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黑魔法：文化符号的“被宠”与“失宠”

————从2012年吴季刚纽约秋冬时装周上的发布说起 

宋 颖  

摘要：作为文化元素的中国符号拥有同样的符号价值。将其嫁接到服装上的直接效果就是增添服装的符号价值。这种效果是如何达到的呢？文化元素的符号魅力何在？将文化元素应用到当代时装设计中的合法性在哪里？最终，时尚中的文化资源的命运如何？这是笔者在此文中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忽略的是，时尚的本性就是善变，某种元素的重复使用率是很低的。当今处在一个“中国热”的时期，中国元素还是宠儿，但是，当中国对于世界人来讲不再新奇的时候，我们的那些已经不在新鲜的民族资源位置该在哪里？较于大众生活中的“泛艺术化”，文化符号“得宠”与“失宠”的高频率只是出现在高级时尚中，在当下媒体话语霸权的时代，大众时尚必定受到影响。 对于商业利益的追逐与民族资源的再应用该如何平衡，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时尚；媒体；文化符号魅力；艺术理据性上升；喜新厌旧。

每年两季的全球四大时装周是很多时尚人关注的焦点，名流、名牌、媒体的追逐更是使原本喧嚣的时装周更加热闹。2012年纽约秋冬时装上，华人设计师吴季刚（Jason Wu）以清廷服饰，3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服饰，以及以“毛制服”（Mao Jacket）为代表的建国初的军装风潮为设计灵感，整个秀场中朱红的宫廷大门，缀着流苏的清代官帽，“老古董”式的圆片墨镜，以及清代官服的绣花和色彩，融入到发布系列之中，给人一种浓郁的中国味道。

其实，在吴之前，将中国文化元素加入到设计中的大牌并不少见，青花瓷、水墨画、龙的图案、园林建筑、脸谱、盘扣、眉勒等作为典型的中国元素也多次被用到国际设计中。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史文德森在《时尚的哲学》里谈到将服装与艺术结合的原因，“时装店花大力气接近艺术机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机构拥有极为丰富的符号价值，每个人都希望分一杯羹。如果一个人希望在某个物体上增加符号价值，最简单的方法是，将这个物体与含有巨大符号价值的其他物体放在一起。”[1]

作为文化元素的中国符号拥有同样的符号价值。将其嫁接到服装上的直接效果就是增添服装的符号价值。这种效果是如何达到的呢？文化元素的符号魅力何在？将文化元素应用到当代时装设计中的合法性在哪里？最终，时尚中的文化资源的命运如何？这是笔者在此文中要解决的问题。

一、  时尚及其机制

在英文中，fashion一词兼有两义，即时装与时尚的。后者的概念要宽泛的多。房屋装修，口头语言，某种生活方式都可以是时尚的，而时装只是相对于服装而言。也就是说，除了服装的时尚，另有房屋装修的时尚、语言的时尚、旅游泡吧的时尚、电子产品的时尚等等。另外，不应当忽略与时尚生产相关的产业如媒体，模特，设计师，明星名媛，时装周也是与时尚相关的，时尚有时尚产业的意味，而时装则是时尚产业的产品。在这里，笔者的讨论对象是时装的时尚，下位简称为“时尚”。

时尚的第一要义既是变化，任何一种当下的时尚很快就会被替换掉，而且被替换掉的元素在经过一定时期以后会重新成为时尚。罗兰巴特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十分有趣的判断意见服装流行与否的公式：P/d 。[2]

当p＞d,则说明购买的衣服超过需求，便是流行。购买期越大于损耗期，流行的倾向就越强烈。对于明星来讲，在不同的公共场合穿同一件礼服是一件极为丢脸的事情，似乎只有过气的明星才会这样做。代表世界最高端时尚的巴黎和米兰时装周，每年推出那么多服装系列，被时尚买手买去的衣服多半并没有被穿着起来，而是被作为藏品收藏起来了，就算是有明星穿着出现在公开场合，也仅仅只能一次。

在变化之外，时尚的又一大特色就是只存在与一个小的群体，同时又被另外的群体热烈追逐，在这期间，媒体名流名牌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对于时尚的产生，争论已有很多，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解决时尚形成的全部问题，而是就一个方面做出的合理解释。因为，从14世纪时尚开始到当下，时代的变化使得这一问题十分复杂。

“滴流”（trickle-Down）理论：“创新在较高层次上发生，接着就向下扩散，下层社会的人努力向上攀爬。”[3]，比较极端的例子当时路易十三国王因为是秃头而并不得不戴假发，却引得法国与英国贵族男子纷纷模仿，最终成为一种宫廷时尚。在美国，杰奎琳的穿衣风格一致被美国大众跟随。中国九十年代的“郭富城头”“林志颖头”“郑伊健头”更是在大陆风靡一时。

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符号消费背后的驱动力主要不是下层向上层模仿，而是上层阶级为了将自己与下层阶级区分开来所采取的策略。当今，那些国际顶级奢侈品牌，每年两季时装发布，无论是在服装结构还是在面料研发、图案设计上都绞尽脑汁，以确保其产品的独特性，而不至于被盗版。

以上两点原因相结合，一方面，下层模仿上层的着装，而上层绞尽脑汁使自己与下层区分开来，于是不得不频繁变动穿着方式。而下层的追随导致了这种变动能够又一次引起追逐成为时尚。进一步说，当今的媒体宣传和广告，是促进下层追逐上层的一个最主要动力。

二、     文化资源符号魅力形成与失落的原因剖析

  唐朝是中国女子服饰最具有“时装性”[4]的一个时代，而时装性，恐怕正是时尚的同义词。唐朝女子服饰融西北少数民族、天竺和波斯文化元素，又承北齐和齐的传统，时尚先在宫廷女子间流传然后进入平民阶层。

这种流动性与当时开放的社会风气的结构有关，在古代，色彩，图案在服饰中有很多禁忌，并不如当下这般自由，范冰冰戛纳电影节的“龙袍装”与“仙鹤装”中的图案，龙是皇帝独用的服饰图案，仙鹤则是一品文官的服饰图案。在当下，这种规则全被打破了。从符用理据性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理据性的滑落，以及“艺术理据性的上升”[5]。

这正是当下的一个时尚语境，为我所用的符号资源维度触及历史与社会的所有角落。从历史、亚文化群体、音乐以及绘画中吸收文化资源。这样一种类似于“混搭”[6]，将原有的资源去理据化，与新的事物组合在一起，这样组成的符号便有一种格外的魅力。

以吴季刚的发布会为例：红色的宫门原本是宫廷威严的象征，清代蓝色官服，官帽，官服图案刺绣，在清代都有着十分固定的职能，是穿着者身份地位的表达。而在发布会上，经过改装的官服由女模特穿着，在摄影机与镁光灯前缓缓而过，并成为引人注目的时尚。这些文化资源在运用的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原有的符码约束，失落了原有的符用理据性。在经过媒体的宣传与解读之后，其符号价值得到巩固与扩大，在符号消费的定位上于此相合的消费者，便会接受这一时尚款式。

其次，这种“混搭”的合法性还建立在十分汹涌的符号消费。“普通大众不仅被生存所迫的劳动之需所控制，而且还被交换符号差异的需要所控制。个体从他者的角度获得自己的身份，其首要来源并不是他们的工作类型，而是他们所展示和消费的符号和意义。”[7]这种消费语境的变化，使时装的设计者和生产者不断寻找文化资源，生产新的消费符号，以满足符号消费的需求。

另外，时尚的本性就是变动不居，必然导致文化资源在时尚符号的外衣上不断更替。下图是不同时装品牌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运用举例。对于文化资源的调用，搭配着他们时尚巨头地位，中国风在国际时尚界一直是一个热点词汇。青花瓷、中国红曾被多次运用，并且带动较低层次的时尚圈子模仿，并最终被冷落。

简言之，社会结构，消费语境以及时尚求新求奇的善变本性为服装在文化资源中寻求灵感的原因，时尚的本性又导致这些文化符号很快又会被冷落。时装周与镁光灯：“喜新厌旧”的时尚催化剂。

每年的时装周被称为时尚界的盛世，目前在世界比较有名的国际时装周分别是巴黎、米兰、伦敦和纽约时装周。它们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一年举行两次。

2.     分秋冬和春夏两季。

3.     每季的举行必须提前八个月左右。

4.     顶尖时尚杂志与媒体同步报道并看出最新服装系列。

而除了媒体的捧场，明星、富家子弟也是时装周上的常客，惯以商业性著称的的纽约时装周，还少不了订货商的光临。刚刚落幕的2012纽约秋冬时装周，在谷歌上有12,7000,000的搜索量, 而输入“美国总统竞选”也只有4,190,000的点击率。You tube上一个于2011年4月1日上传的2011/2012秋冬时装周的预告点击量为：156，257。可见公众对服装周的关注度。

仔细考量时装周与“镁光灯”的关系，会发现，媒体在时装周与时尚传播的受众之间承担的是一种传播者的作用，而二者的联合，最大限度的使得时装周的影响力无限放大。当受众把传播者或信息来源确定在高权威性，高可靠性的位置上时，这种认定就会转变为对信息内容的相信[8]。

镁光灯的作用是拍摄照片，记录时装发布会的盛况，而刊登在杂志上的服装宇文至说明，则为“时尚”更替与确立起到很大的作用。罗兰巴特对服装杂志对于服装描述有非常精到的剖析。服装描述所指是“世事”还是“流行”，最后都指向流行。 “言辞论述不只代表着真实，它也宿命地参与其意义构成。”[9]

反观吴季刚2012年的发布会，英文网站的报道离不开“Chinese root”、“Chinese style”中国网站的报道则丰富得多：“穿越”“清宫”“中国风情”。细数被运用到整场设计中的各种元素，每一种元素背后所指向的特定的时代全被揉和，以一定的时间向度展开，形成一种整体的纵深的中国图景。

近年来，国际公众舞台上的中国色彩非常多见，从众多中国明星在各大电影节“华服”现身，到西方美女明星选择中国风服饰，甚至收养中国孤儿都成为时尚。

不能忽略的是，时尚的本性就是善变，某种元素的重复使用率是很低的。当今处在一个“中国热”的时期，中国元素还是宠儿，但是，当中国对于世界人来讲不再新奇的时候，我们的那些已经不在新鲜的民族资源位置该在哪里？

三、     结 语

对于时尚的追逐，其实也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时装经，从这个角度来讲，时尚的面目是千差万别的。同日本一位学者认为，将时尚与衣服分开来讲，对于时尚的考察也不该是视觉性的[10] 是笔者十分赞同的。因为，在一定的时期内，“时尚”是有一定规则的，当下，喇叭裤被认为是不时尚的标志，小脚裤，紧紧束住双腿的打底裤是时尚，而在七八十年代，喇叭裤却极为时尚。在一个大的周期内，时尚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从细微来讲，时尚又无时不在变化。越是高级时尚，追求唯一性、新奇与独特性，导致它的元素不断被替换和抛弃。这也是笔者所认为的，文化符号的失宠。

相较于大众生活中的“泛艺术化”，文化符号“得宠”与“失宠”的高频率只是出现在高级时尚中，在当下媒体话语霸权的时代，大众时尚必定受到影响。 对于商业利益的追逐与民族资源的再应用该如何平衡，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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