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的编码与解码：“下半身”诗歌写作的价值重估
作者：刘小波 来源：《三峡论坛》2013年第2期 浏览量：3042 2013-06-27 23:38:24
摘要：“下半身”诗歌被视为一种极端的“身体欲望”写作，自诞生之日起就为一般研究者所诟病。本文试图还原当时的诗歌现场，运用符号学理论相关理论，对“下半身”诗歌写作如何编码、解码进行重新辨析，以此探究“下半身”这一符号化诗歌写作现象的多种所指意义，并对其精神指向，价值意义进行重新评述。
“下半身”写作的潮头已经过去十多个年头，但是至今余波不息。当年的诗人有些已回到“上半身”，历史的距离已经拉开，我们有理由对争议不断的诗歌现象重新打量。但诗歌理论界对他们的评判还停在原地，这种做法不可取。诚如布鲁克斯所言“任何一种从永恒角度审视诗歌的尝试都将导致错误的观念”。本文试图回到当时诗歌现场，研读诗歌文本。在符号学理论的视角之下，集中相关理论，分析“下半身”诗歌文本如何编码，阅读“下半身”应如何解码。重新阐释“下半身”诗歌的精神指向，对其价值重估。
一“下半身”诗歌出现的符号语境
“下半身”诗歌的出现是消费时代来临之后，身体这一社会符码在文学中“再符号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新诗发展遭遇困境之后探寻新出路的一次有益尝试。
下半身写作的创作方式，指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呈现出带有原始、野蛮的本质力量的生命状态。“下半身”写作一般被认为是“身体写作”的一个部分，是其极端表现。但自一开始“下半身”就对“身体写作”保持了警惕，自始至终都未陷入“身体写作”的泥潭之中。“身体”是一种解构政治的砝码，“下半身”诗歌只是利用它的这一特点，同时对“身体写作”这一现象本身进行反思批判。“它既是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反身体的文学矫枉过正，又是对前一段时间盛行的‘身体写作’中某种虚假品质的照亮。”[1]在“下半身”诗歌出现之前，身体写作已经走向一种极端，必须将这些“前文本”考虑进来。“当‘身体写作’这一煽情的说法新鲜出炉之时，整个文坛正被‘美女作家’们的‘尖叫’闹得不知所措……一时间，日常生活审美化蔚然成风，‘身体美学’大行其道”[2]。而对这一现象的反思是“下半身”诗歌所做的努力之一。后现代社会，身体成为商品在各个场合被消费。“在今天这个消费社会，身体不仅反映文化和社会的变迁，也以实体的形式、文本的形式、影像的形式，在酒吧、发廊、T形台、书籍、荧屏等各种场所被人们所消费”[3]在文学领域，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逐渐走向平庸、矫情、欲望化书写，尤其是诗歌领域变得尤为空洞，文学的敌人——小资书写、欲望书写大行其道。正如诗人所言：“小资从来都是文学的敌人……这是一种把生命置于泡影中的文学，是一种不敢直面生命真实的文学，它们润滑着人们的生活，把人们变得毫无想象力，毫无思考的能力，毫无批判的精神……诗歌成了记录无聊生活、风流韵事、乌托邦抒情的最佳载体”。[4]大量的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充斥文坛，性爱描写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并呈现出不可阻挡泛滥之势，诗歌充满偷情、风流韵事等欲望化书写，让部分诗人警觉，对这种文学现象的不满才致使诗人们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路子，渴求在戏仿中颠覆。让人们正视身体写作以及欲望书写这一狂潮，引起人们的注意反思直至厌倦。
同时，“下半身”诗歌的出现与诗歌自身发展的困境有关。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以1989年为界，诗坛发生了裂变。后朦胧诗步入诗坛时宣称“作为新一代诗人，后朦胧诗人试图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重建一种诗歌精神。他们共同的倾向是坚持一种反文化、拒绝崇高的写作立场，反对诗人的代言人角色，打破英雄主义大写的人的神话，追求一种平民化、世俗化的低调表达方式。”[5]之前的诗歌思想崇高，技艺精湛，描写已经渐趋极致，但也不可避免的走上程式化与僵化，诗歌需要继续前行，因而反崇高诗歌出现。下半身诗歌沿着“后朦胧诗歌”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了。“正是诗人正视九十年代的基本国情，把诗歌从高度的严肃性中解放出来，改变诗的评判标准，让诗的游戏、宣泄、抒情、讽刺、模仿、教化等多种职能并存，为了现实生存而写作。但是这种诗的现代精神并没有得到主流诗歌的承认，因此伊沙们的俏皮甚至淫荡的具有世俗的痞化特色的诗很难得到敢做而不敢说的国人表面认可，更难免受到正统文人的抵制甚至是攻击。”[6]“下半身”诗歌主将沈浩波在《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中已显露出批判的端倪。在“盘峰论战”的时候，就有诗人就已经开始用类似“下半身”诗歌的话语攻击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是‘当街手淫’。”[7]从整体上来讲，“下半身”诗歌是诗歌内部的一次调整，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
二“下半身”诗歌的文本编码策略
在分析“下半身”诗歌出现的语境之后，来探讨这些文本的编码策略。“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显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的形式组合，而成为了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构造。”[8]诗歌的研究与阐释需要放在广义的互文情景中来。“下半身”诗歌出现的语境包括“身体写作”的出现、诗歌发展现状、新时期国情、大众文化语境等等。对以上种种现象进行反讽书写是诗人们普遍采用的叙事策略。因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社会现象的描绘只能采取一种较为“委婉”的手段，所以“下半身”诗歌文本编码与符号表意采取的是“反讽理解型”模式：
诚信意图——>不恰当文本——>愿意接收
构成诗歌的文本并不完美，甚至有些扭曲，“发送者意图是诚意的，但是文本扭曲，无法直接理解原意，但接受者的理解能力跨越了此障碍，最后依然达到了理解。”[9]对待“下半身”诗歌这样扭曲的文本，必须跨越障碍理解。这些诗人有着诗人应有的基本写作素养，他们的诗歌写作也可以很神性、很崇高。为什么愿意冒着引火烧身的危险写下这些诗篇？在表达方式虽然借助滑稽手段玩起文字游戏，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文字之下的思想是深刻的。他们做的工作也是为了探寻事物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反讽的修辞方式定义，是一个符号表意，表达的非但不是直接指义，而是正好相反的意思。[10]在表层的欲望书写之下是对人性的拷问，对生活中诡谲现象的鞭挞与讽刺。“下半身”诗歌所做是一种反叛工作，同时，“下半身”诗人们也是和体制叫板的先锋。“下半身”诗歌从批判知识分子写作开始，最终落脚点在对整个体制的批判。从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到沈浩波《干和搞》再到凸凹的《普遍真理，或上或下》、徐乡愁的《用日字组词》都在进行这样的书写。百姓在长期的体制愚化教育中变得愚钝了，需要有人站出来惊醒一下。我们之所以会对现状满足或者忍受，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一直在被体制塑造着，而我们浑然不觉。作为嗅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应该具有最基本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至于诗人何以选择下半身写作这样极端的方式，应该深入分析而不是流于表面。诗人朵渔也是因“反叛”而汇入这一写作潮流。有人说他“如果体制不是牢笼，不那么肮脏，他也许更适合于学院。”[11]这是旁观者对其不满于体制的看法。他自己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提倡自由的、狂欢的、性感的、湿漉漉的、冒犯的写作，就是对那个虚伪的‘大雅之堂’尽情嘲弄。”[12]大雅之堂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不言而喻。在其诗歌中表达的更为干脆直接，如《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愤然录》等。
诗人究竟要传达什么是我们进行诗歌批评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比如下半身写作，诗人究竟要传达什么？一般的教科书解释是放纵欲望或者是丧失灵魂的肉体写作。但是重点在于“诗人是如何在文本中处理这些主题的，诗人赞同这些吗？”[13]他是在多大程度上赞成这些主题，又是在怎样的语境下写下的这些诗歌，这些问题至关重要。诗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诗歌中相互矛盾冲突的因素，在他的头脑中，诗人显然对此在清醒不过了。诗歌的被误解源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把诗歌当做诗歌来读。[14]下半身的诗歌在思想上是深刻而睿智的。从深层的角度来讲，对“下半身”的激烈批判与政治上的主流话语有关。文学理论是国家话语的组成部分，而“身体写作”却与之正好相反，这就使主流文论很难把它纳入其中。作为“身体写作”最具代表性的“下半身”写作，自然也难逃批判的厄运。但是，这反而激励了他们，对政策的嘲弄，对体制的揶揄成为他们的使命，用让人作呕的词语堆砌成诗成为他们反叛主流的一大利器。
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引起诗人反思，甚至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领导人的理论也进行了一些思考——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究竟是错是对。我们不是决策者，诗人们也不是，只能通过诗歌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棉花厂》这首诗，直击生活最底层，下岗工人的生活现状最真实的写照，这一切是谁造成的会有多种答案，诗人也有自己的答案。人生来平等，但是“为大家舍小家”是我们体制灌输给我们的思想，这样的做法究竟可取否值得商榷。沈浩波的《伟哥准入中国市场》，管上的《让一部分人先硬起来》等，都是对经济政策思索的结果。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尖锐的对立，一部分人处于生存的边缘，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他们让另一部分人先富裕了起来，这样的现象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下半身”诗歌编码的共同点在于话语并置。与“性”有关的话语和诗歌话语、文学话语甚至政治话语交替出现。这些是解构的因子。反讽的修辞策略与解构主义关系密切，作为结构主义思想的三大源头之一的保罗·德曼，其文学批评的关键词的讽喻反讽就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语言关相契合。“讽喻强调的是历时性的延宕，而反讽则突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在共时层面上瞬时的分裂，两者实际上正是解构语言观的两面。”[15]因此，在反讽之中对一些常见的宏大话语进行了解构，比如市场经济、女性主义、文学价值等等。高雅的诗歌却是由低俗的话语组成（在这里诗歌话语，理论话语，政治话语都沦为同一级别，雅俗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大局面反讽。比如沈浩波的《三十八条阳具》中，女人、诗人、阳具，搞等词汇并置，更多的是反讽意味而不是情欲书写，即使可以读解到情色意味也并非是赤裸裸的，而是畸形、变态甚至恶心，这样的文字不会教唆犯罪、引人走上不归路，而是给读者更深的思考。诗人的阳具与诗章并没有让女人满足，反而陷入绝望，这是对诗歌命运以及诗人命运的写照，也是对诗歌所面临困境的巨大隐喻。另一首《做爱与失语症》，女性主义、失语症等词语和国内学界沸沸扬扬的“女性主义研究”，在强大的西方理论面前患上“失语症”等文学现象不无关系。对学院式的批判一直是民间立场对抗知识分子的利器。失语症是文学理论中面对西方话语的沉默的表现。女权主义也被无情的嘲讽了。在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做爱、钉钉子、写诗、知识分子、民间等等无关的词汇串联起来，也是对这些原本富有深意的词汇的解构。“全诗写的机智戏谑，这是用身体或性爱嘲弄了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场，有意混淆了欲望想象和精神活动。对于‘下半身’诗人来说，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身体或性的焦虑，他们试图撕开文化笼罩其上的面具，要把生活最本质的问题在此聚集，把社会批判完全戏谑化。‘为什么不再舒服些？’这是在向时代发出讥讽，所有的一切都是可笑的，都是错觉，本质上是欲望。既然第一联想就是性爱，那么是否真的有超过性爱的严肃性和严重性的事物也值得怀疑。”[16]更为喜剧的是，作者所批判的只会联想到性的人在解读诗歌的时候真的出现了，他们批判着这样的情色书写，浑然不觉钻进了作者编制的圈套。
诗歌描写的种种现象是一种大局面反讽，而这些污秽不堪的言辞下却是世界最真实一面的写照，吊诡的是，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现状，反而对文字的表层意思进行大加鞭挞，这本身就是一种反讽。
三“下半身”诗歌的符号解读
“下半身”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人诟病。重建诗歌精神是自新世纪以来诗坛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精神重建必定是因为诗歌的灵魂已沦丧，精神已消逝。这种极具悲观色彩的言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下半身写作的出现。但是这样的结论并不一定是在仔细研读诗歌文本之后得出。“事实上，多有忙于应接的批评者，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比较缺少真正‘进入’的耐心、缺少品味的兴致和体验的热诚；多了些‘前置’的其实也就是‘借讨’的理论预设、多了些‘先在’的其实也就是‘想当然’的形制归纳。”[17]很多批评者对待“下半身”诗歌也是持此种态度，甚至很多批判仅仅局限于“题目”。这种传统的解读模式通常会带有一种实用主义色彩的强力阅读。“强力阅读绝不会问：我能正确理解这首诗吗？强力阅读知道它对一首诗所作的一切全是正确的。”[18]强力阅读似乎让我们看到了真实，但实际上作家与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真实只是语言的真实，或者说是通过语言而造成的一种综合文化效果。而语言却仅仅是一大堆的符码而已，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可言。“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歌是深刻的，同时又是浅薄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换不同。”[19]一首所谓的色情诗，究竟包含了多少深意，也许读几遍就可以感觉出来了。例如《鸟人自白》，既可以看做是对暴露作家的戏访与结构，同时可以是用自己的诚实映射时代的虚假与谎言，还可以理解为良性关系的恶性发展，男人的难言之隐，当然也可以直接看成是一个性无能男人的自白，也可以解读为挑逗性文本，无限释义。李师江的《校园记忆》，不但用反讽的手法描写了当下校园性爱观，还隐藏着对整个校园文化、现代教育的担忧。这样的诗歌不是成型定性的作品，只是文本，有待我们深度解析。
“下半身”诗歌的解读困境就是源于反讽而形成的张力。反讽是一种虚构的叙事，而一般的解读将真实的经验注入，这就终止了反讽所要达到的反思和批判的目标。对构成文本的词汇进行肉欲解读无可厚非，但是诗人往往表达的内容不仅仅限于此，读解需要重新打破这个原文本，解读的张力在文字和意义也即定势能指和无限衍义的所指之间形成。反讽最喜欢的表达策略是通过戏谑读者而达到意义的理解。往往在写作开始之时用很真诚的叙述将读者带进诗歌描绘的现场，但是到最后笔锋一转，让读者感觉被欺骗了一回。反讽的效果就是由这笔锋一转完成。在《为什么不在舒服一点》中，开始几句话描绘了一个正在做爱的场景，接下来却被作者告知这不是在描绘做爱，而是“钉钉子”。这样“欺骗”读者做法在很多诗歌都有体现。在这里，作者反讽的是一种传统的期待视野，同时也是我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定式思维。
下半身诗歌早已归于沉寂，但是诗歌所反叛的身体欲望膨胀现状似乎没有改变。长期以来，与下半身有关的研究只限于探究表面的身体、肉欲书写，而没有触碰到文化层面、思想层面的深层意义。这样的书写很明显不再仅仅限于为肉体而写肉体，从弗洛伊德那里一直流行的原始欲望之说不能解释清楚，因为这样的写作离不开当时的整个诗坛大环境。“下半身”的掌门人屡屡将下半身与上半身截然对立，这既是对一直以来的二元对立的嘲讽，更是与另一种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对立的宣言书。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低俗文化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那些粗鄙的诗歌文字遮蔽下的隐忧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影视剧创作、文学创作、纸质文本还是网络文本，都在书写着空洞的欲望。这一切没有因为“下半身”诗派的引退而消逝。我们对此视而不见，闭口不言，却对早已看清这一本质并敢于言说的诗歌流派嗤之以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下半身诗歌”是对诗歌乃至文学书写另一种可能的探寻，在戏访与揶揄中对一些文坛现象、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解构与嘲讽。对这些文本的解读与分析应超越文字表层。“诗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人类对于无限可能性加以思索的话语”“诗作意义被全部揭示的不可能性”[20]。诗歌是开放的文本，其意义在不断的开掘中生成，因为人类面临的世界本身就是无限可能，而那些以既定的思维模式认为下半身诗歌污秽不堪，显然将诗歌的意义单一化了，这是站不住脚的观点。反讽最大特的点在于需要解释者的“矫正解释”，矫正工具就是语境，这种曲折表达往往有歧义，但是很多的解释都没有进行矫正，只是一味的剿杀棒喝。诗歌作为一种经过特殊编码的文学样式，必须经过与之相对应的解码才能理解。文本分为可读的与可写的，可写的文本就是指没有确定终极意义的文本，读者的期待视野完全受挫，迫使读者不得不进行新的密码探寻，以求得心理补偿。诗歌一向以高雅纯洁的姿态步入人们的接受视野，当一些不入流的东西进入诗歌特别是与“身体”有关的东西便颠覆了一般读者与批评家的心理底线。因此必须找寻一种新的破译方式。符号的阐释解读不是一个解释中心意义的过程，而是一个符号衍生的过程。“对符号的释义是一个解读而非解码的过程。换言之，在符号释义中我们得到的并不是最终的意义，而是另外一个有待阐释的符号，因此，对符号的释义所产生的是一个无穷尽的符号链。”[21]所以无论我们采取何种策略对诗歌进行解码都不可能找到终极意义。但是很多评论者在还未读透诗歌的时候就早早下了结论，这样的结论必定很片面。很多时候我们阅读诗歌的兴趣不是在诗歌本身，而是诗歌所携带的标签，尤其面对“下本身”这些作品的时候。
批评家的使命是为作者找精品。毫不讳言，“下半身”诗歌的出现搅动了整个诗坛，部分诗歌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诗歌的观念。但这并不是抹杀其存在的理由。“下半身”诗歌都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并且很多文本本身也不失为精品。“下半身”诗歌是对消费时代来临之后文坛种种现象反思的结果，也是诗歌内部发展的必然产物，真实反应了当时的诗歌环境。不排除“下半身”这一能指本身的噱头性，但无论怎样，这种诗歌所传达的精神层面上的意义不容忽视，“下半身”诗歌在文学史上应重新定位，这也是笔者的意图所在。
注释：
[1] 谢有顺：《文学身体学》，《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1期。
[2] 陈定家：《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页。
[3] 何林军：《身体的叙事逻辑》，《理论与创作》
2007年第1期。
[4] 南北：《那些被娱乐俘虏的诗人》，《新京报》
2005年8月17日。
[5] 蒋登科：《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巴蜀书社，第
384页。
[6] 王珂：《诗体学散论》，上海三联书店，第
306页。
[7] 伊沙：《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第
346页。
[8] 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40页。
[9] 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34页。
[10] 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2页。
[11] 商昌宝：《“下半身”写作与“上半身”思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2年第2期。
[12] 朵渔，《我们是天下人，平等的观念与生俱来》，《星星》（下半月），
2010年第10期。
[13] 美•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郭乙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66页。
[14] 美·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郭乙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67页。
[15] 黄海容：《反讽的讽喻——
<论时间性修辞>中德曼的语言、文学与批评观》，《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16] 陈晓明：《感性解放引导的现代艺术观念变革》，《南方文坛》，
2012年第3期。
[17] 黄毓璜：《批评的文风和批评家的缺失》，《文学报》，第
2235期。
[18] 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241页。
[19] 林以亮：《美国诗选·序》，《美国诗选》，第
4页。
[20] 张荣翼：《论诗的不可能性》，《河北学刊》，
2007年第3期。
[21] 黄海容：《反讽的讽喻——
<论时间性修辞>中德曼的语言、文学与批评观》，《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刘小波（1987-）四川广元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成都市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东十212B 6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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