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爱与权力的转型：叙述的社会意义”，系《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第七章 ，作者：（英）罗伯特.霍奇，君特.克雷斯，张碧译。
本章旨在讨论一个双重主题：作为社会意义及符号学过程重点的家庭，以及作为社会意义主要载体的叙述。这两个话题常被视为具有不同分析传统的领域，因此被安排在不同的章节。家庭社会学一直是“硬性”社会学的论题，涉及到经验性资料和统计分析。然而，叙述理论一直受符号学的种种文学形式的支配。尽管通过神话分析的途径，叙述分析已经跻身于人类学领域，但它的诉求往往处于一种形式性模式，目的在于超越具体社会语境及其社会组织的不同形式。但实际上，家庭组织模式必须借助大量叙述来维持自身，以便借助强大的叙述分析来理解尚待讨论的社会过程及社会意义。相反，许多叙述门类的意义和功能与家庭制度关系十分紧密，从而成为我们探讨叙述自身社会意义的主要场所。就历时过程而言，这些关系不无道理，主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转型运作。爱与权力的转型构成各种家庭组群（groupings），并将它们与社会构成的其他结构相联系。不论“家庭”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呈现为怎样的具体形式，承载、沟通这些过程的叙述自身必须凭借转型才能彼此产生联系；也只有凭借转型，才能与家庭的一系列社会意义相联系。这种叙述理论，就是波斯特（Poster，1978）所谓的“家庭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he family）的必要组成部分。
家庭文本的符号学
在当代家庭社会学中，尽管家庭结构通常较为保守，但在其转换过程中，它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家庭被视为社会化的主要行动者。在个人与他所诞生的社会间，家庭是决定性冲突的最初场所。通过家庭，社会不仅能够复制物质实体，还能复制社会化的人。社会学既能辨别家庭内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群体间的差异，也能辨别不同时间的差异，例如资本主义“现代”或“核心”家庭形成的缓慢过程。但人们对家庭的总体印象是：家庭是稳定的，并且是一种稳定力量，即使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也非常缓慢，甚至能够抵制来自家庭以外的变化压力。
然而，稳定的印象，必须与识别本质上的转型过程相对应，而这些转型过程构成了稳定的基础。在任何时候的特定社会群体里，家庭结构都可以通过一系列任务与规则而得到描述，这些任务和规则指导着个人和家庭的得体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也许会在社会结构里普遍化，以致于看上去似乎是个永恒的事实，是个自上而下的持久模式。这一模式总是呈现为一种共时性横组合段，一种时间与过程之外的关系。但在使用共时性横组合段时，这种印象却具有标准的意识形态效果。一个人呱呱落地，然后在降生之处开始得到抚育；接着，随着他们或其他人的茁壮成长（也可能身体越来越弱），他们离开出生地，在别处繁衍生息，直至死亡。因此，家庭这一永恒的事实便不得不处理无处不在的变化。如果这一变化永无止境，那么希望变化永不产生的幻想便只能通过家庭的静止转型——即通过颠倒变化的存在过程的转型——来实现。因此，变化的明显缺失（决非特定的）本身就是转型过程的结果之一，如果有人希望这个诡计能再次实现，他就必须准确地调节、控制这些转型过程。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家庭处于危机之中。我们不妨这样说，危机是家庭从不缺少的东西。
要研究这一过程，社会符号学需要弄清楚符号学阐释的范围与界限。一方面，单个家庭由实实在在的人组成，包括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但由于这套机制能够赋予家庭及其组成部分以社会意义，所以它只能被用作社会单位。如我们所说，这些意义通过大量文本进行传达。然而，如果坚持家庭是一个意义集合，那么家庭本身就是一种文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称为“家庭文本”的一系列重叠文本。孩子们对社会环境里的其他人进行了解，就是在构建家庭文本，一个与他们所说的不同的文本。在家庭文本里，他们自己被赋予一种预先存在的意义，这迫使他们必须面对一个难以预知的结局，即文本意义自身必须从他人的行为那里得到强化。如果没有他人的行为，文本意义就无法存在。这些家庭文本从许多其他文本那里获得提示；这些其他文本非常难以理解，具有其他符号媒介。在孩子们开始学习语音符码前，在他们开始习得语言前，他们就将面临由符号学发起的极大挑战。
孩子们最初建构的家庭文本得到深入学习，这也为一系列转型提供了起点，这些转型能够确定每一种其他主要社会关系。在许多社会及时代里，思想家常常利用这一连锁转型，明确地将国家权力结构与家庭结构联系起来，并引申出父亲的权威（君主作为民众之父，保护母亲[领土]）。我们并不是说国家权力源于、或能够反映自治家庭结构的权力。相反，孩子在家里所面对的家庭文本，作为一个绝对文本，往往超出自己的权力之外，无法被理解和控制，所以其本身就是一系列转型的产物，这些转型实质上将成为由社会决定的家庭史，并且无法避免。为了给自己争取一块地盘，孩子们发起讨论；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孩子们会通过各种举动来表现出这些特定结构。这样，如果他们利用家庭文本转型来弄清以后的权力和亲属关系，那么他们会对社会现实做出复杂而矛盾的解释。从来不存在能够处理家庭中的权力与性别的单一预定意义，从家庭到国家，再到更加庞大的社会类型，任何必然的推断都决不会存在。因此家庭里的父权模式——这里仅举一例——绝不应被视为自给自足的社会真理，而应被视为存在着的家庭文本的意识形态转型，也应被视为某阶层的代表的大量介入。如果似乎是个封闭而不受挑战的文本，那么它必定是这些意识形态行动者努力后的产物。将这种建构与政治（或作品）里的父权结构联系在一起，同样属于转型。具体行动者之所以要实现并维护这些转型，其理由在于：他们不是家庭父权制必然和“自然”的产物。
对我们理解所谓的家庭文本来说，有两位理论家的作品很重要，即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如1965，1971）和列维—斯特劳斯对家族关系结构（1963，1969b，1971）的阐述。弗洛伊德备受争议的贡献是俄狄浦斯情结（Odipus complex）理论。在他的论述中，有时，他使该理论听起来像精神上的一个普遍事实。实际上，他的论述将该理论视为关键的意义集合，视为在特定时期里、由具体地位催生的父母二元物（dyad）的建构结果。“俄狄浦斯情结”主要是关于儿子的文本，但与父母有关，也与自己和父母间的关系有关。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这种“情结”也许和某一真实事件相关，因为该事件承载着这种情结对儿子的意义。用我们通常的话说，历时性文本在本质上与某种共时性形式相关，两者关系紧密，其中一个总可以被看作另一个的转型产物，尽管共时性形式——即我们所说的“家庭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优先位置，并且总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来刺激自己，甚至自己就会创造合适的时机。
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在精神生活表面，俄狄浦斯情结通常体现得并不明显。儿子尤其容易否认这个情结，并将其价值转型为某种新形式，也就是一种将父亲融入儿子自身的形式。但俄狄浦斯结构与自己的反面结构共存于儿子的头脑里，并构建出一个双重的自我，弗洛伊德称之为“超我”（super ego）和“本我”（id）。在弗洛伊德看来，俄狄浦斯结构也会受到许多其他转型的影响，这些转型通过俄狄浦斯结构——母亲、父亲或儿子的替代者，使许多其他人也得到建构。弗洛伊德认为，这个过程贯穿人的一生，并产生了其他关系文本（如政治文本和工作场合文本）和其他主要叙述形式（如宗教、艺术和文学）。
弗洛伊德的转型过程理论建构了家庭，并将家庭与其他机构联系在一起。这一理论一直很具有代表性，然而如果要把它融入社会符号学理论，则需要克服它的两个主要缺陷。弗洛伊德既没有阐述俄狄浦斯情结的历史，也没有阐述其社会语境。俄狄浦斯文本是关于儿子的文本，弗洛伊德曾多次试图使该文本适用于关于女儿的文本，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它的产生，是为了应对其他权力拥有者的文本，最直接的就是父亲和母亲。父母自己的关系受到外部社会力量的限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对此进行考察。即使在同一社会里，这些外部社会力量和存在条件也会因阶层、职位的不同而产生变化。在儿子的恋母情结能够使其确立自己的社会关系前，这些社会关系就已形成了这种情结。恋母情结不应该被视为一成不变的绝对文本，但无论何时，它都必定是各种家庭结构的基础。如果弗洛伊德理论被视为具体家庭文本的转型理论，而不是对普遍家庭文本的发掘，那么它会变得更加细致，也更加富有阐释力度。
与符号学及其他作品相比，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关系问题的见解显得较为模糊。他关于神话的作品虽然受到争议，却被视为对叙述分析的一大贡献。然而，他的亲属关系理论并不怎么受欢迎。符号学家常常忽略这一理论，而且不把它视为符号学，而是视为社会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家虽然认可这一理论，却将它定义为模糊的社会理论，并认为它的见解过于独到，阐释范围也过于普遍。虽然该理论与语言现象具有某种相似，但这丝毫没有使它获益。我们不想将列维—斯特劳斯理论形式的难度降低到极致，事实上，他的理论不但很有原创性，而且对社会符号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社会符号学也对他的研究给予了极好的回报。
列维—斯特劳斯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做了必要的修正，因为作为人类学家，他关心的是文字未出现时的社会，而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家庭。他的理论，与一种所谓“舅权（avunculus）亲属体系”有关，在该体系中，男孩的舅舅担当起重要角色。列维—斯特劳斯称，在该体系里，有两个规则得到了普遍应用。首先，父子关系与舅侄关系是逆向的。因此，如果父子关系良好，那么舅侄间的关系就不理想，反之亦然。其次，兄妹关系常常是夫妻关系的对立面。列维—斯特劳斯以图表形式描述了这些亲属关系，这些图表是当代人类学的实践标准。我们复制了这个图表，如树形图7.1所示。在图中，儿子与父亲关系良好，即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后俄狄浦斯情结（post-Oedipal）阶段。这种关系，似乎必须通过为舅舅赋予某种否定意义的方式才能被实现，舅舅由此成为俄狄浦斯父亲的代表。然而，这却难以解释列维—斯特劳斯的天平的另一端。在当代的家庭生活意识中，很难想象会有脆弱的婚姻关系存在（尽管离婚的统计数据与之相反）。但这一直是许多社会中婚姻关系的系统化特征。任何对家庭结构的充分描述都必须能够使自己的条件及结果理论化。
列维—斯特劳斯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数理推算，但这并非合理的转型理论。如果求助于弗洛伊德或米德和贝特森这样的家庭人类学家，那么我们便可看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图示存在一个极大的缺口：他忽略了母子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弗洛伊德理论中转型为兄妹关系和夫妻关系。为什么应当有一种广泛的社会规则来规定这样一种效果，即积极的母子关系不能转型为两者的替代品的关系？或者，为什么讨厌这类女人而喜欢那一类应当成为一种责任？这些原因解释起来很有趣。
（丈夫/父亲） （妻子/母亲/姐妹） （兄弟/舅舅）
（儿子/侄子）
树形图7.1 作为家庭文本的亲属关系图表
然而列维—斯特劳斯确实解释了这种模式的社会基础（以及构成这种模式的性别偏见）。他声称，在所有社会里，是男人给了女人婚姻，他将这种婚姻视为具有三种要素的交易：接受者（丈夫），给予者(舅舅或妻子的兄弟，或其他具有类似关系的人)和商品（妻子）。这些极其简化的术语，或许比列维—斯特劳斯的图表更能使我们明白：到底谁才是他所描述的结构的始作俑者。列维—斯特劳斯坚持强调，他所描述的是一种象征性结构，而不是未经沟通的社会事实，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讲，这是个重大进步。但他没有认识到，像弗洛伊德的“情结”这样的“象征结构”，其实是由具体社会行动者制造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称它们为“文本”而非结构、而且要追溯它们的社会起源的原因。列维—斯特劳斯使用的数据大多来自男性人类学家的著作，这些著作研究的是男性资源和男性信息源，并且都是从男性角度来描写家庭/亲属文本的。他自己的结构图由圆圈、三角形、等号、括号、加号和减号构成，表现出经典结构主义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损害了结构主义的名声。这些图应被视为一系列先前文本的转型，来自人类学家对信息源的总结与转型所做的总结与转型[①]，以及他们所要描述的男性家庭文本等等。在这个图中，男性变成了三角形，女性变成了圆形，整个复杂的符号过程被不留痕迹地抹去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不应该低估列维—斯特劳斯所要求我们做出的贡献的价值。他所描述的结构也许过于抽象化、形式化和简略化，但由于我们必须将它们当做文本来阅读，所以这种简略化可以说是必要的。
我们对一些有关家庭文本的命题总结如下：
1 个人与他人交往时，他们的关系以家庭文本的形式形成图示模式。这些关系文本，即共时性结构，为某个特殊群体的人际关系赋予价值。如果家庭相当于社会的某一重要机构，我们就可以称这些文本为家庭文本。
2 家庭文本代表了转型过程的某一时期，如果要理解以后的矛盾及可能性，我们就必须分析这些文本的早期阶段。
3 家庭文本必须被理解为来自社会的某个具体地方，同时，它也是包含了其他重要文本的复合文本。标准文本给予统治者以家庭意识形态（就性别、年龄和地位而言）。但正如其他文本含有优势文本的痕迹一样，它们仍以差异和矛盾的形式含有对抗性文本的痕迹。
4 家庭文本必须受到家庭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如果不提及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作用，就无法理解家庭文本的不同形式。
5 通过转型，家庭文本和分辨其他关系的共时性文本相联系，同时，还与许多叙述相联系，如历时性关系将这些结构表现为事件或过程。虽然意义会以各种方式被颠覆或转型，但是这些叙述仍以家庭文本为主要意义。
《俄狄浦斯王》的社会意义
如果我们只选择一个叙述文本作为例子，以便探析叙述文本和家庭理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文本一定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剧《俄狄浦斯王》（Oedipus）。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诗学》（《诗学》本身就是西方叙述学理论史上的奠基之作）中给予它极高的地位，从那时起，《俄狄浦斯王》一直是西方的文学经典，它的情节（plot）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提供了灵感，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借助这一神话，阐述了自己的神话结构分析法（structural analysis of myth，1963）。德·劳里提斯（De lauretis，1984) 从女性主义角度对他们就此剧所做的解读进行了再解读，同时，也对《俄狄浦斯王》自身的叙述进行了解读。它不仅是著名的文学文本，也是珍贵的种族志（ethnographic）资料，记叙了在两千多年前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家庭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家庭。
在古希腊，家庭的性质本身在家庭史上很有吸引力。现代资本主义“核心”家庭，由一个拥有自主权的丈夫、妻子和2.25个孩子组成，但它绝不是家庭的普遍形式，它究竟是何时、何地以及以怎样的方式产生于早期的大家庭，并发展出怎样的亲属关系，尚存很大争议，但古代雅典的家庭曾展示了早期家庭的粗糙形式。它代表着家庭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点，并为后世留下相当丰富的资料，包括索福克勒斯的文本以及其他希腊悲剧，因此，恩格斯在其《家庭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1968）一书中，以相当多的精力来阐述希腊家庭，该书为马克思主义的家庭理论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对古希腊家庭给予了强烈批评，这些批评在社会史上极为普遍。他将这些缺陷与新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联系起来，而这种家庭起源于父权制的希腊。他评论道：“我们以希腊人的极大的严酷性来迎接这种新型的家庭”（恩格斯，1968：125）。它有两个主导性特征：首先是女性受男权支配，男性能够继承权力（即父权制）；再就是制度化卖淫，恩格斯称之为纳妾（hetairism），该词源于希腊语hetaira，字面意义是同伴，衍生义为“高级妓女”。
毫无疑问，在古希腊，妻子的地位非常低下，实际上与奴隶相差不远。从父权的角度看，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在一句著名引言中，曾有力地表达了女性天性的分裂：“我们有hetairea(“高级妓女”)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有pallakai（“情妇”）照顾我们日常的身体舒适，有gynaikai(“妻子”)生育合法的孩子，还有一个可靠的管家料理家务”（德摩斯梯尼 1 ix , 122）。在这里，德摩斯梯尼证实了恩格斯所列的诸项，但增加了pallakai，通常译为女奴，有时也译为“情妇”。此外，在古希腊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明显彼此隔离，所以同性恋现象较为普遍。
关于古希腊，恩格斯提出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说法。受美国人摩尔根（Morgan）和德国人巴霍芬（Bachofen）影响，他认为存在一些早期的家庭结构，这些家庭结构受到他所谓的Mutterrecht(“母权”)的控制，即按照母方血统来继承，并且存在于家族组织的体制里，而不是家庭组织的。这一阶段之后，就是父系社会，根据恩格斯的观点，这样的社会必然产生父权制，以及代表男性的一夫一妻制。随着奴隶制与贫富两极分化的产生，城邦（polis，或曰希腊国家）开始出现，成为一种与家庭（oikos）组织和家族体系相对立的权力系统，但它逐渐决定家庭的形式。
“母权”的早期倡导者夸大了这些社会中母权可能达到的程度，但如果认为母系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比古希腊时的高得多，也不无道理。列维—斯特劳斯所研究的舅权体制也曾明显表露出母系社会的痕迹，因为在母系社会里，最亲密的男性亲属不是女性的父亲，而是她的兄弟。丈夫与妻子的兄弟对儿子（尤其是作为继承人的儿子）和妻子/姐妹的争夺，源于家庭里两种权力的斗争，实际上，其中一种已经从现代核心家庭中消失了。在斗争中，女性的作用很关键，并非像列维—斯特劳斯所暗示的那样总是处于边缘化。
现在我们要求助于索福克勒斯，看看什么样的文本分析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他写了三本有关俄狄浦斯及其家庭的剧本，剧情彼此独立。它们分别为：写于公元前440年的《安提涅戈》（Antigone），当时他55岁；逝世后，他的孙子于公元前406年写成《克洛诺斯的俄狄浦斯》（Oedipus at Colonos）；此外，在这两个时期之间，他还完成了《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os）。索福克勒斯是雅典人，虽然不是贵族出身，但他参与了社会民主生活。这些戏剧作于酒神节（festivals of Dionysos），目的是为了争夺由几位男性裁判官颁发的奖赏。那么，这些文本对典型文本存在某种偏见，并常常被人类学家使用：由统治集团的成年男成员创作，并且就是为他们自己创作的。当然，这些文本只是虚构作品，因此我们不要以为它们能够忠实反映索福克勒斯时代的社会现实（此时，它已超越了我们假定的任何文本类型）。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相反，无论它是谁的文本，无论它与当时社会的主要家庭有多么相似，我们感兴趣的，是属于这几本戏剧的核心意义的家庭文本。
如弗洛伊德所说，在俄狄浦斯故事里，最耸人听闻的是弑父（拉伊俄斯[Laius]）和娶母（伊俄卡斯特[Jocasta]）情结，尽管俄狄浦斯不是有意为之，但他的父亲也算不得无辜。俄狄浦斯年幼时，拉伊俄斯将他的双脚捆绑（他的名字由此而来，意为“肿脚”）起来，丢在山顶上，并企图杀掉他。然而他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伊俄卡斯特早就安排好了一切。她将儿子委托给一位牧羊人，这位富有同情感的牧羊人收留了他。俄狄浦斯由科林斯贵族夫妇波吕波斯（Polybus）和墨洛珀（Merope）抚养成人，因此，俄狄浦斯以为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但一位神使警告他，说他将杀掉其父，并与其母同眠共枕。于是他离开科林斯。在一个十字路口，他遇到了自己的生父拉伊俄斯，并失手杀了他。杀了父亲后，俄狄浦斯来到底比斯。此时，底比斯正处于女妖斯芬克斯（Sphinx）的统治下。斯芬克斯有一个迷语，能揭开谜底的人就可以赶走她，并且迎娶皇后，统治底比斯。俄狄浦斯解出了这个谜，娶了皇后——也就是他的母亲，并成为底比斯国王。他生下四个孩子，包括两个儿子波吕涅克斯（Polyneikes）和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及两个女儿安提戈涅（Antigone）和伊斯墨涅（Ismene）。然而底比斯又一次遭受到瘟疫的侵袭，要驱赶这场瘟疫，就必须再次答出一个问题：谁杀了拉伊俄斯？俄狄浦斯的谜被揭开后，他的舅舅克瑞翁（Creon）将他逐出底比斯，并一举取代了他的地位，成为底比斯国王。伊俄卡斯特自杀，俄狄浦斯和他的两个女儿遭到流放，但他诅咒了自己的儿子们及其舅舅克瑞翁。为争夺底比斯，两个儿子互相残杀，结果双双毙命。克瑞翁下令不准埋葬他的大儿子波吕涅克斯，安提戈涅宁死不从，并且拒绝嫁给克瑞翁的儿子海蒙（Haemon），没有遂克瑞翁的愿。于是海蒙也自杀了。
这里描述的每件事，明显都属于叙述，它们相当于家庭关系，包括敌对行为（如杀戮、放逐）和爱（如婚配或全面提供支持）。我们还注意到：舅舅（或母亲的兄长）的作用很重要。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舅权制，恩格斯将其视为母权的承续形式。俄狄浦斯能够获得王位，其基础在于他所娶的人，而不在于他是谁的儿子。底比斯的王位取决于这个女人及其家庭，并由男性长辈的代表克瑞翁把持。
这些关系都具有人类学传统，如果我们试图对它们进行阐述，那么从某些方面讲，这一形式符合列维—斯特劳斯的舅权模式。就安提戈涅而言，兄妹关系要比夫妻关系紧密得多（尽管对于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来说，这种情形并不明显）。至于俄狄浦斯，伊俄卡斯特称其为国王（anax）、主公，对他的态度是尊敬，而不是爱，但在戏剧中，她没有对兄长说话，兄长也没有表露出对她的态度。她的婚姻不过是与底比斯国王（无论是谁）进行的政治联盟，虽然在此前与拉伊俄斯的婚姻里，她愿意站在丈夫一边，并且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但没有人会说那是爱情。
这种模式包括舅舅和父亲在内，最初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列维—斯特劳斯的模式。父子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否定性，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之间如此，克瑞翁和海蒙、俄狄浦斯和他的儿子之间同样如此。但这种关系并不因积极的舅侄关系而得到平衡，尽管俄狄浦斯求助过克瑞翁，似乎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帮助。然而，并非所有的父亲都会在与儿子断绝关系后被儿子杀害，成为弑父者（patricide）的牺牲品。波吕波斯是俄狄浦斯的“好”父亲，俄狄浦斯很尊敬他，因此宁愿逃离科林斯，也不愿冒险杀害他。另外，俄狄浦斯有两个男奴，他们对俄狄浦斯来说极为重要，一位是未曾加害于他的牧羊人，另一位是将他带到科林斯的朋友。经过奴隶们的密谋，俄狄浦斯得以免遭父母杀害，并且在日后能对父亲抱有积极的态度，因此，这符合俄狄浦斯以及其他人所理解的对父亲的“正确”态度。从这些节选中，我们可以为俄狄浦斯重构一个家庭文本（最初由索福克勒斯代表俄狄浦斯来建构）。（如树形图7.2所示）
波吕波斯（Polybus） 拉伊俄斯（Laius） 伊俄卡斯特（Jocaste） 克瑞翁（Creon）
牧羊人（Herdsman） 俄狄浦斯 （Oedipus）波吕涅克斯（Polyneikes） 伊斯墨涅（Ismene）海蒙（Haemon）安提戈涅（Antigone）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
树形图7.2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中的家庭文本
这里，我们所描述的叙述几乎算不上好的社会史。作为家庭关系的一种组织方式，它完全是种灾难。经过一次杀婴、一次弑父、两次弑兄、三次自杀（不包括俄狄浦斯的自残），底比斯王室几乎没剩什么人了。这不可能是希腊人的家庭组织方式，否则他们的民族就会绝种，也就写不出什么悲剧了。假如存在一种习俗，通过这种习俗，敌对的感情由谋杀表示，积极的感情由婚姻表示，那么，这种家庭文本就似乎违背了希腊父权制社会的标准文本，因为父权制希腊明显重视父子关系，而很少提及兄弟姐妹。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索福克勒斯的戏剧，通过叙述那些违背父权社会指令的人的灾难，索福克勒斯所要维护的，恰好就是这种标准文本。在父权社会，主要指令指：爱你的父亲，你要从他那里获得继承权；冷落你的妻子和母亲，这样你就可以控制她们。但这部戏剧以俄狄浦斯为中心，是儿子的文本。他有很多“父亲”或父亲的替代者：一个积极的父亲（波吕波斯），一个消极的父亲（拉伊俄斯）；一个积极的奴隶父亲（牧羊人）和一个消极的舅舅克瑞翁。弗洛伊德对这一情节的解读内化了其中两个人物：将拉伊俄斯视为疯狂仇恨的对象，而将波吕波斯视为超我（superego）的理想化父亲。但是索福克勒斯为俄狄浦斯建构了四个父亲，而不是两个，其中至少有三个在希腊社会中拥有制度化的地位。其中一个为生父。舅舅代表母亲的亲属。但是奴隶也是希腊上流社会家庭的成员之一。父子关系对于父系结构来说变得极为关键，所以，由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消极性必须得到转移和控制，积极性必须得到加强。一个男性（父亲）对另一个男性的掌控，必须借助一个或更多父亲似的人物才能平衡，这些父亲似的人物或者有更多爱的自由（如奴隶或年长的同性恋情人），或者更加苛刻严厉（舅舅）。但是这些机制（同性恋、奴隶父亲和舅权）体现了一个复合文本，它取决于这样的条件：父权制的父亲既爱儿子，也要支配儿子，同时他必须对儿子的需要进行抵制；同时，儿子本人必须既爱他的奴隶和姐妹，也要支配他们。结果并不是弗洛伊德所解释的潜意识感觉，而是一系列彼此相关的关系，所有关系都可以被感觉到，都可以存在于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家庭文本中，这些文本虽然能够从一套机制中体现出来，但已残缺不全。
现在，我们必须扩展文本范围，考察仍处于希腊文化时期、并同样受人喜爱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俄瑞斯忒亚（Oresteia）系列戏剧。这些戏剧所描述的，不仅是不同的王室，而且由于中心事件是弑母而不是弑父，因此最初看来似乎违背了俄狄浦斯模式。阿耳戈斯王阿伽门农（Agamennon）因弟弟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妻子海伦（Helen）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劫走，因此代表弟弟发动了特洛伊战争。在前往特洛伊的征途中，阿伽门农在军队的坚持要求下，极不情愿地处死了自己的女儿伊菲格涅亚（Iphigenia）。当他和情人卡珊德拉（Cassandra）踏上归途时，被其妻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及其情夫埃葵斯托斯（Aegestheus）所杀。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一直在外受抚养，如今在好友皮拉德斯（Pylades）的陪同下回到家乡。在伊莱克特拉（Electra）和阿耳戈斯妇女们的帮助下，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及其情夫。因感到羞耻，他发了疯，表现出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状（语言支离破碎，常听到矛盾的声音，产生幻觉）。于是他逃离阿耳戈斯，并且终身未娶。阿伽门农王室就这样覆灭了：一共四个谋杀者，一个发了疯，未留下继承人。阿伽门农的王室与底比斯王室一样毫无希望，但是模式却截然不同。
帕里斯（Paris）海伦（Helen）墨涅拉俄斯（Menelaus）
阿伽门农（Agamemnon） 埃葵斯托斯（Aegestheus）
卡珊德拉 （Cassandra） 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
伊菲格涅亚 （Iphigenia） 伊莱克特拉(Electra) 俄瑞斯忒斯(Orestes) 皮拉德斯(Pylades)
树形图7.3 埃斯库罗斯《俄瑞斯忒亚》中的家庭文本
这个结构（树形图7.3）体现出了许多特征。在顶层，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和海伦分别有两个配偶，一个是合法的，用负号（—）表示；另一个是非法的，用正号（?）表示。在底层，俄瑞斯忒斯有两个“父亲”，一个是非法的，另一个是合法的。事实上，他也有两个“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是他的生母，但当他的假死讯传到阿耳戈斯时，最痛苦的人却是他的保姆席丽莎(Cilissa)：
我从来没有承受如此的伤痛。
我勇敢面对降临的其他困难：
但现在，亲爱的俄瑞斯忒斯！我为他耗尽了一生。
我把他从他母亲身边带走，将他抚养成人。
（埃斯库罗斯，《祭奠者》, 747-750）
就这个图示而言，我们可以看出《俄瑞斯忒亚》实际上再现了俄狄浦斯模式。作为母亲的情人，埃葵斯托斯有父亲的一面，却被俄瑞斯忒斯毫不留情地杀掉了。但母亲也分裂成了两个，保姆是有爱心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是有权有势的母亲。在内心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俄瑞斯忒斯杀了后一位母亲。在索福克勒斯笔下，当俄狄浦斯发现妻子的真实身份时，立即打消了弑母的念头，从某种程度上讲，妻子的自杀就是对他的愤怒的回应。俄瑞斯忒斯可以杀掉他所憎恨的父亲的转型，可以热爱他的亲生父亲（至少在他死后怀恋他）。俄狄浦斯杀的是生父，热爱的却是是转型。《俄狄浦斯王》表现了受压制者灾难性的回归，证明了转型的困难。俄瑞斯忒亚同样如此，只是用简单的转型掩盖了它。
埃斯库罗斯还通过自己的戏剧，试图探析婚姻问题的其他维度。阿伽门农有两个伴侣，卡珊德拉和克吕泰涅斯特拉，还有两个女儿，伊菲格涅亚和伊莱克特拉。他杀了其中一个女儿，而另一个女儿却是如此爱他，以致于弗洛伊德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伊莱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他的伴侣卡珊德拉警告他，说他的另一个伴侣会杀害他。作为战利品，卡珊德拉并不是他无爱婚姻的唯一补偿（他经常有战利品），而只是暂时占据了一个转型位置。女儿们的境遇发人深省。在应军队的要求处死伊菲格涅亚前，他已经表现出了对女儿的溺爱。带着女儿去远征，这并不常见。军队要求他处死女儿，而不是送她回家，表明社会为了保存现有的家庭结构，对父女关系进行了严厉地惩罚。
索福克勒斯还没来得及给我们详述，就设立了控制女性性征的转型（德·劳里提斯尖锐地问道：“如果遇到俄狄浦斯，斯芬克斯又会怎样呢？”1984：109）。在研究克吕泰涅斯特拉时，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将海伦作为另一个例证。通过所谓的爱情配偶，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无爱婚姻得到补偿（她称埃葵斯托斯为“所有人当中我最最亲爱的”（《阿伽门农》），1654），她也深爱她的女儿伊菲格涅亚。她与埃葵斯托斯的积极关系，是对她周围消极关系的唯一补偿。在剧中，埃葵斯托斯似乎是个自负、懦弱、野心勃勃且自私自利的人，但这与克吕泰涅斯特拉对他的建构并无关联。无论怎样，克吕泰涅斯特拉都给予了他极为积极的感情价值，这就是他对她的意义。她使用的特殊转型当然完全不正当。（在这种社会，阿伽门农可以有20个情人，却不允许克吕泰涅斯特拉有一个），但如果没有这种转型，我们就可以看到社会提供给女人的东西非常贫乏。克吕泰涅斯特拉的丈夫离家十年，处死了自己的女儿，还带了一个情妇回来，但这仅仅是古希腊主要家庭关系被集中化的形象。
埃斯库罗斯同索福克勒斯一样是男性，年龄较大，并且是贵族出身。但他的文本拥护民主，并且比索福克勒斯的文本更充分地表现出女性家庭文本。他表现出了自己的忠贞。《俄瑞斯忒亚》以审判的场景结束，在审判中，俄瑞斯忒斯被指控为弑母罪，原告是女神欧墨尼得斯（Eumenides），她呼吁建立一种明确的母权形式，在这种母权形式下，母子关系比夫妻或父子关系密切得多。在戏剧的高潮阶段，在场者要在母权和父权之间投票，结果双方票数相同。雅典娜的一票支持俄瑞斯忒斯（这一票居然来自一位女性），起到决定性作用，并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埃斯库罗斯的著作，是展现出古雅典的流行母权理论的经典文本（见汤姆森[Thomson]，1972）。他在戏剧中展现的社会面貌，呈现出许多女性家庭文本的痕迹，表现出适应它们的机制——尤其明显的是公开质疑父权家庭的通奸。但正如索福克勒斯对父亲关系问题的研究必须体现出希腊社会存在多位父亲的事实一样，埃斯库罗斯对性别关系问题的研究也需要表现某种女性家庭文本。
至此，我们已经试图概述六种叙述的主要社会意义：三本剧本中的每一本都由两位剧作家来完成。现在，我们必须弄清楚自己的阅读技巧，以及它们所承担的任务。剧中事件向共时性结构发生的转型，显得非常特别和随意。事实上，这种联系显得过于紧密，而且千篇一律，而我们其实用其他例子也能得出相同的结果。尽管我们将这些叙述视为同一集合，但并不认为它们彼此一致，或表达了共同的意义。相反，每个作者所表现出的家庭文本既有不谋而合，也有差异之处。它们都是复合文本，意指家庭文本竞争的存在，但其中一些遭到阻断（索福克勒斯的叙述尤其突出）。由于它们之间及内部的差异，所以它们不可能呈现为一个最终的单一文本。古希腊并不存在普遍的家庭文本。相反，这些叙述不同程度地提供、并认可了沉默者、屈从者的家庭文本，同时干扰、却塑造了统治者的文本，但它们的存在，对于统治者文本意义的完整性来说，是极为必要的。
我们分析这些文本，是因为自己有一系列关于古希腊家庭的假设和疑问，所以最好回到这些假设和问题上来。如果弗洛伊德和列维—斯特劳斯关注的是自闭的体系，那么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则展现出与其相反的体系。家庭里危机四伏，以致于它们所代表的家庭文本无法发挥作用，也无法复制自己。从恩格斯那样的宏观历史、以及社会历史学家所搜集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概述出限制并且被纳入家庭文本的物质条件。家庭文本能够了解的，就是这些物质条件，但它们所理解的意义构成了当时社会成员所处状况的社会意义。物质条件与家庭文本间的关系是辨证的，而非单向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要理解的就是这种辨证关系，那么仅仅分析任何一方都是很不充分的。
对于两位剧作家而言，危机的场所是“家庭”（oikos），也就是贵族和富人的家庭。“家庭”不是古希腊唯一的家庭形式。到这个时期时，希腊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城邦（polis）/国家是主要的组织原则（见汉弗莱[Humphreys]，1983）。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阶级划分遍布于希腊社会，并打破了此前通过部落和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纽带。在亲属关系网的背景下，“家庭”不再是一个大家庭。但在奴隶社会，奴隶在主要家庭文本里取代了亲属。“家庭”的核心，现在成了核心家庭（丈夫、妻子和孩子），但奴隶也是家庭的必要成分。埃斯库罗斯与索福克勒斯展示了在经济生产和可能的情感结构中这些他者（others）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即作为解决核心群体问题的转型办法。实际上，如果没有奴隶，希腊人的家庭将不可想象。
如恩格斯所说，这些问题源于夫妻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其特征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男女分工明确，两性的肉体彼此分离。为了丈夫的权力和继承权，妻子的地位被大大降低。家庭生活的父权思想被清晰地记录在当时的道德文本、以及其他文件中。在分析的这个文本之外，我们所没有明确说出的，是在当代意义上谈论不公平感的分布，以及与主要父权模式共存的多样性结构，还包括许多被允许（甚至受到鼓励）的取代（displacements）与调和（accommodations）行为。
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以不同方式将儿子视为父权社会的心理受害者。他们追溯了这种转型，这种转型为儿子提供了可选择的父亲，目的是牵制和转移可能毁坏父权社会的敌意，并增强积极态度，稳定儿子的父权角色。尽管舅权制表面上已经从希腊社会里消失，但它的旧机制提供了一个与父亲同等的角色，这一角色源于亲属的母系概念。奴隶制提供了另一个阶级的父亲，其特征是颠覆权力的不平等性。尽管在两位剧作家中，只有埃斯库罗斯在我们解读的文本中闪烁其辞地谈到了一项希腊机制：同性恋关系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的父亲角色，这个父亲角色与其他父亲角色地位相同，却处于“家庭”之外。
与三元化的父亲相呼应，这些文本同时展示了三元化的母亲，其基本组成范畴完全相同，即“妇女”（gyne，作为财产管理人的母亲/妻子），“奴隶”（pallaka，情人或保姆，照顾饮食起居）以及等同性爱的对象（erotic equal，“家庭”里的姐妹或“家庭”外的“艺妓”[hetaira]）。根据这些范畴，女性至少被分成三种不同角色，每种角色都缺乏社会对她们进行界定的潜能。尽管“妇女”的角色是合法的妻子，母亲在关于性别的正统思想中处于中心地位，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其他两种角色不是偶然的，而是处于同一系统之中。由于爱与权利间的关系十分模糊，所以大权在握的儿子会通过自己强大的权力（也就是奴隶），来争取心爱的女人；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甚至还会争取更加强壮的心爱之人，但在这时，他们的权力将被中立化，甚至可能损失殆尽（“艺妓”或同性恋伴侣）。
我们所考察的家庭文本具有一些独特特征，只有当家庭与国家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时，这些特征才能在希腊社会的某个阶层中体现出来。鉴于这种特殊性，我们需要修正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论述。毫无疑问，在索福克勒斯笔下，俄狄浦斯对待父亲的态度极为矛盾，这种社会所要求的态度必须被克服。然而矛盾的原因，不在于他在心理与生理层面上对母亲的渴求，而在于他憎恨父母亲的反应，这种憎恨以社会对他们关系的建构为条件。他的“情结”，不是深藏于潜意识的内心事实，而是在社会框架里，对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者所应用的具体意义。俄狄浦斯的问题不在于其“俄狄浦斯情结”，而在于两种家庭文本的瓦解。大亲属群体缩小成了父权的“家庭”，而且在父权的极端条件下，“家庭”里的主仆之间、男女之间被构筑起了一道屏障。恩格斯提供的这个框架让我们得以看到现代家庭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然而与弗洛伊德一样，恩格斯也看到，在19世纪资本主义核心家庭和古希腊父权家庭之间存在许多相似性。像弗洛伊德（以及列维—斯特劳斯）一样，他看到了一种补偿性结构模式，这些补偿结构成为制度本身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考察的叙述固然很少，却发现了家庭文本的许多矛盾转型。弗洛伊德的转型理论曾对这些家庭文本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当然，如果从社会过程角度对家庭文本进行阐释，那么这种阐释角度必将优于弗洛伊德的理论。
家庭照片与家庭文本
从史前雕刻（如“大母神”[Great Goddess]），到各种家庭表现形式（家谱、家庭肖像、艺术和雕塑中的“神圣”家族），再到现代家庭的照片和影集，共时性叙述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家庭文本，形态各异。这些特殊文本并不直接表现为家庭文本形态。通常，它们得到解码后都被解释为转型，也被解释为历时性时间顺序里的某个特定阶段。它们由具体行动者制造而成，目的在于进一步深入到话语链之中。它们的共时性也是他们意义的组成部分，能够承载关于家庭形式的永恒性的信息文本。由于意义本质上是历时性的，是一种关于爱与权力转型的信息文本，所以这种转型在贯穿于文本的稳定时刻的同时，也阻碍了意义的完整性。
插图7.1 作为家庭文本的家庭照片
为了描述这种文本的功能，我们以一张照片（插图7.1）为例。这是一个美国犹太家庭的照片，大约摄于半个世纪前。照片的主人，是最右边那个男孩（我们称他为A，他的解释是我们分析的复合文本的一部分）。照片描述了男孩母亲家的一家三代。外祖父母老拉里和朱迪斯分别坐在前排的最左边和最右边。在他们中间，是他们的三个女儿：左边是二女儿雷切儿，小女儿贝基坐在中间，大女儿萨拉坐在最右边。雷切儿后面是她的丈夫约翰。萨拉后面是她的丈夫小拉里。萨拉有三个孩子：最右边的A、外祖父怀里的大女儿莉迪亚，及坐在萨拉膝盖上的罗西。雷切儿的独子巴里坐在她的膝盖上。此时贝基还没有结婚，在她后面的是弟弟萨米，家里最小的成员。
A的两段评论，有助于我们将该文本阐释为更基本的家庭文本。据他的他介绍，照片描绘了“母系家族”。首先是他自己的母系家族，尽管他将外祖父描述为“男性家长”（patriarch），但整个照片仍由母系一方决定。女婿侍立于妻子身后，孩子们分散于家人之间，但他们的父亲却没有出现，体现出母系制的基础。A还注意到小女儿贝基位于照片正中，位置比较显眼：
A 噢，我在想，照片里的贝基……是莲花丛中的珍宝。她还没有嫁人，坐在照片的正中央，她的承诺是……是……
G ……很多吗?
A 是的，很多。弟弟和姐夫……在他两侧和……在集体周围需要保护。我认为我的朋友蒂玛很有见解。她说所有的男性都穿着黑色衣服，我说外祖母也是，她说我的外祖母是位荣誉男性，并且被阻止成为一名女性。
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符码的一些要素。“亲密”±（?团结±）和“崇高”±（?权力±）的透明能指的意义模棱两可，因为男性家长和女性家长（matriarch）都像女儿一样坐在那里，而第二代男性都是站着的，高于他们的妻子或姐妹。小女儿比萨米比贝基和他的姐夫们都高。他当时只有14岁，所以人们也许会怀疑他在脚下垫了个盒子，但情况并非如此。这样，他的高度似乎暗示着权力或重要性，但他不是男性家长，甚至不是一位父亲。A 强调的符码涉及中心和边缘位置，中心位置是爱的对象（object of love）的能指，边缘位置是权力的能指，这种权力的存在是为了保护爱的对象。
事实上，表示这种意义的环状结构很多。A指出，贝基处于双层圆环的中心，夹在两位姐姐中间，周围由四位男长辈和一位荣誉男性——外祖母包围着。但是“儿子”萨米也夹在其姐夫的中间，受到处于圆环中央的姐夫们的保护。四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内圆，其中心是照相的角度。他们受到三个女儿、外祖父母（外祖父作为荣誉女性）和后面三位男士的保护，而所有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圆圈——尽管外祖父母也可以被视为外圈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在该图中，男性的支配作用十分模糊。毫无疑问，这是个男系家庭（A：“无论在他自己眼里还是在家人眼里，外祖父都是个重要人物”）。但是边缘位置才是权力的标记，因为权力是为了爱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其他的，或者正如符码所表明的那样。中心位置表示权力的缺乏，因为缺乏权力(如小孩、女性和未婚的人)对于爱的对象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对于A来说）这张照片似乎在赞美小女儿贝基。当自己处于权力的位置时，女性家长经历了性别的改变。
老拉里（Larry Sr） 朱迪斯(Judith)
小拉里(Larry Jr.) =萨拉(Sarah) 约翰(John)=雷切尔(Rachel) 贝基(Becky) 萨米(Sammy)
A 莉迪亚(Lydia) 罗西(Rosie) 巴里(Barry)
约翰(John) 萨米(Sammy) 小拉里(Larry Jr.)老拉里(Larry Sr.) 雷切尔(Rachel) 贝基(Becky) 萨拉(Sarah) 朱迪斯(Judith)
莉迪亚(Lydia) 巴里(Barry) 罗西(Rosie) A
树形图7.4：插图7.1的转型
通过描述相关人物的年龄和关系，我们默认：与其他照片相比，这张照片只有在作为其他照片的转型时才有意义，这在亲属分析家使用的照片或家谱中，可以得到明确而合理的解释。A向我们解释这张照片时，不断地提到这样一个图示。按照树形图7.4的方式，我们可以展示出照片的转型处理过程。
这个转型过程可以分解成几个部分。在该图中，+亲密相当于+姻亲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或者是一代（－）或隔代（?）的血缘关系。在这张照片里，每种婚姻关系都增加了距离，其中男性家长和女性家长之间的差异最大。这里，爱与权力有着颠倒的关系，因为夫妻的权力越大，他们的身体距离（意指无爱）就越远。已婚的年轻男性诚然站在妻子身后，却并不靠近她们：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盯着她们，就像未婚的女儿贝基和“儿子”萨米一样，并与两人保持同等关系。萨拉和小拉里的孩子们同样分散在家里其他重要人物周围。大女儿作为爱的代理对象，被分配给男性家长；儿子A被分配给严肃而迟钝的女性家长。他们允许小女儿罗西（在这段时期，雷切儿的独子巴里同样如此）靠近母亲，但不准靠近父亲。从这些调整后的位置中，我们又获得了一个转型规则：当非亲密关系转型为亲密关系时，表明爱已支配了权力。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原则：
+亲密转换为→ ?亲密 意指 权力?爱
?亲密转换为→ ?亲密 意指 爱 ?权力
（如，当亲密关系表现得疏远时，这表明主要维度是权力，而不是爱；当疏远关系表现得亲密时，表明爱是主要因素）。
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看到：做为男性家长，老拉里的婚姻关系转型极为复杂。他和他的三个女儿、以及外孙女莉迪亚的关系比他和妻子的关系更紧密。他的妻子朱迪斯被分配给A，但这明显是个更矛盾的礼物，因为她自己的儿子站在后面，女婿把他们分隔开了。这样，这种婚姻关系的表层转型分成了两种形式：
老拉里＝莉迪亚
拉里＝朱迪斯 ＝≥
A＝朱迪斯
然而，如果给出三个女儿的角色，我们就可以把分配给男性家长的三个女性重构成三组：
女性家长（朱迪斯）
媳妇(贝基/雷切尔/萨拉)
孙女 (莉迪亚)
在结构上，这三个角色与父权制下希腊女性的三个角色相似：gyne（正室)、hetaira（情妇/伴侣)和pallaka（妾)。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并有助于解释犹太人弗洛伊德是如何理解希腊人俄狄浦斯及其行为的，尽管古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差异也极为重要。
很明显，我们为三个女儿建构了不同的角色，下一代的萨拉和小拉里家也明显经历着相同的过程。在照片里，“儿子”A被分配给了原来的家庭，分给了女性家长，而没有分给他的父母。大女儿莉迪亚作为爱的对象，被分给了男性家长，因此被建构成讨男性喜欢的对象。罗西仍然属母亲所有，并与母亲结成联盟，不属于家里的男性。当然，我们要以为他们的角色是固定的。例如，根据A的说法，即使再过一年，也不应该让巴里如此贴近他的母亲；一年后，随着另一个儿子的诞生，巴里的位置将发生变化。这张照片所代表的，只是家庭成员个性建构的一个阶段。但是从转型的角度讲，照片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以后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例如，A说他和莉迪亚的关系比和罗西的轻松，因为罗西总是试图“改变他”，并支配他的生活。罗西自命为家庭律法的主宰者。而莉迪亚性格随意，不会支配他人。A不怕她，所以很喜欢她。照片显示，她被建构成与男性家长有关的角色；与弟弟相比，她似乎就在扮演这种角色。我们可以猜测，男性家长外祖父不在时，她可以替自己的父亲承担这个角色，但在更大的家庭里，这种转型的可能性更加不可预测。我们也许会问：莉迪亚是否“天生”就比罗西可爱、和蔼、并且不那么拘谨，或者她是否被塑造成了那种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因为某些人在其被指定的角色上表现得比较倔强。可即便如此，如果女性有不同的选择，那么我们仍能看到父权家庭文本对她们的选择的苛刻要求。我们不能给每个男孩、女孩都套上一个性别的定型语句，因为这需要具体的差异，而且需要尽可能地放大或创造这种差异。
最好别把这个问题理解为人类的某种“天性”。例如，生殖器官的有无，固然可以影响性别的建构过程，但却不是决定因素，因为交叉性别的建构也可能出现，而且很常见。个人经历一定会与范围相抵触，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制造对立性家庭文本。在这种情形下，对立性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男孩A。A清晰地回忆起他摆出这个姿势的含义：
A 我也看了看……看了看这个孩子的姿势，我认为这与我的……呃……家族特点有关，也许和任何家族特点都有关。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我被移到这种特点里去了。我在研究它……
G 你转过身去了……不，其实你没有…你的头有点斜……
A 是的，我在里面，也在外面。我想进，又不想进。我很矛盾。
最后，A以空间关系学术语单刀直入地谈论了这个姿势的意义。他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自己位置的疏远打乱了家庭的一团和气，他的位置本应在朱迪斯前面。然而，他并不认为贝基前面的位置“难以想像”，这一位置位于照片空白处的中心。他将这种复杂的姿势理解为自我取消（self-cancelled）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他既想加入这个集体，又想离开它。他强烈地感到，这种矛盾，是他作为社会存在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这张照片里，他积极参与这个角色的建构，是明显远离家庭文本的唯一一人。因此，他似乎是这个不同文本的作者，这个不同文本包含在总体文本里，但并没有被同化。然而他没有融入的部分原因在于没人接纳他。他的外祖父对这个角色的反对最明显。当问及他为什么没有站在外祖母面前时，A 回答道：
A 部分原因是由于她的病腿……她的病腿众人皆知（大笑），以致于她……
G 但你本应该站在哪里？
A 我本应该站在她面前，但我没有。
在这个解释中，A首先说明了自己的原因。实际上，这个原因是个被舍去的引语，不过是个托辞。于是，当他说出原因的来由时，笑了，接着对来由中立化，使其成了原因，并揭示出它作为原因的合理地位。“众人皆知”表明朱迪斯将“可怜的病腿”滥用为她没有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的借口。这样，她似乎不想把A当做被许可的男性替代者，并让他站在自己前面。A 的辩解暗示出一段时间，也就是他赞同并重复外祖母理由（和他断绝关系）的时间；同时，也暗示出她的可靠性受到质疑的另一段时间，尽管她没有深究这个暗示。但他在照片里矛盾而又边缘的位置似乎是共同造成的，外祖母不同的家庭文本和他自己也参与了造成这个位置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站在男性家长的角度看出：在这种母系结构中，被边缘化是男性的职责。外祖父不仅处于这个整体的最边缘，而且，他还在自己与女儿、女婿之间谨慎地留出空隙。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只有外孙女和他妻子的分量，才能让他看起来很平衡。毫无疑问，他也强烈地感受到A所承受的矛盾压力，这种压力，是通过他的身体所建构出的信息文本而表现出来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压力也是预先就有的。作为正式文本，这张照片如果接受了他将自己的不同意义印在上面的权利，那么，他的不同意义就能够表现出其他未被承认的意义。
这样的照片不仅能记录家庭文本，似乎还能使照片具有永久的意义。A对我们畅谈了照片的隐含意义。他还描述了照片不着边际的历史。照片是莉迪亚在他50岁生日时送给他的。他提到，他和朋友、女儿及其他人都讨论过这张照片。他甚至讲了一个自己的梦，梦与照片有关。
A 我做了一个梦。我的姐姐莉迪亚在我50岁生日时寄给我这张照片。我已经好几年没看到它了。不久，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山坡上，阳光明媚，有点像秋天的阳光……你知道汤姆·罗伯茨《保释》里的山坡吗？你知道那幅画吗？在画廊里见过吗？
G 描述一下好吗？
A 嗯……一辆驿马车被偷了……
G 对，我知道这幅画。
A ……它后面是灌木丛。灌木丛很漂亮，简直就是澳大利亚景色中的伟大杰作。阳光穿过树丛，……照耀着这片褐色的草地。在这样一个山坡上……每个人……我家里的人……这家……波拉家……玛丽……还有……我们的孩子，就是说，波拉家的孩子、我家的、玛丽家的、也许还有其他人的孩子，我不确定。我们一起照相，照片显然是不存在的，它们只出现在我的梦里。但这张照片，就是那些梦里的照片的其中一张。
每个人都在山坡上。每个人都舒适而愉快。每个人都做着……属于自己的……快乐……事，他们都忙得不亦乐乎。同时……人个人之间都有足够的空间，他们都没法聚作……一团……嗯……他们彼此相处得都很快乐。比起这张照片，梦里那张照片的结构稍显复杂。每当你看照片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形式……并不紧凑。我想这就是我关于家庭的梦，也是关于亲属的梦。
释梦家能够将我们带进弗洛伊德分析理论的核心地带。A 清晰地认识到山的象征意义。山象征家，这座能容纳无数家庭的大山与弗洛伊德的解释一致，但同样有趣的是将此梦视为照片意义的转型，以及A的身体文本的意义转型。没有静止（“他们都没有聚作一团”），只有活动。梦像奇闻异事及其他话语一样，分解了自己当初麻痹的共时性。活动是个体化的，而不会像图片文本那样沦为其他意义。但他坚持认为，这个场景像照片一样有形有序，并且被只多不少（more not less）地融入“家庭”，包括妻子们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对于家庭而言，这是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因此，这张照片表达了他对个性及独立的愿望，确切地说，与他四岁时就试图调和的那个矛盾完全相同，这也表现了家庭道德和犹太人的特征。无论照片和梦表现出多少矛盾，它们都要将A和他的家庭以及犹太特征联系在一起。
尽管家庭文本不会一成不变，但我们试图重构的家庭文本将成为以后的文本的基础，家庭文本需要借助以后的文本来识别关系。我们没有研究A 后来的感情关系。但我们问他：家庭结构在他的工作关系中具有多大的关联性。他答道，他将男性分成三类：父亲般的（和他有冲突、关系极其消极的权威人物）、叔伯关系的（和他关系非常好的权威人物）和兄弟关系的(和他关系一般的大部分男同事)。他将女性分成两类：一类像罗西，这些人“想以自己的方式改变我，因此我取笑她们的话，以及她们要我做的事”；另一类如莉迪亚，对于她们，“我不怎么喜欢她，与她也相处不好，但她们不会改变我的本来面目”。似乎只有在舅侄关系中，或在他用类似称谓所建构的体系中，A的作用才最大。然而，对于女同事，他所使用的模式没有一种是完全积极的，所有模式都无法让他建构一个积极的女性权威人物。
在这一解读中，我们不把这张照片看作一个自闭的文本，而是将它视为一系列话语的重要战略场所，这些场所既源于家庭文本，也能够沟通家庭文本。在发掘这些家庭文本时，照片里有关家庭的物质条件极为重要，但不是决定因素。家庭文本是为了回应社会、生物群体而被建构的，但并不等同于这些群体。这些文本有多位作者，由于家庭里不同的、但相互依赖的场所而产生了曲折的变化。反之，当运用这些家庭文本来识别新群体、新界域时，它们保留了自己以前的限制。通过相反和相同的特征，不同界域彼此产生联系，并通过一套新的关系文本而得以体现，这套新关系文本会对旧文本去粗取精。新界域里的总体关系最终要取决于该界域里的权威人士。如果个体要利用家庭文本来识别各种关系，例如工作地点关系，那么这些关系本身不会成为家庭关系与家庭文本的产物。但家庭和工作最终必将成为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它们虽然不同，但彼此依赖，而且必定要借助正规、可行的转型途径才能保持联系。
幸福家庭与叙述顺序：历史中的特定时刻
从童年到成年，一个人的生活与叙述息息相关，但在众多叙述中，故事（story）的涵盖面较广，也最为重要。在很小的时候，儿童就要求听故事，然后不断地加工、重构，最终形成自己的故事。成年人知道，看电视时，最怕的是乏味的故事片有好的开头，因为要下很大功夫才能从电视机前站起来，走开，或关掉电视。那么故事片的魅力何在？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又是什么？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将对叙述与故事做明晰地区别。我们所说的“叙述”，指文本化的现实世界组织方式。“故事”是叙述的一种体裁类型，有自己的组成方式，并依赖特定环境——即故事背景中参与者的社会构成，这也是故事发挥功能的场所和对象。叙述结构以模仿层面为导向。故事具有模仿结构的特征，但包括更多符号过程层面的特性。然而不论是叙述还是故事，模仿和符号过程结构的内在联系都不容忽视。符号和文本通常都具有社会性。能指结构本身，就是经过此前社会进程检测、协商的结果，因此，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为揭示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特定情境——参与生产故事或叙述的人的社会关系。
叙述是组织、呈现语境的特定文化方式，其结构本身就被赋予重要意义。叙述把诸多零散事件按时间、空间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有开端和尾声的完整故事。这些特点表现为连贯性（coherence）、秩序（order）及封闭性（closure）的透明能指。这些透明能指富有说服力，其作用之一就是使叙述内容本身被自然化。生活中，看似偶然的事件，如果按叙述结构组织起来，就显得真实而自然。
叙述的另一大特点，是能够意指现状（status quo）的稳定性。亚里士多德对叙述有过著名定义，认为叙述由开端、发展和结尾三部分组成。这个定义显然太过笼统，毫无趣味，也不具有任何挑战性，但经过亚里士多德的修改后，该定义就成了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个进程，即最初的平衡——复杂化或平衡被打乱——危机或解决方案——新的平衡。这就是现状进行经典叙述时所采用的模式。从意识形态上讲，这说明事件的现状可以被打破，但也预示着新平衡的诞生，因为新平衡更重要、更自然，所以也就不可或缺。因此叙述是一种灵活有效的策略，可以为其他群体所利用，重新创造他们的价值体系。通过叙述，一堆杂乱无序的事件、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转为稳定有序的事件和问题解决方案。叙述对散乱的事件、无序的过程加以限定，并经常进一步将其分解为许多步骤和阶段，同时，也限制它们变得混乱的可能性。
在当代社会，叙述的一个重要类别就是历史学家所编写的历史。历史学家不断尝试着对历史进行重写，使现实显得更加明朗、清晰，并能够结束历史叙述的混乱状态，他们把历史划分为一系列个人叙述，使其成为具有个人风格烙印的历史书籍或文章。这样，历史和现实便联系起来，并成为一种通过叙述建立新平衡的、永无枯竭的资源。因此，历史学科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把时空从历史中分离出来。
叙述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故事”。这是我们即将讨论的重点。该术语指一种门类，其行文模式因时间和事件的不同而不同。“故事”的范畴极为重要，似乎成为叙述典型的“非标示”形式，并因其无标志、不显著与喜闻乐见的特点，而显得异常“自然”。除模仿特征外，“故事”还暗含参与者的一种独特组织，这种组织通过相对高级的非正式性及团结性而表现出来。“故事”有多种分类方式，可以根据社会场合（如轶闻趣事，儿童故事，小说），也可以参考其典型的模仿内容（如科幻小说、西部小说、童话）。
由于“故事”范畴与具体符号过程语境紧密相关，所以与叙述形式相比较，它显得更不稳定，因此对符号过程的回应较慢。叙述范畴和模仿范畴通过一种特定的门类形式联系起来，呈现出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它们的联系由思想控制要由系统决定。同时，故事能够更准确、灵活、快速地对社会生产力做出反应。于是，“故事”（而不是“叙述”）提供了一个绝佳场所，以供我们分析特定的社会意义，以及文化价值在时间上的连续性。
以詹姆斯·赫里欧（James Herriot）作于1985年的《仅有的一声叫》为例。该故事由彼得·巴雷特（Peter Barrett）进行改编并作插图。因此叙述是双文本性质的，即语言的和视觉的。二者的关系本身极为复杂。视觉有时从属于语言，如说明性或补充性插图；有时却又显得更为独立。我们首先从语言叙述或文字叙述入手，对故事进行分析。我们所采取的模式不是广义上的平衡——颠覆——平衡模式，而是更为详尽地把故事分为一系列小单元。便于参考起见，我们给每个单元加了序号。
单元1：作者/叙述者詹姆斯·赫里欧设置特殊场景，引导我们走进这个世界：一个村庄，确切地说，是一个农场。赫里欧为我们介绍了几个故事角色：农场主威尔
单元2：焦点聚集在威尔
单元3：现在焦点转移到两只幼崽身上。在农场主看来，它们只是两只普通的牧羊犬幼崽。
单元4：每只幼崽现在都得到了介绍。“扫荡”是只普通的狗，而“诈骗”则有些异常：它身上有块综斑，一只耳朵耷拉着，另一只却总是竖起来，并且从不吠叫。
单元5：乔治·克洛斯里，“威尔
单元6：“诈骗”失去了它的“兄弟”，也是“最好的朋友”，很伤心。毫无疑问，它思念“扫荡”，但是因为有其他狗的陪伴，所以“诈骗”不会“特别地孤单”。“诈骗”在训练中表现得并不十分机灵。
单元7：一年过去了，“诈骗”和农场主在田间。它依然“眼睛炯炯有神，充满生机活力，却从不吠叫。”
单元8：又过去了一年。一场牧羊犬比赛正在进行。衣着各异的男人们成群地站在河边的大农田里。
单元9：狗都拴在篱笆上，等着各自的比赛。赛场上没有咆哮，没有咬斗，有的只是“长长的狗队，摇着尾巴，狗们互相友好和善，煞为壮观。”
单元10：威尔
单元11：乔治·克洛斯里和“扫荡”走到比赛预备地点。“诈骗”浑身僵硬；比赛开始时，“诈骗”慢慢站了起来。
单元12：“扫荡”明白克洛斯里先生发出的所有指令：预备、低吠、长吠，显然它会成为比赛冠军。
单元13：克洛斯里先生高兴地朝“扫荡”喊着“好样的，真是好孩子”，“扫荡”摇了摇尾巴，“诈骗”仰起头，发出清脆响亮的叫声，叫声在赛场上空回荡。
单元14：威尔
单元15：“诈骗”的绳子解开了，“诈骗”和“扫荡”兄弟俩玩耍起来，它们“像儿时那样玩耍，彼此舔舐对方”。
单元16：作者/叙述者和威尔
单元17：六年后，叙述者在农场里，威尔
单元18：威尔
这是文字的叙述阶段。当然，它遗漏了某些重要材料。如果能指的结构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个结构的方方面面都应受到关注。例如，叙述有意指出赛场上的人们围着赛场侧身站着，“拿着由公羊角雕刻成的弯角”。毫无疑问，这是有特殊意义的。从这一分析来看，文本的许多方面都没有得到说明。
图画文本有自己的叙述方式。如我们所说，图画文本的作用往往只体现为解释与说明。这很重要，因为插图能够不时调整文字文本和图画文本，以便使读者把图画文本和文字文本结合起来阅读：图画文本旨在展示画面，文字文本旨在具体说明。这样的调整，也使得图画文本的效果被淡化，但同时也得到了自然化。如果图画文本仅仅是展示图画，那么它并不需要过多的文字说明。但所有的自然化都有神秘色彩，此处也不例外。
单元1至4的文本详述了最初的平衡；单元5至7叙述平衡的失调；单元8至15给出了解决方案；单元16至18叙述新的平衡。不难看出，时期的划分（文本中的以及我们的描述中的）丝毫不能掩盖事件整个过程的流动性和动态性，即使在第一单元，同样含有失衡的因子：作者把两只幼崽拟人化了，他说：“它们俩相亲相爱。”对此，威尔金先生答道：“它们是好朋友。”这样，一个对照分类系统便呈现了出来。威尔金先生接着说：“它们从不分开。”这句话在句法上是个独立句。威尔金先生是依据自然属性来分类的。在他看来，两只幼崽的行为完全出于本性/天性。在单元3中，他说道：“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天生就是围绕着鸡鸭羊这些东西转悠的——只要是它们看到的东西。”所以高级结构的技巧就在于此。稍加分析，就能发现出各个时期的建构性（constructedness）。
但这些单元确实对现实做了貌似无情的限制，从而能够将读者引入自己的“自然”境界。每个单元都介绍了特定的文化范畴，并且将它们置于动态叙述中。第1单元给读者介绍了相关背景及一些分类术语：耕种土地的“乡村”；驯养的家畜；家畜既可做商品又可做宠物，明显于人不同，但又与人性情接近；主宰万物的人类，既可按定义分类，又可按相反原则分类；年老和年少，动物和人类。某些相关范畴能够支持上述这些高级范畴，它们同样得到介绍：爱（人与人之间）与友谊（人与动物之间），以及“玩耍”（适合年轻人或小动物）。在第2单元，“玩耍“转型为“爱好”、“体育”和“比赛”——全都是成年人的活动，与“工作”也有密切联系。第3单元把“玩耍”和“工作”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成为天然内在的范畴：从两只小狗自在地厮打玩耍，不知不觉过渡到工作——看护鸭子：这是它们生来就乐此不彼的事。因此，“工作”被自然化了，随之而来的是如下结果：例如，第3单元中的买卖行为，与第5单元中“扫荡”被卖的情节联系起来。第4单元介绍了另外一个关键的文化建构，它预示着整个分类系统，即普通/正常和特殊/反常的系统。“扫荡”是普通的，而”诈骗”不论从外形还是行为来看，都是与众不同的。叙述正是就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建构起来的，而解决方法又是对所有其他范畴进行评估与再评估的关键因素。
这些范畴与矛盾提供了叙述发展的动力：年老和年少，父母和孩子，人类和动物是怎样一一联系起来的？还有其他附属因素——幸福、悲伤、友谊和真爱。那么这些因素的特定系统又有怎样的结果？一天行将过去时，什么可算正常/普通，什么又不算？
其中的一项基本范畴没有出现，因此似乎悬而未决，即男女范畴。威尔
因此，在叙述的早些阶段的范畴中，叙述中的失衡可被视为由内在矛盾以及对女性无言的压制引发的。最后，只有一部分问题得以解决。普普通通的、成熟的“扫荡”成了冠军，因此显得不平常。而“诈骗”由于没有获得冠军，而且由于发出了一声吠叫（虽然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又成了一只平常的狗。在某种程度上，叙述使价值相对化：对“扫荡”而言，一些稀松平常的事——诸如“狗吠”、“正常的耳朵”、“成为冠军”，在“诈骗”看来都是不同寻常的。反过来，“诈骗”视为正常的东西——垂耳、棕斑、难以抗拒的诱惑，对“扫荡”都是不正常的。而且，要把“诈骗”培养到通常所说的正常状态，也需要一番努力。
高潮部分的矛盾或困难更难解决，表现在“人类/动物”、“真爱/友谊”、“年老/年少”、“男性/女性”的范畴上。这些矛盾或困难并未在文字文本中得到解决，而图画文本似乎预示了一些解决方案。威尔金太太首次出场，是在第10单元，她坐在丈夫的前方。丈夫背靠汽车，站在她身后。“诈骗”站在前端，稍微靠右。这虽然有部分“家庭小憩”的因素，但并不典型。如果图画把威尔金太太呈现为面向读者，那么她将位于丈夫的前方，而且低于丈夫，从而在大体上预示了一种不同：（祖）父与（已婚）女儿，而不是丈夫与妻子。“诈骗”是个宠物，本应位于威尔金太太前面。这种矛盾表现在对人物的呈现和掩饰上：掩饰，是因为这幅画本不是“家庭小憩”，而是旨在启迪一种理性；呈现则是因为人物形象的不对称过于明显：威尔金先生看上去已经五十过半，或六十出头，而威尔金太太则似乎只有四十出头的样子。
第11单元转过45度，从人物的身后再现了相似的视角。如果这样真的能够暴露更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威尔
插图7.2 家庭的破裂
根据我们的理解，故事消解了“幸福”的家庭观念，并替换掉了卖掉自己一个孩子的“父亲”，因为他所使用的范畴无法缓解矛盾。最终，他们重新建立起一个家庭单元，家庭的成员们坚持一种分类系统，从而跨越了下述范畴内的界限：人类/动物、年老/年少、对性别范畴及女性作用的必要性的评价/承认，因此使得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插图7.3 重建的家庭
当然，这里也存在某些疑问：上述分析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作者的意思？儿童读者的理解又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这一点更为重要）？这个故事最初是为儿童改写的，因此故事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作为文化类别而被运用的），故事语言及意象的表达，都以儿童为导向。作者想象中的童年、焦虑、担心，以及受到作者（和插图者）自己或多或少潜在的忧虑所影响的相关类别，最终构成了作者/插图者所要表达的意思。
换句话说，改写的观念是非常复杂的。结构性因素逐步被引入，它们的先后次序使之具有驱动力和独特的张力。图画文本和文字文本交叉进行，并形成对比、彼此矛盾，却又通过特定方式被情态化。这些结构需要得到解读，但无法决定儿童读者的解读方式。这种“无言”的意义存在于图画文本之中，并受到这样的事实的进一步强化：“无言”的意义存在于图画文本之中。对于图画文本，儿童读者会通过某种途径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并非不可预测，但会受到作为这些范畴及其结果的社会经历的影响。儿童读者在社会、文化方面都决非“白板”（tabula rasa）一块，也不会天真地轻信文本。他们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而且已经经历了一定的文化历史。
《仅有的一声叫》并不仅仅是供儿童阅读的读本和故事，它还作为待售的书而得以出版。这样，它就成为了商品，经历了生产、销售、购入、消费的过程。通过广告、促销等手段，它在市场上得以流通。这个过程建构了它自身的文本，这些文本能够在叙述间起沟通作用。例如书背面的文本：
《仅有的一声叫》是个动人的故事，首次刊登于VETIN HARNESS[③]，之后成为詹姆斯·赫里欧首本获得成功的儿童读物：《小猫摩西》、《仅有的一声叫》由彼得·巴雷特配以美丽的插图，将必定受到各地儿童的长久喜爱。
比克罗（Piccolo）：《小猫摩西》
“你不得不喜欢上这本广受称赞的书”——《时代教育副刊》
“彼得·巴雷特的插图是一流的”——《日报》
出版商夸张的介绍词显然不是对儿童读者说的，而是针对成年读者。成年读者以儿童的喜好、以及“哪些书对儿童有益”为原则，替儿童买书。这样，购买者就会受到专业指导，因此也就有了前面的评论摘要，这些评论都刊登在颇富影响的报刊杂志上，于是为评论家赋予了权威（而不像其他评论家，这个市场上的评论家都未标注姓名）。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叙述的文化决定因子在门类的符号过程层面上起作用。一项本身极为复杂的产业，为读者提供或复制文化上可供接受的社会版本，这些读者由此将被同化。出版业获得评论业的支持，也因为教育业、文学批评界及心理学等领域的帮助而得以维持自身。这种门类附加了乐趣和愉悦的成分，正如“扫荡”和“诈骗”在嬉戏时是最快乐（从生物学角度讲）的一样，儿童在玩耍时也是最快乐的，因此，这种特征被作品悄无声息地加以利用。
詹姆斯·赫里欧的读者群十分广泛，这使得该故事变得更加复杂，既适合制作成电视连续剧（也适合孩子），以供成年人观看，也适合被改编为供成年人阅读的小说。在他的一些出版物中——例如咖啡桌上的图画书，詹姆斯·赫里欧俨然是一位向导，带领着读者走近自然，走近他的出生地——约克郡。因此，他的故事本身极为复杂，叙述方式迥异。在不同场合，他的“乡村叙述者”形象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组意识形态，即个人在世间万物中的位置，以及保守的乡村价值，这种乡村价值通过叙述形式与门类形式来维持。从《仅有的一声叫》到咖啡桌上的英文读物，在它们的伴随下，儿童得以愉快地成长，而且无需转变自己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