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谎言与历史符号
——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符号学阐说
摘 要： 新历史主义历史观设定历史非为过去发生史实的真实性记录，述史者的主观个人偏见会影响对过去的再现，所谓历史文本不过是权力的“谎言”。历史是人类用来记录族群共同记忆的符号文本，有着符号共同的通性，可以用来说谎。把历史符号还原到符号表意通讯行为过程中去考察，其非真实来源有：主体间性是不诚之基；符号语境导致编解码不一；而符号表意固有的复杂性是内部诱因；符号的中介与渠道也会影响到符解的真值。符号学揭示了历史记忆的谎言功能，为理解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打开了一条新的渠道。
崛起于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有着鲜明的后现代“怀疑一切”“消解经典”的文化语境。“怀疑”即预先设定某对象为“非真”。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即设定历史（此处指记录下的历史事件，而非事件本身）非为不是“客观、透明、已知的 …… 一种精密的有关事件真相的如何发生的观点”， [1] 237 而是一种对已发生事件的话语描述，是“被写出”，述史者的主观个人偏见会影响对过去的再现，因而是“非述真”，无法给予后人完整精确的图景。
对“非真”“述真”问题的关注在古希腊时代即已有之。《理想国》中记载一段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兄弟阿德曼关于“神会不会欺骗”的讨论，以及柏拉图自己有关统治贵族“高贵的谎言”的论述，就是对言语非真性问题的泛谈。此后，“述真”及“谎言”问题一直是西方人文学者感兴趣的话题。关于“谎言”的专著奇多，更别说相关的片言只语。但总体来说，普遍缺乏人文学科整体范围内认识论深度。至 20 世纪初期，从哲学分支出来的分析哲学语义学确立了言语使用主体和环境对语句意义具有确定作用这一普遍立场，划分了语句意义与命题真值间的不同认识层。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各类传统及新兴人文学科，如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翻译学，更把词语意义判定和命题内容真伪问题列为研究的核心题目。尤其是以分析哲学的一切研究为其理论的技术性基础之一的符号学更是被称为研究如何撒谎的学说。 “每当存在着说谎的可能时，就有一种符号功能”， “撒谎理论的定义应当作一般符号学的一个相当完备的程序”， [2]425 符号学家艾柯如是说。显然艾柯的说法有些过激，可李幼蒸认为的 “关于符号的说谎功能问题，可以不在符号学理论中讨论” [3]143 ——谎言问题即述真问题不是符号学处理的问题的观点，却又陷入了一种孤立的符号本体论，否认了符号过程中符号使用主体和环境与符号自身的关系。因为卷入意义真实问题的众学科有一个较一致的观点：表意是否符合客观的“真实性”，基本上无法靠文本分析来讨论。 [4]124 如果只注重符号文本自身的理论构建，必然使本体孤立于环境，根本无法判断命题的真实性。
从立足于语言学领域内的狭义符号学视域中解放出来，泛溢为立足一切人类文化的广义符号学。于是，历史作为一种符号文本在新历史主义“历史文本性”的理论基点中被再次强调。并且，出于校正“新批评”的强烈意图，以往历史文本的读解被怀疑与主体、环境割裂，为“非述真”，不过是权力的“谎言”。
如果不去讨论符号说谎功能问题，只把历史符号武断地宣判为谎言，新历史观与符号学的渊源只能点到为止。不可知论和泛泛而谈，这既不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初衷旨趣，也不是符号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所应秉赋的朝向人类理性的实证精神。因此，探讨符号说谎的功能，寻求符号为何会制造出谎言，在“符号撒谎论”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承载人类记忆的历史是如何成为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的，才能真正为新历史主义找到令人信服的符号学证据。
一
卡西尔说“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人具有一种别的动物所绝对没有的功能——运用符号的功能”。 [5]34 人的最本质特征是创造使用符号，人类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符号通过记录记忆来传承人类文明，是连接过去与当下最重要的工具。“文化符号方面的发展，确切地说是按照记忆的规律来进行的，过去的没有消亡，没有变为不存在。过去经过选择和复杂的编码后，被保存了起来，在特定条件下将重新展现自己。” [6]615 正是有了符号的帮助，人类才能把握已逝的时光，把过去纳入此在。
不可否认，历史是人类用来记录族群共同记忆的符号文本，动物没有自己的历史，前符号时代也无所谓的历史。其作为符号，有着符号共同的通性——“可感知”与“表意性”，自然，也“可以用来说谎”。 [3]541 符号的谎言从何而来？如前所述，表意是否符号客观真实，如果只就符号形式本身（文本）来讨论则无法判定，即在符型学内研究“真实性”问题是无效的，必须从符号使用主体与语境对符号表意具有决定作用这一符用学普遍立场出发，在符号表意通讯的行为过程寻找非真实性的来源。
符号通讯论是从语言通讯理论拓展而来。从通讯或交流角度研究语言可上溯至索绪尔符号时代， 20 世纪 5 、 60 年代，一些语言学研究者雅克·布森，布依森，冒宁等以天然语言的通讯为前提尝试建立一般符号通讯理论。“大多数语言学家都同意把语言通讯功能看做其首要的、中心的功能。此一立场导致更严格地把通讯概念定义为行为。在此行为中信息发者按一代码，通过一信息媒体，将一信息发予受者。同样，强调通讯概念也导致对天然语言以外的通讯系统给予更多的科学关注，并导致建立由索绪尔提出和构想的通讯符号学。” [7]16 于是，雅克·布森一般语言通讯模型 [8]158 亦被看做普适的符号通讯模型。按其图式，完成一个符号通讯过程必须历经三个主要环节：发出者发出讯息→文本携带意义→接收者解释讯息；包含五大要素：①符号主体。符号通讯的参与者，通讯行为首先实现于人与人之间。 ② 符号语境。此行为实现于一定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下，不但指自然环境，还包括文本环境。③符号代码。发出者和接收者共同接受的编码机制或译解规则。④符号本体。符号文本本身。此文本泛指一个文化所有符号表意的“表达层面”，文字文本只是其中一种。⑤符号中介/渠道。符号讯息附着的物质为中介，传递于其中的通道为渠道。如口语交流中，声音符号是被空气传递；阅读书籍时，文字则通过光线投射于眼底而被接收。
通常认为，撒谎是符号信息发送主体的单方面行为。艾柯就是着重强调符号被发送者用来 撒谎。格雷马斯述真方针优于艾柯“符号谎言说”的一点是，把“假”看做是符号发送者“不诚信意图”与“不实在”文本配合的结果。符号学家马多克斯又区分出符号发送者的“有意错误表现”与符号接受者”弄错意义”是两种不同的局面。 [9] 以上诸家确是把谎言产生投入到符号通讯背景中，可未顾及通讯过程所有的要素及环节。正如新历史主义主将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所说——历史是历史学家按本人的叙事观点（多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编织虚构的文本——把某些历史记忆的非真实性单方面地看成是历史学家的撒谎所致，也是有失公允的。故新历史观辅出，就被美国学界同仁诟病。理查德·勒翰在《新历史主义理论局限》一书中警告：如果新历史主义过分热衷消解历史，将会丧失其自身的学术生命。 [10]553
所以，在不否认历史有时确是充满意识的扭曲记忆的同时，还要把它还原到符号通讯的各环节去考察，追查出历史的连续真实性究竟是在何处断裂的，这是一条使新历史主义历史观重获学术生命的新路。
二
“人确实是使用符号的动物。” [11]6 人际符号通讯活动中，有相对的两个符号主体，发送者 A 与接收者 B 。两者都具有投入符号讯息创造、解释过程的丰富的知识体系库。但二者的知识模块绝不可能等同。于是，在通讯交际时，必然存在着主体间性。在诚信交际时，双方都力图缩小主体间性，互以对方已具有与符号相关的同样知识体系为前提来编码、解码。故知识体系库在此符号的模块内重叠或大部分交叉，加强了符号交际的准确性与可信度。在非诚信交际时，发送者 A 隐瞒与 B 的间性，以 B 没有的知识体系为前提编码，隐含自己独有的知识域。 B 仍假定 A 已投放了同样的模块来接收并解码。此时，主体间性扩大，符号模块少量交叉甚至不重叠，符号交际的准确性与可信度降低。
人类对历史的编撰，就是把族群共同的记忆符号化，并向后代发送的宏大通讯行为。此行为的发送主体 A 可以是个人，如希罗多德、塔西佗、司马迁；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 他们是统治集团内部而有着特殊知识域的祭司、巫师、史官、学者，而接受主体 B 则期待为所有人群，双方主体间性越大，产生不诚信意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谎言成功的机率越高。上古时代的祭司与蒙昧的原始先民的间性如此之大，使得彼时的历史传讯成为一种强制性交流，先民们不得不，甚至乐于接受祭司们发送的有关祖先记忆的文本。于是三皇五帝的神话能够成为真实的历史被代代传颂。另一方面，祭司们又与受理性启蒙的近代学人间性缩小，此时的历史传讯对话式交流，人们不愿意无条件接受，三皇五帝的历史遂被“古史辩派”质疑为虚构的谎言。
主体间性是不诚之基，谎言来自发送环节中的主观意图，是有意错误表现（ misrepresentation ）。确有故意编织、传讯错误记忆的历史发送者，像中国近古时期改朝换代后御用的国史编写者，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炮制者之流存在。但不容否认如董狐一般的“良史”也大量存在。无不诚意图的他们却又如何“妆扮”了历史？福柯认为是既定历史时期统一规则或模式的知识范式控制了历史学家如何去观察现实。 [12]7-11 新历史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受益于福柯，肯定“意在真实”的史学家们无不受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劳伦斯·勒纳看到了文本语境的多元化，“任何一个文本都可以同至少三种语境相联系：它的意识形态，它的写作策略，以及社会现实。” [13]98 符号通讯中，意识形态是一种语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一种语境，具互文性的其它文本也可组成一种语境。这些语境不但在发送环节都制约着主体的编码，而且在接收环节制约着主体的解码，导致符号接收者弄错意义（ mistaking of reference ）。
历史符号是“语境依赖型”文本，接收者并不是站在被动立场上解码，而是参照语境，加入主体的意志与意图，进行主动判断、推理。 [11]40 同样的历史符号外延，同样的符码与元语言，不同的语境，可能有不一样的解码，产生不一样的符号内涵，甚至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同一个社会里从某一个阶级立场看来似乎是悲剧性事件，但另一个阶级则可以把它看成一场滑稽戏 …… 例如米歇利特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描写成浪漫主义超验论的一个戏剧，而他的同时代人托奎维利却把法国大革命描写成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 [14]162 另外，语境的非连续性可使“事物的认知、描述、表达、记述、分类、理解都会和以往的方式不同”。 [15]43 当接收者因远离符号产生时的语境，失却了对符号客体认识的直接性时，就会更大程度存在着讯息传递的解释性失真，导致解码错误。如鲁史《春秋》年代久远，解经者远离文本产生时的语境。不同的解释者依凭自我所处的时代语境对文本进行了片面化的解码，遂有了《左氏》、《公羊》、《?梁》三家不同的传注。
所以，主体间性诱发不诚信意图，符号语境不同导致编解码不一，都会使历史符号成为记忆的谎言。
三
主体与语境是外在于符号本体的外因，符号本体表意固有的复杂性则是意义失真的内部诱因。
复杂性一：符形与符意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一个符形并不天然地只表达单一固定的意义，使得符意具有复义多面性。就像一个多面体，从不同角度观察，看到的是不同的样子，但不同的样子代表的还是同一事物。皮尔斯的形符、单符、义符三分法，正好与此种情况对应。能指相同的符号，同属一个形符 qualisign ，就是同一个多面体。每次出现都是不同的单符 sinsign ，即不同的观察角度。一个单符表达一个义符 legisign ，看到的也就是不同的样子。这种现象在语言中是显而易见的。如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一词多义、多音字、通假字。既然一个字、一个单词可以有多种意义，用其构成词组、句子、文章等符号链，就可能有几种不同但均有效 的意义，即“复义”。“文学文本产生复义几乎是必然的”， [16]119 历史文本的复义性当然存在。
孔子对“夔一足”的理性化解读正是利用了符号表意的多面性。“足”有“脚”之意，又有“足够”之意。“夔只要具有一种品行就足矣”的“正义”自然让圣人远离了“夔只有一只脚”此等“怪力乱神”之邪说。
复杂性二：在符形与符意的非独对关系上，除有表意的复义多面性之外，还有表意的多层无限衍义性。
针对符号表意的层次，不同学者根据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对符意进行分层。早在中世纪，源出于对《圣经》注释解说的释义学就有二层次说。还有，巴特的二级符号表意系统说，莫里斯的意义三层次说，中国学者周礼全更有四层次说 …… 众说纷纭的 N 种分层法，足以说明符号意义层次的开放性。且拿巴特的内涵、外延概念来说，一个能指对应一个所指。所指有外延意义 ( 字面意 ) 和内涵意义（引申意）。该内涵义又可成为一内涵能指，内涵能指又有自己的外延义与内涵义 …… 以此类推，遂可以无限衍义。
还以多面体为例。探究符号的内涵，就似层层切割多面体，以期得到里面的玉石。切割要细心且恰到好处，以不破坏里面的玉石为准，才可得到符意的真值。阐释也要恰到好处，不能胡乱演绎，否则会切坏宝贵的玉石。如果无限次切分，到最后玉石俱焚，多面体成为一堆粉末，对符号不加限制地无限衍义，结果可能是意义的虚无。
过度阐释必然会造成符意的偏离或扭曲。汉朝繁盛的经学既是对“五经”文本的大规模解码活动。在“《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注经理念下，出现大量的从政治角度去诠释（美刺），从神学角度去附会（谶纬）等过度阐释的行径。大儒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对“断烂朝报”的《春秋》中有关自然灾害的只言片语的“深度挖掘”，使得原本的史实成为他自己“天人感应”“灾异说”的注解。向上追溯，新历史主义者难免不怀疑《春秋》的微言大义是孔子虚构而来。可见，“能指犹如一个潘多拉魔箱”， [17]88 释放出大量的意义，却把真实关在箱中。
四
此外，表意环节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部因素会影响到符解的真值，这就是符号的中介与渠道。这一点常被忽视。因为以往对历史文本的理解局限在狭义的范围内，就是记录在纸上的史料或文献，是文字符号附着在纸质类中介上，通过视觉渠道传播。符号的类型、中介、渠道单一，无从比较。但在符号学视域中，凡是承载历史事件传递历史记忆的一切事物，远至远古的岩画、器物的铭文，近至拍摄的电影、刻录的光盘，都可称为历史文本。于是乎，不同类型符号通过不同的中介、渠道与固定意义粘合的强度就有了高下之分。
语言符号多具有任意武断性，该类符号与意义粘合度不强，要靠符码规约来加强。符码又因时代、种族、地域而异，所以解码时出现歧义的可能性较大。图片、图像是有理据的像似性符号，此类符号与固定意义高度粘合。尤其是照片、视频等“短路符号”，符形、符意近乎等值，解码时几乎不可能出现歧义。如果在史书中用一段文字描述三国鼎立的局势，就不如画出三国鼎立的地形图来更让人一目了然。
再者，同一类型符号，也可因中介与渠道的不同，携带意义信息的能力有所差异。都是语言符号，依附于声音中介的语音符号与依附于纸张中介的文字符号传递同一历史讯息的效果是不同的。声波历时短，稍纵即逝。口头传递要求内容通俗，情节简单，音韵协调，易于传颂，文学性强。但在口口相传的保存过程中总会以讹传讹；纸质相对历时长久，书面传递要求内容详实，情节繁复，不太看重形式与音韵，文学性不高，可有利于保存。《荷马史诗》的文学性就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要高，阐释空间大。而后者的可信度则高，离历史事件真相的距离更近，可阐释空间小。这不是史诗的传颂者主观意图所致。又如，都是文字符号，依附于龟甲、兽骨、铜器上的甲骨文、金文；竹策上的篆书、隶书和现代纸张上的楷书比较，其组合成文本携带的信息量因技术原因逐渐增大，对历史事件阐释空间则渐小。
其实，中介与渠道都属于技术性问题。赵毅衡把渠道看成是中介的固定运动方式，渠道是模式化的中介，实际上是人的五种感官的延伸。中介与渠道综合起来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 [16]38-39. 随着技术的发展。负载符号的中介与通过的渠道越来越显现出其对符号表意、传讯的强大影响力。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变更都可使文化产生革命性变化。欧洲文明变更了文字的中介，广泛采用印刷技术而成为“古藤堡星系”；照相机的发明，可以把历史事件的瞬间定格；电影发明之后，使保存的历史记忆更趋于历史的再现。纪录片《人民必胜》对二战的记录就比日本历史教科书要真实可信的多。随着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历史过程的观察、记录、分析、编写的工具已经空前丰富化”， [18]45 李幼蒸在他的有关历史符号学的文章中满怀信心地肯定：
今日历史话语的近真度已经大为提高，原则上使得现代人类已可以近乎充分地把握历史因果之真理 …… 大量的历史话语接近于直接反映现实本身。 [18]45
有关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的因果问题这类标准历史性事件，在古代的确是难以准确全面了解的。如今借助现代知识和技术工具，原则上均可以解决。 [19]35
确实可以做这样乐观的憧憬，前提是要警惕技术决定论。“述真”的技术发达的同时，“作伪”的技术也随之提高。盛宁在《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中举过一个利用录像技术做伪证的例子。 [20]57 三名白人警察殴打一名无反抗能力的黑人场面被录像。警察的暴行本应无可辩驳。但狡猾的辩护律师却将录像定格，一帧一帧地回放。于是连续的殴打过程变成了一个个单幅画面，陪审团根本无法判定在单一画面中的被害者是否已无力反抗。那么警察对“可能还要还击的”黑人的殴打就是制服犯罪的自卫。三名施暴警察最终被宣布无罪。载舟覆舟，在此案例中，先进的符号中介与渠道被意图不诚的主体拿来撒谎，难道还不够引起我们的警惕么？
至此，历史符号的谎言功能于符号学视域下被“放大”得清清楚楚，为理解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打开了一条新的渠道。之所以揭示记忆的种种谎言，只因为我们相信人类的理性良知和实证精神能够敦促自身去伪存真，不断接近真相。新历史主义者提出新历史观的目的不是为了惊世骇俗地否定人类以往所有的历史记忆，而是希望拨开蒙在记忆符号上的面纱，一窥历史的真相。一代代史学家们正是抱着如此目的去解码种种保存记忆的历史文本。在这一点上，顾颉刚的“疑古”也好，王国维的“释古”也罢，其本质目标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途径与方法罢了。
如今，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特征的广义符号学正在为人类学术整体的结构和演变提供更为适切的途径与方法而努力。在元理论层次上，广义符号学是否将开创“朝向人类理论实践的一个全球新启蒙时代” [3]783 还难以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会不断促进学术领域内的自省精神，促进跨地域的中西方学术交流，在当代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革新过程中终将占有里程碑般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Charles E.Berssler, Literary Criticism: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2nd ed.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88.
[2] 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 197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76 .
[3] 李幼蒸 . 理论符号学导论（第 3 版） [M].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4] Grispin Wright, Truth and Objectivity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5] [ 德 ] 卡西尔 . 人论 [M] . 甘阳 , 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6] J. Lotman ，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 London ＆ NewYork: I. B. Tauris ＆ Coltd,1990.
[7] Lange-Seidl, A(ed): Zeichen Konstituition (Aken des 2 Semiotischen Kolloquiums Regensburg), Gruyter, 1981.
[8] Holenstein,E:Roman Jakosons Phonomenoloqiscqischer Strukturalismus ,STW,1975.
[9] Cf. Donald Maddox ,Semiotics of Deceit ,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 [10] Richard Lenhan ,The Theroetical Limits of the New Historicism,NLH,21,3.Spring 1990.
[11] [ 日 ] 池上嘉彦 . 符号学入门 [M]. 张晓云 , 译 .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12] [ 法 ] 福柯 . 知识考古学 [M]. 谢强、马月 , 译 . 三联书店， 1999.
[13] 劳伦斯·勒纳 . 历史与虚构 [A]. 文学理论精粹读本 [C]. 阎嘉（编） .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4] 海登·怀特 .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 [A].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C] ，张京媛 , 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5] 王治柯 . 福柯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16] 赵毅衡 . 文学符号学 [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
[17] 罗兰·巴特 . 符号学原理 [M]. 北京：三联书社 ,1988.
[18] 李幼蒸 . 顾颉刚史学和历史符号学 [J]. 文史哲 ,2007(3).
[19] 李幼蒸 . 历史符号学和古代历史 [J]. 山东社会科学 ,2001(12).
[20] 盛宁 . 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7(1).
作者简介：卓雅（1972-），女，汉族。广西省马山县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中国《诗经》学会会员。
联系地址：610064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09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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