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历史 身份 自我
作者：马文美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5343 2012-05-30 15:45:14
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历史 身份 自我
——以符号学为工具考察薛忆沩三篇历史题材小说
摘要：本文以符号学中的符号自我理论为工具，以薛忆沩的三个中篇小说《广州暴乱》、《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个人在历史中的身份与自我。考察发现在历史中个人的身份和自我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身份脱离了历史的语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各种身份累加而成的自我就与身份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张力，并对历史构成了一种反讽。
一
本文所指的历史是一种时间的概念，也是一种特定的时代语境。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甚至也有歪曲、捏造。
“自我”(Self)实际上是作为“主体”(Subject)的同义词来使用。用“自我符号学”（Semiotics of self），代替 “主体符号学” (Subjective semiotics)。符号传达是一个互动过程，主体只能理解为“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或者说，主体性就是交互主体性。而在一个文化中，符号文本进入传播流程，最后演化成“共同主体性”（com-subjectivity) 。自我是一个社会构成，人际构成，在社会表意活动中确定自身。作为主体的“自我”是与他者相对而出现的，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既然称为“他者”，主体就等同于自我。自我可以分层，各个层次之间可以发生位移，无论是向上的位移还是向下的位移，都存在危险性。除了纵向的位移，自我还有一个循时间分解的向度：一个人只有在此刻才是真正的存在；在思考过去的经验时，思考的是对象自我；在思考到我的此刻之后果时，面对的是未来自我。
身份是与对方、与符号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对于任何符号表意，都有一个身份相应的问题。符号交流身份分作很多社会性类别范畴。大致分成社群、文化、种族三个区域。 人一旦进入表意活动，自我就暂时以表意身份或解释身份出现，因此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自我，暂时遮蔽了自我、替代了自我。身份有真诚有假扮，有暂时有长久，有存心又无意，但是最后我们自己能理解的自我，实际上就是自我所采用的所有身份的集合。
“一个基本上有着存在性安全感的人，他对自己和他人的现实性与统一性具有根本上是稳固的感觉……这样的人不仅感到完整的自我身份和统一性，还感到事物的永恒性，自然过程的可靠性和实在性，以及他人的实在性。” [1] 大部分人希望自己的自我相对稳定地存在，每当自我在身份压力之下变化，就会感到很痛苦。
二
先锋小说家薛忆沩似乎对历史中的个人的身份和自我的问题情有独钟，特意将《流动的房间》这个小说集分为两卷，其中第二卷叫做“历史外面的历史”。其中的三个中篇小说《广州暴乱》、《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有着对于历史的连贯性的思考和追问：在历史中的个人究竟有着何种的身份和自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对这三篇小说进行细致的梳理和考察。因为这三篇小说前面都有一段引文，对于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将其抄录下来。
《广州暴乱》：死去的身份与残存的自我
《广州暴乱》的引文是：
“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
《广州暴乱》以回忆的方式展开叙述，一个孤独的老人在埋葬了他的仆人之后要进行一次忏悔。他曾经是广东省的总督，由于担心洋人以及传教士密谋侵犯国家的领土，而错误地引发了一场暴乱。为了逃过朝廷的处罚，他假装自杀，实际上是和他的仆人一同隐居起来了，逐渐地他的朋友们不再来看他了，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在与世隔绝中他们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里，只有他的仆人陪在他身边，他们依靠每天给对方编一个故事的游戏来克服与世隔绝的孤独与寂寞。而现在，他的仆人死了，那个曾经活过的他已经随着仆人一起离去，他好像只是作为一个动物还继续存在于那个他几乎已经感觉不到的世界上。
在这篇小说中，他作为广东总督的身份已经基本失去了，因为在现实中，一个身份作为自我的一部分确立时，必须要有一个可以与之交流对话的他者。曾经有一次他的仆人问他愿不愿意回广州区看看，仆人说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人们已经不记得他们了，而这正是总督不愿意回去的原因，因为在那里他的身份已经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了。在那与世隔绝的十年里，可以与他那个身份对话的只有他的仆人而已。所以，在别人将他的身份遗忘时，只要他的仆人还活着，尽管寂寞，他还是可以勉强活下去。但是，随着他的仆人的死去，他作为广东总督的身份就只有他的自我可以识别了，他的自我对作为那个身份的记忆无法抹去，而且随着长期的隐居生活的孤独和寂寞的加剧，那些记忆会越发清晰，但是他却永远都无法恢复自己的那个身份了，他觉得他应该在十年前与那个自杀的总督一起下葬，一个丢失身份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只是一个虚构的幻影而已。他写完这份回忆和忏悔之后，将在那无边无际的黑夜里永远躺下来。
总督错误地引起暴乱的原因来自一系列的巧合，他先是得到了一份说洋人将会叛乱的小书，这刺激了他原本就很敏感的神经，他迅速在广州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手段，这让澳门和广州都陷入了饥饿和混乱中，而他认为他的所有行动都只是对于国家的忠诚。在非常敏感的时刻，从澳门来了一个修士和几个同行人，一个对修士有私怨的人告发修士是叛乱者，总督和他的副手为了给自己的行动找到一个实在的原因，利用手段杀死了修士和他的同伴，这引起了传教士的极端不满，他们上奏朝廷要求严惩总督。于是，才有了总督的假死。他认为这一系列的巧合都是残忍的相遇，尽管当时他强烈地感受到历史。
经过十年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才明白原来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不过是一种假象，而时间变幻着这些假象，他敢肯定历史其实并不存在。
这涉及到历史中的自我与身份的问题，任何人在做任何表意活动时都必须有一个身份，其实他发动广州暴乱也只是遵循他在当时历史中的身份而已，与其说他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不如说是他在历史中的身份的悲剧。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此刻才是真正的存在；在思考过去的经验时，思考的是对象自我；在思考到我的此刻之后果时，面对的是未来自我。当那段历史已经远去了，在他已经失去作为广州总督的身份时，他强烈地感受到历史的荒谬，而此时的“自我”已经不同于彼时的“自我”了，既然认识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再去评价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下的自我，其得出的结论已经无法获得平等的意义。
这篇小说前面的引言“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从身份和自我的角度来解读，作为现在的我们将永远都无法找到真实的历史，只能隔着时间的迷雾用现在的角度对照历史，这个含义与小说的主题构成了悖论的关系，也是历史中的自我与身份的复杂要义所在。
《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虚构的身份与分裂的自我
《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的引言是：
“ Our fears do make us traitors”
—— Macbeth IV.2
Shakespeare
《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主要的故事是作者“我”接到了一个朋友 X 的电话，电话中 X 说他感到很寂寞，而这寂寞是由他的外公带给他的。因为 X 的外公在十年前去世的前夕，给他讲了一段从未讲述过的家史，这段家史连 X 的母亲都不知道。这十年来的生活经历使 X 明白了那一段家史中的很多道理，因此 X 感到了寂寞，希望“我”把这段家史的记录润色为一篇可以发表的作品。
小说的题目下面是莎士比亚的名句：“ our fears do make us traitors” （恐惧让我们背叛），这篇小说就是一个由恐惧引发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 X 的外公，外公的父亲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绅士兼地主，对于五百亩土地的坚守使他即使在最动乱的年代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园。但是他却在解放之后被诬蔑为汉奸，因为他在日本曾经有过一个日本女人，那个女人的弟弟后来成了侵华日本的一个军官，日本战败后他曾拜托女人的弟弟给女人捎去一笔钱。但是抓他的那些人只是把汉奸罪作为幌子，他们只想从他身上弄到黄金，那并不存在的黄金！最后外公的父亲被折磨而死，尸体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被扔在门前一棵枯死的大树下。这一幕给了外公强烈的刺激。他丢弃了那些土地，带着一家人逃亡到遥远的地方，改变了除了性别之外的一切个人资料，用沉默躲过了一切形式的政治迫害，并获得了人们“诚实”的赞誉。直到他弥留之际，才对自己的外甥说出了这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
符号学认为人一旦面对他人表达或解释意义，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种相对应的身份。 X 的外公面对那个荒谬的时代，他以前的身份会给他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于是他彻底抛弃了以前的身份，恐惧使他背叛了自己的过去，却使他和家人在乱世中得以偷生保全。而伪装身份除了要有意愿之外，还要有进行“修辞”的能力， X 的外公的修辞就是沉默，四十年的沉默！马克思主义认为理想的自我有充分选择身份的权利，很显然 X 的外公是出于环境的压力之下被迫做出的选择，因此他的自我是不自由、不理想的。
身份在绝对真与绝对假之间，身份的真假是此身份与同一自我的其他身份之间的距离问题。当其距离近时，就被认为是真的。 X 的外公四十年里一直生活在自己虚构的身份里，这个身份完全脱离了他自身的历史，与他以前的身份之间的距离犹如鸿沟，因此这个身份是非常虚假的，在这个由虚构建立起来的世界里，他却每一天都需要像演员一样去表演，虚构比真实更加真实。但是这种表演却让他极度地孤独，因为自我有能力认知身份，自我知道这个身份是假的。他的沉默恰是对于以前那个身份的别样坚守，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分裂了他的自我。身份的巨大变动，让他的自我不得不在身份的压力之下变化，从而感到痛苦。
无疑 X 的外公对于以前的身份是珍视的，否则他不会对社会对他做出的“诚实”的评价那样蔑视，“珍视自己的存在，就是珍视自己‘思’与‘在’的权利的存在；证明自己的存在，就是要证明自己‘思’与‘在’能力的存在。” [2] X 的外公在那四十年里，对于过去的那个身份只有“思”而没有“在”，他临终前的遗言，就是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 弗洛伊德与拉康都讨论过自我的上下层次。卢曼提出：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分为六个层次，中间是“心理的”个人，向上可以位移为“人机互动的”、“组织的”、“社会的”个人，向下可以位移为“有机生物的”、甚至“机械的”个人。 X 外公的自我是向上位移为“社会的”个人，这种向上的位移是很可能有危险的，它有可能使自我变成纯粹理性的自我，“他人的自我”，最后自我丧失独立性，被吸纳进社会意识形态。
X 外公的自我的过度位移让他产生了自我意识的危机，他对自己是否是“充分主体”产生了怀疑，因此在他生命即将结束时，还激动地问 X ：“孩子，你现在会觉得我是一个假人吗？”因为现在的他完全不是以前的他， X 的回答是：“可——可你是我外公”这一不变的身份让 X 的外公非常感激。
这四十年里的外公异常的孤独，因为身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得到他者的认可，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表意活动就会失败。 X 外公那个真实的身份只有 X 的外婆知道，而 X 的外婆去世后，只有外公自己知道了。对于自己过去的身份他再也找不到证人了，他只能在那个真实身份下为自己的心灵打开一扇窗口，寂静和隐蔽地观看他周围的世界。当所有危机过后，在他面临死亡之时，他开始变得坦然，不再为自己父亲的惨死感到难过，因为死亡会抹杀一切，所有的身份都会消失，自我也会一同烟消云散，对于死亡，生命是最大的虚构！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由他人改写的身份与真实的自我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引文是：
“啊，多么悲惨！我们的生命如此虚飘，它不过是记忆的幻影。”
——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第二卷第一章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是以白求恩为原型的创作，小说的结构是薛忆沩经常使用的镶嵌式。外层的故事是“我”的父亲作为怀特大夫的翻译，在怀特大夫西渡黄河之前，接受了怀特大夫的托付，为他保管他之前写给他前妻的一封长信和刻有他前妻姓名缩写的手术刀等私人物品。后来怀特大夫死了，在临终之前用法语讲了一句话，好像提到了 夏多布里昂。在后来混乱而荒诞的岁月里，怀特大夫被当成了英雄或者西方间谍，“我”的父亲虽因此被关进囚牢十年，却奇迹般地将这封信保存了下来，并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怀特大夫和“我”的父亲通过“我”父亲的记忆成为了最密切的朋友。在怀特大夫逝世四十年后，“我”的父亲开始真正地理解了他。在“我”父亲临终之际，他将那封信转交给我，并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人能够读到它。他希望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另外的”人，或者一个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一段具体的历史或者是一种特殊的经历。
小说内层的故事是怀特大夫的信的内容。怀特在信中回忆了他和妻子甜蜜的过去，表达了他对妻子永远的爱恋，而他却为了寻找“陌生”带给他的激情，宁愿不幸也不愿平庸，于是他辗转来到遥远的中国成为一位随军医生，体验着战争带来的残酷。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总是让他时时回忆起安稳幸福的过去，他的精神常常生活在别处，开始对历史和虚构产生怀疑和思考。在他即将面对死亡时，他真正地领悟到，他爱的人就是他的天堂，但为了“虚构”出一段光辉的历史，他却永远远离了自己的天堂，只有死亡才能够到达的天堂。
怀特大夫为了实现一个充满激情的梦想，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身份——无国界的好医生，但是这个身份却和以前的身份——在舒适高雅的环境中享受爱情的男人，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到底哪一个才能代表他真正的自我？怀特大夫的信中无数的回忆可以成为一种回答。同时，信中怀特大夫对历史的反思和嘲讽，也印证了他对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身份的反省：“胜利将给我‘永存不朽’的特权。我有可能会以纯粹和高尚的名义成为在这个国家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很荒谬吗？这就是历史。”[3] 怀特大夫果然永垂不朽了，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那个乐观忠诚的领队却在文革中被说成是杀害怀特大夫的凶手被迫害致死。怀特大夫还曾有一段时间被说成是间谍，“我”的父亲被作为他的同案犯被判处十年徒刑，这是历史对怀特所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正是这十年的牢狱生涯，让“我”的父亲感受到内心的少有和宁静，他完全“清醒”了，感受到了“天堂”。“天堂”概念作为叙述的核心被小说中不同的人物感受着，如果“天堂”就是自我，走向“天堂”的路就是找回迷失的自我的过程，一个清醒的自我有能力识别自己的身份和身份背后的历史。而怀特大夫是用坚持给前妻写永远不会发出的信来找回自我，“他意识到语言的暴虐，但他仍然要虔诚地信赖语言。这种矛盾是人类精神痛苦的根源。怀特大夫直面这种矛盾。他将写作当成是他接近‘天堂’的捷径。”[4] 怀特大夫的信中反复说着“傍晚的时候，弗兰西丝在一次心不在焉的空袭中丧身了。”竟然达到四次之多，而且每次都放在段首，用以展开一段新的叙述。年轻而正直的弗兰西丝死了，仅仅是因为一次心不在焉的空袭，再一次强调了历史的荒谬和个人在历史中的微不足道。而弗兰西丝和怀特的交谈成了怀特大夫书信中的另一个重要的线索，弗兰西丝白天的刚强和深夜的哭泣，恰是说明了历史和身份的多面性，在历史中的自我是如此的虚飘不定，更为悲惨的是这一切都只会成为记忆的幻影，个人真正的自我将永远都无法在历史中找寻。
三
《广州暴乱》和《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都是发表于 2000 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发表于 2004 年。前两部作品是表达在历史环境的压迫之下，为了生存，主体主动地隐藏或抛弃以前的身份，而这种抛弃伴随着自我强烈的痛苦、不安和孤独，尤其是当那个被抛弃的身份失去最后一个可以对话的他者时，自我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所不同的是，《广州暴乱》的主人公是因为自身的错误而抛弃身份，《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的主人公本身并无任何过错，却也不得不抛弃身份。最后，在自我即将消失时，自我主动地对那个失去的身份进行追忆和叙述，展现了在历史的重压之下，人无法自由选择自身身份的痛苦和无奈。《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是自我在当时历史下对自我的言说和他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历史中的同一自我的多种言说的巨大差异，这表明即使主体拥有复杂的自我，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会被不同的权力话语所改写。而在当时历史下主体对自身的言说却透露出对于“创造”一段历史的暧昧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他者的言说和自我的言说，构成了一种同谋的关系，他们共同“创造”、“改写”或者“虚构”历史和历史中的自我。这表明了薛忆沩逐步深入的探索，充分显示了自我和身份在历史中的无能为力，而且，古今中外皆然！
薛忆沩是当代为数不多的一直坚持先锋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对于历史中的个人的身份和自我的关注，是先锋小说家怀疑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处于后现代的当下的深刻思考的结果。对于历史中的身份与自我的主题，薛忆沩在后来的小说中有着更为深入地开掘，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和短篇小说《小贩》是其中的力作，此处不再赘述。面对历史，一切似乎都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我们原来认为确凿的一切都变得模糊暧昧起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5] ，那么同样渺小的个人，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切意义的消失？这是先锋小说家面对的难题，也是当下每一个人面临的难题。
（马文美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生）
参考文献：
1 《流动的房间》 薛忆沩著，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2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薛忆沩著，花城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3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1] 转引自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3月第1版。
[2] 《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丁帆 王世城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2月第1版第16页。
[3] 《流动的房间》 薛忆沩著，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39页。
[4]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薛忆沩著，花城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113页。
[5] 此说法来自《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美】马歇尔. 伯曼 (Berman Marshall) 著，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 ，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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