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论文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边缘情境这一概念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独特性展示具有陀思妥耶斯基特色的边缘情境。笔者希望从边缘情境出发对作家的绝唱《卡拉马佐夫兄弟》做尝试性的阐释。假死刑已经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抛入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边缘情境中。作家在边缘情境中思考生命的意义，并且在逼近死亡的最后时刻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凝结在绝唱《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巴赫金说作家总是将自己的主人公置于边沿上的生活，这样，边缘情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主人公共同的生存境遇。

笔者将边缘情境与萨特的境遇剧、绝唱情节、巴赫金的复调性、人的问题等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角并置。这些视角构成一个相互交织的语境，而边缘情境纳入这样的一个语境中以期展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边缘情境的独特内涵。本论文以边缘情境作为一个视域试图展示下面几个方面的研究：

首先，从边缘情境我们来分析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可以看成萨特意义上的生命的境遇剧，许多人的生存境遇叠加构成叠加的境遇剧。

其次，在漂泊无根的生存困境中，复活或者毁灭成为烛照在边缘情境中的人们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可能性；由于边缘情境的特殊性，人是什么的问题在这种情境中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这部小说是通过人物的自我言说和相互评价来展示形象，传统小说中清晰的人物形象在人物语言的折镜的折射之下成为幻影和碎片。

再次，从边缘情境的视角反思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边缘情境是巴赫金所说的小说的复调性得以产生的源始语境。

最后，对伊凡和德米特里两个个案的粗略分析来显现处于边缘情境中人物的两种相逆的诉求。

 

 

死刑体验与边缘情境

 

边缘情境(Grenzensituation)，也译作有限情境，边缘处境。这一概念源自于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由于某种严重的变故，比如亲人死亡、家庭破裂、身患绝症、面临生死关头、精神分裂、犯罪或堕落等，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个人置身于日常的生存秩序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边缘情境”。边缘情境的一个鲜明特征即死神闯入了人的存在。遭遇了假死刑，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抛入了边缘情境之中。假死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心灵创伤，在他此后创作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有关死刑体验的描写。所以，对作家本人的死刑体验与他的作品中的死刑体验描写的展示是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式边缘情境的第一步。

一、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刑体验分析边缘情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与苦难和死亡相伴的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是一个从“死亡的边缘”走回来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卷入拉舍夫斯基的政治风波而被捕，1849年12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而在执行死刑前的一刻，被改判4年苦役，6年兵役。

这次“假死刑”是沙皇为了从精神上折磨这些政治犯而刻意安排的，但是对此全然不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遭遇了等待死神到来的绝望状态到拯救奇迹般出现的过程。在被枪决的过程中等待死神的拜访是毫无希望的状态，同样是最后被杀害，但与人被暴徒杀死相比，人在被暴徒杀死的那刻，依然会留有逃走的希望，可是，在人即将被枪决的时刻连这最后的一点希望也被剥夺了。海德格尔说人是向死而生的。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死亡只是虚化的可能性的存在，然而在死刑犯那里，在等待死刑的场域中，死亡已经成为了确定的点，生命本身的有限性，在这个场域中呈现。当绝望地等待自己注定到来的命运，改判无疑是作为拯救的奇迹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世界中。

这次刻骨铭心的记忆，如影随形般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展现。作为一个从死亡边缘回来的人，在生命将尽时，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获得逼近死亡的体验，和生命是向死而生的顿悟，以及人的内在生命所激发出的对永恒的渴望，都成为他此后创作的动力。

二、小说中死刑描写看边缘情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多处集中描写了死刑体验。下面以《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关描写为例：

“现在顶多只剩下了五分钟可以活着。他说，那五分钟在他像是无穷的期限数不清的财富；他觉得在那五分钟内他度过好几生，此刻还根本谈不上最后的一瞬，所以他还作了若干安排：他估计需要跟同志们告别，为此留出两分钟时间；另外又留出两分钟，准备做最后一次默想；还有一分钟准备最后一次环顾四周。他记得十分清楚，当时安排的正是这样三件事，时间正是这样分配的。他等待就刑时二十七岁，身强力壮；他记得在跟同志们告别时，其中一人提了个不甚相干的问题，甚至还很有兴致听他怎么回答。后来，他跟同志们告别完毕，他留出准备默想的两分钟开始了；他事先知道自己将想些什么。他要尽快、尽可能鲜明地想象，怎么可能这样：他目前存在着，活着，而三分钟以后将成为某个……某人还是某物？到底是某个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一切他打算在那两分钟内想出个名堂来！不远处有座教堂，它那金色的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闪亮。他记得当时十分固执地望着这教堂的屋顶以及从这屋顶反射出来的光辉；他无法移开视线不去看那光华，他觉得这光芒是他新的血肉，三分钟以后他就将通过某种方式与之化为一体……。那新东西将是什么，不知道；它使人感到极其可憎，但它必然会有，而且即将来临——想起来实在可怕。但是他说，彼时对他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念头：‘如果不死该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那将是无穷尽的永恒！而这个永恒将全都属于我！那时我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一丁点儿也不浪费，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他说，这个念头终于变成一股强烈的愤怒，以致他只希望快些被枪决。”[1]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对这一关系做了更为详细的展示。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在他的论辩中讲到了一个死刑犯的体验：

 “我设想他当时的情形有点象一个罪犯被领到断头台上去处死刑：还须走一条长长的街道，而且是一步步地，从成千上万的人群面前走过，以后再折到另一条街，在另一条街的末端才是那个可怕的广场！我总觉得，被判处死刑的人在行刑队伍出发的时候，坐在囚车上面，的确会感到在他的面前还有着无限长的生命。房屋往后倒退，马车一直向前走，——但这不要紧，离开拐上第二条街的转角还远得很，他还在那里精神抖擞地左顾右盼，朝成千上万带着冷酷的好奇心瞧着他的人们看着，还觉得他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现在拐到另一条街上去了。这不要紧，不要紧，还有整整一条街。无论走过多少房屋，他总是想：‘还剩下许多房屋哩。’这样一直到走完为止，一直到广场为止。”[2]

从《白痴》引用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当死神侵入人的世界，生命和生命的意义之间出现巨大的裂痕。在生命的边缘，有两种不同的意识交织呈现在囚犯面对死亡的那刻：面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永生的渴求。对生命的留恋和不可避免的死亡之间的冲突化为绝望，这种绝望和对永恒的渴望之间形成了无法调和的张力。

另外，通过分析上面两例死刑犯具体体验的描写，我们发现，在死囚面对即将到来的死刑时，在时间流逝的体验中有种类似芝诺的飞矢不动悖论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中，瞬间化为永恒。有限的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的片段，穷尽这无数的点需要无限的时间，因此在死亡临近的时刻，死囚体验到了永恒。我们都是历时与共时方式面对世界，历时转变对人意味着生命的流逝，人往往通过幻觉拒绝历时性的转变，将历时做共时性的呈现。这个过程也是时间被空间化的过程。人在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中是通过空间来体验时间。在死囚自己制造的幻觉中，呈现时间流逝的空间，作为空间自身凸显出来，从而拒绝了时间，因此，时间被空间化。无论是历时的共时性呈现还是时间的空间化都是试图摆脱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幻想式的努力。这些努力所呈现的是对永恒的渴望和对拯救的诉求。

 

总之，假死刑是作家遭遇死神的经历，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他的生命一直处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边缘状态。死刑体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伤性体验，是他一生中都无法抹去的阴影，他通过文学的写作试图自我宣泄和治疗这种创伤。他利用他作为虚构世界的创造者这一特权将这个世界中的角色都处于边缘情境之中。我们可以说，边缘情境是经历过假死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以后所创作的小说中人物的共同的生命体验。这正如巴赫金所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怕不会去描写自己的主人公们如何死亡，而是写他们生活中的危机和转折，也就是描写他们处于边沿上的生活。”[3]

这里的“边沿上的生活”就是边缘情境中的生活。“危机”代表的是一种行将毁灭的状态，“转折”则代表的是被拯救的希望。人物也是在毁灭的绝望与拯救的希望两种迥异的体验的夹击中生存在他们的世界之中。

      

 

 

        边缘情境境域性结构分析

 

笔者试图将边缘情境与萨特的境遇剧、绝唱情节、巴赫金的复调性、人的问题视角等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角并置。这些视角可以看做一个相互交织的语境，将边缘情境纳入这样的一个语境中以期展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边缘情境的独特内涵。

 

一、边缘情境中死亡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宗教文化语境之中。宗教所给予人的是人在死后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天堂与地狱。别尔嘉耶夫说：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完全是末日论式的，它只对终极的东西感兴趣，只是面对终点。”[4]

在边缘情境中，死亡是临界之门。死亡的两侧是生与死的不同世界，人死后则又面对地狱与天堂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因此，死亡就成为生存与灭亡，天堂与地狱的分界点。处于边缘情境中的人，面对生与死的抉择，而进一步又是天堂与地狱的不同的判决，当这些抉择以及这些抉择所通往的不同的世界在人的面前展现的时候，死亡的边缘意义便呈现出来，因此，在人的生命世界中，死亡并不是作为生命的终结存在，而是作为拷问之门存在着，也是一种人在生命的途中所必须面对的抉择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边缘情境将在庸常的处境中被遮蔽的临界点呈现出来。

二、在边缘情境中对永恒诉求

如果人死后没有不朽，没有灵魂呢？死亡作为临界之门和拷问之门受到质疑。人的向死而生，人的整个生命意义的建构就是以人死后的审判为基础建立的。如果没有不朽，没有天堂，以死后的审判为基点将人的生命世界支撑起来的意义世界便成为废墟。边缘情境中的人渴望死后的不朽，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摆脱死亡恐惧的幻觉，同时却又无法回答生命本能对死亡的质疑。这样，在面对死亡的拷问的时候，灵魂不朽的渴望和对生命的留恋是他们面对死亡试图摆脱毁灭的恐惧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他们的生命便是一种在对精神或者肉体的永生的渴望和死的绝望间的摆动的状态。

边缘情境是代表拯救的希望和代表堕落的绝望同时出场的场域，这些人物是在天堂和地狱的十字路口徘徊，天堂和地狱并不是作为人物明显的精神历程表现出来，而是作为隐形的抉择压在处于边缘情境中的人物的心头。哈姆雷特“生存或者毁灭”拷问成为他们共同的问题。由于抉择是面对的或者生存或者毁灭抉择，也就是或者天堂或者地狱两种截然相反、具有天壤之别的后果，所以这些人物一直挣扎在边缘的生存状态，抉择的结果一直延宕。生存或者毁灭作为阴影侵入这个场域，并且由于这些人物内心的激烈挣扎，他们内心体验着或者天堂或者地狱的内心不同的精神状态的转换，他们将边缘虚化成为一个与生存与毁灭二元对立不同的另外的一种生存状态即边缘情境。

 

 

三、边缘情境中的绝唱情节

尼采生前反复说《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只是他哲学的前厅，而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尚未写出。在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刻，一个伟大的作家总希望能够留下一部最最伟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之前的许多年间，一直渴望写一部最后的长篇小说，在1870的许多封信中他多次表达了要写最后一部小说的愿望：

“我重申，我不可能保证今年交稿，请您别催我，您会得到一部问心无愧的作品，甚至是好作品。（至少我已把体现这一主题思想作为我未来文学生涯的目标，因为我生活和创作的时间最多也不过六、七年了。）”[5]

他意识到他的生命即将逝去，他便准备这部封笔之作，这部绝唱，因为“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比一切都宝贵。这是我的一个最宝贵的构思，因此我希望能写得很出色。”[6]

绝唱情节本身暗含着在文学艺术世界中实现复活的渴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人将从他所生存过的大地上逝去。为了能够保留与大地的联系，人会利用各种方式来尝试着超越其不可更改的命运，文学和艺术是他们采用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创造一个艺术世界，人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艺术世界之中，利用艺术的诞生而使生命获得重生，这是文学艺术的价值所在。在果戈里的小说《肖像》中对艺术的这种价值做了形象的展示。一个高利贷商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请画家为他画肖像：

“……只要忠实地画出来，他的生命，由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就会保存在这幅肖像里；因此他就不会完全死掉；他一定得继续活在这个世上。”[7]

当画家画完眼睛的时刻，突然发现那双眼睛活了：

“这是真正的生命，就是在肖像的原型中已经停止了的那个生命，借着某种神秘的魔法转移到这个拷贝上。”[8]

 

同样，陀斯妥耶夫斯基意识到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为了使自己的生命依然残存在曾经生存过的大地上，在创作最后一部小说时，他也会进行类似商人的尝试。虽然《卡拉马佐夫兄弟》因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逝去而只完成了上部，但在果戈理的故事中那幅只完成一半的肖像上面却有一双具有生命的眼睛，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是通过神秘的魔法将自己的生命转移到小说世界之中？所以我们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便从各个小说虚构的世界中去破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的有关生命的大谜。

 

四、边缘情境与复调性

巴赫金用复调小说来概括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特色。列夫托尔斯泰小说是展现了统一意识的小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复调小说，“有着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9]代表作家的观点的人物只是作为这些声音中的一种与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争论和对话，因此，在小说世界中，每人的理论都给予充分发挥的空间。这样，复调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共同特性。那么我们如何在边缘情境的角度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呢？

在边缘情境中，绝望和希望以及各种相互冲突的抉择之间的相互抵消，使边缘情境成为漂浮无根的状态，这也是促成思考出现的一种生命状态。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在哲学的途中可能会真正地掉到井里而找不到踏实的立足之地。[10]没有立足之地的绝望感是促使思想家进一步思考的根源所在。胡塞尔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到，“我受尽了模糊性、左右摇摆的怀疑的折磨。我必须达到内在的坚定性。”[11]哲学家在处于这种困顿和漂浮的状态中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支点。巴赫金也指出了这种边缘体验与思想之间的关系：

“此外，它完完全全服务于思想：它把人摆到不寻常的环境里（这种环境能表现并引出惊险的情节），让这个人同别人在突然的不寻常的环境中相遇而发生冲突，其目的在于考验思想和思想的人，也就是‘人身上的人’。”[12]

也就是说在相同的生存困境中，每个人用自己的思想来探索自己的生存道路，人物的各种生存道路的展示是以他们的思想道路的选择为展示手段，因此人物都是思想的人，都有伟大的但是没有解决的思想。“他内心有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他是那种不要百万家产，可要弄明白思想的人。”[13]这是阿辽沙对伊凡的评价，巴赫金将这一评价推广到了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上面，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当中的主人公定位为思想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冥思苦想的人，每个人都有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他们全都首先‘要弄明白思想’。”[14]

总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对所处于相同的命运的人物不同的道路的一种展示，是在同一个起点即相同的生存困境出发展示出各种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物都是在相同的边缘生存状态中选择自己的思想之路和生存之路。那么，边缘情境便是小说的复调性得以彰显的源始境遇。

 

 

五、边缘情境与境遇剧

 

境遇剧是萨特独创的戏剧形式。萨特用这种戏剧形式展示出人处于其中的生存困境并描述了人在这种生存困境中的自由选择。

“你把一些人置于这类既普遍又有极端性的处境中，只给他们留下两条出路，让他们在选择出路的同时作自我选择，你能这样做就赢了，剧本就是好的。”[15]

我们用这种戏剧理论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可以说他的小说世界便是生命的境遇剧。这个世界的人物都处于生命的境遇剧之中，这些人处于灵魂的十字路口，要面对天堂或者地狱的抉择，即他们在天堂与地狱的交接处面对的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这是巴赫金所说的“门坎”时空体，“‘门坎’一词本身在实际语言中，就获得了隐喻意义（与实际意义同时）并同下列因素结合在一起：生活的骤变、危机、改变生活的决定（或者犹豫不决、害怕越过门坎）”。并且门坎时空体还“是危机、堕落、复活、更新、彻悟、左右人整个一生的决定等等事件发生的场所。”[16]在陀氏的小说中并没有展现人物的精神历程，而是展示出一种精神状态，这种左右摇摆的精神状态在某个时刻会得到一种顿悟。

 

六、叠加的境遇剧

《卡拉马佐夫兄弟》整个故事的展开结构是将所有人的境遇进行叠加从而形成叠加的境遇剧。

他笔下的事件不像司汤达和托尔斯泰小说中那样，沿着一条溪流缓慢而平稳地发展，而总有一些时候互相混杂、互相纠结到一个漩涡中去。[17]

许多人伟大的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所有人这样的时刻排列在一起，阿辽沙奔波在他们之间，以阿辽沙为线索这些人的生存困境相继展开，从而形成叠加的境遇剧。各种决断命运的时刻重叠在一起形成紧张的气氛，这将在传统的小说中所拥有的那种情节的紧张刺激向内转化为人在重大的抉择面前，即拯救或者毁灭前的对自我的拷问，情节变慢了，然而小说所拥有的那种紧张气氛依然存在。每个人都处于生死抉择之中，每个人都处于紧张和亢奋的状态，在抉择面前的犹豫不决导致的是未来的一再缺席和出场的延宕。而叠加更加地促成了这种延宕状态，当某人延宕和犹豫不决展开但是还没有做出抉择的时刻，另外一人相同的困境也相继展开，这样前一种延宕便作为一种背景出现，因此便形成叠加的境遇剧。前一种延宕并不因为退场和化为背景而减少了紧张的气氛，相反由于那种不确定性并且由于人物的命运依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而使气氛更加紧张。

另外，在这部小说中，不同场景的叠加，掩盖了时间线索，造成时间在循环往复中停滞的错觉，同时叠加也突出了空间的延展，在同一时间内不同场景的展开，时间似乎是停滞的，也可以在境遇剧的叠加中呈现出一种面向永恒的体验。在前面引用的例子中，检察官所举的犯人押赴刑场的体验，是将死刑前的时间无限地分割，然后在重复动作的交替中呈现出时间的停滞与永恒。这是在这部小说的细微之处来呈现永恒。叠加的境遇剧是将这种体验扩展到整部小说的结构安排，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呈现在边缘情境中的人们对永恒的体验。

 

七、在边缘情境中“人是什么”的问题的开展

在边缘情境这个场域中人的形象是怎样的？这是本节要思考的问题，也是读者在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会面对的问题。陀斯妥耶夫斯基说人本身就是一个谜，他的一生都要致力于解开这个谜。

“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那你就别说浪费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18]

因此，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我们并没有找到答案，我们找到的是对“人是什么”的进一步解释，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扩展。这不是一部依靠事件的描述和依靠人物的行动来刻画形象的小说，而是一部依靠人物的自我陈述和人物的相互评价来呈现其形象的小说。这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间穿行正如在人物的陈述所构成的迷宫中穿行。“每一个人物都沉浸在他人的阴影中，又依靠在自己的阴影上。”[19]

人物的形象首先通过角色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陈述呈现出来的，也就是：

“……而是让他们在整本书的过程中自己来描述自己，而且描画出的肖像还在不断变化，永远没有完成。他的主要人物永远处在成型的过程中，始终难以从阴影中彰显出来。”[20]

这样，当小说依靠人物的自我陈述来彰显人物的个性，这就会对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带来许多的问题。因为陈述的语言中的自我与陈述这一行为的实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自我。[21]所以，对读者来说是否可以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自我陈述从而可以突破两者之间的界限从而可以获得这个陈述的实行者的形象，在这里还是一个疑问。

其次，由于人处于边缘情境之中，人总是在希望和绝望的边缘徘徊，那么在通向自我的途中，这种边缘情境所带来的绝望与希望的交织的情绪更多的也使自我的陈述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巴赫金说：

“纷纭万象的物的世界，物与物关系的世界，一旦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便都处于主人公的光照之中，渗透了主人公的精神和情调。”[22]

对读者来说如何在渗透了主人公“精神”和“情调”的对别人的评价和自我陈述中获得人物的具体形象成为问题。

再次，由于角色在认识和反思自我时总有一个他者在场，这样自我在通向自我的途中，遭遇了他者，也总用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自我，这个他者在陈述和反思的过程中始终是如影随形的。“不论在哪里，他的思想总是要穿过不同声音（和半音）、不同的他人语言、不同的他人手势构筑成的迷宫。”[23]自我陈述和自我反思在一个方面便是要呈现自己认为自己所是的那个形象，而这个形象是与他者要硬性裁定的形象截然不同的，所以也是要反对这种强制压在自己身上的形象，努力打破他者对自我形象的统治和裁定，并且又努力成为别人形象的审判者和裁定者。

读者是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评论来了解人物形象，这样对一些形象的了解所依据的却是小说中人物的视角，这是一个作为镜像存在的视角，而这种镜像的折射便组成了一个人物的形象。人物形象却在这种折射与反射中变形，不会成为一个像在传统小说中那样固定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只成为虚幻和飘散的影子。

因此，在语言的迷宫中，语言的折镜把人物折射成模糊的幻影和残缺的碎片。所以这也正如舍斯托夫所说的人物都是一些幻影，但也并不是说在幻影的背后有一个真实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人物形象，而是说幻影便是小说中人物的本来面目。

 

 

 

 

拷问与救赎：以伊凡和德米特里的两种不同诉求

 

一、试用格雷马斯矩阵来分析人物关系：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中兄弟四人（老大德米特里、老二伊凡、老三阿辽沙、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之间的关系很奇特。四人之间有两组亲密的关系：德米特里与阿辽沙关系密切；伊凡与斯麦尔佳科夫之间的关系很奇妙。

在整部小说中，阿辽沙是圣人佐西马长老的学生，是善的化身；而斯麦尔佳科夫是真正的杀父凶手，是恶的化身；因此，阿辽沙与斯麦尔佳科夫的对立代表着对立的善恶两极。

德米特里虽然与阿辽沙关系密切，然而帕斯卡尔曾经所说的话也恰恰展示出了德米特里的生存状态即：

“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却表现为野兽。”[24]

因此，德米特里代表的是“非善”；伊凡虽然与斯麦尔佳科夫关系微妙，也有过“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的言论，可以说，他是理论上的弑父者；然而，他毕竟没有杀害父亲，当老卡拉马佐夫最终被杀，他知道是因为自己的言论的影响使斯麦尔佳科夫最终杀害老卡拉马佐夫时，他内心善成为拷问和审判自己的力量。这样，他与代表恶的斯麦尔加科夫不同，他代表着“非恶。”

在人物最终的命运方面，我们又看到：德米特里一直渴望精神的重生，他一直挣扎在通向重生的途中。然而他最终的命运如何？他复活后的状态如何？这部小说并没有展开，这样他的最后的结局我们可以概括为“非生”。伊凡最终坠入意识的深渊，陷入了疯狂，但是与斯麦尔加科夫自杀而死不同，他没有死去，那么他最终的命运可以概括为“非死”。

最终，我们找到了两两对立的关系：代表善的阿辽沙与代表恶的斯麦尔佳科夫对立；代表非善、非生的德米特里与代表非恶、非死的伊凡对立；而阿辽沙和斯麦尔加科夫又代表着在边缘情境中的德米特里和伊凡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借鉴格雷马斯矩阵将人物关系展现如下：

 

 

边缘情境

               

 

二、伊凡的拷问：

伊凡从幼年便发现自己所处的边缘情境，他自小就感到周围环境对他的排斥，在周围的环境中自己作为他者存在，他不是住在自己的家中，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由于品质低劣而耻于被提起的角色，他一直在漂泊无根的生命状态中寻找意义的基点。

他试图在自己的边缘状态中用宗教的力量救赎自己，或者说他考虑了宗教作为一种救赎的力量所具有的伟大的价值，也就是说他对宗教所具有的那种救赎精神的支持和渴求。这也正如他对弟弟阿辽沙所说：“我的小弟弟，我不想把你引坏，使你离开你的立脚点，我也许是想用你来治疗我自己。”[25]

宗教的救赎代表他要寻找的依据的一种可能性，他对宗教的思考也只是在寻找或者说试图回答这种可能性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可能。宗教在他那里代表的也只是他漂泊无根的生存状态中可能会摆动到的一极，他也只是在能指飘动的世界中与宗教相遇。

在边缘的生存困境中，在渴望获得支点的时候，他考虑到宗教作为支点的可能，但是他又走向了一个反面，否定了这个世界。在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但是你要知道，归根结蒂，我还是不能接受上帝的世界，即使知道它是存在的，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它，你要明白，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且决不能答应去接受它。对世界的残缺和人自身有限性的拷问。孩子无辜受难的问题被伊凡提出，无辜的孩子却要在这个世界受到残忍的折磨，但是这一现象的存在却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这也正如他所说：

“你听着：假使大家都该受苦，以便用痛苦来换取永恒的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呢？请你对我说说！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也应该受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为什么他们也要成了肥料，要用自己去为别人培育未来的和谐？”[26]

他将孩子无辜受难的现象作为对这个世界终极秩序进行拷问的方式提出，也是对这个世界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质疑。恰恰是人身上的兽性导致孩子们的悲剧的产生，这些又指向了人类所面对的人类自身的丑恶和这个世界存在的残缺。“我是想，假如魔鬼并不存在，实际上是人创造了它，那么人准是完全照着自己的模子创造它的。”[27]也正因为在这个世界存在太多的残缺，因为在人身上所具有的兽性，所以这是一个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世界，也可以说，这根本就不是上帝的世界。这样，他的思想性的实验便在极端的善与极端的恶之间摆动。伊凡的精神世界中有两个不兼容的世界，也可以说他是在这两个不兼容的世界的夹缝中，或者说在两个不兼容的世界之间的巨大的深渊中挣扎。也由于这两种力量相互排斥而处于漂浮和无根的状态，但是他的精神也在绝望中达到了暂时的平衡。因此，伊凡便在这两个深渊之间生存。立足于生命的力量是他在边缘的绝望中固守自我的精神支撑：

“我爱春天带着滋浆的嫩叶，我爱蔚蓝的天，如此而已！这不是理智，不是逻辑，这是出于心底、发自肺腑的爱，爱自己青春的活力。”[28]

 

伊凡会在思想世界中论证杀父的种种合理性，并且在思想的世界中拒绝他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但这些论证也恰恰是作为对自己另一个支点的拷问与反叛存在。这也正如他所说的“可是就愿望来说，我却保留着充分的自由。”[29]但是在现实中，他是不会杀人的，因为自己内心善的一极会作为一种反力对这些做着制约。但是当父亲真正被杀的时候，他的这种虽然漂浮却也可暂时获得平衡的状态被打破，自己的支点发生了倾斜，因为恶转化为现实以后，他作为一种可能性已经失去了其内在的制约作用，所以，善对自我的审判便开始了。伊凡在承认自己有罪和摆脱自己的罪责的努力之间挣扎。将自己的过去作为对象一遍遍地进行分析和追问。这样拷问者和被拷问者是合一的。在拷问的过程中，自我便展开成为个审判和被审判的场域。在这里作为拷问者和被拷问者的自我同时出场。这样，伊凡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疯狂的深渊。

 

三、德米特里的救赎：

“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却表现为野兽。”[30]帕斯卡尔的这句话恰恰形象的说明了德米特里在边缘情境中的生命状态。他便是渴望成为天使的野兽。德米特里渴望重生，但是却一直在罪恶的深渊中挣扎。在他的生命世界中，他所面对的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极端：

“为什么？正就是因为我们具有那种宽阔的、卡拉马佐夫式的性格，——我说话的本意就在这里，——能够兼容并蓄各式各样的矛盾，同时体味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我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31]

他的重生之路便是要克服脚下的“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的诱惑，这样才可以达到“高尚的理想的深渊”， 获得重生。人是作为神与兽两个极端对立的中项存在的。在这两个极端中，人是标出的中项。人是神的兽和人是兽的神。要复活，人只有在朝向神的方向来抵制兽性。浮士德与《复活》中涅赫留朵夫的复活便是对这种人的身上的这种兽性不断克服中完成的。

在小说世界中，德米特里一直追求两样东西：三千卢布和格鲁申卡的爱情，而这两者都与他的复活联系在一起。有了三千卢布，他就可以摆脱掉小偷的罪名光明正大地做人，同时也拥有与格鲁申卡开始新生活的资本。获得格鲁申卡的爱情他便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也同样与他的重生联系起来。因此他为他的追求带上了神圣的光环。

有不同的两极同时展现在德米特里的内心世界展开，而他渴望融合这两个相互抵制的两极。在他内心这两个不同的维度组成一个阐释漩涡。首先，他无法摆脱欲望的诱惑，拼命地追求钱财和女色，即“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然而他又有复活的愿望，即“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他将这些常人看来是堕落标志的女色和金钱赋予重生的意义，为他追寻欲望获得合法性的依据；然而事实上，两个相互冲突、抵制两极的融合便如空中楼阁一般，最终结果是复活只是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在一个世界寻找着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这便是德米特里的反讽式的寻求。他的生命状态便是在重生的渴望以及对重生的追求中展开，这是他生命的境遇剧。在边缘情境中，也正是巴赫金所说的一瞬间抵上亿万年的瞬间，选择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德米特里的生命状态便是一次次重复抉择前的状态，他的生命也就是在一个起点与另外一个起点之间游移。下定决心并对决心保持无限的希望，这种希望是使他前行的动力，虽然这种决定总是不会被实行，虽然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会用在这些可能并不被施行的决定之中，但他所要做的并不是要去推行这些决定最后走向重生而恰恰只是去获得在决定做出的那刻，决定所带给他的无限希望，并沉浸在这无限的希望之中。这种希望也就是他在自己苦难和无序的生活中所要支撑下去的动力。巴赫金这样评价德米特里：

“实际上，德米特里一辈子面对多种重要的内心抉择和危机，而一直站在抉择和危机的门槛上”。[32]

当自己的惩罚出现的时候，三千卢布和格鲁申卡的爱作为象征符号在众人和德米特里的语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陪审团成员没有将生活语境与审判语境的区别，他们将在生活语境中对德米特里的偏见带入审判场域之中，符号意义的分延最终导致了对德米特里的误判。痛苦的误判略去了那种拯救的渴望所要依靠财与色的杂质，对渴望的救赎以其本真的面目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呈现出来。在他做了处于苦难中的没有奶水的母亲和饥饿的孩子的梦以后，他内心的善被激发出来。

“诸位，我们大家全是残忍的，我们大家全是恶魔，都在使人们，使母亲们和婴儿们哭泣，但是一切人里面，——现在就这样判定吧，——一切人里面，我是最卑鄙的恶棍！随它去吧！我一辈子都在每天自己顿足捶胸，决定改过自新，可是每天仍旧做些同样的肮脏事。我现在明白象我这类人需要打击，命运的打击，用套索套住，靠外界的力量把他捆起来。否则我自己是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改邪归正的！但是雷声响了。我承受一切背着罪名公开受辱的苦难，我愿意受苦，我将通过受苦来洗净自己！也许我会洗净自己的，对么，诸位？”[33]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在挖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的酷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的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34]

而德米特里便是在真正的苦难到来的时刻，用苦难作为洗涤，清除自己内心的污垢，从而在精神的炼狱中走向了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