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叙事学借用可能世界理论（模态逻辑和量子力学）重新探讨虚构性问题，以文本类型学模型来刻画文学虚构同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关系，从语义学视角将文类描述为事实与虚构之间渐变的频谱，并隐含了新类型的生成空间。虚构性是文学叙事的无标记特征，文类定位预设了文本的解读规范以及阐释方法的适宜性。
文学虚构世界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距离。我们可以按由近至远的秩序随手进行文类排列，如非虚构小说、历史小说、现实主义、幻想文学、荒诞小说。文类术语用起来貌似方便，但其实问题重重，因为它们所隐含的分类标准并不一致，有语法的、语义的、语用的、甚至是时代、流派的标准。同时，旧有文类的因素被重新组合生成新的文类。为避免混乱，托多洛夫提出区分历史文类和理论文类，前者来自对文学现实的观察，后者则源自理论秩序的推演（Todorov, 1973: 13）。本文将探讨可能世界叙事学的文类思想，从语义学角度描述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边界。虚构性不是文学性或叙事性的必要条件，但叙事学分析主要是以虚构文本为基础。关于虚构性问题有两种基本的叙事学立场，结构主义的经典立场和语境主义的后经典立场。可能世界叙事学坚持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分，同时也承认中间的过渡地带，将虚构与非虚构叙事描述为颜色渐变的光谱。
虚构性的标记
塞尔宣称，“没有任何文本特性，不管是句法的还是语义的，可以将文本识别为虚构作品”（Searle, 1975: 325）。然而，从汉堡格尔（Käte Hamburger）和班菲尔德（Ann Banfield）到热耐特（Gérard Genette）和科恩（Dorrit Cohn）等文学理论家试图论证，叙事话语中的确存在着一些语言标记可以将文本识别为虚构。戈尔曼将他们的观点总结为虚构性的八个路标：全知叙述、使用自由间接话语或内心独白、使用无先行词的前指代词、动词时态和时间副词的去时间化使用仅仅是为显示内部编年时间、使用指示语和空间副词仅仅是为显示框架内部的指涉、不能区分叙述者与作者、使用层次越界、副文本标记等（Gorman, 2005: 167）。
热耐特并不认为这些指标对虚构而言是必须的、恒定的、专有的，而是说在叙事的虚构域和事实域之间有相互的借用和交换。出于对逼真性或“合法性”的尊重，文类改变或强加它们的规范，而所谓逼真或“合法性”则又呈现各种历史的形式（Genette, 1990: 773)。除话语标记外，科恩还从最基本的层次上区分了历史叙事和虚构叙事：历史学家从关于过去事件的文献证据中构造故事，即明克所谓的“配置行为”、怀特和利科所谓“情节化”，因此，对历史叙事学而言，就要在文学叙事学的故事/话语模型上添加一个指涉层，故事与话语的共时作用要受到来自文献记载或观察事件的逻辑与时间优先性的束缚（Cohn, 1990: 779）。但是，科恩的三元模型经过可能世界理论阐释也同样适用于虚构叙事，只不过在历史叙事里关注的是指涉世界与现实世界重合与否，而在虚构叙事里，关注的是指涉世界与文本现实世界重合与否，这是判断不可靠叙事的依据。
修辞叙事学认为文本特征不足以使人将文本看作虚构的，例如，历史或自传叙事里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非自然”语句，但其实读者很少注意这些话语细节。克恩斯强调虚构性是通过语境建立的，只有语境化标记才能将整个文本确立为虚构，读者通过关联原则寻找一种阅读的“调性”来理解文本的意图（Kearns, 1999: 35）。在沃尔什看来，虚构性不是一个叙事范畴或类型，而是一个交流策略，因此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于非虚构叙事中，如反讽式旁白与反事实叙事等表现形式（Walsh, 2007: 7）。后经典叙事学的语境主义认为，虚构性的决定因素是叙事者或说话人的意图与读者的文类预期，而不是文本的语义构成或文体属性。这种观点蕴涵着事实与虚构范畴之间历史变化的可能性，譬如，某些历史编撰或备忘录随着时间的变化可以获得虚构的地位，按理，虚构文本也可以不再是虚构，但问题是，在虚构与事实之间的转换过程中，我们却几乎找不到关于虚构成为事实的例子（Mikkonen, 2006: 292）。
事实与虚构之间的转换究竟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还是要回到逻辑语义学的立场。以上引证的观点虽有其各自的理论关注焦点，但均未能将时间维度纳入考察视野。可能世界理论区分“瞬间世界”与“蠕虫世界”（worm worlds），蠕虫世界是从可能世界的整个历史而言，它是个四维整体，具有三个空间维度和第四个时间维度。时间维度向过去和未来无限延伸，个体（如人）是自诞生至灭亡的时空蠕虫。从瞬间世界的观点看，过去乃诸多可能世界的序列，每个世界是一个历史的瞬间；实际的过去不过是诸多序列中的一个，而未来也是许多的三维瞬间的序列，我们最终走向其中的一个（Girle, 2003: 43）。就特定历史时刻而言，叙事的事实域是指此前的已经现实化的事态序列，在此节点上未来有各种可能性来接续，这些可能事态构成可能世界叙事学所谓的虚拟域。借用量子理论的术语，这些虚拟态处于“叠加”状态，[①]是人们的观测行为打破了虚拟世界的“叠加”态，在时间轴线的某一点上将事态“坍缩”成现实和虚构两种确定状态。如《俄狄浦斯王》里的阿波罗神谕，在岔路冲突事件之前不过是一种虚拟或虚构，直到俄狄浦斯登上王位并娶生母为妻之后才得到完全的现实化。从量子力学的多重世界理论看，俄狄浦斯故事中起码可以分裂出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世界里拉伊俄斯并不理会神谕也不遗弃婴儿，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事件也不曾发生。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俄狄浦斯的悲剧完全按神谕上演。按照量子理论的历史求和思想，这两个世界同样都是现实的，因此不存在虚构与事实的问题。而按照可能世界理论，两个世界都是虚构，但在时间的进程中，只有第二个世界获得了现实化，亦即虚构成为事实。由此可以对虚构性问题作进一步的清理。叙事的虚拟性是一种前瞻性模式，其现实化取决于时间轴线的推进。而叙事的虚构性与事实性则是回顾性模式，虚构与否一方面受逻辑和物理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过去事态序列的认知。
可能世界思想支持了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差异：“虚构‘生成’的可能世界在写作行为之前并不存在，而历史认知则通过写作来建构在写作行为之前就已经存在（或存在过）的过去模式”（道勒齐尔，2002: 192）。在道勒齐尔看来，虚构与历史的关系主要是一种语义与语用对立的关系，但他并不否定各种相互渗透的情况。为此，他举出跨越虚构与历史疆界的三个突出的例子：历史虚构（如历史小说）、反事实历史（一种思想实验：通过改变或排除历史事实中的某个因素来检验该因素的重要性）、事实性叙事（如非虚构小说、新新闻主义等）。
如果一定要对虚构性问题做一个结论，可以借用语言学的“标记性”概念来进行说明。虚构性是叙事的无标记特性，而事实性是叙事的标记性特征，也就是说，叙事的虚构性与事实性之间存在着不对称关系。就道勒齐尔所列举的虚构与历史交融的三种例子而言，总体上依然只能被归属于虚构范畴。即使是历史叙事，譬如文献史料，历史学家也是要仔细甄别，通过互文性考证才确立其事实性地位，而虚构叙事却没有这些限制。当历史学家动用某个时代的文学叙事来探察特定时代的历史现实或生活方式时，也不过是对虚构叙事的事实性使用，而不是意味着虚构叙事成为了事实叙事。这就是说，由于历史（事实）叙事也能呈现虚构的话语特征，所以我们不能接受叙事虚构的纯形式标准。但我们也不接受虚构的语用标准，因为叙事的意图和具体使用是变量特征，这势必导致泛虚构教条，而泛虚构教条最恶劣的后果就是历史修正学派对“大屠杀”的否认。
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来描述虚构与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能世界是世界的各种可能的存在方式，而现实世界则是世界的实际的存在方式。按照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关于现实性的“指示性”（indexicality）观点，现实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关系以通达性（accessibility）进行限定，一个世界若是可能，就必须遵循逻辑规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可能世界叙事学把文学虚构看作建构可能世界，通过对通达关系的文学阐释来测量各种虚构世界之间的距离，从而建立虚构世界的类型学。
虚构世界的类型学
在《批评的剖析》（1957）中弗莱提出了“虚构模式”理论。按照主人公同我们或自然法则之间的关系，虚构作品被分成五个类型：1）神话，主人公是神，在性质上优越于其他人及其环境；2）传奇，主人公在程度上优越于其他人及其环境，行为惊艳但属人类；3）史诗和悲剧等高级模仿模式，主人公是领袖，在程度上优越于其他人但并不超越其环境；4）喜剧和现实主义作品等低级模仿模式，主人公是我们中的一员，既不优越于其他人又不超越其环境；5）反讽模式，主人公在力量或智力上低于我们自己。
这种分类体现了可能世界思想，它以虚构个体（主人公与环境）的某些属性（在性质和程度上的关系属性）作为标准，相对简略地刻画了虚构的可能世界同读者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不同距离。弗莱的虚构模式论为人诟病的地方是它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没有为属性重组生成新模式而预留理论空间。尽管如此，虚构模式论仍不失为一个积极尝试，摆脱了过去以媒介、文体、题材为标准进行分类的做法。
迈特尔在《文学与可能世界》（1983）中提出虚构作品的四个一般性范畴，标准是虚构世界同现实世界的接近或疏远程度。这四个范畴是：1）叙述现实历史事件或指涉此类具体事件的作品；2）描述可以成为现实的想象事态的作品，但不包含就我们所理解的现实世界而言不可能的事物；3）在可能成为现实世界和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世界之间摇摆的作品；4）描述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事态的作品。
属于范畴（1）的主要有历史小说和纪实文学，这些作品的虚构世界除了受本身的连贯性和拟真性制约外，其素材还要受到来自文本外现实世界的认证。范畴（2）所表现的虚构世界同我们所认可的现实世界共享个体类型、物理规律、心理倾向。这类作品中没有超自然的人物也没有什么魔法道具，侧重刻画人物的心理世界以及他们正常或反常的行为。其实该范畴最适合体现布鲁纳所谓的“正统性与违背”，叙事的焦点是可讲述性，即一个隐含的正统脚本如何被违背、侵犯、偏离，如红杏出墙、欺诈良善等（Bruner, 1991: 11）。范畴（3）表现了关于故事事件的自然与超自然原因的含混态度，类似托多洛夫（1973）对“奇幻”（the fantastic）文类的定义。用量子理论的话说，这类作品是两个世界的叠加状态：在一个世界里被描述的蹊跷事件是感官幻觉，因此并不违反物理世界的规律，而在另一个世界里该事件的确发生，为某种超自然的规律所控制。经典的例子是亨利·詹姆斯的《螺丝拧紧》。读者对两种解释选择犹豫不决，文本也没有暗示最终的解决。范畴（4）主要包括物理不可能世界，如童话（会讲话的动物）、鬼故事（阴间对阳界的干预）。
除了逻辑和物理的通达关系外，为便于讨论文学虚构的特殊性，迈特尔还特别提出了另外一个术语“心理可能世界”，用来描述有灵个体尤其是人类的行为特征（Maitre, 1983: 30）。虽然人类行为并没有客观的心理定律，但从行为结构中还是可以觉察出某种心理倾向性（psychological tendencies）。人类具有意识，人类行为具有目的性。这种目标导向的行为来源于理由和意图，而这些行为动机又是被心理活动所设定。个人所持有的信念、态度、以及道德价值原则制约着人类的心理活动，从而调节着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就虚构的可能世界而言，就需要确定虚构人物是以变态的方式感知世界（如堂·吉诃德），抑或是世界本身有些方面反常（物理不可能世界，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于是，迈特尔着重讨论了她所谓的“幻想”（fantasy）作品。幻想的虚构世界有两种：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和高度不可能成为现实。前者指上面的范畴（4），违背逻辑或物理规律；后者则包括科幻小说和逃避主义小说，属于范畴（2）。科幻世界不是绝对的不可能，而是相对于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是不可能的。逃避主义小说如浪漫故事，虽然不违背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但发生的概率极小（如琼瑶小说和时下流行的韩剧）。逃避现实的作品之所以非常的不可能，是因为它们表现定型化的人物和情景，过度地简单化了世界的复杂性。
虚构世界的类型与读者的阐释策略密切相关，读者总是以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来寻找文本的意义。随着被表征事态的不可能性逐步增加，读者也需要用可能但非现实类型的世界来取代现实类型，然后将之应用于文本之上。这叫“文类切换”（genre-shift）现象，即用适合一种世界类型的连贯性和拟真性预期来取代另一种类型，读者从一种解释模式转向另一种（Maitre, 1983: 80）。
如何评价这个虚构世界的频谱呢？随着不可能性刻度的增加，虚构世界逐渐远离现实世界，同时就获得了逐步增大的自主性，现实世界的引力成反比例地减弱。换言之，虚构世界趋向逃逸现实世界的物理、技术、社会、心理、价值等规律的制约。然而，虚构世界的个体和属性的自主性虽然逐步增强，但却是以逐步损失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为代价的。这表现在虚构世界向不可能性一端移动时，越来越呈现为人物脸谱化和情节格式化的倾向。这时虚构世界趋向单薄，文本理解也就相应地降低了对读者现实世界知识的要求，也就是说，读者对这些虚构世界的认知投入逐渐减少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儿童的启蒙教育总是以童话开始。虚构作品越是接近现实，对读者或观众的文学能力要求就越高。所以，以市场为取向的虚构作品（如通俗小说）往往选择描述偏离现实的虚构世界，或直接以搞笑来明确其不可能性，以降低虚构消费的门槛。
基于对可能世界通达关系的创造性阐发，瑞恩构筑了一个精细的文类系统。在可能世界理论中，可能性就是对通达性的具体阐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世界能够从现实世界通达，那它就是可能的。或者用数学语言来表示，通达性就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交集。可能世界的构成要素有个体（individual，亦称实体、客体）和属性（attribute）。个体是指存在于可能世界里的物品、人物、事件、概念等物理的或抽象的实体。属性是个体在世界中所体现的特征或关系。哲学可能世界是依据逻辑规律来界定的，对文学虚构世界而言，逻辑阐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大规模地扩展。首先，瑞恩将文本系统看作文本所投射的世界的总和，文本宇宙的中心称文本现实世界，即文本表现为现实的事实所形成的世界。文本现实世界是对它的外在实体（即文本指涉世界）的表征。建构文本现实世界所涉及的来自现实世界的通达关系包括以下类型：
A．属性同一性（简称A/属性）：文本现实世界可从现实世界通达，如果它们的共同客体具有同样的属性。
B．存品同一性（B/相同存品）：文本现实世界可从现实世界通达，如果它们为同样的客体所装备。
C．存品兼容性（C/扩充存品）：文本现实世界可从现实世界通达，如果文本现实世界包含所有现实世界的成员，以及某些本土成员。
D．编年兼容性（D/编年）：文本现实世界可从现实世界通达，如果现实世界的成员不需要时间迁移来思考文本现实世界的整个历史。（该条件意味着文本现实世界并不比现实世界更古老，即，在绝对时间上，它的现在并不在现实世界的现在之后。我们能从现在的视点思考过去的事实，但是，既然未来掌控的是投射而非事实，将未来的事件看做事实就需要迁移出它们发生的时间。）
E．物理兼容性（E/自然规律）：文本现实世界可从现实世界通达，如果他们共享自然规律。
F．分类兼容性（F/分类）：文本现实世界可从现实世界通达，如果二者包含同样物种、且这些物种具有同样的属性特征。（F通常紧随着E，但也的确出现分类和物理兼容的的某些分离。）
G．逻辑兼容性（G/逻辑）：文本现实世界可从现实世界通达，如果二者遵循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原则。
H．分析兼容性（H/分析）：文本现实世界可从现实世界通达，如果他们共享分析真理，即，如果同样语词指示的客体具有同样的本质属性。
I．语言兼容性（I/语言）：文本现实世界可从现实世界通达，如果用以描述文本现实世界的语言能够在现实世界里被理解。（Ryan, 1991: 558-59）
瑞恩的通达关系模式可以通过赋值来精确计算文类之间的细微差异。譬如历史小说，若B项取负值其余取正值，则为现实主义历史小说；若A和B取负值其余取正值，则为历史逸闻；若B和C取负值（因此A不予考虑）其余取正值，则为现实主义非历史小说。瑞恩的模式还容纳了其它理论所无法容纳的类型。例如，如果H取正值其余取负值（因此D无意义），则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jabberwockyism，来自《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一首同名诗，虽符合英诗格律，但却不知所云）。如果所有项目取负值（因此D不予考虑），则为具象诗（concrete poetry，将单词在页面上排列成具体图案）。
瑞恩的通达关系类型在严格性上呈升序排列。自上而下地违背这些关系标准，意味着文本世界从现实世界的逐渐偏离。前三条通达关系说明在何种程度上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由同样的客体所居住，这些共享客体是否拥有相同属性；中间三条说明了虚构世界在哪些更基本的方面偏离现实世界；后三条通达关系的违背则威胁着文本世界的本质建构过程（Semino, 1997: 94-99）。
就直观性而言，弗莱和迈特尔的版本恐怕要优于瑞恩的版本，但瑞恩模型作为理论文类有明显的优点，不仅为文学实践的具体历史文类进行了恰当定位，而且还为文学创新指出了潜在的生成点，虽然文学史上并不曾出现这些可能的新类型。此外，瑞恩并没有象弗莱和迈特尔那样将虚构的不可能世界局限在神话或童话，而是将它进一步推远，扩展到荒诞文学以及纯粹文字游戏。
瑞恩对可能世界理论中逻辑通达关系的文学扩展，涉及的依然是比较刚性的指标，无法容纳那些比较柔性的指标，比如：是否应设计心理通达性、社会通达性等指标？这些因素对文学而言恐怕是更本质的要素。譬如《哈姆雷特》中的超自然因素（父亲显灵）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可以通过物理通达性将浪漫故事与童话区分开来，但又通过什么将它同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区分开来？迈特尔仅仅说浪漫故事是高度不可能的，但却没有理论工具来做推理的依据。金庸的小说经常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甚至穿插历史人物、引用历史文献，憨厚的主人公总是一夜之间掌握其他高手一生也无法参透的武功，并为数名美女所追求。我们如何能计算作者和消费者潜意识中这种普遍流行的幻想程度？难道这种故事比《窦娥冤》（有超自然因素，即物理不可能世界）更接近历史现实？
瑞恩当然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添加了文类内部的微调性指标，如历史连贯度、心理可信度、社会经济兼容度、范畴兼容度等。我们发现，这在无意中从叙事学的描写性走向了阐释学。其实，可能世界叙事学的基础概念“现实性”本身就是一个阐释性概念，但却通过数学逻辑的方式指定了它从而绕过阐释问题。我们使用现实世界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客观的、中性的范畴，而不过是对现实的各种表征模型。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表征，不仅受到我们认知能力的制约，而且更受到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可能世界理论中，现实世界不过是众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同样，从绝对意义上讲，所谓现实世界也不过是一个虚构世界，这个现实模型是通过文化惯例等体制因素强加的。
总的来说，虚构世界的类型学是一个分级的频谱系统，两端分别是现实世界（真实历史和非虚构）和非世界（逻辑不可能世界和文字游戏的语义空白世界），中间点是托多洛夫意义上的“奇幻”类型（即故事事件的自然与超自然解释的不确定性）。这个中间点非常有意思，因为按照物理通达关系，文学虚构世界极有可能在这个地带确立自然与超自然的绝对分界。但是，文学传统悄然抹平了这个绝对界标。
文类系统预设了对虚构世界的阐释方式。对于极端远离现实世界的作品，如荒诞文学，更适合采取隐喻或哲学式阐释，而对于近端作品，如历史题材，则可以进行提喻阐释，如索引考据式。介乎二者之间的广泛的虚构世界，则可以采取心理的、社会的、性别的等政治阐释。当然，这仅仅是相对意义上而言。特定的文学阐释方法，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性别政治、后殖民等，毕竟显示出对某种类型的特定适应性。因为虚构世界是不完整的，而特定的阐释方法又往往聚焦虚构世界的某一侧面，如果特定文本在这一方面是空白，那么该方法的阐释有效性就大打折扣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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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hn, Dorrit. “Signposts of Fictionality.” Poetics Today, 11 (1990): 775-804.
3.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57.
4. Genette, Gérard. “Fictional Narrative, Factual Narrative.” Poetics Today, 11 (1990): 755-774.
5. Girle, Rod. Possible Worlds. Bucks: Acumen, 2003.
6. Gorman, David. “Theories of Fictio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Eds. David Herman et al. London: Routledg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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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itre, Doreen. Literature and Possible Worlds. London: Middlesex Polytechnic P, 1983.
9. Mikkonen, Kai. “Can Fiction Become Fact.” Style, 40 (2006): 291-313.
10. Ryan, Marie-Laure. “Possible Worlds and Accessibility Relations.” Poetics Today, 12 (1991): 553-576.
11. Searle, John. “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 New Literary History, 6 (1975): 319-332.
12. Semino, Elena. Language and World Creation in Poems and Other Texts. London: Longman, 1997.
13. Todorov, Tzvetan. The Fantastic. Cleveland: The P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 1973.
14. Walsh, Richard. The Rhetoric of Fictionality.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07.
15. 道勒齐尔：“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载戴卫·赫尔曼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 张新军：“论拉瑞·尼文《非常道》的量子叙事，”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第3-12页。
[①]关于量子理论的叠加原理以及量子现象的哥本哈根阐释与多重世界阐释，参见张新军：“论拉瑞·尼文《非常道》的量子叙事，”《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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