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义叙述学”的提出，无疑为我们重新审视叙述学发展史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在审视中，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广义叙述学”是“经典叙述学”一项未竟的事业；另一方面，“经典叙述学”甚至“后经典叙述学”，又无法完成广义叙述学学科理论建构的要求，当然，它们已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建立“广义叙述学”，尚需学术界的理论自觉。
2008年, 赵毅衡先生于国际叙述学界如何应对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挑战的问题语境中，提出建立一门“广义叙述学”（General Narratology，又名“一般叙述学”）的具体方案，从符号叙述学的立场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叙述底线定义与叙述分类原则[1]。
这个建议无疑为我们重新审视叙述学发展史提供了历史性契机。论文拟对西方现代叙述学学科发展史进行评述。在评述中，我们试图表明：“广义叙述学”是“经典叙述学”一项未竟的事业；“经典叙述学”甚至“后经典叙述学”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已无法完成“广义叙述学”学科理论建构的要求，但它们也已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一
说到西方现代叙述学发展史，有三个关联概念需要说明一下。它们是“叙述学”（narratology），“叙述理论”（narrative theory），以及“小说理论”。一般认为，狭义的叙述学，是指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研究范式的“经典叙述学”。此种叙述学为西方现代形式文论大潮之一，有“科学化”（-ology）企图。按照马克·柯里的说法，“叙述理论”似乎是“后经典叙述学”（narratologies，又名“多种叙述学”、“新叙述学”、“后现代叙述学”）的标识，为不少理论家所乐道[2]（P8）。这些理论家放弃自称狭义上的“叙述学家”而改称“叙述理论家”，宣称叙述“是一种思维与存在方式，并非只有文学里面才有”，更注重跨学科研究，善于吸收西方当代其他文论思潮，兼顾叙述形式研究与叙述符号意义阐释。这里，笔者不对这两个概念作这么狭隘的区分，主张以“叙述学”涵括之。一则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那种圄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为理论基础的“经典叙述学”的叙述学史讲法已经完全过时[3]（P22）。二则“叙述理论”之名已频繁出现于“经典叙述学”语境中，其意与它在后经典叙述学中的含义相差无几。再则，汉语对“～学”（-ology）自有广泛的理解，并非限于“科学化”学科，比如叙述学就是研究叙述理论的学问或学科等等。之所以提到“小说理论”，是因为西方现代叙述学的产生、发展、高潮、甚至转向，始终与它联系在一起。戴维•赫尔曼就指出，直到近年来，叙事理论还与小说理论缠绕在一起[3]（P5）。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确，叙述学长期以来与小说理论缠绕在一起是一回事，它本身的理论建构历史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可以把叙述学缩减为“小说叙述学”，尽管叙述学的主要理论建构之一，或者从具体操作实践上说，就是对小说的叙述技巧与叙述结构等进行研究。
这种说明，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方现代叙述学的谱系与发展史分期。综合西方学者（赫尔曼、弗卢德尼克等）的看法，我们倾向于把叙述学发展史分为这样三个阶段：20世纪20、30年代德、俄“形态学”模式、英美“现代小说理论”阶段，即“前经典叙述学”阶段；20世纪60、70年代法、德、美、以色列、荷兰等以结构主义范式为基础的“经典叙述学”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后经典叙述学”阶段。
从“经典叙述学”说起。它是西方现代叙述学的真正起点，涵盖了叙述学发展史的大部分阶段。首先说说法国叙述学诸家的理论。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理论初衷实在宏大：试图从方法论层面、形式论立场，为所有“讲故事”的文艺类型、种种文化表意形式建立“叙述语法”。
叙述学的命名者托多罗夫，在其《〈十日谈〉语法》（1969）一书中，就把叙述学（narratologie）定义为“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他认为这本书的目的，是讨论“一般的叙述结构，而不是一本书的叙述结构”[4]（P6）。换言之，他只是把《十日谈》这个小说文本作为阐发其叙述理论的材料，而不是仅仅要探究这个文本、甚至小说这种叙述类型的叙述结构。这种理论取向更突出体现在法国其他叙述学家身上。他们所发文章或出版的书，无论从题名还是具体理论建构来看，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作为较早自觉认识到叙述普遍存在（种类繁多、载体各异、与人类同在）的理论家，罗兰·巴尔特不但研究了叙述作品的结构，还对“神话”、“时装体系”、“摄影”、“摔跤比赛”、“博物馆展览”、“广告”等的符号叙述进行了符号学的探索[5]。格雷马斯坦承在电影语言、梦的语言和形象绘画等地方也存在叙述结构，他操心的是，“如何尽量扩大叙述分析的应用领域，如何使研究中出现的局部模型变得更加形式化”，进而完全从“普通符号学”的角度分析叙述作品的叙述结构、叙述语法的成分等等[6](P165-166)。克洛德·布雷蒙则从符号学角度，运用逻辑方法探索所有叙述作品之叙述的可能逻辑[4]。杰拉尔·热奈特对“批评”与“理论”谁服务于谁的问题相当纠结，但还是企图通过普鲁斯特 《追忆逝水年华》这个小说文本来探讨“叙述理论”（“叙述话语”），并以“方法论”作为其书的副标题[7]（P4,P195-198）。
之所以如此，显然与他们所接受的理论影响密切相关。他们都非常了解并深受普罗普、俄国形式文论学派①、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领航科学”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普罗普与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的理论基础都源于20世纪初德国的形态学。这种形态研究范式采取有机模式来理解世界的结构，注重对部件“合成”为复杂的、更高级别的有结构的整体的研究，尤其重视对从整体到部件的“分布”的研究[3]（P9）。对于普罗普来说，他关心的是“俄罗斯民间神奇故事”的结构形态，但他也认为“按照角色的功能来研究叙事体裁”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其他故事样式，甚至应用于整个世界文学中的叙述性作品（尽管结论须受严格限制）[8]（P182）。他在理论方法、模式、甚至术语等方面，都直接影响或启发了后来的法国叙述学诸家。
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研究角度，打破文体界限关注艺术文本与非艺术文本差异的立场，及其着重艺术文本形式结构分析的态度与方法。对此，赫尔曼有着十分精当的概括：
俄国形式主义者力图建立种种文体模型来尽量涵盖各种散文形式，包括叙事体裁的全部类型，……形式主义者关注更高层面上的叙事结构，研究从托尔斯泰的全景式历史小说，到情节紧凑的侦探小说，直至（俄国）童话故事的各种叙事散文。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些关注焦点的扩展是现代叙事理论史上的一次关键性发展。新焦点的出现推动了叙事理论与小说理论的分离，研究者的注意力从一种具体的文学体裁转移到所有话语，甚至可以说，转移到所有按照叙事原则组织起来的符号活动。形式主义者为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布雷蒙和巴尔特等人的跨文类乃至跨媒质的理论探索开创了先例。[3]（P11）
作为整个法国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分支，法国叙述学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之“语言”与“言语”二项对立观念的影响，着重于跨文本符号系统与结构单位关系的研究，对分类学甚是热衷。
对“经典叙述学”做出不小贡献的其他国家的叙述学家，米克·巴尔、西摩·查特曼、里蒙-凯南、F.K.斯坦泽尔等，基本都沿袭了法国叙述学的理论取向与方法，多结合具体叙述文本、尤其是小说文本阐释、发展热奈特等人的具体概念、命题或观点。与他们的“老师”一样，他们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表明了对叙述学研究对象的关注，也探讨了叙述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问题。米克·巴尔认为，叙述学就是研究“叙述文本”的理论，即研究由语言符号组成的叙述性文本。她也对叙述文本的特点即构成要素作了说明[9]（P7）。查特曼主要从形式的角度讨论了叙述的构成要素（叙述是由事件、存在者这两个要素所构成的结构性整体），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叙述之能指与所指所包含的三个要素（事件，角色，情景细节），也简要谈论到不同媒介的叙述类型[10]（P21-28）。里蒙-凯南指出，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叙事作品（新闻报道，历史书，小说，电影，连环漫画，哑剧，舞蹈，闲聊，精神分析记录，等等），并在对叙述作品区别于非叙述作品、虚构叙述作品区别于非虚构叙述作品的特性做出简单辨析的基础上，为“叙事虚构作品”下了一个定义:叙述一系列虚构事件的作品[11]（P1-3）。斯坦泽尔也试图为所有可想象到的叙述结构勾画出综合的类型学[12]。
至此，我们似乎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把所有叙述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已经是经典叙述学的理论逻辑，那么，还有必要提出广义叙述学吗？
看来， 对经典叙述学的理论建构本身作进一步研究，非常有必要。
二
在笔者看来，经典叙述学的发展有以下方面值得重视。
（一）从事实上说，整个经典叙述学阶段并没有完成研究所有叙述类型的目标。
经典叙述学的理论目标与具体研究实践，并不统一。由于语言符号研究远远领先于人类其他交际符号的研究，经典叙述学家们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非语言符号叙述的领域。巴尔特对时装、摄影、广告的研究，也基本还是从报刊杂志、广告等的文字叙述中去研究。米克·巴尔也在对“文本”的界定中，排除了非语言符号叙述。又由于研究口语表达的困难，他们则探讨了以书面语言为媒介的叙述，而没有研究同样属于自然语言的日常口语表达所涉及的叙述。进一步，对以书面表达为媒介的叙述来说，也主要局限在神话、民间故事、尤其是小说等文学虚构叙述类型（个别人也研究电影、连环画等）。里蒙-凯南就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研究限定于虚构叙述作品。而在涉及书面表达叙述类型中，影视、连环画等，则往往以小说叙述研究形成的模式为基础，它们自身并没有构成独立的研究领域。
人类的叙述表意，无疑与其媒介、形式，甚至和媒介、形式相连的“语境”密切相关。这些叙述的“形式要素”具有自身的“形式的内容”，往往内在规定了某叙述类型所要表达的意义，以及表达意义的方式。比如说“历史叙述”研究。它是人类一大研究难题，学术界至今争吵不休。之所以如此，就与承载历史的媒介、形式（比如口传）、语境紧密相关。而在研究上取得进展的，也多以研究这些承载要素作为突破口。如此看来，如果我们还没有对一些叙述盲区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不敢说，我们是在为所有叙述类型建立叙述结构或语法。另外，事实证明，小说叙述学不可能完全成为叙述学的“公分母”，它绝非万能，它的“模式”无法对所有其他符号叙述类型完全有效（比如音乐叙述、计算机叙述,尤其是历史叙述，等等）。
（二）经典叙述学中具有“总体理论”性质的部分并未得到充分展开，一些基础概念也未得到基本阐明。
初略来看，法国叙述学理论建构大致有两种趋势。一种趋势以托多罗夫、热奈特为代表。与其他法国叙述学家一样，他们也直接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借用了基本观念、术语与语法模式。托多罗夫的《〈十日谈〉语法》，基本就是从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来建立叙述的语法。从语言生产的角度，热奈特把事件讲述视为动词形式的铺展[7]（P10），并直接借用了时态、情态、语态等语法范畴来表示被叙世界及其被叙世界与叙述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完全抽象地谈论叙述语法，而是结合具体小说文本，注重推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叙述文本分析工具——具体分类、具体的术语、概念与理论观点。热奈特的“理论”与“批评”的犹豫似乎是这一点的极好注脚。而托多罗夫注重文学批评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主要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也似乎不无道理。
另一种趋势以罗兰·巴尔特、格雷马斯为代表（包括布雷蒙等）。他们基本属于符号学家——毋宁说首先是符号学家（这在上文的表述中已可见出）。他们多强调从普通符号学层面来研究“符号系统如何以叙述方式来表达意义”（赫尔曼语），来建立叙述模型。叙述学只是他们符号学研究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叙述学理论可以被称为“叙述符号学”（narrative semiotics）②。格雷马斯堪称这方面的典型。在他看来，法国研究叙述性越来越大的兴趣，是与建立普通符号学的希望与计划并行的。他强调普通符号学先于语言学，认为“叙述结构模型属于符号学总体经济内部的自主机制”，它的“普遍性完全由其符号语言属性得以保证”，认为“没有完整的符号学理论，就很难建立一套公理系统来支撑叙述结构”[6]（P165-170）。另外，罗兰•巴尔特特别强调建立叙述模型对于研究不同叙述类型的重要性，叙述分析之演绎逻辑的必要性，“出于必要，叙述分析不得不成为一个演绎过程，首先不得设计一个叙述的假想模型（美国语言学家称之为一种‘理论’)，然后从该模型逐步进而研究不同的叙述类型，这些类型既相似于又有别于该模型。只有在这些相似性和不同性的基础上，叙述分析现在装备着单一的描述工具，将会回到叙述的多样性以及叙述的历史、地理、文化上的多样性。”[13]（P406）。这样，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中，“总体叙述理论”占有很大比例，其纯理论建构趋向非常明显，有着为普适性而强化的逻辑演绎性与理论抽象性。
这两种理论趋势，在整个经典叙述学发展史中得到发展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经典叙述学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不自觉偏向“小说叙述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趋向，或者说有偏重批评而非纯理论建构的取向。这尤其体现在法国叙述学家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叙述学家身上。他们的叙述学理论，多与以亨利·詹姆斯、E.M.福斯特、G.卢伯克、埃德温·缪尔、韦恩·布斯等为代表的英美国现代小说理论，以及受此传统影响的美国新批评思想整合。在这种理论语境中，他们多接受热奈特、托多罗夫的影响，并比较系统地发展了他们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弗卢德尼克选择以热奈特的影响来展开经典叙述学发展史的论述[3]（P27-29）。
罗兰·巴尔特与格雷马斯的一些基本术语、理论观念，也得到了其他叙述学家的广泛运用与讨论（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就被广泛用于文学叙述文本的分析），他们也都有对具体叙述文本的叙述学解释，且影响巨大,但他们理论中那种具有“总体理论”性质的部分,似乎依然具有“导论”性质, 而未得到他们自己以及其他叙述学家的充分展开（上文所提到的法国叙述学家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叙述学家，就较少关注这一块）。这对于叙述学的目标来说，无疑是一大遗憾。
格雷马斯曾抱怨叙述学界“凡话语皆叙述”、“叙述性”被掏空了内涵[4]（P2,P13）③。这个抱怨无疑是经典叙述学“事业未竟”的最佳象征。因为，“叙述”与“叙述性”是两个事关叙述学大厦基业最为基础的概念。
也许是急于建立叙述结构或叙述语法规则，或为无穷无尽的叙述作品的描写与分类创建一种“理论”，法国叙述学诸家较少从概念层次上正面、深入面对这两个概念。他们几乎把“叙述”看成不言而喻的事实，多把它“意会”为“叙述事件”或“讲述故事”。而“叙述性”则是具有事件叙述或故事讲述这类特性的叙述的品质。法国叙述学家之外的其他经典叙述学家，事实上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他们要么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对其所要研究的叙述作品作了限制，要么从文本内部结构的层面来探讨叙述的构成要素。
（三）从理论上说，经典叙述学也完成不了为所有叙述类型提供叙述文本分析工具的任务。这一点对于本文论题来说，意义更大、更直接。
从逻辑上说，法国叙述学的理论范式或预设，似乎可以使之完成其目标。也许源于这种自信，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格雷马斯就预言“一门一般叙述学已经在望”（另外，梵•迪克也对积极建立一门“广义叙事学”投以极大的热情）[14]（P420）。然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局限，无疑也是经典叙述学无法超越的。
赫尔曼正确地指出，法国经典叙述学把句子层面的语法范畴拔高到话语层面（以巴尔特、托多罗夫、热奈特为代表），是大有问题的[3]（P18）。从常识上说，话语并非句子的简单相加，它的表意已经涉及语言学句子层面之外具体实际的交流实践了。一旦涉及到此，语言系统的其他特征也会随之呈现，而超出语言学句子层面的纯语法特征。换言之，叙述话语的表意、表意结构、表意形式，由于交流实践的介入，已经超越了经典叙述学家从语言学句子层面所构建的叙述表意结构模式。这也为索绪尔之后发生于西方语言学界重视意义、语境、文本等因素的“语用学”革命所证实。这样，从语言学句子语法层面所构建的“叙述图式”，就很难对“叙述”本身行使完全有效的描述与说明功能。
实际上，经典叙述学自身从来都面临一种认识论危机。受俄国形式文论学派、结构主义思潮、新批评的影响，整个经典叙述学是在“文本自足”之理论预设的前提下，抽象、静态、逻辑地甚至主观地为种种叙述材料“预构”认识结构。这些结构并非事物本身的结构④。甚至，他们所“预构”的叙述结构模式本身，也并非叙述实践本身。
从理论上说，“文本自足”本身就足以导致叙述话语的分析完全排除叙述话语的生产与接受，从而排除生产主体与接受主体。这样，他们也就只能从文本内部结构的层面来探讨叙述的构成要素，对之作出静态的描述（经典叙述学家从“叙述构成要素”上也提到了现实作者与现实读者，但他们基本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探索。这也是他们建构自己形式理论的前提）。如此方式描述的叙述话语，很难具有实践意义。准确地说，因为没有两个基本主体的参与，这样描述的叙述话语不能全面描述“叙述”本身。从符号意义的生产与接受来说，这也是一大弊端。也正因为如此，经典叙述学家中的一些人，比如托多罗夫、受美国现代小说理论影响的其他一些经典叙述学家，都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有所改进。但总的说来，还是难于突破其理论基本范式的局限。
另外，经典叙述学的这种结构逻辑或逻辑结构，也无疑弱化甚至遮蔽了时间性这个对于叙述来说最重要的向度。而没有时间性，这样的叙述结构的确也就只具逻辑合理性，而无法对实际的叙述做出客观描述。对此，利科有着深入的研究。从时间向度出发，以“现象解释学”的立场，他对普罗普、法国主要叙述符号学家的叙述结构图式重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释，最终他认为，正如“法则论解释”不能取代“叙述智力”，逻辑化的解决办法也不适合于叙述学[15]（P32）。
再有，经典叙述学沿袭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叙述传统，排除了戏剧这一大叙述类型。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同作为经典叙述学家之一的普林斯所编纂的叙述学词典中。他认为戏剧所描述的事件，不是被叙述的，而是直接呈现在舞台上的[16]（P58）。这也就逻辑地排除了当下这个时间点所发生的叙述之叙述类型。
无疑，从根本上说，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还是如何看待“叙述”与“叙述性”这两个事关叙述学大厦基业的概念的问题。但由于结构主义叙述学无法在理论上给予解决，也就事实上宣告其建立“一般叙述学”的难产。
三
在笔者看来，“新叙述学”其实是一个“大杂烩”。也许，正因为如此，赵毅衡先生把它翻译成“多种叙述学”。
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大杂烩”，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它打破了经典叙述学的结构主义范式、形式论立场，引入了新的认识论、方法论，或西方其他文论思潮，而主要在于，它在事实上已经吸收了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叙述转向”的诸多成果。甚至可以说，它已经“内爆”，而不再能沿袭传统意义上的“叙述学”以概之。
就说上文提到的“叙述”与“叙述性”这两个术语。在笔者看来，真正把它们视为人类经验表达的最基本形式，从范畴层次上加以深究的，还是“叙述转向”之中或之后的西方哲学家们，比如海登·怀特、利科、阿瑟·丹图、F.R.安克施密特等[17]。这两个范畴在他们那里才真正得到基本阐明。这得益于他们理论视野。
如此看来，包括赫尔曼、弗卢德尼克、费伦等在内的西方新叙述学家们圄于“文学叙述学”门户之见，实在没有必要。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很难对文学叙述学做出进一步的说明。颇有意味的是，在他们所阐述的叙述学发展史中，也包括普林斯在为西方所编撰的第一本叙述学词典中，都事实上涉及到了他们。那么，在他们这种对待西方“叙述转向”成果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态度中，能否“为涵盖各个学科的叙述，提供一套有效通用的理论基础，一套方法论，以及一套通用的术语了呢” [1]？不能。赵先生的文章已经给予了正面回答。
考察至此，传统意义上的叙述学学科理论的局限已经非常清楚，建立“广义叙述学”的必要性昭然若揭。但是，我们也不能脏水孩子一起泼掉。经典叙述学或后经典叙述学已经所取得的成果或经验，比如其跨学科研究范式、符号学学科在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其分类尝试、所提出的一些基础术语、观念等等，无疑是建构广义叙述学的厚实基础。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托多罗夫命名叙述学（narratologie）时，由于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及包括“俄国形式文论”在内的西方现代形式文论研究模式的影响，意在强调该学科的“科学化”企图、形式论的立场。这种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尤其是在“后经典叙述学”那里。但是其方法论并非完全无效。换言之，尽管当代叙述学研究已经兼顾到“形式与内容”的辩证，但目前建立广义叙述学的首要任务，可能还是要从形式论立场“为涵盖各个学科的叙述，提供一套有效通用的理论基础，一套方法论，以及一套通用的术语”。这样，我们才能对人类叙述有一个大致的“构架”，进一步的研究也才有“章法”可循，而不至于迷失在散漫的“内容”探讨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赵毅衡先生从符号叙述学的立场为叙述所下的定义，及其所做的叙述分类探索，具有开拓之功。
注释：
①赵毅衡先生建议翻译成此，以避免造成“俄国各种形式主义的通称”的误解。参见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②保罗•利科就把法国叙述学理论称为“叙述符号学”。参见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Ⅱ, Trans.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③（法国）叙述学几乎与诞生于欧洲70年代左右的“话语分析”、“文本分析”同步，并成为后者的一个分支。参见李幼蒸著：《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6-419页。
④尹大贻认为这种“认识结构”，是从人的心理模式出发整理现象材料的结果（“译者的话”，第3页）。参见伊迪丝•库兹韦尔著《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一斯特劳斯到福科》，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2] （美）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James Phelan,Peter J.Rabinowitz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5] Roland Barthes,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in Image, Music, 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London: Fontana Press, 1977; Roland Barthes,The Fashion System, trans. Matthew Ward, Richard Howard,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罗兰•巴尔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6] （法）A.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吴鸿缈、冯学俊，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7] （法）杰拉尔•热奈特：《叙述话语—新叙述话语》(法文初版于1972)，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8]普罗普：《普罗普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见《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
[9] （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0] S. B.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 （以色列）里蒙-靓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姚锦清等译，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
[12] F.K.Stanzel：A Thoery of Narrative, Trans. C. Goedsche, Cambridege: the press of Syndicate of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6.该书最早德文版为1979年版。
[13] 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14]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Ⅱ, Trans.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6] Gerald Prince,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Scolar Press, 1987.
[17] Ha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Century Europe,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Ha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esent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Ⅰ, Ⅱ, Ⅲ, Trans.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985, 1988; 阿瑟•丹图：《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F.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