”之约偷换成为“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第42回）。宋江与众兄弟正式立约时，盟誓中模模糊糊，既有小契约的“义”又有大契约的“忠”（“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众兄弟的盟誓则只有小契约的内容（“众皆同声共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绝”）。以后宋江每次提到大契约，都有人出来反对，甚至在大契约正式生效后，众兄弟也屡屡有废约之图。第110回李俊等人欲复反，吴用告之无宋江号令不可，宋江闻悉后用自杀逼大家“垂泪设誓”。江湖义士最重然诺，既已答应无条件服从哥哥并已糊里糊涂地卷进了大契约，最后只能舍命陪君子。在众兄弟，小契约更重而大契约更轻，违心地履行大契约虽不情愿，忤逆哥哥却是万万不能，所以他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之后，故事的进程变为“履大违小”，绝大部分好汉为效忠朝廷粉身粹骨，这种效忠用征剿自己过去的同类来表现。宋江为了巩固大契约和彻底断送小契约，还在自己死前亲自毒害李逵，断送了可能死灰复燃的最后一颗火种。与《红楼梦》不同，《水浒传》的结局是不打折扣的一约履而一约毁。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受“演史”的限制，作者只能采取“踵事增华”的叙述方式，然而高明的艺术家戴着镣铐跳舞也不显得受束缚，故事中的主要事件仍被安排成大小契约的矛盾运动，纷纭复杂的动乱历史被赋予了内在的秩序。不言而喻，刘备是故事中的“英雄”，小说第1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是刘关张为小契约立约。故事后来的发展，赵云似有加入小契约之势，但因未有立约之举，最终还是个外围成员。第73回关羽说：“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一个“即”字说明了问题。这里的小契约虽然也是以“结义”为核心内容，但其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规定了更为严酷的以死相殉，这一条决定了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大契约的核心内容是匡扶汉室，统一中国。第20回刘备与汉献帝见面，被称为皇叔，第21回刘备在董承的“奉诏讨贼”义状上签名，这是大契约的立约阶段。后来情况变化，曹丕废汉自立为魏帝，刘备以汉景帝之孙的名分被拥立为汉帝，这不是放弃了大契约，相反还是在当时情况下缓行大契约的积极措施。

与前两个故事不同，这里的大小契约并无明显的矛盾。刘关张誓词中早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内容，为后来的大契约留出了空间。大契约形成后，刘备正用得着关张二弟为汉室中兴南征北战，两契约似能互补。然而仔细考察，可以看出小契约中有一隐患：刘关张关系扭结得太紧。对刘备来说，关张二弟与自己是三位一体（第81回刘备说：“云长与朕，犹一体也。大义尚在，岂可忘耶？”），两位兄弟不能有任何意外，否则自己就要抛下一切（包括大契约）以死相拼。例如在第81回中，赵云与侍臣等劝刘备节哀保重，刘备却头脑发昏地说：“二弟俱亡，朕安忍独生！”“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样就造成了小契约重于大契约的格局，按这种格局的逻辑推演，为履行小契约而牺牲掉大契约的悲剧不可避免，以下是对这种逻辑必然性的提炼：

 

1、刘备为匡扶汉室（履行大契约）需要关张二弟征战沙场；

2、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关张二弟征战沙场必有伤亡；

3、二弟伤亡势必引出刘备自杀性的报仇雪恨（履行小契约）；

4、以死殉弟自然是忘记了大契约，小契约成了埋藏在大契约中间的“定时炸弹”。

 

据此看来，大小契约在这里也是互不相容。和上两个故事一样，这种互不相容的情况也为故事提供了动力。小说前半，关张二弟事刘备如君父，忠心不贰。关羽被羁縻于曹营时，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然而他不为所动，护嫂千里来归。关张二弟越是忠实于小契约，刘备就越是负欠人情，到头来便不能不还债。故事中小契约的不断扭紧，犹如上紧了发条，为后面大契约的解体提供了动力。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作者不能不叙述蜀汉的灭亡，以大契约的彻底毁灭作为故事的结局，但《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因此作者能够通过叙述小契约中的许多辉煌篇章，来冲淡大契约解体带来的悲惨气氛。刘关张的情同手足英勇杀敌义薄云天，诸葛亮（他也与刘备有约，详后）的神机妙算胆略辩才鞠躬尽瘁，在叙述中占了突出的地位，抢占了读者的第一印象。因此小说虽属悲剧，却悲而勇，悲而壮，悲而烈。大契约未能履行，是因为目标太高不可能达到，刘备与诸葛亮（他继承了大契约）尽了人事，特别是由于后者的努力，一部失败的悲剧，在人们心目中成了几乎要成功的悲剧。小说虽也是以一约履而一约毁结束，“白帝城托孤”与“秋风五丈原”等催人泪下，但这催下的是英雄泪而非其他。

《西游记》的“英雄”孙悟空也有自己的小契约。他率先钻进了水帘洞，为众猴寻着了安身立命的洞天福地，因而被大家推举为美猴王，这是建立“合契同情”小契约的开始。以后他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第一个反应就是回到花果山去，这和猪八戒要回高老庄同出一辙。也许因为孙悟空猴性难除，小契约对他的诱惑比对以上三位“英雄”为大，如果没有紧箍儿这个硬性约束，他早与唐僧分道扬镳了。小契约的核心内容是“乐享逍遥”，对习惯了自由尚未成“人”的猴精来说，这种诱惑是无法抗拒的。孙悟空的大契约是护唐僧取经，这是他在乐极生悲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观音、唐僧签订的赎罪合同，其核心内容是“苦求正果”。大小契约苦乐有别势同天壤，所以必须要有紧箍儿来鞭策孙悟空“履大违小”，大小契约的矛盾没有调和的余地。
    据常理想来，由于对自由的向往不能自抑，孙悟空心中的大小契约之争一定比别人更为激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孙悟空在取经途中基本上死心塌地，小契约到故事后半已呈“淡出”之势。难道一个小小的紧箍儿真有那么大的作用？不，这是因为小说的叙述角度在中途发生了一次转换。小说开始是站在小契约的立场上叙述大闹天宫等事件，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之后，小说叙述取经的缘起，这时“视角”已移到大契约方面来，一切从正统方面的价值取向出发。这样小契约就被置于故事的背面，不是孙悟空不思念小契约，而是“叙述者”不让他多思念小契约，故事讲述人要将小契约排除出叙述，叫孙悟空又有什么办法。前面三部小说中叙述角度都未发生过这种转换，因此它们中的大小契约之争要明显得多。以往《西游记》研究中有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书中既有对孙悟空犯上作乱的赞许性叙述，又有后来对他诛杀西天诸魔（他们就是以前的孙悟空）的同样肯定？用叙述角度在大小契约之间的转换，可以较为圆满地解释这个现象。

用这个原因还可以解释《西游记》喜剧色彩的由来。它和《水浒传》一样是大约履而小约毁，但《水浒传》是那样凄凄惨惨，而它的结局却是那样欢天喜地。为什么孙悟空撕碎了小契约而未在读者心中引起遗憾，难道这不也是故事张力没有解除吗？本文认为，故事本是无喜无悲的，关键是看取什么角度来叙述。欢喜后面是悲愁，“一将功成万骨枯”，站在唐僧角度看，到达西天是取经成功的喜剧，站在妖魔角度看则是未吃成唐僧肉反而身败名裂的悲剧。故事讲述人一旦取定某个“视角”，读者就会自觉地接受这个“视角”的价值取向。《西游记》转换叙述角度后，大小契约不等价，透过大契约来叙述自然意味着抛弃小契约并不可惜。试问《西游记》的读者中有几个释卷后想到花果山众猴还在苦苦盼望美猴王来归呢？

 

 

契约是一种对行动的约束，这约束常由监督方面来体现；完成契约与否又意味着要奖赏或惩罚，这赏罚也多半是由监督方面决定。与契约有关的这些行为在四部古典小说中都可以看到，有趣的是，这四部小说中都安排了独具特色的“镜像人物”。（参看拙文《镜像人物刍议》，《比较文学三百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这些中国气派的“镜像人物”对于“英雄”的履约行为起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镜像人物”是“英雄”的倒影式人物，他们在本质上构成对“英雄”的倒影摹拟，但在外部形态上却与“英雄”相同相似乃至有特殊联系。《红楼梦》的甄宝玉就是“镜像人物”，他被设计出来就是作为贾宝玉履约过程中的一种动力。起初，这种动力作用于履行小契约。甄宝玉与贾宝玉不但同名同貌，也入过“太虚幻镜”，也爱在姐妹中玩，也厌恶那些“旧套陈言”的文章，甚至闹得比贾宝玉更厉害——吩咐下人在说“女儿”二字前须用香茶嗽口！贾宝玉与他在梦中相见，醒来后引为知音，坚定了履行小契约的信心。史湘云说得好：“你放心闹吧，先还‘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对子，闹厉害了，再打急了，你好逃到南京找那个去”（第56回）。后来，这种动力作用于违逆大契约。甄宝玉幡然悔悟，变为贾宝玉最不屑为伍的“禄蠹”，并在贾宝玉前现身说法大谈仕途经济（第115回）。贾宝玉见到他后方才明白，自己倘不自拔，就会变成甄宝玉这个样子，宝钗袭人正一左一右地挟持着他向履行大契约的方向走去。得此警示后，贾宝玉大病一场，病后下定决心借入试场的机会走出名利场。甄宝玉的存在，从反面肯定了贾宝玉违逆大契约的合理性，他用活生生的形象说明了贾宝玉另一种可能的发展。贾宝玉如果履行大契约，书中就会出现一个与甄宝玉一样庸俗鄙陋的贾宝玉，这与贾宝玉的性格逻辑不合，也是读者无法接受的。高鹗续书的又一个高招，在于安排两位宝玉见面后再让贾宝玉出家，这样读者虽惊讶于贾宝玉举动的决绝，却并不反转过来肯定他的另一种可能的发展。

就契约的监督来说，大契约的监督者人多势众，贾政可谓总监；小契约的监督者只有紫鹃一人。贾府的“老祖宗”贾母一开始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无形中充当了小契约的保护伞，等她明白过来撤销庇护，大契约就对小契约呈泰山压顶之势。履约有赏违约应罚，这是契约之为契约的根本。大契约粉碎小契约后，贾宝玉离家出走，这符合木石之盟对处罚的规定，宝黛立约时“当和尚”之说并非戏言。高鹗用心良苦之处，还在于安排小契约的监督者紫鹃在宝玉结婚后也来宝玉房中，让她目睹贾宝玉负约而未负心，并对他的离家出走施加一点微妙的压力（负约人在契约监督者的炯炯目光下岂能久安）。对于大契约来说，违约的处罚是不言自明的——不能完成贾府重托，则不能享有贾府的一切。贾宝玉两手空空步入大荒（只带着他生下时带来的玉），符合大契约规定的处罚。由于他毕竟部分地履行了大契约，所以在“光着头，赤着脚”之外，作者还给他披上一领大红猩猩毡斗篷，这算是罚中有赏。贾宝玉在书中向大契约的总监贾政拜别，这神来之笔只有从“认罚”的角度才能获得圆满解释。

《西游记》的“镜像人物”是六耳猕猴，他与孙悟空的酷肖不亚于甄宝玉。他“模样儿与大圣无异：也是黄发金箍，火眼金睛”，性格语言也和孙悟空一样火爆尖刻。六耳猕猴在故事中起一种严厉的警示作用，他代表着孙悟空万万不可尝试的另一种可能的发展：同时履行大小契约。六耳猕猴从花果山众猴中选出能变化者充当唐僧、八戒与沙僧，组织了另一支取经队伍，按这种可能性发展下去，假悟空可以既获得正果又维护了花果山之约。当然，由于此举有悖于天理人伦，六耳猕猴惨遭灭顶之灾。从六耳猕猴的下场可以看出孙悟空除了“履大违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抗拒大契约是死路一条，瞒天过海也是此路不通。那么，为什么要对忠心耿耿的孙悟空来这么一番警示呢？原来，悟空者，心猿也，心生种种魔生，唐僧师徒在遇到六耳猕猴前已生隔阂，有“二心”则引出两只心猿来搅乱乾坤。在某种意义上说，六耳猕猴是孙悟空心中的一念之恶，他身上聚集了孙悟空可能具有的全部私心杂念。假悟空的话简直像是真悟空潜意识中的声音：“我今熟读了牒文，我自己上西天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成功，教那南瞻部洲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第58回）话又说回来，“镜像人物”照出的只是“英雄”的倒影，孙悟空心中即使真有这一念之恶，也会在这反面教员的作用下消弭于无形。假悟空打唐僧、偷包袱、烹猴尸，种种无耻作为，正是真悟空所不齿的妖魔行径，这活生生的样板使孙悟空自觉厌弃这条道路。他最后抡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了六耳猕猴，这实际上也是打杀了自己心上的魔头，从此“履大违小”的行为进入了不可逆转的阶段。

《西游记》中大契约的监督者为如来、观音、唐僧等，他们通过紧箍儿约束孙悟空，随着孙悟空自觉性的提高，紧箍咒念的越来越少，到了大契约功德圆满时，这履约的约束也不翼而飞。为了提高孙悟空履约的兴趣，观音等答应给他提供一切帮助。孙悟空以前何等神通广大，皈依佛门后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英雄气概，有事无事都去天上搬救兵，结果求援越多越增加了对监督方面的依附性。滑稽的是，取经路上多数妖魔鬼怪都是监督方面安排出来的，解铃人是系铃人，孙悟空实际上陷入了一场游戏。小契约的监督者是花果山众猴，没有他们的怂恿、捧场、出谋划策，孙悟空成不了盖世英雄“齐天大圣”，因此他们对他履行小契约构成道义上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到后来逐渐淡化，特别是六耳猕猴到花果山鸠占鹊巢，众猴不识真伪助纣为虐，算是有负小契约在先，孙悟空当然不能像以往那样留恋已染有妖氛的花果山。如前所述，由于叙述角度的转换，孙悟空撕碎小契约的行为已转到故事的背面，我们只看到他履行大契约所得到的奖赏——被封为“斗战胜佛”。倘若叙述角度不转换，我们将从正面看到小契约对他的处罚（不管怎样这处罚都在那儿），这就是丧失了小契约提供的自由与逍遥。孙悟空从正统方面获得的每一点赏赐，包括“弼马温”、“齐天大圣”等，都是以牺牲自由逍遥为代价，此所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因此，可以认为孙悟空最后已因“履大违小”而获得了规定的赏罚。至于这赏罚的意义，读者尽可见仁见智，本文在下一节还将涉及。

《水浒传》的“镜像人物”是李逵，他与宋江既不同名也不同貌，但两人感情最深关系最密冲突最多，死后亦葬在一处。关于他们的特殊关系已有过讨论，此外不赘。和以上两位“镜像人物”一样，李逵的功能也是警示，不过他是从正面提醒宋江不能“履大违小”，因而他又兼任着小契约的监督角色。宋江在小契约中的主宰地位，和他竭力拥戴有关，然而他又铁面无情地监督着宋江，生怕他行了不“义”之事违背了小契约，为此他几乎赔上了自己的头颅。他主张将小契约贯彻到底，把全国变成大梁山泊。大契约木已成舟后，他仍三番五次提出要退回到小契约，并不放过任何一个进言的机会。在归顺朝廷后的宋江那里，他是自己心中的“二心”或一念之“恶”，他道出了自己另一种可能的发展：“放着弟兄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岂不快活！”（第110回）凡是作出了不利于小契约的决定后，宋江总要大骂跳出来反对的李逵，这可看成是压抑自己的“二心”。也是为了扼杀对朝廷的愤懑。李逵对米江的约束占有两把扳斧，这宋江服下朝廷送来的毒酒后，决定让他也殉葬，大契约的监督者宿太尉、九天玄女娘娘等对宋江的约束却是君臣纲常与“星主”重任。这现世与夙世的两重压力当然比两把板斧更为沉重。

《水浒传》与前两部小说的重大区别在于赏罚不公。宋江违逆了小契约，得到的处罚是招安后的委屈痛苦，以及征剿自己同类（方腊等）和伤残自家兄弟的悲哀，这处罚还算公道。然而他忠实地履行了大契约，得到的赏赐却是一杯毒酒。朝廷的违约，表明了大契约的无意义、无价值，也使得故事的张力未获解除。小说的悲剧意味，源于108将的风流云散，也源于宋江的无辜被罚——两约俱罚对“英雄”来说实在太残忍。作者安排小契约的监督者李逵来宋江身边目睹其下场，这和紫鹃来宝玉处一样有其微妙用意。小说最后叙述宋江被玉帝封为梁山泊都土地，与众兄弟重聚于地下，朝廷亦悔罪不已，算是一种解除故事张力的努力不过对读者来说，故事已随宋江服毒结束，其他“故事外”的东西已无意义了。这

种情况，正像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重会于离恨天一样，不但不能缓解反而更加剧了读者怅然若失的心理。还须提到，李逵指出的另一种可能性已在李俊身上实现，他与费保等人的“小结义”后来在海外成功（陈忱的《水浒后传》详述之），这种对照更令人惋惜宋江的命运。

比李逵更易动怒的张飞是《三国演义》中小契约的监督者，他在第28回中逼关羽斩蔡阳以明心迹，在第81回中逼刘备为关羽复仇，他的死更促成了刘备以身殉约。大契约的监督者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发言的内容是告以大契约并请求帮助，诸葛亮的隆中对，核心内容是如何执行大契约，这一番对话决定了诸葛亮的终生使命。诸葛亮不仅是大契约的监督者，他智术过人又忠心耿耿，刘备十分情愿地给予了他履行大契约的全部权力。他出山后，故事的“英雄”在刘备和他之间发生了某种滑动，刘备固然还是大小契约中的核心人物，但他事实上接管了大契约，成了履约活动的导演，刘备的一切行动（包括哭、笑）都必须听他安排。刘备诸葛亮隆中之会，可以理解为两人之间订下契约：诸葛亮承诺为刘备的大契约竭尽全力，刘备承诺只保留名分，让他作为“英雄”代理人。诸葛亮让刘备三顾茅庐，是为了立约的郑重，更是为了责任与权力的统一。第85回刘备托孤，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表面上这是打算连名分也一并相赠，实则是要诸葛亮重新与后主立约。诸葛亮听后“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流着眼泪完成了重新立约的手续。有与先主与后主两次立约，诸葛亮不能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刘备之死不会影响大契约。刘禅继承的仅是帝位，诸葛亮正式继承了大契约，由于小契约已经解体，他成了故事的“英雄” ，名分与功能的矛盾不复存在。时不我待，他加快了行动的速度。两次“出师表”，是重申以往的契约；六出祁山，是为了履行大契约。大契约虽注定不能成功，但只要有他在一天，大契约就能存在一天。在此情况下可看出小说的“镜像人物”，是那些位置与他相同而行为相反的人。董卓、曹操父子，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司马懿父子在魏代汉后，名为魏相，实为魏贼；名与实之间只有一念之差，旗号完全可以不变。在诸葛亮面前，这些“镜像人物”一再表演了他的另一种可能的发展，这怎不会使他有戒于心战战兢兢。诸葛亮的忠心天日可表，但他是何等聪明之人，岂能不想到别人会猜疑他心中有一念之恶，所以他辅佐蜀汉时是那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于像诸葛亮这样有高度自省能力的人来说，“镜像人物”与其说是向他警示不能走“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之路，毋宁说是从反面督促他履行大契约。诸葛亮的才华远远高于那些“汉贼”和“魏贼”，阿斗则还不如汉献帝和几个魏主，但诸葛亮竭忠尽智匡扶蜀汉，显示了可贵的牺牲精神。刘备托孤与曹睿托孤非常相似，但诸葛亮父子殉汉与司马懿父子篡魏恰成倒影，“镜像人物”反衬出一代名相的崇高。

《三国演义》中亦有赏罚。刘备兴师伐吴，以身殉弟，所获得的至多只是关张二弟在天上的微笑。但此举破坏了履行大契约所必需的吴蜀联盟，伤了蜀汉元气，他的死又是大契约（还有隆中之约）对他的处罚。诸葛亮继承大契约后，“前出师”未捷，自贬三等，“后出师”失败，星殒五丈原，这些都是大契约（还有隆中之约）的处罚。不过，诸葛亮并不是一无所获，他在履约过程中展现了一种伟大的人格，这种千古流芳的人性美在蜀汉内令将士用命臣民敬服，在吴魏处也使对手自叹不如。契约给了他发展这种人格的机会，这是对追求人格完美者的最好奖赏。关羽挂印封金、秉烛待旦，同样体现出一种人格美，但这是为“私”而诸葛亮是为“公”，（第81回赵云劝刘备：“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因而仍有高下之别。

 

 

以上对四部古典小说中的大小契约之争以及对立约、履约、监督、警示与赏罚等作了一番描述，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为什么这些小说中都存着大小契约及种种契约性行为，什么原因使它们与契约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共同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在《文学叙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中提到，叙述结构有深层与表层之分，（这两个概念由法国A• J •葛雷玛斯提出），深层叙述结构通过种种途径，转换生成为表层叙述结构。表层叙述结构像是人们熟知的语法结构（汉语中最常见的是主谓宾结构），它是由具体的故事中提取出来的抽象形式，不同的理论家用不同的“功能”来表现其形态。“功能”犹如语法中的主语、谓语、宾语等符号，弗• 普罗普使用的“功能”是“英雄” 、“对手” 、“战斗”、“帮助人”、“胜利”等（《民间故事形态学》），厄•苏里奥提出的“功能”是“狮子”、“战神”、“太阳”、“大地”、“月亮”等（《二十万种戏剧情境》）。可以看出，本文实际上是采用了契约类“功能”来表述四部小说中的表层叙述结构，前面提到的种种事件无不可以用“立约”、“履约”、“违约”、监督”、“警示”、“奖赏”、“惩罚”等“功能”来概括。更细致一点说，四部小说中贯穿着两套平行的“功能”系列，它们分别代表着大小契约的从“立约”到“赏罚”的过程。换而言之，四部小说中存在着相同的表层叙述结构，它们都是以大小契约的先后“立约”为开始，经过一系列相互排斥的“履约”（“履大违小”或“履小违大”）、“违约”（“违大履小”或“违小履大” ）、“监督”、“警示”等，最后达到对大小契约的“赏罚”。

从契约角度考察文学不是本文的发明，罗伯特•肖尔士的《文学的结构主义》（耶鲁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08-111页）中发挥和扩展了A•J•葛雷玛斯关于契约的观点，提出了“契约”、“考验”和“评价”等“功能”，台湾学者古添洪又从肖尔士那里得到启发，运用契约观念考察了《莺莺传》等五部唐人传奇。（《唐传奇结构分析》，《比较文学• 现代诗》，台湾国家出版社1976年版，第85-125页）坦率地说，如果不避附会穿凿之嫌，一味在契约上着眼，一般的故事都可以和契约挂起钩来。然而在上述四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平常的契约行为，而且还有明白无误具备共同特征的大小契约之争，从“立约” 、“履约”到“赏罚”，这些“功能” 串在小说中有不容置疑的存在。我们可以怀疑从一两个句子中归纳出来的语法，但不能怀疑从很多句子中归纳出来的语法，对于来自于“名句” 中的语法就更不能怀疑。《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是我国最重要的四部古典小说（我们宁可失去其他所有小说也不愿失去这四部），它们不约而同都呈现出同样的表层叙述结构，这个现象绝对不应该等闲视之。

相同的表层叙述结构意味着有相同的深层叙述结构。根据以上讨论，四部小说中之所以有从“立约”到“赏罚”这一系列行动，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中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大小契约。大契约无一例外都朝向正统方面（包括正果、正宗等），小契约也统统朝向非正统方面（包括异类、异端等）；大契约带给“英雄” 的是不自由（包括拘束、劳作等），小契约带给他们是自由（包括放任、逍遥等）。如此，我们就有了正统与非正统，自由与不自由这样两对互相对立的范畴。列维一斯特劳斯在《结构主义人类学》中提出，每种神话内部都隐藏着这样一个深层结构：

 

A：B：：C：D

 

A与B是一对矛盾的范畴，C与D也是一对矛盾的范畴，A：B：：C：D表示A之于B如同C之于D，也就是说A与B的关系和C与D的关系有共通之处，理解前者有赖于理解后者。借用列维一斯特劳斯的模式，将我们的两对范畴入代进去，得出：

 

非正统：正统：：自由：不自由

 

译出来的意思是，在四部小说中，非正统与正统的矛盾，相当于自由与不自由的矛盾；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同义相通，后者中隐藏着对前者的解释。不过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表述形式用在此处还不十分适合，四部小说的深层叙述结构实际上更与下图相符：

 

 

这就是四部小说的深层叙述结构。它本身不是叙述（叙述是一种动态的信息传播），却是叙述的信息基础；它是共时平面静态的，却是故事动力的源泉；它本来无喜无悲，却是故事悲喜色彩的配方；它简单得无以复加，却能衍生出丰富的思想内容。它像是正在喷发的火山深处的地层结构，能够解释和提供火山的运动，然而又不直接参预运动。地质学家通过火山的运动和岩浆的成分把握它，我们则通过故事发现表层叙述结构，再由表层叙述结构追踪到深层叙述结构。

仔细观察这个深层叙述结构，我们还能进一步读出它的潜台词。四部小说中的“英雄”全都同时具有正统与非正统的双重身份——贾宝玉既是荣国公之孙又是来讨孽债的神瑛侍者，孙悟空既是齐天大圣又是异类猴精，宋江既是“星主”又是造反头领，刘备既是“皇叔”又是民间豪杰。大契约用社会责任感压迫他们，小契约用人性的自然萌动催促着他们，然而他们都强自挣扎为履行大契约尽了努力，并因此而付出沉重的心灵代价。四个故事到这一步已归并成了一个“故事之母”，我们的古人似乎通过它进行隐喻性的叙述：每个人来到世间都面临着矛盾的人生选择，或为正统地位而委曲求全，或不愿委屈求全而甘居非正统地位。诚然，正统与非正统之间是一条双行道（孙悟空当了齐天大圣还可以重新造反），但作为社会中的人，正统的力量还要大过自由的诱惑。因此，从这个深层叙述结构中可听出隐隐的喟叹：正统不可战胜，自由难以舍弃，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人生注定是一场艰难痛苦的折磨。

深层叙述结构解释了表层叙述结构的相似，共同的“根”导致了四朵最美丽的“花”在本质上的相似。用“根”来解释“花”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但这“根”是由“花”反向追踪而来，为了避免解释上的循环，我们有必要涉及这“根”旁边的“土壤”。虚构的世界终究是对真实的世界的摹仿，“文本内”与“文本外”的世界不同质而可同构。茨维坦•托多洛夫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说：“这个普遍语法置之四海而皆准，不单是因为它为所有的语言提供了信息，而且因为它与世界本身的结构是一致的。”根据这种语法结构与世界结构相似的提法，不妨说上图所示的深层叙述结构与我们古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是一致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说只有“朝”和“野”两种主要选择，前者是正统而后者多半指向异端。人们拥挤在通往朝廷宫阙的道路上，无论是孔夫子还是民间艺人，都在告诫着“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学文的梦想金榜题名，学武的“一刀一枪，无非博个封妻荫子”，还有故作姿态以退为进，将采菊东篱作为“终南捷径”。然而，对“野”的向往又始终是古代诗文的主潮，这里面包括了隐逸林泉扶杖山谷，也包括逃禅入佛或与知音知己相忘于江湖。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人社会使命与精神追求的两极分驰，要获得社会承认谋取进身之阶须向正统靠拢，要获得精神解放灵魂自由则要从非正统方面探求。在我国历史上多的是这么一类人，他们就身份来说是正统成员（朝廷命官等），但他们的精神却向某种“桃花源””逃逸（逃入自然、宗教、艺术或江湖）。另外一类人与他们正好相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不过这类人为数寥寥，因为多数人都不会为了较高级的需要而牺牲较为基本的需要。因此可以说古人内心深处也存在着两对矛盾的范畴，他们像四部小说的“英雄”一样，也体验着“正统”与“非正统”、“自由” 与“不自由”的争斗。正是这种深层心理结构，为上面提到的“根”’提供了生长发育的“土壤”。

换个比喻说，当描述这个深层叙述结构时，本文实际上接触到了我们民族的某种心理“基因”。《红楼梦》等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都携带有源于这“基因”的遗传密码；或者反过来说，读者由于感觉到了这些小说的遗传密码，才认为它们是伟大的著作。本文无意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种族之魂、“种族心理积淀” 等概念来说明问题，但和荣格一样，本文认为许多名著应该是集体的创作。刘备、诸葛亮和宋江来自历史，孙悟空来自印度，经过史家、剧作家和说书人的反复修改加工，罗贯中、施耐庵和吴承恩才有了“英雄”的胚胎。贾宝玉虽算是“凭空捏造”，但请想想有多少人参加了讲述他的故事的队伍（不包括续书者，单补后40回的就大有人在），我们只不过承认了曹雪芹和高鹗连续叙述的版本。集体的创作容易输入集体的“基因”，这四部小说凭藉着共同的深层叙述结构，终于超越了其他小说而成为我们民族的英雄史诗。不过，不能抹煞它们的作者（特别是曹雪芹）的功劳，他们无意识地同时又是天才地在“英雄”身上突出了这种“基因”，导致了这四部小说的不朽。当然最值得惊叹的是我们的读者，他们像《聊斋•司文郎》中的瞽僧一样对优秀作品怀有敏锐的直觉，《红楼梦》等就是因

为他们准确的筛选才从茫茫书海中脱颖而出。

    四、余论：四部小说中的种种摹拟情况

 

以上通过还原、缩减的办法，从四部小说中寻找到“故事之母”，在拨开繁枝冗叶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省略、绕过许多东西。以下试图证明，本文采取的还原思维仍是合理的，由于四部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和故事存在着太多的摹拟情况，那些被舍弃的材料对本文的讨论结果没有影响。

本文只讨论了“英雄”的行动，可以想象得出，其他人物在局部范围内也是“英雄”，他们似乎不应处于讨论之外。但是，许多次要人物的行动表现为对“英雄”行动的某种摹拟，重复讨论它们便显得缺乏意义。以《西游记》为例，唐僧、八戒、沙僧、龙马等重复了孙悟空的命运，他们都是因为没有遵守正统的秩序而沦为异类（受罚），又都回过头来追求正统终成正果（受赏）。岂止是他们，西天路上那些由正统变形而来的妖魔不也是走了这条路线？至于那些土生土长的妖魔，如牛魔王、黑熊精、红孩儿等，他们的遭遇和孙悟空更无本质区别。这样来看问题，许多似乎不相干的人物与事件便有了内在联系，孙悟空的故事足以代表金蝉、猪妖、水怪、龙马和种种妖魔鬼怪改邪归正的故事。泾河龙王违旨行雨、天蓬元帅调戏广寒仙子，和齐天大圣偷吃蟠桃在本质上是一回事，这都是对正统的不耐烦。同样，男妖想吃唐僧肉与女妖想与唐僧成亲，和孙悟空护唐僧取经一样，其意义都是对正统的追求。不太夸张地说，《西游记》叙述了许多人物许多事件，这些人物与事件到头来都可归并为一个。

其他三部小说中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红楼梦》中，贾琏、贾珍、贾蓉、薛蟠等的“皮肤滥淫”从反面摹拟了贾宝玉的“意淫”，他们行动也属向正统挑战，但这种肉欲的宣泄并不指向堪与正统匹敌的力量，因而实际上为正统所默许。秦钟、柳湘莲（还有前一阶段的贾宝玉）等从正面摹拟了贾宝玉的行动，他们在叙述学上的意义相当于八戒、沙僧之于悟空。《水浒传》中，田虎、王庆、方腊等人构成了对宋江的反向摹拟，他们也反抗朝廷，但没有“义”作造反的旗帜和队伍的凝聚剂，因此也不堪一击。至于众义士对宋江的正向摹拟，小说在叙述种种“逼上梁山”事件中有过明显的暗示。《三国演义》中，曹芳、刘禅、孙皓等反向摹拟了刘备，他们也是魏、蜀、吴之主，然而缺乏令臣下归心的威望与仁德。曹睿、孙权、孙策等与刘备有一种正向摹拟的关系，他们的君臣关系与刘备的基本同构。不言而喻，诸葛亮的反向摹拟者是他那些“镜像人物”，他们在辅佐的旗号下干着篡夺的勾当。他的正向摹拟者则是陆逊、吕蒙、姜维、诸葛瞻等，这些人忠心不让武侯，智术则有一定差距。总之，三部小说中存在大量“英雄”的正反向摹拟者，这些“英雄”的摹本（虽说可能是等而下之的）和倒影一方面扩大了故事人物的队伍，一方面又陪衬、反衬出“英雄”行动的意义。人物的摹拟导致事件的摹拟，三部小说中纷繁的事件大多可以和主要事件发生某种对应关系。

文学与音乐不无相像之处。音乐作品的“主题”和“动机”往往很简单，它之所以能持续很长时间并使人印象深刻，靠的是重复、对比、扩展与和声等手段。文学实际上也依赖这些手段，艺术从来都是寓“一”于“多”又“多”中呈“一”的。没有西天路上“八十一难”的反复折腾，显不出异类向正统转变之艰难；没有贾琏、贾珍、贾赦等的“皮肤滥淫”，显不出贾宝玉精神追求之可贵；没有李俊“太湖小结义”的峰回路转，梁山好汉的风流云散的悲剧就会缺乏回味；没有乱世群雄及其辅佐者的层层铺垫，刘备与诸葛亮的形象就不会那么突出。好的故事讲述人懂得驾驭这“多”与“一”的矛盾：为了满足读者的消费需要，他们展示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与事件，为了信息的集中，他们又暗中统一了这些人物与事件的向心性。九九归一，表层叙述结构就是这个“一”，它像音乐中的“主题”或“主导动机”，是它决定了“英雄”的行动并派生了种种正反向的对“英雄”行动的摹拟。这一切最终又归因于深层叙述结构，由于它与我们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同型，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决定了我们最爱听什么故事，这样来考虑问题，四大名著内部与彼此间的种种相似不足为奇，它们共同获得我们喜爱更是理所当然。

似此，本文可以以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一句诗作结：

“有一个故事而且只有一个故事，

真正值得你细细地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