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艺争鸣》2011年7月号组织了一组讨论“文艺学”的文章，总共11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1级文艺学博士张成华在阅读该组文章后，记下了其感想。现刊登在此，供全国学友参考。
鲁枢元《国民性改造与乡土文学反思》（视点）
改造国民性在“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中国的国民性为什么需要改造？据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落后的、过时的文化传统，已经不再适应世界上蓬勃发展的时代大潮。具体的说，作为前现代的农业文明，注定要为现代的工业文明所取代。”（引自本文）只是，中国现时代的社会状况恰恰是这种国民性改造实绩的讽刺。
首先，鲁枢元教授在文章中列举了一系列现代中国社会中已经发生了的触目惊心的没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行为。国民性需要改造，但是改造的实绩怎么样呢？看看现在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就知道了。传统的农民身上存在着诸多缺点，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城市中的触目惊心的事件却是农民做不出来的。
其次，现代化进程首先伤害的是农民的利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凡是在进军现代化的地方，率先做出沉重牺牲和巨大贡献的都是农村。”（引自本文）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是通过把这种牺牲转嫁给不发达地区实现的，后发的国家却只能牺牲自己本国的农民利益。
农民和农村一方面被认为是落后、愚昧、封建的代表，需要被改造，另一方面又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实际利益损失者。在这种逻辑中，农民和农村自身已经被双重的框定：被认为是落后、过时的代表，因此，在经济上需要被改造；正是这种农民意识的残余造成了中国的不发达，因此，思想上需要被改造。
国民性需要被改造，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种事实并不能普泛成一种对农民和农村的整体性否认。正是在他们（农民）的身上，存在着一些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和处世道理，这些品质和处世道理有助于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化中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有助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基础道德的规范性建设。但是同样，这种借鉴和运用不能成为我们整体的否认中国传统价值的理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就是整体的否认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全盘的接受西方的价值和文化观念。最终，无论是像汪晖说的那样是因为“五四”自身的危机（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31——70页）还是像李泽厚说的那样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71——111页），“五四”启蒙的实绩是需要重新考量的。我国现实的道德状况，也是对“文革”后全盘西化的反讽。
像文章中鲁枢元教授指出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值得我们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不能被整体的否定。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怎样将这两方面的优秀成分进行整合，建筑适合中国现代自身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系统。
高建平《“审美”是审美！“艺术”还是艺术！
——关于“跟着走”与回到“硬译”的几点思考》（6——14页）
本期高建平先生的《“审美”是审美！“艺术”还是艺术！——关于“跟着走”与回到“硬译”的几点思考》、赵毅衡教授的《都是“审美”惹的祸：说“泛艺术化”》与刘旭光教授的《“审美”不是“艺术化”——关于“审美”的沉沦与救赎》三篇文章是源于对“aesthetic”这个术语翻译的争论。三人分别阐释了关于这个术语在翻译上的看法，同时，也都从术语本身代表的意义方面给出了充足的理由，深具启发价值。
高建平先生在这篇文章中首先阐述了自己关于学术术语翻译的看法。高建平先生强调：在术语的翻译问题上，中文就是要跟着西文走，“尽可能实现中文与西方的一一对应。一方面尊重读者，尊重中文的表达习惯，尊重现有的术语分布和对应状况；另一方面也努力将西文中已经实现的种种术语概念的区分在译文中体现出来，使读者在阅读译文中，逐渐习惯西文中的术语区分情况”。（引自本文）至于反对者认为的这样的译文可能不美的情况。高先生指出：“译文美不美，罪名不该落到某种翻译主张的头上，还是要看译得怎么样。译得好，硬译也能优美，译得不好，妙笔生花，错误百出。”（引自本文）至于对于“aesthetic”译成“审美”好不好，高先生则认为，这个词语现在既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被人们普遍的接受，就证明了它的合理性，也就没有重新改译的必要了。当然，“保留着这个名称，同时警惕这个词可能带来的误导”。（引自本文）
当然，对于“审美”和“艺术”的区分，高先生同样给出了精确的比较，“‘审美’（aesthetic）与‘艺术’本来就是对立的。‘审美’是感受性的，‘艺术’是实践性的”。（引自本文）而在消费社会，泛审美化是经济发展，陷入病态的表现。因此，我们应该批判的消费社会中的泛审美化现象，而不是泛艺术化现象。“‘泛审美化’背后的推动力，是资本的运作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这种原则不仅与艺术无关，而恰恰是艺术所批判的对象。”（引自本文）消费社会和商业资本的运作正是通过审美刺激人的欲望以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对人的控制。
同样，高先生对于艺术的理解是完全被人认同的。艺术就是艺术。艺术是人的感性的寄托，“理性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艺术的终结只是某种观念的终结。人的感性不可能消除，艺术也就会持续存在，无论在任何社会中，在任何环境中，艺术都是作为一种人的感性表达和现实需求而存在的。
“审美还是审美！艺术还是艺术！”任何关于艺术的观念都可以消失，但是只要有人的存在，艺术就不会消失。在任何社会中，艺术都既面向生活和社会，又面向人的本身，既是人的感性的表达和需要，又通过意象转化处于半自律的状态，实现对社会的批判。
赵毅衡《都是“审美”惹的祸：说“泛艺术化”》（15——18页）
赵毅衡教授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偏译”现象在翻译中是常见的现象。“所谓‘偏译’，指用一个固定译法翻译外语的多义词。”有些时候，偏译会逐渐成为一种习惯，被人普遍接受，但有些时候偏译却会引发更多的误解。比如，“aesthetic”这个词的形容词偏译为“审美的”在现代这种情境下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尤其是当我们遇到“pan-aestheticization”这种词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审美是主观态度，主体能力……艺术符号的特点是非自然、非使用、多少跳跃外延的表意体裁，是文化的‘体制-历史’机制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范畴。一种特殊的文化范畴，如今‘泛’入整个社会生活，就破坏了文化的构造，这才出现了当代文化的一个危机。”（引自本文）
赵毅衡教授的这种看法触及到了当代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在当今社会中，一切社会活动都变成了艺术，基础设施、商品、生活必需品等都被包装成了艺术；另一方面，随着苏联解体，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对抗逐渐被经济对抗所取代；跨国公司成为国际间活跃的主要力量；又由于商品的极大丰富，社会经济的发展由生产中心向消费中心转移，于是消费者的购买就决定了公司的生存与否，因此，各大公司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使自己的商品获得极大的认同，为了实现这种认同，对于商品的包装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整体的艺术或许并不完全参与进商品的设计中，但商品中的艺术碎片化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另外一个赵教授反对泛艺术化的理由是，艺术自身独立性的消逝。随着消费社会的泛艺术化现象，艺术泛入了整个文化系统，艺术和其它文化之间的边界就消逝了，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和自律性也就会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要不断的极端化和形式化，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身的“标出性”。当这种探索越来越极端，人们的感受力也就越来越贫乏，最终艺术也就死亡了。
只是，我们要继续追问的是，是不是这种艺术的标出就一定能实现艺术的自律呢？
毫无疑问，在消费社会中，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消费社会中，一切为人们所接受的事物都要遵循交换逻辑和商品逻辑。艺术自身的“标出性”恰恰成为商品价值的确认。越是艺术的，就越有价值，就越能卖个好的价钱。艺术的极端化和艺术自身的晦涩反而成为人们坚信艺术商业价值的保证。
刘旭光《“审美”不是“艺术化”
——关于“审美”的沉沦与救赎》（19——22页）
刘旭光教授的这篇文章同样从关于“aesthetic”的翻译开始谈起，只不过刘教授在关于这个词的翻译上持不同于高建平先生的“硬译”与赵毅衡老师的“艺术”的理解，强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翻译。一系列带有“aesthetic”的词“究竟指什么是需要去根据上下文辨析的，不能一概译为审美或艺术的”。（引自本文）
而刘教授对于艺术和审美的理解，尤其是当代语境下的艺术和审美的状况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于高建平先生和赵毅衡教授。刘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当代文化的问题在于，应当把感性认识上升到审美的高度，结果把审美降到了感性的地步；本来应当把生活上升到艺术的高度，结果却把艺术降低到了生活的层次。”（引自本文）
刘教授通过分析历史上对于艺术的两种不同理解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艺术在最初指的是一种“技艺”，通过两个方面规定自己：与物质生产意义上的技艺不同的不流汗的技艺，与具体生产无关的“自由艺术”。另一方面，自近代哲学体系以来对于艺术的“真理性”和代表“生命的完满”的理解。
我们知道第二种对于艺术的理解的形成经历了三个步骤。首先，现代人类智慧基础级上的分裂，审美被划分为“感性领域”；第二，关于“审美无功利”的普遍认同，与现实的算计不同，人们一旦进入审美领域就会与现实拉开距离，进入无功利的乌托邦；第三，关于“美的艺术”的分类，将音乐、绘画、诗歌、雕塑等划归为美的领域。通过这三个步骤的分层，艺术获得了不同于其它领域的独立性。（参见曹顺庆，吴兴明《正在消失的乌托邦——论美学视野的解体与文学理论的自主性》，《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同时，由于艺术领域是审美的，而审美是“无功利”的，这种无功利性就成为人的完满的表现。因此，艺术领域就获得了对于其它领域的高端性。因此，当我们坚持艺术的时候，实际上是坚持艺术的救赎和真理，当我们谈及艺术的时候，也是谈及艺术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刘旭光教授对于当代艺术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当代消费语境下，艺术失去了对于生活的高端性，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于审美的崇高感，失去了二元的艺术理解，现实与艺术的同一，一方面使得审美降低到感性的层次，另一方面，艺术自身在现代哲学体系中获得的独特性也受到挑战，不再具有康德、席勒、海德格尔等人坚持的“救赎”功能。
许明《新理性是一种文化价值立场》（23——31页）
事实和价值，或者说，社会现实和应然事实之间的分裂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采取怎样一种立场，这个社会的规范性究竟要怎样建立——后现代能成为观察世界的视角，但绝对不可以被当做建筑社会规范的立场。
许明先生在文章中的一句话无疑是相当准确的，“近30年来，我们在思想上最重要的收获是认识到了危机。这是中国社会在近百年的发展中获得的难得共识”。（引自本文）我们深处在“世纪末的灰色情绪”中，这是共识；但怎样解决问题却喧嚣吵闹，毫无统一。许明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分析我们时代的三种文化使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们这个时代有三种文化使命交织在一起：“第一种文化使命是重新开启中国文化的现代路径”，以新儒家为代表；“第二种文化使命是西方现代性的中国本土化”，这几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多数人的选择；而第三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
许明先生指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追求，第二才是具体的社会目标与行动策略。”（引自本文）这种理解无疑对我们解决我国现时代的问题提供了正确的路径。我们处在社会现实的危机中，这是我们认识到的，但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途径应该是对现实和未来的规范设计。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最基本的经验应当就是‘实事求是’……在这里，实事求是与本土化（中国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这一成功经验里最核心的词汇”。（引自本文）
把马克思主义首先理解为一种价值追求，“我们就有了把马克思主义、西方先进文明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的契合点与关键处”。（引自本文）而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对这种价值进行规范性的设计就能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危机。
而许明先生坚持的新理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我们期求的新理性精神，就是回归生活底线的精神。回到人与社会生活的，保证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内心和谐相处的生活常识。”（引自本文）
这种新理性的奠基不应该是高端的，而应该建立在最低的道德层次上。
丁帆《“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55——59页）
如果要问丁帆教授这篇文章中最有价值的一点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丁教授这篇文章的题目表达的那样“‘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丁帆教授在文章对民国文学风范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阐释。
毫无疑问，“民国”一词作为一个政治称谓在中国大陆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经终止，台湾虽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但确实大势已去。丁教授的“民国文学”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以五四新文学传统为核心内容和主潮的文学流脉”。“台湾文学在1949年以后有着一条政府背离‘民国文学’精神，而知识分子精英和民间文学力量在努力抗争的‘暗线’存在，恰恰是这条‘暗线’与大陆文学发展呈大体一致的走向状态。”（引自本文）这种对于“民国文学风范”的理解对于我们思考现当代文学中的一系列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价值。首先，重写文学史的问题。中国大陆和台湾无论政治见解上有怎样的分歧，在民族根性上是同一的，这是谁都不可抹杀的事实。“尽管政治意识形态相异，其民族认同性却是任何党派与政治力量都不可改变的事实，因为‘书同文’的文学根性就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学相同的基本走向。”（引自本文）这就为我们重写文学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对于民国时期文学样式的理解。这完全来自于丁帆教授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论证。如果说乡土文学是民国文学风范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么，通俗文学实际上也从不同的方面体现着民国文学的风范。“通俗文学本身就是现代传媒的产儿，虽然在内容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但是它的现代性的合理存在是不容忽视的。”（引自本文）而1949年以后台湾文学在言情文学和武侠文学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继承了民国文学风范的余绪。第三，对我们理解作家本身的复杂性和作家创作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朱西宁、司马中原等我们不能单纯的把这些作家依据政治划归某一类，而应该在民国文学风范和政治风潮的双重作用下，对他们自身和其创作进行仔细的分析。
总之，丁教授对民国文学风范的理解对于我们思考一系列文学问题都有重要价值。以丁教授对民国文学风范的理解为基点，对我们思考现当代文学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很好的启发价值。
李怡《从历史命名的辩证到文化机制的发掘
——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60——64页）
在这篇文章中，李怡教授对“民国”文学的命名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李怡教授认为，民国文学的命名确实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并不是它可以通过排除主观思想倾向来容纳一切，而是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学的新规范。‘民国’作为以特定政治形态为基础的历史单位，最后能够成为‘文学’的定位之语，乃是按照我们的‘理智’和‘思想’判断，它已经形成一种特定的规范文学的意义。”（引自本文）这种规范性是不能被“新文学”和“当代文学”等命名所容纳和在这些命名中被人理解的。它是我们解释那一段文学历史的更合理的阐释间架结构。
同时，李怡教授除了对民国文学提出的必要做了规范性的理解之外，还对于“民国文学机制”提出了自己的深具启发和基础的说明。
所谓民国文学机制，指的是新的社会形态（民国）中逐步形成的影响文学新发展的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中可以是推动新文学的发展，肯定新文学发展的力量，也可能是局限新文学发展的力量。这主要包括包括经济形态所造就的文学机制、民国法制影响下的文学发展、民国教育机制对新文学的发展的推动作用、民国文化影响下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人文性格等发面。李怡教授对这些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尤其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李怡教授关于民国文化气质的分析与我们普遍接受的关于民国文化和文人的理解存在根本的不同。“‘五四文化圈’是丰富的、博大的，既没有‘打到’传统文化，也没有‘否定’民族特色，更没有‘断裂’文明进程，它是不同品格的文化在现代文化的新的生态环境中都获得了生机。”（引自本文）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李怡教授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他不仅仅对“民国文学”的命名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同时也对考察民国文学的具体思路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民国文化机制；同时，他对于民国文化气质的独特分析使我们意识到，建设中国当代的道德机制完全可以继承中国已有的优良品质。引用李怡教授文章中的话就是在民国时代，我们曾经出现过“一种融汇中西、沟通古今的文化宽容心态”，“既保留传统君子的谦和，又开明地面对外来文化，家国关怀与世界视野同在，兼济独善之道与科学民主之途并举”。“如今，重新返回我们自己的历史，在现代中国人自己有过的历史经验和智慧成果中反思和批判，也许不失为一条新路。”（引自本文）
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
——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65——70页）
张福贵教授在2001年的现代文学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用“中华民国文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命名取代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命名的举动，深具影响。从那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讨论用“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的命名的问题不断被学者认同和支持，成为最近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绕不开的热点。
张福贵教授在这篇文章中，用比较的方法重新对用“民国文学”的命名取代“现代文学”的命名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深入的分析。
张福贵教授认为：“现代文学”的命名具有意义的单一性和判断的先验性，而“民国文学”的命名则具有内涵的多元性和边界的开放性。
“现代文学”的命名，其内涵指涉着现代意义，而现代意义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自己独特的规定。首先，“内容上必须表现思想启蒙、民族救亡和阶级解放的时代主题”，其次，“形式上必须是现代的新形式”。而“在确定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意义’的内涵和外延之后，文学史的写作的标准和价值观实质上就已经被确定了”；另一方面，这种命名造成的确定性实际上造成了我们判断的先验性，预先已经有一种价值观存在于文学史的写作者头脑中，因此文学史的写作也就成了对于预先存在的观念的解释和肯定，现实反而成了附属品。用“民国文学”命名则具有诸多理由和价值，张福贵教授在这里列举了四个方面：“‘中华民国文学’作为一种时间概念具有多元属性”；“以历史时间作为断代是一种最持久的命名方式，具有历史的惯性”；“时间概念的自然属性使文学史写作的个性化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民国文学’的命名合乎中国文学的本质属性，具有文学的时代特征”。（引文均引自本文）
通过张福贵教授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文学”命名的重要价值。这个命名使得我们能够返回到文学事实本身去考察文学，不会发生理论对现实的同化的情况；同时，这个时间属性的命名又保证了文学史写作者自身的个性。毫无疑问，“民国文学”的命名对于我们写作文学史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南帆《经验、理论谱系与新型的可能》（78——84页）
如果我们坚持理论解释现实而不对理论本身产生怀疑，其后果会是什么？毫无疑问，是现实本身的独立性被取消，现实被理论肢解和重组，变成理论的例子和论证，真正存在的只是理论本身；同时，理论自身也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发展，本来现实应该成为理论的源泉和促进理论发展的动力，但由于理论对现实的肢解和重组，实际上理论在现实那里是获得的只是肯定和支持。因此，理论得不到任何改变，理论会越来越僵化。最终，与现实越走越远，失去其解释现实和指导现实的能力。而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普遍的存在于中国现代的学术界中。中国现时代的现实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获得了自己独特的“中国经验”，但理论对于这种经验却视而不见，完全以自我的方式，我行我素的肢解和重组着这种独特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当成论证自身合理性的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本体的事实。
南帆先生的这篇文章正是有感于这样的现实而写出来的。
南帆先生在本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了中国经验这个颇具启示性的概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意识形态的对立和阶级斗争变成历史，在独特语境中的宏大叙事随着历史而不再，“日常生活遭到了彻底的改造。1976年10月的政治事变仅仅开始了一个表面的转折；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转折逐渐抵达每一个人的内心。我说的是‘每一个人’，意味着‘个人’范畴的复活”。（引自本文）这种个人经验的复苏，使得日常生活的经验复苏，历史逐渐向日常生活位移。但是即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视个人的理论话语多半将社会成员处理为共同体内部同质的平均数，仅仅在政治经济学意义的意义上谈论一些最为明显的压迫形式”，（引自本文）而不能深入到社会的底部和人民生活的现实当中。
那么，既然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文学能够直面社会现实和人民的心灵深处、社会生活的最底部，那么，我们现在也由理由期待文学承担其曾经承担的责任。“如果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兼容产生了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仍然更多的关注文学。”（引自本文）毫无疑问，文学不仅描写历史的宏伟，同样面对生活的现实。它是人的感性的抒发，只要有人存在，文学就不会灭亡；同时，只要有人存在，就有人对现实的感觉和态度。理论会枯萎，但人的感觉和态度却不会枯萎，“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虽然我们现代的文学遇到了诸多问题，但作为直面现实的领域，文学的创作依旧值得我们期待。
王一川《离地高飞的“红小兵”导演：姜文》（100——103页）
王一川教授在这篇文章中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大陆电影导演中的“另类”——姜文——的电影风格进行了开放式的分析。之所以说是开放式的，是因为王一川教授的分析似乎只是随意点播，但这种点播又确实恰到好处，分析深入而到位。
王教授首先指出，说到姜文的执导风格，“首先想到的是一种青春的奇幻与飘逸”。（引自本文）王教授赋予这种“青春的奇幻与飘逸”一个意象的词语“飞”，并通过列举姜文执导的四部电影中飞的意象运用，指出：“‘飞’只是一个表面意象，其深一层的意象系统及其原因应在于，他的丰盈难抑的想象力需要这样一个自由挥洒的意象平台”。（引自本文）王教授接着把冯小刚和姜文的想象力加以比较：“冯小刚总是把想象力通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面对现实生活问题而以想象力去解决，进行紧接地气的贴地低飞；而姜文则仿佛宁愿放弃现实考虑而纵身飞腾到高远的天空，让想象力始终与并不显明的理想主义一道高高飞翔。”（引自本文）这是王教授随意点播的第一点。
王教授对姜文执导风格的另一点精彩分析是指出，姜文的电影中始终存在一种“以俗寄兴”的特色。“具体地说，这种以俗寄兴特色突出表现在，要在令人欣喜甚至狂热的通俗故事框架及其视听效果中蕴藏深长兴味”。“姜文把中国当代公众关注的权力与民心、贪欲与正义、暴力与仁德等多重二元耦合因素，一一投寄到张麻子在鹅城发起的令人赏心悦目的除暴安良义举中，在观众感动和狂喜的时刻，紧紧抓住了他们敏感的价值理念神经。”（引自本文）
但是，王教授并没有把这种寄兴绝对化。看姜文的电影是一件激动人心，同时也是烦恼非凡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观看嚣张的场面和砰砰响动的画面的激动人心时，却很难把握姜文究竟想要表达的理念和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其人生价值或意义尺度总显得朦胧或含混”。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正是姜文的高明之处，在以不断转换的画面和飞翔的意蕴吸引观众的眼球，以含混的价值观沉溺观众的思绪，在观众们沉溺于思考的时候，姜文的电影也赚得盆盈钵满。
最后，王教授以身份批评的方式指出，姜文“早年的‘红小兵’身份原型对他的电影导演风格的生成有着深刻的形塑作用”。（引自本文）
王教授的这篇文章看似只是自己的感想的随意点播，但却处处分析到位，深得人心。这种深入电影本身，而又随意不拘的分析方式着实令人佩服。
邵宁宁《网络传播与信息过剩时代的写作》（118——123页）
邵宁宁教授的这篇文章首先展现了现时代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即信息过剩；以此为基点，邵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对信息过剩时代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普泛的分析。此篇文章以人类历史上媒介的变更和由此引起的信息接受程度的变化为基点，将人类生活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即信息匮乏的时代、信息有限传播的时代、信息广泛传播的时代和信息过剩的时代。这种分期方法，对我们思考历史上人类的生活状况和文学发展状况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媒介的普及，各种信息毫无节制的充斥在我们身边；我们自身也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不断的制造着自己的言说，在喧嚣噪杂的呢喃中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用邵教授引用梁文道的话就是，“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引自本文）因为这种状况，因为每个人都能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可以毫无节制的发出自己的声音，信息的接受不是普通人关注的重点，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表达，由此造成信息过剩。
而信息过剩时代的文学也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首先，过去附着在文字上的价值、信仰、魅力消逝了。文字只是一种表达的工具，人们对文字可以随意的运用和随性改动，于是造成了“文字的祛魅”。由此，人们对作家的地位和文学的意义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作家的创作不再神圣，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涂鸦；这就造成了“作者的死亡”——这里作者的死亡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即“‘作者’已不再具有从前那个‘作者’的意义”。（引自本文）而文学意义的变革则表现在，文学不再崇高，失去了拯救人生和表达价值的终极理据。其次，信息过剩时代造成了文学本身的变化。写作自由造成文学不断的泛滥。邵教授在文章中列举了一系列关于长篇小说增长的数字，触目惊心。随后，表现在文学形象上，则一方面造成文学体式的变化，许多文学样式如诗歌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网络流行语也不断的侵入文学的写作中。而颇具讽刺意味的则是：“无可讳言的是，近些年来长篇小说产量的剧增与人们用于阅读小说的时间越来越少形成了‘巨大落差’依然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引自本文）
邵教授的这篇文章中透漏出深深的无奈，在这样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文学应该怎样重获自身的魅力，担当起自身的价值。这是一个令人迷茫和不知所从的话题。我们能寄希望的难道只是祈祷作者放慢写作的速度和读者放慢阅读的速度慢慢品味吗？这种信息过剩时代的文学现实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是对写作现实的关注，也是对文学命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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