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符号学作为一种特别的符号，其隶属的系统自然与其他符号学所讨论的存在差异，但学界目前对此涉猎甚少。有鉴于此，本文从符号学系统的一般观念入手，阐明了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进而分析了该系统特征形成的各种原因以及对目标语符号系统的积极作用。

任何符号都必须被置入一定的系统中才会显示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承载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任何符号学的研究必须研究系统，不然毫无意义”，[1]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同样如此。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翻译符号由于存在样态和文化属性的不同而使其系统与普通符号拉开了距离，正因如此，本文从符号学系统的一般观念入手，阐明了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进而分析了该系统特征形成的各种原因以及对翻译符号发展带来的可能性贡献。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初始符号体系”，[2]因此本文所谓的翻译符号仅仅指狭义的语言符号，本文所谓的语言也仅仅指特定文化范围内的民族语言，而不包含20世纪初风行的“世界语”或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语言重合现象。

符号学关注的重心在符号系统而非“部分”或组件，唯其如此，才可能在寻找结构主义所谓“模式”的基础上使符号通向一条被理解的道路。任何符号的意义只有在特定的符号系统中才能产生和被接受，游散在外的个别符号离开了符号系统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这被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引证且“先见”性地认为正确无误的符号系统论观点在面对翻译符号的时候却出现了破绽，或者说翻译行为的发生以及翻译文本的产生可能会带来符号学领域内很多术语范畴的扩展或更新。此语既出，必然招致很多符号学者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的否定，事实上，本文展开的论述也并非要否定或推翻系统论，而是在高扬符号学研究中系统优先地位的基础上，从翻译文本这个符号群所包含的具体符号出发，认为符号学中的系统论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和必要。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在谈翻译的语言问题时提出了“阐释语言符号的三种方法：符号可以翻译成同一种语言中的其他符号，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翻译成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同时他将这三种翻译方式标识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号间翻译（Inersemiotic translation）。[3]根据雅各布森对翻译过程中语言符号的看法，语内翻译无异于一种重述（Rewording），翻译语言与原文语言仍然属于同一语言符号系统；语际翻译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翻译语言与原文语言此时不再属于同一语言符号系统；符号间的翻译则完全是一种“质变”（Transmutation）过程，是非语言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对语言符号的替换和阐释过程，此时的翻译符号与原文语言符号大相径庭。因此，本文所谓的翻译符号即狭义的语言符号，有如雅各布森所谓的“语际翻译”，只是翻译符号不再单纯地隶属于原语或译入语符号系统，其在具有一般符号系统特征的同时又具备了自身的独特性，这也成为本文探讨翻译符号系统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系统就是约定俗成的规则，通常意义上的符号处于某种或某几种系统中，但三者（符号、系统、多元系统）多隶属于同一语言-文化的范畴，或者说某种符号系统只在特定语言区域和文化范围内才会被理解成是有意义的，尤其对语言符号系统而言更是如此。符号学名家特鲁别茨柯依（Nikolay Trubetzkoy）在他去世前才完善的音位学备受系统论学者的青睐，它表明具体的符号即便出现细微的变化，但只要没有超越符号不约而同地遵守的既定规则，也能在某种系统中被理解和接受，明确地证明了系统之于具体符号的重要性。但不能忽视的让该理论生效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该音位学仅在特定的文化范围乃至地域范围内生效，离开同一语言系统后的音位学就会使诠释陷入瘫痪。恰恰是让符号被理解的系统的同一语言-文化属性给翻译符号系统设置了樊篱，因为翻译符号必然突破单一的语言-文化的界限而具备原语和目标语的双重特质，倘若要在某种语言-文化范围内对翻译符号的系统作出充分的论述实在有些差强人意。当然，具体语言符号的多系统性或符号系统的跨文化性并非翻译符号独有的特征，比如汉语中的外来词表示的意义与其在原语环境中大抵无异，但它却借助汉语媒介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环境中获得了新的存在方式，应该说这样的符号就兼具了原语和目标语两种语言系统的色彩，只是孰淡孰浓的问题。外来词中的事物性名词比如沙发-safa等所具有的跨语际-文化的特征还不算很明显；像“滑特卢”- Waterloo这样有“故事”的外来词则具有十分鲜明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特征；更有甚者像“一切Ok啦”、“他看起来很high”中的词汇直接以原语的样态置入异质的汉语中，其隶属的语言-文化系统必然不是单一的。外来语言符号是怎样融入汉语系统的，在进入汉语的序列时又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翻译符号的系统具有跨语际-文化的特征，不再拘囿于单一的语言和文化范围内。五四前后的思想革命和文学变革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4]，翻译活动的中兴直接导致了翻译理论的活跃，郭沫若从语义的角度出发对翻译符号表意的“混乱”深有体悟：“翻译之所以困难，并不是了解原书之为难，是翻译难得恰当之为难。两种国语，没有绝对相同的可能性。而一种国语中有许多文字又多含歧义。譬如A字有甲乙丙丁数义，在译者本取甲义去译书，而读者却各取乙丙丁数义去解释，于是与原义便大相径庭，而解释便互相争执不下了。……两种国语中之绝对相同语既少，一种国语中之歧义语又多，对于原文的语神语势既要顾及，对于译文的语神语势又要力求圆润，译书之所以困难，正在这些地方。”[5]郭沫若这段话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尤其是对两种语言意义的差异做了反复的强调，意在使人从语言本体的角度去认识翻译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翻译结果的“宿命”，最终从意义的角度去认识翻译之难和跨语际翻译实践必然面对的诸多挑战。事实上，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因为翻译语言符号既“对于原文的语神语势既要顾及”，同时“对于译文的语神语势又要力求圆润”，这就使其被两种文化下的两套语言系统所“折磨”，但最终译者在原语和目标语的撕扯中选择了妥协，站在了中间的立场上而使翻译符号具有两种语言-文化系统的特征，并最终导致翻译符号意义的模糊和接收的困难。例如穆木天发表在《洪水》杂志上的《万雪白（Ch ·Van Larberghe）的两首诗》中的《伊扶之歌》[6]之一节：

 

到了晚上，

些个黑色的天鹅，

或是些个暗淡的仙女，

出来从花里，从西东里，从我们里，

这是我们的影子。

 

这节诗歌较能反映出翻译符号的跨语际-文化特质，第四行完全是原语的表达方式，按目标语的表达习惯应该是：“从我们东西方的花丛中走出来”。仅就英语翻译成汉语而言，翻译符号所具有的该特征可以和“欧化”现象联系起来，推而广之可以归纳为翻译符号的“外化”现象，也即是符号学中符号横组合发生了变化，翻译符号的横组合相对于目标语而言已是两重天地。“外化”一词本身就表明了目标语向原语靠近或已具有原语的部分元素，不管是两种语言纠结的被动效果还是目标语向原语积极靠拢的主动结果，都显而易见地标示出翻译符号系统具有跨语际-文化的特征。既然翻译符号的系统具有双重的语言-文化特征，那根据符号学家对符号的定义，（即“发送者用一个可感知的物质刺激，使接受对方（这对方是人、其它生物、甚至具有辨别认知能力的机器）能约定性地了解关于某种不在场或未出现的某事物的一些情况。”[7]）特别是符号接收环节中的“约定性地了解”可能会引发人们对翻译符号合法性的思考，毕竟翻译符号超目标语系统的特征即是超越了目标语信息接收者对符号约定性的理解习惯。比如主张“硬译”和“宁信而不顺”[8]的鲁迅，其译作中的语言符号在表达和排列方式上主要遵循了原语系统，破坏了人们约定性的对符号信息的接收方式，因此在目标语境下失去了读者，从“诘屈聱牙”[9]的《域外小说集》的销量以及后来鲁迅劝慰人们“硬着头皮”[10]读完他的译作等实例中即可窥见一斑。但事实上，这并不妨碍翻译符号在目标语中的合法性地位，既然符号是约定性的，那新符号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送”和“接收”，就会逐渐被“约定”到目标语系统中，成为系统的有效“组分”。叶公超曾认为鲁迅翻译作品使用的语言符号不符合当下汉语表达习惯，他遵照鲁迅的建议“硬着头皮”读了几遍也没有读懂，自叹也许只有“等待文字改造成功之后，再来温习旧课”， [11]才能读懂鲁迅的译文，恰好说明了翻译符号很难在短时间内进入目标语系统，而一旦其融入到目标语系统中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了。恰如鲁迅所说：“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12]

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奠定了翻译符号的可理解性，从而保证了符号行为的完整性。如果离开一直以来所认为的语义对等的翻译基础，那我们还能在不同的符号之间继续文化交流吗？我们还能通过掌握他语言进行翻译并进入另一个语言建构的世界吗？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中的观点为我们理解翻译符号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翻译研究走出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思维模式：“一部作品是否可译的问题具有双重意义。或：是否能在作品的总体阅读中找到胜任的译者？或更确切地说：它的本质是否适合翻译，因此，仅就这种形式的意义来说，而要求翻译？”[13]本雅明在翻译的过程中只考虑了符号的发送者和编码-解码过程，并没有考虑作为符号接受者的译文读者，他将翻译过程中突破了一种文化和一套系统的翻译符号界定为“纯语言”（Pure language），它“不再意指或表达任何东西，而是就像那不可表达的、创生性的太初之言，在所有语言中都有意义。”[14]因此，本雅明的翻译观念摒弃了原文符号的原初性、译文符号的忠实性以及普遍主义所谓的两种符号承载信息的对等性，否定了在不同系统和不同文化下的两种符号可以直接有对应词汇的假设，而将翻译文本的语言符号引入了纯符号的境地。根据本雅明的观点，原文的符号系统和译文的符号系统是互相补充的，翻译符号可能表征出比原符号的翻版或复制品更加丰富的意义内涵，两种符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在翻译中相互关联。他们相互补充，……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完整性能够代替这样一种完整性，或者说这样象征性的互补性”。 [15]本雅明的“互补性”观念对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角度去思考翻译的起源和意图及各种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时获得了新的认识，人们开始意识到翻译不再是建立在可译性视野内的寻找不同符号间意义对等的交流活动，原文不再是翻译的最高标准，翻译符号和原文符号共同建构了翻译文本的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纯语言符号呢？刘禾认为“纯语言属于上帝的记忆王国，原文和译文在那里以一种互补的关系共同存在着。”[16]既然存在着这样的符号，那作品的翻译就存在着可能性，不管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理会“纯语言”并由此踏上翻译的征程。本雅明所谓的在翻译中产生的“纯语言”概念实际上来自荷尔德林，荷氏提出纯语言的目的是想在“他所翻译的古希腊语和现代德语之间开辟一个文化和言语上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既不完全属于希腊语，又不完全属于德语，而是更贴近所有人类语言所共有的东西。”[17]简单地说，荷尔德林提出的“纯语言”兼具了希腊语和德语的特征，从而使译文能够被懂德语和希腊语的读者所接受。也即是说荷尔德林认为译文的语言应该隶属于原语和译语两套系统，二者“以一种互补的关系共同存在”于译文语言这样的特殊符号中，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否则原文或译文都可能成为不被理解的“零符号”（Zero-sign）[18]。

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形成的客观原因在于翻译行为的交流目的。译者为了更好地在译入语国中传达原文的内容，为此他不能将原语符号与目标语符号中的一方置于压倒另一方的地位，否则就会滑向优势符号一端而无法平等地对待正在交流的两种文化。英国学者艾伦·达夫（Alan Duff）在《第三种语言》(The Third Language)中指出：“将一种语言的概念强加于另一种语言之上的译者是无法自由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相反，他们创造了一个第三世界——以及‘第三种语言’。”[19]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on History）一书中提出了“交互文化”（Intercultures）的概念，认为译者(Translator)的翻译行为一旦发生，他就不再属于源语-文化系统或目标语-文化系统，而是属于这两种语言-文化的重合交替部分。达夫所命名的“第三种语言”实际上就是翻译符号，他点破了翻译符号之所以不同于原语和目标语而自成一格的关键原因在于译者翻译时兼顾了两种语言的特征，不至于使译文在失去原语特色的同时失去目标语国的读者。澳大利亚学者皮姆（Anthony Pym）在《翻[20]达夫的“第三种语言”观和皮姆的“交互文化”观为我们确立翻译符号的独立性和双重文化属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基于对翻译符号特点的考虑，“译者不再满足于使用规范化的语言来重新表达原作的意义和内容，而是力图通过对译入语的革新，来尽可能传达原作所体现出的语言文化差异性。显然，这种努力所产生出的译作语言必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源语和译语。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三类语言’。”[21]不管将翻译语言称为第几种语言，以上论述所要阐明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翻译符号独具特色，具有原语-文化和目标语-语文化系统的双重属性。有人对翻译符号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翻译符号“以译入语的语言要素为建筑材料，但是又不同于规范地道的译入语；它力图在译语读者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传达原作中所体现出的语言文化差异性，以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特别是推动译语发展繁荣的目的。”[22]也正是出于文化交流的目的，翻译符号不得不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尽可能多地保留原语-文化系统的元素，从而使其具备了跨语际-文化的显性特征。

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是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的客观结果，但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也是部分学者有意为之的主观行为。比如中国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先驱者们往往希望通过翻译引进外国的语言和文化来哺育襁褓中的新文学，该时期的翻译符号具有十分浓厚的它语言系统的特征。比如刘半农强调翻译语言在原语和目标语的天枰上应该更偏重前者，但由于它在书写形式和表达方式上更多的使用的是目标语，因此刘半农所谓的翻译语言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一种具备了多重语言-文化属性的特殊符号。在那篇五四时期有名的“双簧戏”文章中，刘半农指出：“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两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意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意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事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23]刘半农认为像鸠摩罗什和玄奘这样的翻译大师由于采用了西域语言的“极曲折极缜密”的表述方式，舍弃了当时晋代或唐代的语言表达习惯，因而没有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反而由于其固有的西域文化色彩延传至今。也即是说翻译符号由于部分遵循了原语系统的规则而在目标语系统中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刘半农这段话的真实用意是要求翻译符号应该背离其时的语言系统，使用一种不同于白话文或文言文的偏重于原语系统规律的“第三种语言”——翻译符号去从事西书中译。这种主观上建构新鲜民族语言的初衷在客观上促成了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

翻译符号的跨语际-文化特征给目标语的发展注入了新质，彰显出翻译符号的创生性功能。翻译符号相对于中国语言符号所具有的陌生化成分可以为中国现代汉语写作输入新的语言元素，使中国文学语言变得更加完善。比如朱湘在给赵景深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他翻译的意大利童话《盖留梭》，并且相信赵景深即将脱稿的译作《柴霍甫短篇小说全集》“一定能在文坛上放一异彩。创造一种新的白话，让它能适用于我们所处的新环境中，这种白话比《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的那种更丰富，柔韧，但同时要不失去中文的语气：这便是我们这班人的天职。你这篇译文所取的途径我看来是康庄大道，做到神化之时，便与古文中的《左传》，英文中的《旁观者》能够一样。”[24]在朱湘看来，当时的白话文运动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白话文本身却并不成熟。现代白话文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白话文，它应该“能适用于我们所处的新环境中”，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翻译可以创造中国文学的新体，翻译符号因为顾及了原文的表达和意义而具备了原符号系统严密的逻辑性，弥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不足。翻译符号虽然在语体形式上采用的是目标语，但由于它要顾及原符号系统的思维风格，所以相对于目标语系统来说肯定会具有一些异质成分，而该异质成分逐渐融合到目标语系统中，潜移默化地给该系统带来了新的“组分”，显示出翻译符号对目标语系统发展新变所具有的特殊功用。

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有助于在目标语境中创造出新的文字符号。在中国现代汉语史上，我们都知道“她”字是刘半农发明的，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刘半农创造“她”字时所凭借的支撑力量来自翻译。刘半农创造出“她”字以后，上海的《新人》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寒冰的作者的文章《这是刘半农的错》，对刘半农发明的这个阴性代词提出质疑。[25]远在英国读书的刘半农知道这件事情后就写了一篇《“她”字问题》的文章进行辩驳，认为以前中国的文章中没有“她”字是既成事实，后人无法改变，但是在翻译英语文章的时候就不得不用这个阴性代词了，因为英语中的“he”和“she”不可能只用一个“他”字加以翻译，否则就会引起意义的混乱。为此刘半农指出：“在以往的中国文字中，我可以说：这‘她’字无存在之必要；因为前人做文章，因为没有这个字，都在前后文用关照的功夫，使这一个字的意义不至于误会，我们自然不必把古人已做的文章，代为一一改过。在今后的文字中，我就不敢说这‘她’字绝对无用，至少至少，总能在翻译的文字中占到一个地位。”[26]为了进一步说明“她”字存在的必要性，刘半农举了一个例子进行说明，比如：He has been here, but we should wait for her.翻译成汉语是：“他来了，不过我们应该等她。”如果没有“她”字，那这句话的译文就是：“他来了，不过我们应该等他。”语义自然就不如用了“她”清楚明白。刘半农关于“她”字的想法正好与他“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的翻译主张相吻合。因此，为了“凑就”外国的“She”，汉字就必须有“她”字。正是借助翻译符号系统的表达方式，刘半农的“她”字赢得了存在的空间并逐渐融汇到了现代汉语中，成为今天的常用汉字。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翻译符号的特殊性有时会导致目标语词汇的更新和扩大，在不会也不可能改变目标语既定符号系统的同时增加新的“组分”。

总之，翻译符号的系统突破了只在单一语言-文化范围内被理解和阐释的可能而具有跨语际-文化的特征，该特征的形成具有客观和主管方面的原因，它不仅奠定了翻译符号可理解的基础，而且促进了目标语境中符号的发展完善。赵毅衡先生曾指出符号学“研究对象的每一个特征都牵涉到一个特殊的系统，对象处于多元系统的交叉网络中。” [27]不知此处所谓的“多元系统”是指同一语言-文化内的不同分类标准所形成的不同系统呢？还是指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文化系统？亦或兼而有之？不管怎样，本文对翻译符号系统的探讨都是对赵先生观点的补充、呼应或者换位思考。最后必须说明的是，翻译符号的系统虽然具有双重语言-文化的特征，但原语和目标语系统在翻译符号系统中并非平分秋色，翻译符号最终还是隶属于目标语符号系统，只是相对而言具有原语符号系统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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