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符号权力：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另一种解读
作者：朱国华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量：7786 2009-08-27 18:01:34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引入布迪厄符号权力的概念，从分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入手，重新讨论了中唐古文运动兴衰的原因。作者认为，作为一种不自觉的策略，古文运动的初衷是借助于对文学的重新命名，来实现山东士族特有的符号资本即经术节义，并进而谋求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但由于诗赋取士制度的影响，当古文运动获得得到体制保证的形式上的符号权力时，它却失去了它原有的符号资本，从而最终导致了它的夭折。直到权力场的阶级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宋代，中唐古文运动所追求的符号权力才伴随着科举考试的重大变革而得以实现。
关键词： 古文运动/符号权力/山东士族/诗赋取士
一
陈寅恪先生曾经在一篇著名文章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 [2] [3] [4] [5] 另一种观点则侧重于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考察古文运动。这就是说，一方面，文人们“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6] [7] [8] [9] 不可否认，上述两种流行的观点，无论是从文章的内容与时代背景的关系着眼的第一种观点，还是从文学自身形式的视角出发的第二种观点，在论证古文运动之成为可能的问题上均能言之成理，都有片面的真理，都构成了古文运动的原因的一部分，但却主要是外部原因。我们认为，要解开这一问题的症结，不能把古文运动仅仅理解为一场文学运动甚至思想文化运动，而且必须要把它理解为一场旨在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为什么必须把古文运动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古代世界作为帕森斯所说的“分化”（differentiation）之前的社会，作为诸社会子系统尚未充分获得独立性的混沌未分、块然一体的存在，其本质毫无掩饰地与对权力的追逐联系在一起。翻开任何国家的任何一部古代历史著作，其主要内容为政治史、军事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说到符号权力，这里就要提到布迪厄的有关权力场的理论了。布迪厄把整个社会世界解释为诸多场（例如经济场、文化场、政治场等）的集合。而一切场无非是权力场的表现形式。所谓权力场，“是一个包含许多力量的领域，受各种权力形式或不同资本类型之间诸力量的现存均衡结构的决定。同时，它也是一个存在许多争斗的领域，各种不同权力形式的拥有者之间对权力的争斗都发生在这里。”[10] [11] [12] [13] 二
在布迪厄那里，文化资本包含三种状态：一是具体的状态，即与人的精神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某种习性、修养，或得到承认的文化知识、文化能力方面的权威。二是客观化状态。例如对名画、古籍或古玩的拥有。三是体制化状态。例如得到官方承认的文凭证书或学术资格。[14] 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从早期的萧颖士、李华、梁肃、独孤及，到鼎盛期的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等，突出强调的是为文必须以六经为旨归，以传达圣人之道为目的。像“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然而，必须指出，中唐古文运动与布迪厄所研究的十九世纪法国所形成的文学场其性质是背道而驰的。文学场自律的标志是置身于文学场中的文学家只遵守文学场自身的逻辑，“为艺术而艺术”，而拒绝听命于政治权力、道德使命或经济利益的召唤。而中唐古文运动的目的却不是使文学获得独立性，恰恰相反，其目的是通过将自己降格为载道的工具，同时也就是将自己升格为国家官方话语的工具，而使自己获得符号权力，并以此重新组织或塑造当时社会的感觉和知觉。这看上去的确令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韩愈们采取了一种似乎是南辕北辙的策略：他们以贬低文学的审美维度来捍卫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的合法性。我们或许应该问一句：他们为什么采用这种几乎可以说是文学自杀的方式来谋求文学的符号权力？假如我们致力于分析韩愈们的古文运动之所以发生的政治的或社会的条件，这一切也许就会昭然若揭。
讨论唐代的政治史，我们必须要回顾陈寅恪先生的有关论述。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立国之初，奉行“关中本位政策”，统治集团大抵上出自于关陇集团。武则天掌权以后，由于她出身不在关陇集团以内，为了排斥李唐势力，培植自己的力量，于是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其结果导致山东士族以及南方士人得以进入统治集团。[25] [26] [27] [28] 那么，他们所特有的的文化资本或家族习性是什么？陈寅恪先生说：“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东汉学术之中心在京师之太学，学术与政治之关锁则为经学，盖以通经义、励名节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中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治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29] 三
但话语霸权或符号权力怎么会转变成政治权力呢？哈贝马斯说：“话语并不具有统治功能。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30] [31] 考察唐代社会网络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科举制。通过座主和门生的关系，通过同科或同年进士的关系，通过相同或相似的家族背景的联系，那些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资本和文化习性的人被吸引到一起来，从而形成群体。古文运动的参与者正是这样一个组织结构不很严密的文学集团。除了像柳冕这样的少数例外，大多数古文家们十分注意培植自己的社会网络。即以主要活动于安史之乱期间的第一代古文家而论，如李华、萧颖士、贾至、独孤及等人，他们声气相合，彼此赞誉，是一个具有牢固友谊基础的文学集团。李华和萧颖士是元结族兄元德秀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和贾至同时在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擢第，贾至是他们共同的文友（萧颖士未成名前曾经跟随贾至的父亲贾曾、韦述等人交游）。李华和独孤及的关系可称为亦师亦友。第二代、第三代古文家的情形大抵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古文家们还十分注意扩大再生产这一社会资本。一种方式是将他们共享的观念传授给他们自己的子弟，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古文家族，例如在唐德宗时期崭露头角的第二代的古文家中，萧存是萧颖士的儿子，李舟的父亲李岑和崔?甫的父亲崔沔均是萧颖士等人的朋友，崔沔的文章还得到过李华的极高评价，可以算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韩愈的哥哥韩会在当时也是一位知名作家，他与萧存为友，而韩愈从小就得到过萧存的指点。其二，也是后来更普遍采用的策略，是广泛的招收门徒，以图扩大影响，营造声势。贾至鼓吹国家应当大规模复兴学校教育，而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人都好为人师。韩会从小游学于李、萧之门，第二代古文家的中心人物梁肃是独孤及最著名的弟子。梁肃最著名的学生就是古文运动鼎盛期的核心人物韩愈。至于韩愈大张旗鼓地以老师自命，唯恐别人不知，作文《师说》以求广告效应，收罗学生名气之大、声势之壮，以至世人有“韩门弟子”一说。第三代古文家中，皇甫??、李翱、李汉、孙樵、樊宗师等人皆是他的高足。
古文家们纠集一批同道，在文化场上兴风作浪，指点江山，其文学群体作为社会资本，即作为能够影响众人的资源究竟存在在哪里？尽管古文家们以孔孟之道的传人自居，他们也许在主观上更在乎的是将山东士族特有的文化资本（即以经术和节义自许）转换成符号权力，但世人却仍然把他们当作文人来看。换句话说，他们宣讲的弘扬六经云云在世人看来并不重要，但是，他们作为朝野闻名的文学集团可就太重要了。如上所述，唐代科举以进士为贵，“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极人臣，不由进士，终不为美，以致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32] [33] [34] 事实上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和赞助者假如自己尚未位极人臣，至少往往与最上层的统治阶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贾至是权臣元载的密友，[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更不必说，在这里，现代人认为与利益无关的文学，与古代社会最大的现实利益即仕途建立起了一种最直接的联系。由此可见，由古文家所组成的多少有些松散的文学集团，之所以有可能拥有社会资本，其秘密就在这里。程千帆先生指出并论证了他们的具体策略：“第一是古文作家应举时，虽然遵照功令，必须以时文——甲赋、律诗应试，却往往以古文行卷。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达到既取得了功名，又推行了古文的目的。第二是当他们登第为官以后，逐渐上升为当世显人时，便又凭借其社会地位来鼓励后进之士也走他们的道路，并且利用回答后进之士向他们行卷以请求提拔和教益的机会，大力宣传自己的那一套文学主张。”[45] [46] 四
这样，我们也许可以由此探讨唐代古文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了。古文运动家们原本有两副面具：其一为道学家，其二为文学家。[47] [48] 假如我们将古文运动内部的发展和变化（主要是道学家和文学家面具比重的消长和变异）与唐代政治史（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变化和科举考试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这一点或许可以得到更有力的论证。让我们首先考察古文运动参与者们文学主张的变化。第一代古文家及其赞助者在道学和文学方面，他们是由前者走向后者，即由宗经征圣、重建道德秩序而走向文学上的复古。萧颖士说：“经术之外，略不婴心。”[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这三代古文家的文学观出现了由重道轻文，发展到文道并重，终至于重文而不轻道的微妙变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变化呢？考察一下唐代政治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与唐代特别是中唐以降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制度的逐步深化实际上是同步发生的。唐初对以诗赋取士并非毫无保留。《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于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但到了贾至的时代，情况就大有不同了。当他们提出要废除只知道“颂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的进士科时，就遭到了反对。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在此后虽然还有一些争论，但在公元八世纪中叶左右稳定下来，形成定制。第一代古文家活跃的时代正是这一制度初步定型的时代。他们虽然大多是科举考试的受益者，但他们秉承的文化习性，作为一种惯性力量，决定了他们对这一具有重文轻道倾向的考试内容的不信任。贾至的父兄皆为知名大臣。这几个人当中，除了贾至外，大抵属于没落贵族，[66] [67] [68] [69] [70] [71] 五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6页。
[2]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3] 刘禹锡《董氏武陵集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8页。
[4] 见王通《文中子》“天地篇”、“事君篇”，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5] 《新唐书·选举志》载：“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卷四十四，1987年版，第1166页。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中篇，1997年版。
[6] 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魏征等：《隋书》，卷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44页。
[7]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8]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2页。
[9] 即以他本人而论，与他过从甚密的裴度、张籍批评他“以文为戏”，喜好“驳杂无实之说”（见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八，第2419页；张籍《上韩昌黎书》，《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5页）。韩愈本人也抱怨自己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之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尔”（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韩愈在当时只不过是比较出风头的文人之一，并没有到独步文坛的地步。钱基博先生说：“……而与愈并世，文章有名者，则有裴相、段文昌、权德舆、元稹、刘禹锡之流，上承燕、许，力摹汉京，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单字复谊，杂厕相间，其势不如愈雄。而好整以暇，别饶风致。故知愈在当日，未能俯视群流也”（钱基博：《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页）。
[10]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285页。
[11] 参见Bourdieu，P．，In Other Words ，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0，p．137．
[12] “策略”一词使用的是布迪厄的意义：“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好的追求；这些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遵从，对连贯一致且能在社会中被理解的模式的形塑，哪怕他们并未遵循有意识的目标。”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27页。
[13] 但我们必须指出本文与布迪厄的区别。布迪厄主要的个案研究是诸场已获得自主性的现代语境下展开的，他认为诸场虽然看上去遵守诸场自身的逻辑，但其实却无法摆脱经济资本的约束。例如十九世纪法国形成了文学场，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张扬“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拒绝大众化写作，表面上好像超越于经济利益之上，但其实他们的精英写作却会给他们带来比之商业写作远为可观的符号利润。参见 Bourdieu ， P ．，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 （ ed ）， Johnson ， R ．，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 1993 ， pp ． 192-211 ．我们所谈论的韩愈及其古文运动其语境是诸场尚未获得独立性的分化前的社会，因而其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虽然十分重要，但至少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资本在操作层面上，一般说来依附于政治资本，因为后者可能拥有垄断性合法暴力。
[14] 关于对文化资本的详尽阐释，可参见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201页。
[15] 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全唐文》，卷三百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3页。
[16] 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全唐文》，卷五百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9页。
[17]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18]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9]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20] 例如挚虞说：“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文章流别论》，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这里的“质”似乎就与和“文”相对的某种质朴、简约甚至粗鄙、简陋的风格或性质相关。但在文质区隔中，更耐人寻味的是，“质”的涵义常常指与形式相对的内容。尽管六朝的文论家们都似乎众口一词的重复孔夫子“文质彬彬”的套话，如陆机说“碑披文以相质”（《文赋》，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沈约赞扬三曹“以情纬文，以文披质”（ 沈约：《宋书》，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78页），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一章专门讨论文质并茂的道理，但其具体意义是不同的。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文学的本质毕竟是从形式上决定的，所谓“事出于沈思，义归乎藻翰”（萧统编《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沈约等人强调文质统一只不过是使自己的观点显得有弹性，这样谈“五色相宣、八音协畅”之类的时候也不会被人指责违背圣人的教导；而刘勰在当时提出“文附于质”的观点，是反潮流的，意在纠偏。无论如何，在这样的争论中，“文”在形式上的规定性得到了强化。
[21] 有关这一点，不妨举吕温的文章《人文化成论》为例。吕温开头说：“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讽其言盖有之矣。未有明其义者也。”正如下面将要提到的陈若水先生所评论的，吕温对“文”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吕温指出，“章句翰墨”等等，其实乃是“名数末流”、“雕虫小技”，与圣人所说的“文”是完全不同的。见《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9页。
[22] 李兆洛《骈体文抄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页。
[23]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24] 参见Bourdieu，P．，The Rules of Art ，
[25]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7、48页。
[26] 台湾《中国文史研究通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史研究所印行，第九卷，第一期，第31页。下文中对古文家们家族背景的确定，以及将古文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其按照一定比例的主要成员的组成）的依据，基本上参照了陈若水先生的观点，兹不一一注出。
[27] Bourdieu，P．，The Rules of Art ，
[28] 我们将山东士族说成是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但这其实是一个为了行文的方便而不得已的相当笼统的说法。下文我们将谈到，中唐古文家们并不清一色全都出身于山东士族，因此不能把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说成是山东士族特有的文化资本的一丝不走样的体现。具体到中唐古文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我们可能会发现，每个阶段的古文家们的社会出身以及他们所提倡的观点都有一些决非无关宏旨的微妙差异。
[29]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71页。
[30]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31] 布迪厄说的“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不管这种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的。”见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162页。参见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32]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33] 见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93页。
[34] 郑樵：《通志略》，《选举略第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505页。
[35] 见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99页。
[36] 见刘?d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02页。
[37] 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94页。
[38] 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67-4668页。
[39] 洪迈说：“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之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洪迈：《容斋随笔》，“韩文公荐士”条，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53页）。
[40]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76页。
[4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69页。剑桥大学的麦大维教授认为：“萧颖士的学生在科举考试中大获成功，肯定与此有关。”见倪豪士编选，黄宝华等译，《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萧颖士的学生、后来考取进士的刘太真曾经在一篇干谒文章中打出老师的旗号。显然，萧颖士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见《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7页。
[42] 见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201页。
[43] 张清华：《韩学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上册，1998年版，第216页。
[44] 韩愈热衷于为人师表，而柳宗元却对别人称他为师退避三舍，这里面或许有一些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肯定与他们社会地位的差异有关。柳宗元作为王叔文一党，永不叙用，在政治上已被判死刑，其社会资本的力量远远不足以让他像韩愈那样扬眉吐气的广受门徒。钱大昕在一篇推辞做别人老师的信中把这一点和盘托出：“仆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为足下师，而势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仆以纳交一二巨公，俾少为援手，则仆之??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见钱大昕：《钱大昕全集》，第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阎若璩说：“明之士夫积习，师弟重于父子，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于座主者未之有也。”引自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22页。
[45]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页。
[46]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47] 有意思的是，他们对文学与道学的某种程度的对立，也是有自觉意识的。李华曾经在为萧颖士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将“以德行著于时”的元德秀和“以文学著于时”的萧颖士相提并论。见《全唐文》，卷三百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3页。李观在《报弟兑书》中说：“明经世传，不可堕也；文贵天成，不可强高也。二事并良，苟一可立，汝择处焉。”见《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8页。
[48] 即使喜爱经术的唐文宗，尽管知道进士科的弊病，但仍然坚持这一制度。以父荫做到尚书右仆射的郑覃，文章写得比较稀松平常，有一次不免有些负气地对唐文宗说：“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不料唐文宗却回答说：“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见刘?d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91页。
[49]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三百二十三，1993年版，第1449页。
[50] 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三百十五，1993年版，第1413页。萧颖士也说过：“魏晋以来，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
[51] 刘?d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30页。
[52] 《全唐文》，卷三百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0页。
[53] 见梁肃《祭独孤常州文》，《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9页。
[54] 见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卷五百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9页。
[55]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五百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9页。
[56] 分别见《全唐文》，卷四百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5页；卷四百四十三，第2001页；卷五百二十三，第2356页。这里的“文”字兼含“文化”和“文章”的意义。
[57]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答陈生书》，第176页。
[58]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送陈秀才彤序》，第260页。
[59]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答侯继书》，第164页。
[60]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上兵部李侍郎书》，第143页。
[61] 李翱，《答朱载言书》，《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0页。
[62] 皇甫??，《答李生第二书》，《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1页。
[6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64] 有学人很正确地指出：“后世一些道学家对韩愈大为不满，指责他‘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是把道德与文章‘倒学了’，正反证了韩愈对‘文’的重视程度。”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368页。
[65] 特别是“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一段话。郭绍虞先生认为柳宗元比韩愈更重文。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66] 他们基本上出身于非常显赫的家族。其中，萧颖士是梁朝皇族的后裔，独孤及来自于最著名之一的代北虏姓。李华属于山东士族的望族赵郡李氏。
[67] 还有一种情况是， 有些世族大姓认识到政治资本远不如文化资本更能够持久地保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都让自己的子弟折节读书。例如元结是后魏皇室的后裔，曾祖曾经是唐太宗时的功臣。祖父元亨常说：“我承王公余烈，鹰犬声乐是习，吾当以儒学易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81页。
[68] 梁肃属于关陇集团的陇西望族，萧存是萧颖士的儿子，但在其他人中，山东士族占据很大比例：例如李翰属于李华一族的赵郡李氏，李舟出身于陇西李氏，崔?甫和崔元翰均来自于博陵崔氏。
[69] 独孤及之所以与他们的观点一致，一个原因是因为独孤及比萧颖士小 16 岁，比李华约小 10 岁，比贾至约小 8 岁，科举考试对他的影响可能比对上述那些人更深。
[70] 韩愈的文化习性反映在他的一生行状中，更多的像一个浮薄的文人，而不像一个以气节德行而自矜的老派山东士族成员。朱熹对门人谈到韩愈时说：“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朱子语类》）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说：“韩文公却知道吾儒之道至是，然识力都用在文章内，至于反躬实践工夫尚欠，故一见大颠便服。平生好诙谐，喜食肉，善睡。……至于一经蹉跌，便恐惧忧苦。终日要归田，而卒于仕宦。不能寂寞，以禅观之，浑身俗骨。”李光地：《榕村语录》，续编卷五，中华书局，1992年版。
[7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383页。
[72]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7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
[74] 郑樵：《通志略·氏族略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例如宋学从草创期到繁荣期的一些名儒，诸如范仲淹、孙复、胡瑗、李觏、欧阳修、邵雍、王安石、张载、二程、三苏等，基本上出身于寒族或社会中下层，由于科举考试而脱颖而出。
[75]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第757页。
[76] 史载：“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事毕，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见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379页。
[77] 中书门下等有关部门认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书，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宋史》卷一百五十五，第 3618 页。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精通经义的胡瑗年轻时屡试不第，但后来礼部得士，其中十之四五却是胡瑗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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