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燕

摘 要：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命运坎坷，根本原因在于满足“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的社会下层青年民众想象性抚慰的武侠小说，本质上是幻想文学。并且，正是这种幻想本质，使武侠小说元语言与二十世纪的文化大形势“现代化”元语言形成了“动制分途”，由此导致其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化界，因对“现代化”态度的变更而经历历史浮沉。

关键词：武侠小说；幻想文学；现代化；元语言；动制分途

 

自民国时期定一称《水浒》“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1]］，到小草的《武侠鸳鸯》（《礼拜六》38期，1915），林纾的《傅眉史》（《小说大观》第三集，1915）明确标为“武侠小说”，1921年平襟亚主编的《武侠世界》月刊创刊，次年包天笑主编的《星期》周刊开辟了“武侠号”，如此一路走来，“武侠”小说兴起已百年有余。百年来，武侠小说不仅在叙述模式上，坚持中国俗文学的一贯传统，局部性细节生动有趣，正必克邪的道德架构却非常明确。而且，关于武侠小说的研究，也一直聚焦于它的“伸张正义”，将其与“善恶分明”、“好侠尚义”、“英雄崇拜”等关键词紧密联结。

然而值得探讨的是，也正是“伸张正义”的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着极其坎坷的历史选择：1930-40年代，经历文化精英们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对侠文化以及武侠小说的批判甚至是讨伐，以此启蒙与争夺读者群；1950-70年代，蓬勃发展于港台地区，却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1980年代至今，随着对台港的统战关系以及李小龙等动作电影的带动，武侠重新进驻大陆并逐步得到知识分子、主流文化的接纳，甚至“金庸武侠”已跻身经典之列。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必须重新回溯到对武侠小说本质的解读之中。至少就目前的武侠小说研究来说，似乎武侠小说的本质是显而易见的，那种东西通过“侠客”作为主角的文本在分析之前就已经预定了。于是，绝大部分研究也都郁结于武侠小说的“伸张正义”，将武侠小说与所有其他“侠客”叙述视为一体，一个“金庸”就可以概括整个武侠，一千种侠客叙述与一本武侠小说，精神气质也毫无二致。殊不知，这种“显见性”并不能解答所有问题。只有重新准确划定“武侠小说”与其他涉及侠客的小说之间、本来就必须分出的边界线，还原二十世纪中国的武侠小说掩藏在“伸张正义”之下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武侠小说在20世纪中国之命运的复杂性及变化规律，更通过阐释它而达到认识现代中国的目的。

唐传奇中侠客题材作品如《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昆仑奴》、《谢小娥传》等，莫不有明确的时间线索，表明是唐人写唐代故事。《虬髯客传》从隋末到贞元年间，《聂隐娘》从贞元到开成年间等等。晚清小说《儿女英雄传》是满洲镶红旗费莫氏文康，描写康雍盛世满八旗人故事，《施公案》写清康熙年间官员施世纶，且在《序》中说：“采其实事数十条，表而出之，使天下后世知施公之为人，且使为官者知以施公为法也”^［。[4]］2

而返回上文的问题，正是武侠小说的这种幻想性，决定了它要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经历艰难抉择。

如前文所述，武侠小说是叙述的幻想艺术。作者从各种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与真实世界（Real world）的关联中选择了一种，组成被叙述的属于“武侠”的幻想世界。而他的选择必然卷入因果-伦理解释，尤其当武侠小说在社会下层青年民众中成为阅读潮流时，更可以通过对武侠的意义解释来推动历史。

中国的侠客叙述进入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转变为以幻想为本质的武侠小说。这种转变与二十世纪文化的元语言“动制分途”密切相关。

韩云波在《“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中就曾涉及武侠小说发展的“动力机制”：“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取得重大成就的内部动力机制，我称之为“反武侠”，它以不断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构成了对武侠核心元素社会功能与人文意义的不断调整，以新的武侠人文内涵与向着现代性靠近的形式因素，共同构成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7]］18文章重在讨论武侠小说在中国二十世纪取得重大成就的“内部”动力机制——人文内涵与形式上不断向“现代性”靠拢的“反武侠”运动。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性”体现为两种潮流:一种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所表现出的政治、经济等层面的“理性化”过程；一种是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反叛的美学经验与理想。二者共同构建现代文化，而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动。那么，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取得重大成就，何以取决于其向“现代性”的靠拢？这与为什么武侠小说在整个二十世纪命运多舛，其实又属于同一个问题。

相比于欧洲中世纪骑士小说的主流地位，重在幻想中体现暴力权力民间化的武侠小说，它建构的是一个秩序之外的“江湖”世界，以“武”之个体性能力支配他者，以“侠”之社会性能量使他者臣服。可以说，武侠小说更大程度上是在为中国青年男性提供一个幻想世界，叙述中的性别立场明确，锚定的意图受众清晰，这从绝大多数武侠小说的书名以及作者的笔名也可窥见一斑。更进一步说，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培养了自己的读者群，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自我想象性抚慰。同时，这个专为男性打造的幻想文学，它的想象力具有文化的观察力，其言说方式也在提供一个“中国式”的侠客不断寻觅与确定命名的过程，它在组合成一系列武侠形象时，也就意味着意识形态沾染的开始。

	现代化	武侠小说
1	注重物质	标举精神
2	信赖科技	依靠神功
3	发展热兵器	坚守冷兵器
4	推举集团与阶级	任个人
5	形成政党	只需私人社团
6	推行儒家的内圣外王	实行民间正义
7	重在法律约束下的成功	可以佛道超越
8	重视效率	讲究人际公正
9	解决现实问题	天马行空的幻想
10	实现“前进”需求	满足社会下层的“反动”（即逆现代化动力性潮流）需要

 

诚如赵毅衡在其《从金庸小说找中国人的民族共识》一文中，以金庸武侠小说解析出中国人三大“民族共识”：“以不为为至境，因此取得任何成就的最佳途径，是不存机心，不切切于功利；以容忍为善择，因此任何道德标准都不是绝对的，只有礼让息争是永远的善；以适度为标准，因此任何思想不宜执着过分，唯有圆融守中，才不会堕入恶行。”^［[9]^］157无论是“不为”“容忍”，还是“适度”，都旨归于超越无须追求，反而是“退一步”才能取得的事。尽管“江湖世界”里编织的还是重返等级秩序的阶梯，却更渲染种种逃避，显示出这是一种“被动的确认”。幸福就是从庙堂退到江湖，再从江湖退到江湖之外，过简单的生活。“退”而得超度的世俗结果，是将所有平庸的人都解放出来，因为他们正享受着这种“自觉”的幸福。

在二十世纪整个大文化氛围中，“现代化”元语言要做的是“急起直追”式符号推动作用，而“精武救国”式武侠元语言在做的恰恰是在退守与牵制，这使得满足幻想的武侠小说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现代化”要求形成强烈的“动制分途”。而这种“动制分途”，正是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发展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

通观二十世纪武侠小说批评史，从1930-40年代急欲“现代化”的精英知识分子对武侠小说进行猛烈抨击，到1950-70年代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反倒在工业文明发达的港台地区的蓬勃发展，1990年代经济起飞之后，大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现代化，主流文化开始接纳武侠小说，无不与武侠小说“退守”式元语言对现代化“进取”式元语言的“反动”有关。

自1930年代文化精英对武侠小说的批评开始，精英意识以及与“现代化”相关的一系列关键词，就总是隐现于各种现象演绎与理论归纳之中。1931年，瞿秋白在《吉诃德的时代》中指出“中国还在吉诃德的时代”、“中国人的脑筋里是剑仙在统治着”，并认为这由“武侠小说连环图画满天飞”所致^{［[10]］376-377}；为了创造普洛的革命的大众文艺，又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指出“当前的斗争任务是：反对武侠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因为当时豪绅资产阶级的“大众文艺”之中，武侠剑仙的迷梦使人们于幻想中忘却了现实斗争，消磨了反抗意志，不利于阶级斗争和抗日局势的发展^{［[11]］473}；1932年，更借批评茅盾小说《三人行》中做着虚幻可笑侠客梦的没落贵族子弟，指出在当时的中国“的确有些妨碍着群众的阶级的动员和斗争，在群众之中散布一些等待主义——等待英雄好汉。这是应当暴露的”^{［[12]］449}。

同样，1932年郑振铎的《论武侠小说》，认为武侠小说的流行“这种现象实在不是小事件。大一点说，关系我们民族的运命；近一点说，关系无量数第二代青年们的思想的轨辙。因为这两种东西的流行，乃充分的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更充分的足以麻醉了无数的最可爱的青年们的头脑”，“于是在他们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以此“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以此呼吁：“我们正需要着一次真实的彻底的启蒙运动呢！而扫荡了一切倒流的谬误的武侠思想便是这个新的启蒙运动所要第一件努力的事”^{［[13]］333-337}。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一文再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1930年代的武侠热，将其定性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批判和否定武侠小说和由其改编拍成的武侠影片的“非科学的神怪的武技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定命论”，认为是小市民的“迷魂汤”，使其“从书页上和银幕上得到了‘过屠门而大嚼’的满足”^{［[14]］368-369}。

这一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对武侠小说的批评，可归结于“非科学”、“无希望的反抗”、“等待主义”等等显见的关键词，立意于倡导与此相对的、符合启蒙、行动与现实的新文艺。尤其是瞿秋白倡导的以斗争“武侠主义”为基础的“普罗大众文艺”，对武侠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如严家炎所言：“1949年后，这种‘革命的见解’更借全国政权力量付诸实行，武侠小说便难免遭禁或变相遭禁的命运”^［[15]］19。1955年7月27日发布的《人民日报》社论《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旗帜鲜明地要求：“凡渲染荒淫生活的色情图书和宣扬寻仙修道、飞剑吐气、采阴补阳、宗派仇杀的荒诞武侠图书，应予收换，即以新书与之调换。”并且认为“这类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事实上已经起了并正在起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第五纵队’的作用。在我们全国人民正在从事紧张而严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允许它们继续散布毒素的”^{［[16]］125-126}。自此至197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这套与“现代化”要求格格不入的武侠元语言销声匿迹，自上而下都沉浸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亦即“现代化”的热望之中。

1994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发表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指称金庸武侠小说“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17]］213}。自此，对武侠小说的全面“翻牌”正式开始，其中包括对1930年代武侠小说批评的反思，如韩云波认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走过的历程，从改良主题到浪漫情怀到人性关切，经历了从经世致用的古典经学传统向着浪漫传奇的古典审美传统回归，又进一步向着心灵辩证法的近代文学传统转变，并在这中间有了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开始具备现代性的萌芽”，不能“简单地以‘封建小市民’来否认其价值”，以免“陷入另一种偏激”^{［[18]］82-86}，汤哲声虽然认可“在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背景下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心态中，市民小说代表着陈旧、落后和僵化，被新文学作家所指责也就理所当然”，但认为新文学家的某些批评“缺少客观分析的态度，根本所在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缺少科学的认识”^{［[19]］118-132}等等。

与此同时，坚持精英立场的反对者亦同场存在。一向对武侠小说持否定态度的袁良骏即认为民国武侠小说是“一股文学逆流”，“让五四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旧武侠、旧言情小说’比翼双飞，纯粹是异想天开，也是对五四新文学极大的亵渎”^［[20]］32，更有学者提出：武侠小说“是一个幻想的武侠独有的自由的与暴力的世界”，“幻想以个人或团伙的暴力方式与社会、国家、民族和群众对立起来，蔑视和否定现代文明，错误地指出一条抗争的歧途，反映了现代中国人尚缺乏现代意识而沉溺于荒唐怪诞的梦幻之中”，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思想的普及”将武侠小说“扫除干净”^{［[21]］127-133}，足见其已认识到武侠小说的幻想本质，并且明确指认武侠小说之幻想，是对“现代文明”的反动。

综上所述，自1930年代开始的、对武侠小说的文化属性-社会功能批评，由此延伸至上世纪末，或关于武侠小说“雅俗”问题的讨论，或基于“雅俗”立场上对武侠小说的热捧与批判，究其根底，始终是武侠与“现代化”这两套元语言的“动制分途”所致。

解析出武侠小说与二十世纪“现代化”要求的“动制分途”，关于武侠小说百年来变动的许多复杂讨论，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为市井细民写心”的幻想文学——武侠小说，提供对现代化的悖离式语言，这个悖离从幻想性的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发生时就开始了，只是一百多年来，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学界始终漠视这种悖离的历史意义以及对立双方互相的角色平衡。而2006年陶东风批判从武侠小说发展而来的玄幻小说为“装神弄鬼”，或许正在对此提出警醒。该文深究玄幻小说流行的文化原因为：“以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为内核的一种想像力的畸形发挥，是人类的创造能量在现实中不可能得到实现、同时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的情况下的一种疯疯癫癫状态。……在一个现实溃烂，未来渺茫的时代，在人们因为长期失望而干脆不抱希望的时代，在一个因为价值世界长期颠倒以至于人们干脆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彻底丧失了价值缺失的痛苦的时代，犬儒主义就会以一种装神弄鬼的方式表现出来。让我们严肃地思考一下吧：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时代么?”^［[22]］11这个关于已经进入什么样的时代的提问，或许是我们都无法逃避的问题：作为一种边缘文类、与“现代化”元语言相悖离的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经坎坷乃至在90年代的升温至文学经典，是否昭示中国叙述艺术的越来越脱离现实与幻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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