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运动以来，以自由人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理性，并未使人类社会进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不过是从一种统治形式走向另一种统治形式。统治者的权力网络像毛细血管一样无处不在，福柯所担心的是，那些具有异质性质的文化领域，在规训社会中将长期遭受权力体系的压迫，变得毫无抵抗力与抗争性，人类文明由此会陷入一种同质性和总体化的模式。
一、“标出性”的涵义
“标出性”（markedness）原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常译为“标记性”。赵毅衡先生认为，“标记性”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过于宽泛，容易出现误解误用，因此建议改用“标出性”。①并将此概念引入符号学领域，应用于社会文化研究。
文化的二元对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运用符号学中的“标出性”进行表述的话，则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为正项（非标出项），居于边缘位置的文化为异项（标出项），处于正项与异项中间位置的为中项。
三者当中，虽然中项无法获得独立的意义表达，只能靠向正项才能获得文化意义。但是中项的作用至关重要，“中项偏边是各种文化标出关系的最紧要问题。”②也就是说，在文化的二元对立项中，正项的位置要依靠中项的认同。在社会文化范畴内，中项必定是趋向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正项，而文化异项为了在社会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必定也会对中项进行争夺，以求获得中项认同。
从历史发展来看，正项与异项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作为异项的文化有可能形成“标出性”翻转。
福柯有关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对疯癫/理性、正常/非正常的考察，反映了符号学中的“标出性”关于文化二元对立的特征。在一系列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探讨后，福柯认为在一个规训社会中，正项的权力宰制无所不在，异质性和边缘性文化的抵抗与反叛因素将不复存在，社会文化将沦为正项的权力场。这使得福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保持了激进的美学锋芒的同时，在另一个维度上滑向了片面性和保守主义的立场，并由此导致了我们对福柯现代性批判理论某些方面的质疑。
二、科学知识话语：正项的权力场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指出疯癫最早作为人类世界中的一种日常现象，但是在疯癫史上有两个事件改变了这种现象。“一个是1657年法国总医院建立和对穷人实行‘大禁闭’；另一个是1794年解放比赛特尔收容院的带镣囚禁者……正是这种结构导致了中世纪的和人文主义的疯癫体验转变为我们今天的疯癫体验，即把精神错乱完全归结为精神疾病。”③福柯分析了精神病理学如何以一种科学话语的姿态占有和支配知识，并将疯癫作为“异项”标出，排除在文明与理性的范畴之外，并由此导致了精神病院的诞生。
福柯认为，将疯人与正常人隔离开来，在精神病院中实行禁闭，并非是医学的进步与人道主义光辉的体现。而是现代理性的疯癫意识，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导致了这一现象。禁闭的对象，从早期的麻风病人，到后来的穷人、罪犯、精神病患者。而排斥的手段，也经历了由最初的使用“愚人船”进行驱逐，到运用禁闭所与精神病院实行隔离。
这种统治手段的更迭，“与其说是一种慈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意识。”④统治者为了彰显其象征性权力的淫威，必须制定出一套划归异类的标准，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如《管子·法法》曰：“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
一旦疯癫作为最残酷、最恶劣的惩罚手段固定下来，被统治者视作有碍于统治秩序的异项都有可能被关进精神病院，“对癫痫病人和教养院其他病人，甚至对游手好闲的穷人所施加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们放到疯人中间。”⑤在此，精神病院作为统治者权力的象征，关进其中的人被迫生活在谵妄的世界中。
通过对疯癫史的追述，福柯旨在表明，历史是如何地建构了疯癫作为“异项”的身份特征，并受制于现代理性的宰制。至于为何会出现疯癫/理性、正常/非正常的对立，这样的一套判断标准从何而来。
福柯并非仅仅限于表象的分析，而是沿着这一轨迹，在福柯称之为“沉默的考古学”的探讨后，进行了元理论的追寻。福柯发现，在疯癫/理性二元对立的背后，隐匿的是科学知识的话语陈述。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所探讨的话语已经超越了纯粹语言学所研究的范畴，“对于某个话语事实，语言分析提出的问题永远是：这一陈述是根据什么规律形成的？其它像似的陈述又是根据什么规律形成的？而话语事件的描述提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问题，即：这种陈述是怎么出现的，而在其位置的不是其它陈述。”⑥
福柯所感兴趣的是某个话语的陈述排斥了哪些陈述形式，它是如何占据其它话语所无法占据的位置。因此福柯话语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话语的排斥、限定与统治，因为话语的这些神秘功能，因而话语也成为权力和欲望的对象。
福柯进行人文科学知识考古学的分析，其目的在于：“任何一个话语形成中，我们都可以在科学和知识之间发现某种特殊的关系；而考古学的分析并不是要确定它们之间排斥或摆脱的关系……而应该从正面指出科学怎样进入到知识的成分中和发挥作用。”⑦福柯所阐发的有关人文科学与知识的考古学，其目的在于开拓一种新的历史形式。福柯反对现代历史学的连续性、整体性的历史观，而是认为历史发展呈现为一种非连续性和断裂性。
每一次的历史转向，事物的秩序都会重新安排，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构成事物的规则发生了变化，这些规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文化符码。例如，从文艺复兴转向古典时期后，现代理性就中断了与疯癫的联系，从古典时期转向现代时期后，又出现了疯人与正常人的对立。
在统治者制定文化标杆，对异项进行标出和排斥的过程中，科学“置身于知识中，构造它的某些对象，将它的陈述系统化和确定它的概念和策略。”⑧最重要的是，科学知识构造了对象的差异性，并将其陈述为一种合法性的关系形式。
其过程中人既是掌握科学知识的主体，又是科学知识研究的对象，人的主体性消失了，科学知识得以重新构造人的主体性，将之差异化，由此出现了疯癫/理性、正常/非正常的对立
三、规训社会：全景监狱的形成
对社会文化中正项与异项二元对立的划分，福柯认为并非仅仅是话语的超验性作用。在其对权力的系谱学考察中，福柯将研究视野转向了制定社会规则的权力制度以及规训机构。
大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的司法与行政体系趋于成熟。在对犯人的惩罚中，那种过去对达米安等异类实施残酷肉体折磨的现象消失了，惩罚措施开始变得隐秘，向人道主义倾向靠拢，监狱看守、医生、精神病专家、牧师等取代了刽子手的位置。
当血淋淋的肉体惩罚被相对温和的方式取代后，福柯认为，这并非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进步，而是惩罚的深层结构转向了对灵魂的控制。惩罚并不是要消灭异类，而是为了改造它。
作为统治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制定一套精密的政治技术，通过各个社会机构中的监督措施、奖惩制度、档案管理等，达到对人体空间和时间上全方位的规训。这是一种生产性的权力，最终目标是消除异类身上存在的反秩序因素，使社会秩序规范化，并生产出驯服的主体。
福柯认为，在一个规训的社会中，“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双重模式运作，即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疯癫/心智健全；有害/无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⑨ 这种古典时期对付麻风病人的手段，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表征，被应用到所有人身上。
自从现代理性诞生之后，统治者为维系其正项的主导地位，通常的做法就是标记出异项的文化身份。斯图亚特·霍尔指出，“它是一种标记的方式，标记出我们的历史实际上相互纠缠和渗透得有多深；对我们自己意义上的身份来说，‘他者’有多必要；即使是占支配地位的、殖民的、帝国主义的权力，也只能通过建构的他者来体验他自己的统治权力的快乐。” ⑩处于主导位置的权力无处不在，从政治话语到性话语，权力控制将性从身体中抽离出来，原来被视为本能的各种性变态，如今被贴上了各种伦理学和道德的标签。
在对古罗马以及古希腊婚姻关系的考察中，福柯认为，存在一种超越性行为和生育制度的婚姻艺术，那就是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导，女性处于从属和低贱的位置。“丈夫必须是领导，他要提出建议、传授经验和指导妻子管好家务；妻子则应该询问她不懂的东西，考虑她可以做的事情。”11自从资本主义开始处于上升期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种性别政治就作为一种恒常结构固定下来。
通过对知识的考古学以及权力的系谱学论述，福柯的论断是：现代社会已经沦落为权力和知识的附庸。“通过确保权力毛细渗透功能的完整等级网络，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12现代主体已被笼罩在全景敞视建筑中，一个规训社会已经形成。
结语：对福柯现代性批判的质疑
在规训社会中，随着人性的觉醒，人文科学与知识开始扮演了人道主义卫道士的角色，它们对先前统治者实施的酷刑与暴政口诛笔伐，但却以另一种暧昧的方式与权力进行媾和，筑造了社会的超级监狱。禁闭其中的人们就像被关进监狱的罪犯与精神病患者，要时刻受到来自内心的自我谴责，这种惩罚的痛苦与酷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还存在着从权利的政治技术向伦理的自我技术的转移。
在无处逃遁的全景统治中，古典时期对社会规范进行抗争的疯癫消失了，其它的异质因素：反话语、反知识的叛逆声音也无迹可寻。
在古典时期以前，异类们还有在公共场合展示的机会（如果罪犯被执行酷刑之前的破口大骂，疯人们的胡言乱语也算是一种展示的话），现代社会已没有这种可能性。监视社会的根本特征，就是要将异类身上的反叛因素剔除干净，使它们的诉求无处表达，将其囚禁在封闭的空间内，成为驯服的主体。
整体上来看，福柯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致力于对现代理性、权力、知识的批判。自现代性开始以来，其间就一直存在着统治者对异类的排斥与驱逐。只不过，现代社会越发达，统治者的手段越趋向于隐秘，但却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注意到了理性化所具有的压迫形式，却未能指出现代性的任何进步方面。”13与霍克海姆和阿多诺持有相似观点，福柯认为现代性是彻头彻尾压迫性的力量，这在许多人看来，福柯的思想具有一层悲观论调，甚至片面化的色彩。
从文化“标出性”理论来看，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了其片面性和保守主义的立场。
1.福柯过于强调正项权力体系的压迫性统治，很少注意异项文化的生产和存在机制。
按照福柯的逻辑，处于文化主导地位的正项，根据自身的标准，制定一套排斥和规训异项的规则。现代社会的权力压迫无处不在，如此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异项的“标出性”特征会逐渐衰弱，甚至有消失的危险，整个文化会沦为正项的权力场。这也恰恰是福柯以及其他后现代理论家们所忧虑的，“它遮蔽了社会领域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在政治上导致了对多元性、多样性和个体性的压制，并助长了顺从性和同质性。”14
应当说，这种担心只存在于文化形态单一，或者是过于专制独裁的社会。现代文化具有极强的符号生产能力，福柯令人信服地论述了现代理性和权力机构对人的压迫，但是福柯并不认为现代理性带来了人性的解放，恰恰相反的是，福柯常常赞美和呼唤的那些异质性文化领域，受到了更为科学的压迫，总体上，现代性将会导致人类世界的文化灾难。
在这一点上，福柯的论调滑向了片面性的立场，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现代性批判的宏大叙事上，很少注意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多元现象。过分强调社会中正项的统治权力，使得福柯低估了现代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很多领域，福柯所呼唤的那些异项文化因素并没有消亡，反而借助现代文化碰撞与交流频繁的特征，借助现代电子媒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表达空间。社会文化中，正项的“元叙事”并未能一统天下，众多的“小叙事”兴起构成了现代社会中文化多元的表征。
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异项文化，都拥有各自的文化符码，其生产性保障了异项的文化自主性。比如，亚文化群体所使用的“隐语”，“如果主导文化已学得了这种代码，抑或这种代码经筛选，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词汇中去了（如黑人的很多隐语就是这样），于是新词就必然要发明出来。”15作为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形态，亚文化群体的这种“自我标出”功能使得其保持了异项的风格特征。
2. 在福柯的视野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权力/知识体系对异项的排斥，强调的是社会文化范畴内的隔离、对立关系。
监狱、精神病医院的主要功能就是隔离，将罪犯、精神病人与外部世界的异质性因素隔离开来，从而一方面避免造成罪犯之间或疯人之间力量的联合，形成更大的社会破坏力；另一方面以监禁的形式与正常人相区别。
福柯还将这种对立关系绝对化了，它表现出的是作为正项的权力/知识体系对异项的整体拒斥。弗雷泽就曾指出，福柯并未对社会中暴力与非暴力统治进行区分。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形式都掺杂了权力的概念，例如精神病院的隔离间将精神病患者与医生隔离开来，使得精神病患者无时不处在医生的监视之下。
福柯称本瑟姆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圆形监狱”为政治的“哥伦布之蛋”，孵化出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各种监禁形式。被囚禁在圆形监狱中的罪犯，从地牢转移到了塔楼，被囚禁者不再与地牢的黑暗为伍，却陷入了看守者的目光凝视之下。事实上，整个社会体系都是如此，正项与异项各自处在不同的社会空间，被完全割裂开来，是一种被附着了权力因素的纯粹对立关系。
不得不说的是，福柯的论点具有权力泛化的倾向，在福柯的眼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完全由理性和权力主宰的现代性。在将疯人、精神病患者、罪犯监禁之后，权力机构依然睁大警惕的双眼，随时对社会中出现的异质性因素进行打压。“这是理性主体的目光，这个主体失去了与周边环境的所有直觉联系，摧毁了主体间沟通的一切桥梁，陷入了独白式的孤立。”16
对此，哈贝马斯的批评切中了福柯理论的缺陷，“福柯把文化和政治简单地混为一谈，并把它们还原到行使暴力这一直接的基础之上。”17福柯没有看到的是，除去政治领域内的权力控制以外，在文化领域或者其它边缘领域内，异项与异项之间，正项与异项之间存在交流与互动的可能性。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福柯视线中的现代性的时间下限为上世纪50年代。现代性发展至今，从未像现在一样，各个领域内的文化碰撞呈现出多元的表征。全球化时代，现代性与传统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冲突与融合，都使得现代性并未像福柯所预言的那样，呈现出一副单调的面孔。
3.最为根本的一点，福柯所主张的断裂的、非连续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不过是从一种统治形式走向另一种统治形式，现代时期与古典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相比，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自从古典时期出现疯癫/理性的二元对立后，社会文化中的异项一直处在被权力体系宰制的地位，自现代理性出现后就成为固定的社会统治模式。
在这里，福柯忽视了中项问题。就疯癫与理性的二元对立来说，绝对的疯癫与理性只是社会群体中的两极，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处于疯癫与理性之间的状态，这部分人称之为中项。理性往往会以为中项代言的名义——疯人会对社会中正常人造成危害，制定一套排斥疯癫的标准，这套标准需得到中项的认同才会发生效用。反之，也就是说中项的站位会决定正项和异项的位置变化。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所谈到的各种“性变态”，在现代社会，文化包容度增强，开始逐渐得到中项的认同，同性婚姻在有些国家已得到法律的许可。福柯没能看到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中项的价值判断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异项有可能演变成社会中的正项，形成“标出性”文化翻转。
原因在于，福柯始终是从权力运作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关系，特别是现代时期，权力体系固定了规训的社会结构，这是一种社会主导权力对边缘性因素的控制。两者之间呈现为非对称的力量对比关系，这就使得异项的“标出性”风格弱化，失去抵抗甚至颠覆正项主导霸权的能动力，因而只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从历史发展来看，异项也并不是永远处于弱势的地位，有可能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异项被扶正的现象并不在少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尽管遭遇欧洲反法同盟围剿以及国内封建势力的复辟，但结果依然是共和政体取代了君主专制政体。在日常生活领域内，更为普遍。牛仔裤刚刚流传到美国时，被认为是下层民众的专属，直到二战后，随着电影明星的潮流引导，如今已风靡世界，成为时尚的标志。摇滚、爵士乐作为曾经的亚文化，也逐渐进入流行文化的行列。
针对福柯对现代性批判的片面性和反启蒙的立场，哈贝马斯认为福柯具有青年保守主义者的倾向。不过就此认为福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并不公允。
福柯终其一生都在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权力体系进行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福柯同样注意到了那些异项文化的抵抗因素，只不过在福柯的著作中，这样的论断并不多见。“在《性史》中，他指出，尽管‘性变态’话语增加了社会控制机制，但他们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相反的话语，使得同性恋者借此来要求得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所应当拥有的合法地位。”18反对作为统治者的正项文化的同一性标准，寻求差异，尊重异项群体的文化表达，或许是福柯现代性理论批判的终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