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一个话题，但是避开论争的锋芒，双方对这一现象的论述实际上隐含着某种共识，即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代中国其实有一个适用范围——它是中产阶层大众文化表述自身意识形态属性和实现自身社会政治功能的一种方式。具体来说，提高日常生活质量和对日常生活进行符号化消费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带给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两个重要特征，相应地，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它既改善了、美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关 键 词】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中产阶层/符号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一个话题。在中国最早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是陶东风，他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说，当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美学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这场革命对于传统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最大冲击是消解了审美／文艺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使审美／文艺活动从贵族阶层的生活领域走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其阵地也从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转移到了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美容院、健身房等场所。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荡然无存，任何琐碎的日常生活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在另外一篇文章《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里，陶东风又详细分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背景下产生的“新型文化媒介人”，认为这批主要供职于“文化艺术业、广播电视业、音像业、新闻出版业、信息网络服务业、教育业、文化旅游业、广告业、会展业、咨询业、娱乐业”等文化产业部门和行业的群体成员，正是当代社会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身体力行者，他们不再像19世纪孤独的波西米亚式艺术家那样与市侩社会尖锐对立，而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世俗生活，精心打造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方式，讲究日常生活的质量与品位，并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力量把这种审美的生活方式推向市场，使文化艺术与商品市场愉快地达成了一种暧昧的“合谋”。

    2003年4月和11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分别和《文艺研究》、《文艺争鸣》杂志召开了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相关的研讨会，自此拉开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争论的序幕。在争论双方中，陶东风、金元浦、王德胜等人认为当下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我们的文艺研究也应该突破传统的视野，从以文学文本为主要对象的文学研究转向以广告、影视、网络、时尚、美容、健身、旅游等文化文本为主要对象的文化研究，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深入理解当代社会中新的审美原则。与此相反，童庆炳、鲁枢元等人则对这一“新的美学原则”提出了质疑：鲁枢元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才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而当前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倡导的其实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以艺术之名行商业之实，如果任其自行发展，其结果必将带来资本市场对人类审美活动的全方位侵吞。因此，最好的对策就是在张扬“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同时，也提倡“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世俗生活中守望人类永恒的文学和审美梦想。童庆柄则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中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自古就有，比如“古代中国的仕宦之家，衣美裘，吃美食，盖房子要有后花园，式作之余琴、棋、书、画不离手”就是。而且，今天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绝不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不是“人民大众的美学”，而是“食利者的美学”，所以要对这一现象持批判态度。

    避开论争的锋芒，双方对这一现象的论述实际上隐含着某种共识，即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代中国其实有一个适用范围：否定论者之所以要批判这一现象，是因为它只属于“百分之一”的高收入者，如果大肆推行之，将不符合我国另外“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城市打工者等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情况。肯定论者如陶东风，也同样申明他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主要是发生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一种文化现象，并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所以他才把“新型文化媒介人”作为自己的主要考察对象，并且不主张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绝对的价值判断。

    赵勇在《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一文中给“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地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如果这是一个全称判断，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审美化了？”[1]很显然，要想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我们首先应该对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清理和鉴定。

    在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于1988年4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上讲演时明确提出的。他依据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认为当今西方社会中“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急速的增长”[2](P31)，其结果是“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2](P98)。在这个仿真世界中，艺术不再是孤立的存在领域，而是与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越来越多庸常的日常生活事物戴上了艺术和审美的面具。

    费瑟斯通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指“那些艺术的亚文化”，如“一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2](P95)。它们一方面直接挑战艺术作品，渴望击碎笼罩在艺术头上的神圣光环，并对艺术作品在博物馆与学术界中受人尊重的地位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则认为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也可以是任何事物，包括那些从不被列入博物馆的、偶然性的表演或事件，包括身体以及其他任何可感物体，包括大众文化中的琐碎之物和下贱的消费商品等，都可以闪烁出艺术的光芒，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没有界限。其次，是指“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这种观念“既关注审美消费的生活，又关注如何把生活融入到（以及把生活塑造为）艺术与知识反文化的审美愉悦之整体中的双重性”，它是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对新品味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等消费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例子，是福柯在赞同波德莱尔现代性观念时提到的现代人的典型形象，即“花花公子，他把自己的身体，把他的行为，把他的感觉与激情，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的作品”[2](P96-98)。第三，“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2](P98)。在当代消费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现实日益按照传媒的方式被构造、陈述和感知。比如电视对海湾战争的报道，更多的是一种仿真技术的运用，而非对牺牲者真实情况的播映。传统意义上的“眼见为实”被搁置，现实走上了非现实化的道路。而人们对“现实”的需求也越来越少，只要物品、事件的仿真意义得到实现，消费者就已心满意足——同样的例子中，观众的注意力在于对海湾战争报道的“观看”，而不是对海湾战争真实情况的了解。推而广之，消费社会中商品的“记号价值”已经取代了原初的“使用价值”，“我们对商品的享用，只是部分地与其物质消费有关，关键的还是人们将其用作一种标签”[2](P25)，消费其抽象的象征意义。

    由是观之，“日常生活审美化”主要是指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的纯艺术、文学范围，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大众一方面可以在任何一个日常生活空间（如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进行审美活动，另一方面也积极主动地包装自己的日常生活，使之成为一种审美艺术。它的兴起与当代消费社会紧密相关：进入消费社会以后，人们关注的重心从非日常生活性的“生产”转向日常生活性的“消费”，主体取得身份地位的因素除了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外，又添加了所消费的符号资本，这就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更准确地说，当代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审美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心态——对很多无力承担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说，追求名牌、夸耀性消费也已经成为一种隐性心理。

    结合中国的社会现状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更多地体现在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中——一些学者称之为“新型小资产阶级情调”。陶东风在分析这一群体时提出，“依据布迪厄的研究，由于没有大资产阶级的那种地位、资本以及相应的习性，比如自信（这种自信有时表现为率性而为、不拘小节），新型小资产阶级特别关注并谨慎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消费方式，尤其是身体的装饰、监测、管理与控制。与资产阶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安静与自信相反，新型小资产者（新文化媒介人）对他们的身体总是感到拘束不安，总是有意识地反复检点，观察与校正自己”[3]。同样，“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反对者也认为，与大多数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相比，这个群体对日常生活质量与品位的讲究、对审美化生活方式的追求，是以不低于中产阶级的经济资本为基础的，如果过于沉迷其中，我们将会逐渐远离底层与真实的苦难——其实，拨开争论的迷雾，学术界对“谁的审美日常生活化”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即认为这是属于当代中国社会中新兴的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方式或生活方式。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笔者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是当代消费社会中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是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话语表述，深入解读“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及社会政治功能。

    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与审美提升

    “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兴起首先根源于人们对日常生活①本体性地位的强调和重视：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理性思维的指导下高速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全面异化。面对这一逐渐蔓延开来的人类生存危机，西方哲学家开始对传统的理性思维进行反思，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回到现实生活世界，用鲜活的日常生活批判取代片面抽象的形而上学思考——向现实日常生活世界回归，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转向。

    从哲学渊源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个体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时已经提出了“现实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个体的物质生活之所以如此重要，首先是因为人类得以存在的第一个生产就是物质生产，是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P79)其次，对于“人是什么”的界定，也必须和个体的物质生产方式即他们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P67-68)由此可知，正是个体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决定了他的生命状态，“人”是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一步步生成的。而且，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活动，也都建立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P32)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61)。在他看来，传统哲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解释现存世界当成了自己的主旨，从而斤斤计较于各种抽象的理论思辨，忽略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本身。哲学要达到“改变世界”的真正目的，首先必须考察现存世界及其历史的第一前提——有生命的感性的人类个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该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4](P67)进一步来说，在所有与自然界的关系中，组成“现实的个人”这一前提的最重要因素“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4](P67)，现实日常生活，由此成为其他非日常生活活动的原初性基础。马克思之后，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列菲伏尔等人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但此阶段的理论家关注“日常生活”的根本目的多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与对抗资本主义异化、挽救欧洲科学危机、实现总体人性等形而上层面的任务相比，“日常生活”仍然处于稍次一级的地位。一直到了消费社会，“日常生活”才获得了更充分的本体性地位：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里说：“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是几乎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6](P1-2)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阶段——即“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出现，使社会学家从传统的“生产”视角转向了“消费”：人们一般习惯于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经济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如托夫勒把社会历史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社会，把农业革命称为第一次浪潮，工业革命称为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科技革命称为第三次浪潮；贝尔把社会历史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宣称“我的重点在于技术的影响……‘后工业的’概念与‘前工业的’和‘工业的’概念是对应的。前工业部门主要是资源采撷的，它的经济以农业、矿业、林业以及天然气或石油等其他资源为基础的。工业部门主要是使用能源和机器技术从事制造商品的。后工业部门从事加工处理，其中电讯和电脑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极其重要”[7](P9)。很明显这些划分都是以“生产”为标准的，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观。然而用“消费社会”来界定当代社会状况的波德里亚却认为，“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是马克思所未曾想到的话，那就是释放、耗费、奉献、挥霍、游戏和象征”[8](P72)。根据他的分析，当代社会与以往社会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生产力、生产方式或生产工具的变化，而在于人们关注的重心和生活的重心均从“生产”转向了“消费”，人们不再为生产中的问题所困扰，而是被以供消费之物紧紧包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9](P1)并且，“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9](P29)，如电影明星身上只穿了一个晚上的奢华连衣裙、早上穿晚上扔的高价内衣，富人们经常更换的名贵手表乃至汽车……正是这些可以称之为“浪费”的消费行为，进一步促进了整体的社会生产。换句话说，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中，不是生产带动消费，而是消费促进生产，整个社会是以消费为轴心来进行运转的。

    如果说在“生产”唱主角的以往社会里人们更注重由工作、信仰等内容组成的“非日常生活”的话，那么在“消费”挑大梁的今天，人们更倾心的则是由休闲时间、个人享乐等内容组成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这一变化的直接产物：当中产阶层通过锻炼、塑身、美容、装饰等各种手段来加强自己对身体的监视和控制时，当他们用各种名牌服饰、洋酒分类、汽车文化、沐浴学问、健身常识、美容指导、旅游参考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时，当他们在《时尚》、《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一系列中产阶层大众文化读物的引导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时，其目的指向显然是个人化和私人化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彼岸世界相比，他们更看重此岸的物质生活，在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主义之下，隐藏着和市民阶层相类似的“日常生活”观念：在市民阶层用烦琐的柴米油盐、人情世故和家长里短来疏远精英启蒙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中产阶层是用巴黎的香水、范思哲的时装、发型的设计和沐浴的学问来进行这一消解活动的。在其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中，精英启蒙和政治权威几乎找不到一个插足的缝隙。

    需要指出的是，中产阶层大众文化所强调的日常生活并不仅仅局限于粗糙的、藏污纳垢的日常生活原生态，而是致力于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意义上的修饰。以“身体观”为例，从美容护肤到健身塑形，从服饰发型到形体仪态，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由外到内地倡导人们关注自己的身体美，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忍受着饥饿（节食）、劳累（锻炼）、疼痛（整形），以换取符合时代标准的身体美。鲍曼在分析美国流行的简•方达健身操现象时说：“简•方达对她提供的东西相当坦率，对她的读者与应该学习的榜样也相当坦率，她说：‘我喜欢这样认为：我的身体的许多部分是我自己的作品，是我自己的血液和内脏，是我的责任。’方达对每个妇女的启示是，把她的身体当成是她自己的所有物、自己的作品（即当成是自己的表现），首要的是当成是她自己的责任。……你应该给予你的躯体以考虑和关注，如果你忽视了这一职责，你将感到内疚和羞愧。你的躯体的不完美，这是你的罪过和耻辱。”[10](P102)虽然不同时代对身体美有不同的看法和标准：代表古希腊人体美规范的维纳斯的体形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个臃肿、粗笨、肥胖的农妇的体形；法国性感影星碧姬•巴铎的体形标志着现代较为传统的人体美观念，即强调三围比例较大的曲线美；而超级名模翠姬则引领着晚近较为时兴的三围比例较小、曲线不太明显的“骨感美”[11](P13)。但在人们孜孜不倦地改变、修饰、美化自己身体的行为中，隐藏着相同的对“时髦的、美的身体”及其所代表的美的日常生活的追求。马克思在论及人与其他物种的区别时已经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P58)到了后现代消费社会，这种“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规则，已经以中产阶层大众文化为先行旗帜、以后现代身体观为鲜明标志，运用到了更加广泛的日常生活中来：不管是推销各种护肤化妆品、服饰发型、沙发音响、厨具壁灯，还是绍介各种爵士乐、人体绘画、艺术电影的知识，其实质显然都是把“日常生活”当成一个需要千锤百炼、仔细打磨的审美对象。通过“日常生活审美化”，曾经作为卑微、琐屑、粗糙的代名词的日常生活突破了非艺术的领域，开始获得自身的审美提升。使日常生活逐渐精致化、完美化，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带给中产阶层大众文化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

    日常生活的符号化特征与差异表征作用

    在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化提升的过程中，中产阶层大众文化倾向于对日常生活进行符号化消费：首先，他们对产品的外观、包装等外在符号标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产品的色彩、图案、造型等传达着产品的格调和档次，应该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其次，他们比较看重消费的空间符号，对中产阶层来说，就餐的地点远比就餐的内容更重要，消费空间中的情调和气氛是消费行为的主要组成部分。再者，中产阶层在消费产品的符号价值时主要是消费其地位象征符号，对他们来说，劳力士手表不仅意味着时间，更是一种财富和品位的象征；时尚的衣着打扮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丰裕，更是在气质、风度、审美上的暗中比拼；在酒吧、咖啡馆里消磨时间不仅意味着闲暇时的娱乐，更是对这种中产阶层别致情调和感觉的追求；打高尔夫、保龄球不仅是为了健身，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对于身处消费社会语境中的中产阶层大众文化来说，这种符号化消费具有独特的差异表征作用。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出，“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人们开始“受到物的包围”[9](P1)。但是这一现代社会中物的“丰盛”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尤其是原始社会里物的丰裕：在这里，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再是其主要功能——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里物的物质性功能已经完全失去意义，而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使用价值退居次位，占据首要地位的是物的符号价值及由这种符号价值所体现出来的人际关系。这里，洗衣机的洗衣功能并没有消失，但它在被当作工具的同时也被用来当作舒适和优越的要素，甚至成为不同阶级和身份的标志——选择不同品牌和功能的洗衣机意味着不同的物质财富和阶级品位。而消费社会中的物品，恰恰是在后一领域中获取意义。

    波德里亚分析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其实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实体的所指和观念的能指共同组成，同时，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其在该系统内和其他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决定的。具体到消费社会中，洗衣机的所指是这个实体本身，其能指则是这个概念背后所蕴涵的一切社会、文化因素。而洗衣机的意义，就在这个社会文化系统内，由这一种洗衣机和那一种洗衣机之间的差异来决定（不同种类的洗衣机代表着不同的经济水平和文化身份）——此时，作为符号的洗衣机完全可以用其他任何物品来代替。很显然，这里是用语言符号的分析过程来分析日常生活中消费物品的文化含义——罗兰•巴尔特正是在此意义上建立了符号学理论，并用它来解读大众文化文本：比如说，衣服可以只具备简单的遮体避寒的物质功能，但它也可以兼作符号，构成意义并传达信息。“一套晚礼服可以意指‘精美’，领结和燕尾服可以意指‘礼节’，牛仔服和运动服是‘随意的穿着’，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一种特定款式的运动衫意味着‘秋天在树林中的一次长时间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散步’”（巴尔特，1967）。

    和巴尔特一样，波德里亚也看到了“当代社会中各种商品化的物在社会中以符号运作而发生的事实”，但不一样的是，“波德里亚比巴尔特更注意到这种当代社会的商品化物体符号运作的社会意义”[13](P573)。也就是说，当巴尔特告诉我们晚礼服和牛仔服分别代表什么文化意义之后，波德里亚又进一步点明这些不同的文化含义在一个社会体系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例如，波德里亚指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9](P48)。当你孜孜以求一支万宝路香烟、一位出自名门的妻子和一辆阿尔法—罗密欧2600斯普林特时，你其实是在向“名士”行列挺进，是在与工人阶级划清界限。从这一角度来说，每一个团体都拥有一套标志自己文化地位和阶级身份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既把“非团体人士”排除在外又给他们提供了进入这一团体的阶梯——消费这些符号或者其复制品。当然，符号的意义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不同团体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差异和社会距离——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拥有上面所列举的三要素，那所谓的“名士”阶层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处在高层的阶级对符号不断进行革新，以恢复被处在下层的阶级不断僭越的社会距离。差异，而非其他元素，才是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目标所在。

    中产阶层大众文化反思

    提高日常生活质量和对日常生活进行符号化消费是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两个重要特征，同时，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成就和缺憾也由这两个特征决定。

    从社会正面影响来看，中产阶层大众文化不仅用自己的方式强调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而且致力于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提升，这种提升在当今中国社会带动了其他社会阶层对高质量日常生活的追求，有利于“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发展和社会整体水平的提高。

    在社会学视野中，中产阶层处在一个社会中间位置：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是通过个人奋斗获得的，现有的社会制度为这种“个人奋斗”提供了基础保障和前景希望，所以中产阶层反对社会动荡，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一特点使中产阶层对社会两极分化的矛盾冲突具有明显的缓和作用，中产阶层群体的扩大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中产阶层的成功多来自于个人的刻苦勤奋、目光敏锐、素质良好和吃苦耐劳，他们既不靠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也不靠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这种品行端正、依靠努力奋斗而成功的专业人士容易成为较低阶层的学习榜样，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趣味也容易成为较低阶层的效仿目标。

    据估计，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比重最多不会超过20%，因此，“中国中产阶层的作为除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消费以外，还具有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14](P20)。从这个角度来说，中产阶层的文化趣味和消费取向对普通百姓的引导十分明显，当前者从生存性必需消费转向发展性、享受性消费时，后者也积极主动地按照这一标准来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努力追随中产阶层引领的时尚潮流。当然，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声望，中产阶层一直处在防止较低阶层效仿的戒备状态，他们不断变动时尚标准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15](P248)。但正是在这种你追我赶的动态发展中，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的消费结构虽然因为人口数量问题还远远达不到国际上的标准水平，但整个结构已经呈现出恩格尔系数稳步下降、非恩格尔系数快速上升的趋势。

    从这一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中国的居民消费将从对数量型满足的追求转向对质量型满足的追求，人们越来越看重日常生活质量和品位的提高，对高水平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整体趋势。这种趋势有利于用富于意味和情趣的精致生活来改造平庸、异化的日常生活，其实质恰好是对列菲伏尔、赫勒所提出的“用日常生活本身的丰富性来消除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理论的一次实践——列菲伏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虽然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日常生活本身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只要能够揭露事实真相，恢复日常生活的有效性，就能消除这种异化。赫勒也提出要从日常生活入手来建造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正面价值体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产阶层大众文化也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群体的“地位恐慌”：这一群体的成员十分看重自己的“中产阶层”身份，为了和更低阶层的个体拉开距离，他们拼命追求能够彰显身份地位的形式因素，如品牌效应、命名策略等：前者带来的是经济资本上的炫耀，后者则带给中产阶层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对“炫耀性消费”的追求，使中产阶层的大众文化消费产生了一些无法根除的负面影响：首先，中产阶层大众文化在否定、颠覆极左时期的政治权威的同时，又不免落入金钱权力关系的窠臼。其次，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日常生活观念有粉饰现实的副作用。在中产阶层所消费的大众文化中，世界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这些文化文本中的消费主体除了消费和物质享受外，几乎接触不到任何可以和“艰难、困苦”挂上关系的事情，也就无法承担对这个社会的整体发展应尽的责任。再者，中产阶层是当今社会中一个标准的“非英雄”群体，他们不关心任何崇高神圣的理想和信仰，只用绝对世俗的物质享受和个体利益来营造自己的现实日常生活，在精神状态上处于一个暧昧的断裂层。因此，中产阶层往往过多地局限于对当下物质消费和生活享受的强调上，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团结感，处在信仰迷失、政治冷漠和文化荒芜的景况中，忠实地扮演着“政治看客”的角色。相应地，中产阶层大众文化是用“消费意识形态”替代了“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当消费者进入由消费系统重新编码的游戏活动时，平等、民主的社会神话并没有发生，相反，消费者在脱离了政治束缚之后，又自动接受了由消费意识提供的标准，并且因为是自动接受而彻底失去反抗性。

    中产阶层大众文化的主要意识形态属性是强调日常生活的本体地位、要求提高日常生活的质量和品位，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它既改善、美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韦尔施曾经提醒我们：“有一条基本的审美法则说，我们的知觉不光需要活力和刺激，同样也需要延宕和宁静的领地，也需要间断。这一法则宣告了当今流行的审美化趋势的失败。全面的审美化会导致它自身的反面。万事万物皆为美，什么东西也不复为美。连续不断的激动导致冷漠。审美化剧变为非审美化。由此观之，恰恰是审美的理性，在呼吁打破审美化的混乱。在甚嚣尘上的审美化当中，留出一些比较悠闲的审美领地，是必要的”[16](P42)。我们必须客观而谨慎地看待这一现象，对它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收稿日期：2006-06-29

    注释：

    ①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可参见卢卡奇、列菲伏尔、赫勒、衣俊卿等人的相关论述。

 

【作者简介】张贞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56）

 

 

【参考文献】      

    [1]　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J].河北学刊，2004,(5).

    [2]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

    [3]　陶东风.新文化媒介人批判[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6).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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