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
苏珊·佩特里利著
彭佳译
包括笔者自己在内的、本书所收录的诸位论文作者，都是通过有意识地相互合作关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到“学派”，那么，他们就是以观念的名义而形成的学派。大部分学者们都在不同的国家居住和生活，故此，这一 “学派”并不因为共同的地理位置而形成：他们之中，包括波兰的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33-2006）,奥地利的杰夫·伯纳德（Jeff Bernard，1943-2010）,意大利的费鲁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Rossi-Landi, 1921-1985）、奥古斯托·庞齐奥（AugostoPonzio,1942），以及笔者本人（1954）。同样，这一学派并没有领袖，但学者们通过分享他们的观点、视野、计划、项目和目的，形成了共同的网络，并在将来也会如此，由此，可将我们视为一个“圈子”，大家志趣相投、彼此鼓励，共同协作参与各种项目、讨论以及各式各样的会议。“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称号对我们所有人都恰如其分：事实上，我们所提出的，是符号研究及其与价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联，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证，包括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符号研究和符号研究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即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彼此阐发与理解。
在上文所提及的诸位学者中，有一位中枢人物，即使在今天，他仍然是这一群体的联结之所在：他就是奥古斯托·庞齐奥。从这一学派形成伊始，到维持其群体内部的关系，庞齐奥在其间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遑论他对于笔者与其他学者之间的关系建立所起到的作用。自罗西-兰迪、沙夫和伯纳德先后于1985年、2006年和2010年去世之后，我们继续研究他们的著述，以出版他们的著作和组织相关会议、研讨会的方式，推进其相关研究。学界持续进行着关于他们观点的讨论、对话和争辩，相关的论文、专著、译著和会议记录，也得以源源不断地涌现。其中，庞齐奥对他们的著作的翻译工作的推进，对于这些学者思想的流传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将沙夫的波兰文、德文和西班牙文著作译为意大利文
[1] ；或是将他们的著述进行重新编辑和出版。事实上，多亏了庞齐奥，在罗西-兰迪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很快得到了系列地出版；对于沙夫，也是同样如此。
我们致力于使罗西-兰迪的著作得以流传，这使得另一位符号学大师的著述在意大利被重新发掘和阅读。查理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符号理论基础》是由罗西-兰迪译为意大利文并于1954年出版的，在罗西-兰迪去世之后，该书于1999年重新出版，并由笔者加写了导言；2009年，该书再次并重印出版。
[2] 1992年，国际符号学会的会刊《符号学》（
Semiotica ）推出专题，出版了
这两位伟大的符号学家之间的通信，笔者和当时《符号学》的主编托马斯 ·A·西比奥科（Thomas A Sebeok, 1920-2001）共同为这一期专题撰写了导言(自《符号学》于1969年创刊起，直至2001年西比奥克去世为止，他都是这一期刊的主编)。
在此之前，在西比奥克的帮助下，罗西-兰迪的专著《语言学与经济学》已经于1975年作为“语言入门”系列中的一本，在德古意特出版社得以出版；再往前，罗西-兰迪的另一部专著《语言学相对性的意识形态》，也被收录在西比奥克主持的著名的、为时甚长的 “符号学方法”丛书中，由德古意特出版。而现在，多亏了庞齐奥的提议，罗西-兰迪以符号学方法研究语言与符号的《语言学与经济学》一书的意大利文版本终于在2016年得以问世。
此外，庞齐奥也推进了将这些学者们在世时未经发表的著述加以出版的工作，这里，尤其要提到罗西-兰迪的文集《在符号与非符号之间》，该书由笔者编著并加写导言，出版于1992年。这不过是庞齐奥索推动的无数编著工作中的一例而已，在此，笔者非常高兴地将其首推给中国的读者们，他们普遍具有英文的阅读能力。当然，罗西-兰迪的其他许多著作则是以意大利文写成的。
20世纪70年代，庞齐奥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曾为奥古斯托·古佐（Augusto Guzzo）主持的重要意大利期刊《哲学》，撰写过罗西-兰迪于1968年出版的《作为工作和交易的语言》（该书的英文版出版于1983年）一书的书评。随后，庞齐奥联系了罗西-兰迪，为其创立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期刊《意识形态》提出了论文计划，该文题为《语言学反常性之意识形态》。该文获得了发表，加之由著名的精神病学家赛尔吉奥·皮罗（Sergio Piro）的著作《精神失调的语言》亦在1967年出版—彼时，皮罗正致力于对精神病院的制度结构的批判，这就引发了《意识形态》在后来几期中对语言反常性的讨论。
庞齐奥在论文中记录了罗西-兰迪给他的所有批评建议，这些意见罗西-兰迪在回复给庞齐奥的长信中提出的。该文发表于《意识形态》1971年第15期，这样的交流开启了庞齐奥和罗西-兰迪长达一生的学术合作和友情，皮罗也参与其间。《意识形态》及其编辑活动以此为中心，它于1972年停刊以后，庞齐奥和罗西-兰迪共同建立了一份每四个月出版一期的期刊，《人文科学》。由于该刊的出版商是位于巴里（庞齐奥在巴里大学任教职，并生活于此）的德达罗出版社，整个编辑团队是在巴里、在庞齐奥的指导下工作的。该刊的第一期出版于1979年4月，但不幸的是，当起看和德达罗出版社的合作终止之后，因为没能找到其他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了第6期、也就是最后一期之后，该刊很快就停刊了。
《意识形态》是由罗西-兰迪和马里奥·萨巴蒂尼（Mario Sabbatini）于1967年春创立的、反对专门化的非学术季刊,由罗西-兰迪担任主编，其首发期收录了罗西-兰迪的论文《作为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该文后来收录在1968年出版的《作为工作和交易的语言》一书中，此书是罗西-兰迪的“邦皮亚尼三书”中的第一部，其后两部则分别是1972年出版的《符号与意识形态》，以及1985年出版的
《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 “意识形态论”丛书的编写，该丛书和期刊都是以意识形态理论为视角进行编写的。。《意识形态》在罗马得以出版，引发了系列的重要编撰工作，以及对
通过从不同方面对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批判，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包括以专门化和专业化之名的科学分离主义的去魅
[3] ，《意识形态》旨在在创新、革命和去异化方面确立社会规划。这一计划是为了恢复对社会历史现实之无偏见的、非常规的视域，在其副标题“当代历史笔记”中，就可以窥见这种重建与转变。它为历史地理学的阐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除了刊发的无数单篇文章之外，它曾组织了这方面的专号：1968年的第7、8期为“古巴革命的历史根源”，而1970年长达600余页的第14、15期为“中国革命研究”，该期收录了对中国革命时期（1945-1970）的意大利研究文献的书目，在这两期期刊的尾段列出，长达300页。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庞齐奥于1972年在《意识形态》上发表了《转换语法和政治意识形态》一文，他在文中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理论对语言学理论进行了批判。这多亏了罗西-兰迪的妻子吉纳维夫·沃恩（Genevieve Vaughan, 1939年出生）,这位如今移居美国的符号学家、和平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她在礼物经济和母系文化研究方面的观点和著作对学术活动影响甚大—是她向庞齐奥提议，应该将乔姆斯基的某些表述，和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和其他书写中的表述，记忆美国宪法的《人权宣言》法案的社会政治和语言秩序进行比较，以辩明乔姆斯基的“语言创造性”理论中深藏的意识形态倾向。
同年，此文的法文译本在期刊《人与社会》的专号《语言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和亨利·皮埃尔·热迪（Henri Pierre Jeudy）、瑟奇·拉图什（Serge Latouche）、罗西-兰迪和沙夫的论文共同发表，而这期专号的葡萄牙文版也在1975年得以出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视野出版社出版的该专号的缩减版（长度为120页）中，也收录了庞齐奥的这篇文章。1973年，当庞齐奥出版专著《语言学生产和社会意识形态》时，他将此文作为该书的第一部分；而该书于1974年被译为西班牙文，1978年被译为塞尔维亚文，1992年，它的重编和扩充版被译为了法文。
关于此书的西班牙文版，在坎皮纳斯大学2010年11月8日举行的研讨会上，来自巴西的西里奥·波森蒂（Sirio Possenti）教授如是说：
当我年轻时，带着极大的‘意识形态愉悦’阅读了庞齐奥教授的这一著作。当时，巴西还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坚持派别认同的左派们拒绝乔姆斯基的观点，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尽管事实上，他的某些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反美’的。他提出的‘理想的说与听者’、固有观念说等，都受到排斥。当我在庞齐奥的书中读到对乔姆斯基作品的某些方面和美国《独立宣言》的片段的比较，以论证他的观点‘乔姆斯基与托马斯·潘恩和杰弗逊的立场相去不远’时，我想，我找到了不喜欢乔姆斯基的绝妙理由。
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庞齐奥和笔者与乔姆斯基之间的关系，可用庞齐奥在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著作的评论来总结，此话在庞齐奥1973年的著作中可以寻见：
庞齐奥此书的西班牙文版出版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其中之一就是我们2010年11月在巴西圣卡洛斯参加巴赫金思想研究大会时遇到的卡洛斯·法拉科（Carlos Faraco）。随后，在2012年，法拉科将庞齐奥此书2006年的新版本译为了葡萄牙文。
该书在马德里出版的西班牙文版，立即促成了庞齐奥与赫那罗·塔伦斯（Jenaro Talens）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友谊，并使得庞齐奥的论文集《文学与哲学之游戏》作为塔伦斯主编的“认识论”丛书中的一本于1995年出版，以及庞齐奥关于巴赫金的专著《巴赫金的革命：对巴赫金与当代思想的讨论》于1998年由卡提拉出版社在马德里出版。
让我们的话题回到罗西-兰迪上来。就如他在论著中所清楚指出的（如，在2016年重新出版的意大利文版《语言学与经济学》的导言所写到的），尽管经济学和语言学看似两个独立学科，但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有待探讨的。他从不认为由专业化的文献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学或语言学是简单的，这两者的研究对象，即，作为语言学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语言，和作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交换，都是他所关注的焦点，而这两者迄今为止都可能是被单独加以讨论的。从符号学的视角出发，罗西-兰迪对着两个社会过程都进行了检视，将其暂定为商品方式的货物生产和流通，和语言信息方式的言语生产和流通，这两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模态。尽管它们长期以来是两个独立学科的关注对象，罗西-兰迪却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它们是相同的，这种“相同性”至少是像一棵树的两处分枝那样。换言之，他认为，当货物以商品形式流通时，它们就是信息；而当言语以语言信息流通时，它们就是商品。
罗西-兰迪于1985年5月5日的早逝是令人震惊而痛惜的，在那之前不久，他还在同年4月在巴里举行的研讨会上见到我们，并介绍了《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一书。此次研讨会题名为 “符号、作者与社会生产”，由罗西-兰迪和庞齐奥共同组织，是对罗西-兰迪此书的第八章《在再生产和超出之间的文本群》的讨论，该文曾以《对一位作者的意识形态研究之标准》为题于1976年发表在期刊《拉美笔记》上。
罗西-兰迪将“社会再生产”描述为人类符号活动，即，历史社会的符号活动作为“所有一切的开始”，哲学思考起源的原型。“总体符号学”的提出者西比奥克将从“生物符号活动”方面来对“符号活动”加以描述，并声称符号活动和生命是一致的，因此，任何生命、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可能脱离宏观的符号网络，我们的生命域；与此相似的是，罗西-兰迪所说的“人类符号活动”，或者更具体地说，“人类社会符号活动”，是不可能脱离社会再生产这一符号活动的社会历史维度的。将这二者的研究并置则可知，人类符号域属于更大的生命域，是后者的一部分。
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的作者，涉及到“作者”的问题，便是如此：作者是社会历史语境的一部分，其中心问题在于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退出”他所属的历史情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对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超出”。要研究作者的意识形态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提及具体语境下的社会再生产，而这需要精确标准之上的识别、描述和判断。在此之上，另一个问题是，要理解在何种条件下，作者在何种程度上对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所助益，并能最终超越其边界，或者说至少能展望超越边界，准确地说，是跨越社会历史语境局限的可能。
在对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对“共识”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中，罗西-兰迪提到了意大利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政治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著作，他是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的创立者之一。对共识的生产是一个符号学现象，换言之，共识是通过我们对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的使用而达成的，这些符号系统是文明社会的特征。在这里，罗西-兰迪对作者的分析变得尤为重要，符号的生产作者和作者与社会再生产之广泛共识的生产，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1987年，在庞齐奥的指导下，我被委以为布鲁诺·韦德马克（Bruno Widmar）著名的哲学和文化期刊
《普罗泰戈拉》 编辑罗西-兰迪的纪念专号的重任。这期专号的题名《为了罗西-兰迪》非常简单，所发出的征稿通知吸引了来自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投稿者们。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这些作者包括费利切·阿卡梅（Felice Accame）、马西莫·邦凡蒂尼（Massimo Bonfantini）、西尔维奥·切卡托（Silvio Ceccato）、翁伯托·艾柯（Umberto Eco）、亚诺什·克莱门（Janos Kelemen）、罗马诺·卢佩里尼（Romano Luperini）、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ner）、西比奥克、朱赛佩·塞梅拉里（Giuseppe Semerari）、塔季扬娜·萨拉马-卡扎库（Tatiana Slama-Cazacu）、维托里奥·索门齐（Vittorio Somenzi）、瓦尔特·施密茨(Walter Schmitz)、图里奥·滕托里（Tullio Tentori）、特里·斯瑞德加德（Terry Threadgold），当然，还有庞齐奥和笔者自己。
罗西-兰迪的研究，不仅在意大利产生了公认的影响，对于广义的符号和语言研究起到的作用也是辐射状的，这不仅要归功于他的论文的专著，还得归功于他的翻译工作，他所翻译的作者们为二十世纪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贡献，这其中包括莫里斯、维特根斯坦、吉伯特 ·赖尔（Gilbert Ryle）、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Bridgman）等等。
罗西-兰迪不仅为现今所呈现出来的符号科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创造、选择和定义了这门学科的关键术语，这两者在科学的发展史中往往是携手而至的。事实上，就如艾柯所说的，即使是在被忽视之处，也能发现罗西-兰迪研究的痕迹。在1985年5月10日发表于《共和国》的文章里，艾柯表达了呼吁那些因为没有阅读过他的著作而自认为不知道他的读者们认识他的期望，并写道：“我想要告诉他们，即使他们不研究以往的语言哲学，而只对像从新闻业到政治、文学作品和视觉语言等日常生活话语这样的话题感兴趣，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远在50年代，罗西-兰迪就已经作为先锋，为他们争论过所有相关的基本问题了。”
要补充说明的是，罗西-兰迪的国际网站作为国际符号学会相关活动的一部分，在1999年得以建立，直至2004年，都是由笔者和克莱门共同指导的，其后则由庞齐奥组织和指导，他还创建了相关的网站（对此，伯纳德发表于该国际网站的《罗西-兰迪和罗西-兰迪网站简史》一文有所说明）。
二、关于巴赫金及其圈子
在庞齐奥的影响下和与他的对话中，罗西-兰迪也对巴赫金产生了兴趣，并特别提到了巴赫金对意识形态的观点。事实上，在他出版于1982年的、有所增补的第二版《意识形态》一书（该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78年，第三版由庞齐奥于2005年推出）中，罗西-兰迪在对意识形态的质疑之上讨论了巴赫金、沃罗希洛夫的论著，以及他们对“符号”、“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创造性”等概念的解释，为1978年的旧版本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以符号学来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在庞齐奥1993年出版的论文集《符号、对话和意识形态》中也有所体现，该书由笔者从意大利文译成英文，庞齐奥在书中强调了巴赫金和罗西-兰迪的立场。
庞齐奥对巴赫金及其圈子的兴趣始于1973年出版的、沃罗希洛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英文译本，这位学者是所谓的“巴赫金圈”相当重要的一员。该书最先于1926年在其时的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出版。在庞齐奥的推动下，该书从英文转译而成的意大利文版于1976年出版。庞齐奥进行巴赫金研究的另一起点是马捷卡（L.Matejka）和蒂图尼克（I.R.Titunik）的论文，这些论文从英文转译为意大利文，发表于庞齐奥主编并为其撰写导言，并于1977年出版的论文集《巴赫金、符号学、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该书还收录了伊万诺夫（V.V.Ivanov）1973年的论文《巴赫金的符号、言语和对话概念对当代符号学的意义》一文，巴赫金于1960年至1961年间所著的《文本问题》一文，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69年写成的《词语、对话与小说》一文。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的第三部分题名为《论语言建构中的言语形式史》，此文于1995年收入了由庞齐奥、米希尔（M.De Michiel）和亚基亚（P. Jachia）主编的《巴赫金及其面具》一书，该书是巴赫金圈的主要成员们的论著之意大利文译稿合集。此文最近的意大利文译稿，则是以《言语句法学中自我和他人的词语》为题，作为独立的一卷，于2010年被收入了庞齐奥、科西莫·卡普托(Cosimo Caputo)和笔者共同主编的“符号及符号学大师”丛书系列。在此前一年，也就是2009年，卢西亚洛所主编的《行为哲学论》批评集则收入了巴赫金1920年至1924年间写作的文章，并在附录中收入了巴赫金1924年所写的《艺术活动中的作者与英雄》一书第一章的片段。
在人的个体存在的意义上，这一段中的“Menschliche Wesen”翻译为“人”和“人类”时，这句话听起来完全不同。这也是沙夫和卢西恩·塞夫（Luciene Seve）在期刊《人与社会》中的整个辩论的起点，他们的文章被庞齐奥译为意大利文并结集为两人的文选《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一书，于1975年出版。在庞齐奥写的导言《〈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翻译与意义和人之个体问题》中，可以看到他的评论。
沃罗希洛夫和巴赫金、梅德维德夫、以及巴赫金圈的其他成员一样，并不习惯于援引马克思来证明自己论述的权威性，这种做法与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类似，而不同于当时的普遍实践。换言之，他们并没有通过援引他人来获得权威性的习惯。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的引言（该书的英文版没有这一部分）中，沃罗希洛夫的开篇可谓极具勇气：
迄今为止，并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著作，也无法在谈论过相似主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见可谓清晰或成熟的对语言的思考。……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对于在所有领域都已经牢固建立起来的机械论分类，它们的建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却仅是简略提及，或者说是完全忽视的；而这些领域基本上尚处于前辩证法的机械论物质主义阶段。
至于巴赫金，他对马克思的引用都是非常准确的，除此之外，在他1965年的专著《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论题，即，只有必然性的统治终结时，人类才能够完全发展，获得自由。在巴赫金的所有作品中，这个观点是中心性的，这和主流的、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解释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关于伯纳德和沙夫
和在他之前去世的罗西-兰迪一样，伯纳德于2000年2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不仅是研究罗西-兰迪的专家，也是后者的挚友。
我们初见伯纳德时，他是国际符号学会的秘书长，彼时，波斯纳任会长，而格洛里亚·维塔尔姆（Gloria Withalm）任学会司库。从1994年至2004年间，伯纳德非常积极地进行着他的工作。我们相识是在第四届世界符号学大会“人类的符号”上，是笔者参加的首次大会，于1989年3月31日至4月6日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法国的举行。之后，我们在其他届符号学大会上都遇到了伯纳德，他也受邀参加了我们系主办的系列研讨会。此外，他和维塔尔姆也受到庞齐奥和笔者的邀请，在巴里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授社会语言学课程，长达数年之久。
1992年2月，在罗马的匈牙利学院，伯纳德的好友克莱门组织了关于罗西-兰迪的一次重要会议，伯纳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994年，会议论文结集为《阅读罗西-兰迪：作为社会实践的符号学》出版，由伯纳德、邦凡蒂尼、克莱门和庞齐奥共同主编。
作为期刊《符号学报告》的主编，伯纳德为庞齐奥和笔者以《符号研究之符号》为名发表了一本文集专号。这本专号包括了该期刊1998年的第22、23、24期。此外，伯纳德还促进了另一本文集《巴里符号学研究》的出版，该文集由笔者主编，是他所主编的《欧洲符号学研究期刊》的专号，于1999年出版。
关于伯纳德对罗西-兰迪的《作品》一书的解释，以及该书对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关联的重要性，可参见本书中的两篇论文和我们关于伯纳德的文章。
至于沙夫，庞齐奥以及笔者本人和他的友情缘起于庞齐奥的《转换语法和政治意识形态》一文，连同其他文章发表于《人与社会》1973年第8期专号，即上文提到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使得庞齐奥和沙夫开始密集地通信，并对沙夫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庞齐奥由此写出了关于沙夫的第一部专著《沙夫思想中的人、语言和知识》，该书于1974年出版，于2002年出版了增补和评论版《沙夫哲学中的人类个体、语言和全球化》。
此书的第二版得益于沙夫的直接加入—他非常愿意积极参与这个过程：2000年1月24日，他来到巴里，并在这里呆到了29日。其间，他为新版本提供了不少信息、反思、记忆和相关事件。我们是在笔者家中会面的，离巴里大学仅有两三个街区，在这里，笔者的学生和同事们和沙夫面谈了几次。沙夫已经87岁高龄，仍然坚持爬楼来到笔者的书房；一旦安顿好，他就立刻谈起种种吸引人的、关于科学和个人的故事，获取我们的注意。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刻，笔者是如此有幸能够这位伟大的学者的谈话，欣赏他的热情、他的话语中的科学性和缜密性，以及他与庞齐奥的对话中所提到的种种问题，并将其一一记录下来。
在《语义学引论》（该书的波兰原文版出版于1960年，于1962年译为英文）中，沙夫对“符号拜物教”(sign fetishism)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语言解释中不断复现的局限所在。沙夫认为，符号拜物教将符号与情境的关系简化为符号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简化为符号与对象之间、符号与思想之间、符号与对象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他推进了马克思对商品的讨论，在经济学的价值交换批评和语言价值批评中找到了相似之处。正如他在该书引言中所指出的，在与他所说的“符号拜物教”的抗争中，他借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并以此为他认为相似的问题创造了术语。
沙夫致力于对“意义”的寻求，而马克思则致力于解释“价值”的意义。后者在研究过程中很快意识到，人们对市场上的商品价值的研究，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影响：商品能够相互交换，因此，经济价值的关系被认为是商品之间的关系。他由是揭示出，在现实中存在着商品生产者的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我们最终所要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沙夫解释说，社会工作是由商品具化的，并成为了衡量商品交换的基础和标准，即我们所说的 “价值”。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观点的发现，引起了在经济关系解释上真正的、正确的革命。沙夫指出了在意义和符号与情境关系上的一个相似现象：“符号拜物教”的存在，它极大地阻碍了理解和对问题的解决。
在罗西-兰迪自己，以及他和庞齐奥讨论语言社会生产问题时，都采用并推进了沙夫对符号拜物教的批判。
一旦我们承认语言是工作，它就具有了工作的性质，从《马克思：语言》（索绪尔式的观点）中对“人”的理解而言，语言系统的确有效地成为了人的表现之一。这种观点认为“人”是并非为了活动本身的行为的结果，在这种行为中，需求必须被满足，但不是即刻被满足；换言之，语言(langue )就是工作—语言工作—的产物。这就意味着，要理解语言（language）的作用和衡量它的价值、程序，以及它作为媒介所传递的意识形态，仅仅停留在“语言市场”的层面是不够的；而应当从这一层面跨越至“语言生产”的层面。
对于沙夫的“语言工作”这一概念，罗西-兰迪称其为“无形的工作”，它是当今世界中的工作之变形。和“物质工作”不同，所谓的“无形的工作”被视为现今生产层面的主要资源（关于这一点，参见沙夫著作《基督教人本主义》、《我的十九世纪》、《沉思录》，以及阿塔那丛书中的《无形的工作》一书）。
说话者使用语言进行表达，并非是从语言学角度将非语言之物组构而成；相反，他所表达的在进入语言过程之前，其材料和工具就已然存在。因此，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语言实际上是为他人存在的、真实的、实际的意识，因此也是为我而存在的唯一意识。
在罗西-兰迪的研究中，“语言工作”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他1968年出版的专著《作为工作和交易的语言》中的主题。事实上，这本书已经在“语言工作”、“语言市场”和“语言资本”方面对语言进行了讨论，证明了他所说的、联接这些社会过程的“语言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对应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罗西-兰迪应当是资本主义还未能发展到现今阶段时就从这些方面来推进他的交流和社会批评理论的，当时，交流和所谓“无形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尚不明显。罗西-兰迪所预见到的，是当今这个时代的现实。他用“语言工作”的概念，联结了物质生产和语言生产，以及语言学和经济学，而彼时这样的做法还显得颇为陌生，或者说至少只是比喻意义上的。罗西-兰迪的“语言工作”概念和现今的“知识社会”概念在对诸如“无形资源”、“无形资本”和“无形投资”等概念的描述中融合，并被视为在发展、竞争和职业（雇佣）中的重要因素。物质生产和语言生产最终得以结合，尽管在不久之前，它们还各自表现为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形式。工作（或者说劳动）和物质产品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我们亲眼所见以前已经在电脑硬件和软件的组合中具体化了，其中，“语言工作”，也就是“无形的工作”首当其冲，这是相当明显的。
沙夫和罗西-兰迪一样，可被视为符号研究领域的大师。这是因为他著作甚多，远不止世界闻名的《符义学导论》，他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著作，它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下来笔者将会提到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从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和不同声音汇聚而成的视角而言，笔者所论及的是他的作品的意大利文版而非波兰文的原版。
沙夫在语言哲学和符号学方面的著作包括《概念和词语》（1946）、《语言和知识》（1964）、《语言哲学基础》（1967）、《普通语法与固有观念论》（1972）、《马克思主义之人本主义、语言哲学和知识论》（1973）、《社会语言学》（1976）、《刻板印象与人类行为》（1980）。沙夫还有许多其他的论述与知识论、逻辑学、认识论和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相关。
沙夫和塞夫都是1971至1972年间的国际学界之间争论的中心人物，他直接用以第一人称写成的文章进行辩论。前文已经提到，这场辩论是在期刊《人与社会》上发表的，其讨论的直接对象是围绕马克思的《论费尔巴哈》的翻译，并且和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紧密相关。
除了出版论著之外，从1984年开始，沙夫还在整个欧洲的许多城市都推动了系列会议的召开。这些会议都和同一个问题相关，“对赫尔辛基会议1975年最终法案的符号学解释”，欧洲的发展和彼此协作
[4] 。
但是，沙夫之所以是符号研究的大师，原因不全在于此。沙夫是当代欧洲文化的中心人物，并且，在本文目前所描述的理论层面上，他对我们这个时代如何阅读符号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沙夫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稿中总结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一法案的批评，事实上，这和我们所有人都休戚相关，不管是学者、职业政客还是普通人：而这一协议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甚至还未踏出第一步。在庞齐奥2002年出版的关于沙夫的专著《争论、结构性雇佣和大转型》中，这篇文章被译为意大利文，并被收入）。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剥削、经济压迫和社会异化面前，沙夫表达了对全球性和全球视野中的本质性的相互关系的人文关怀，并对未来做出了普世的、预言式的展望。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是他们所属的群体生活的表达和结果，这个群体和更大的群体彼此相连，在当代性的组合轴和历史的聚合轴上以同心圆的形式螺旋式地递进。
多亏了他参与性的感受力、理解力和他在语言学与符号学、政治与意识形态、心思学与社会学之间持续对话的跨学科能力，沙夫能够以不同寻常的普世视角来分析当今世界的问题，特别是聚焦在政治与社会的维度上。他是一位积极参与政治的学者，对社会实践深感兴趣，并且关注人权—包括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和生活质量。他对科学方法问题特别关注，在他的描述中，他在经济学研究之后继续学习哲学，这为他的志趣提供了很大支持。
庞齐奥曾问沙夫：“在以劳动薪酬为特征的历史阶段结束之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对此，沙夫认为，这主要是一个历史问题，“历史决定着回应。”随着劳动薪酬的标准终结，无产阶级不复存在，依靠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也将不复存在，其后果就是沙夫所说的，“港口”式的新型社会组织的出现。然而，沙夫也指出，这个社会新世界不会不经规划和努力就自动到来。他确实相信，若不如此，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再生产系统的衰退和不可持续将无法避免。因此，现今的问题是找到对“大转型”的新的、足够的回应，找到社会化的新形式，并由此创造出国家的、全球的欢宴之新形式。
沙夫从这一视角出发，独立于任何派别——不管是“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等，作为新的社会规划的一部分，他已经在20世纪将要终结时提出，为了共同生活的新形式，为了抵抗越来越紧迫和危险的全球人类的宿命，所有的人本主义主张必须联合和协作起来。沙夫以“四位骑士的天启”这一隐喻指出了四大问题：生态危机，结构性的失业，移民，和战争。他将涉及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主题化，并用“普世人本主义”一词来强调融合不同人本主义的需要。他强调，如今在此方面有很多误用，例如“人道主义武装干涉”和“人道主义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概念，这样的表达都需要重新商榷。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庞齐奥推动了沙夫著作的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其中包括1985年出版的《哲学论文》，1993年出版的《我的20世纪》和1994出版的《普世人文主义》，以及2001年出版的《沉思录》。
在2007年6月11日至17日由赫尔辛基大学和芬兰伊马特拉符号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名为“交流：理解和误解”的第九届世界符号学大会上，庞齐奥和笔者共同主持了“向沙夫致敬”的专场讨论，与会者的论文，包括我们的引言《亚当·沙夫：从符义学到政治符号学》，都在相关的会议文集中得以出版。
在为这篇引言撰写结论之前，我们希望能够再次提到之前提到过的一位人物：西比奥克，他为推进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一学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他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庞齐奥和笔者为西比奥克撰写了《语言的概念：罗西-兰迪和西比奥克》一文，并收入了《无形的工作》一书。我们对西比奥克感念太多，但在这里，我们只想再次提到罗西-兰迪的专著《语言学和经济学》的出版，以及其后庞齐奥的论文《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
在此之前，庞齐奥已经出版了《语言生产和社会意识形态》、《辩证法和真理：科学和历史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人的问题》、《巴赫金：苏联符号学之起源》、《符号与矛盾：马克思与巴赫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比奥克在 20世纪80年代初，委托庞齐奥对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撰写专书，将其收录在他素有声誉的系列丛书“符号网络”中。
索绪尔的符号模式深受洛桑学派（School of Lausanne）的边际理论影响，同样，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的批评也和符号与符号价值问题相关，因此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作为信息的商品和作为商品的信息之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关系。如庞齐奥所显明的，通过对社会符号的符号学分析和对商品的马克思主义讨论，我们从符号交换和符号市场的层面，推进到交流和表意之社会工作的相对层面。最终，符号结构得以呈现出它们之所是，即，人类关系的结构。
正因为人的社会行为、社会意识和科学理论都是由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建构的，世界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也是由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构成的。它是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行为的直接结构，这些符号影响着社会实践，又被社会实践和被符号及语言模塑的社会关系所影响（关于符号活动和模塑，请参见西比奥克1986年和1994年的论述）。只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能充分理解作为其结果的人类的选择能力和行为能力。
就如英国哲学家莫里斯·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在1965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中指出的，选择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这让我们认为，能够自由地、特意地、理性地或是道德地进行选择的只有具有语言（这里所说的是文字语言）能力这一社会习得的人类，而非其他动物，而且语言为我们呈现了其他可供备选的世界。如今，鉴于西比奥克引领的生物符号学研究的最新发现，我们将补充说，是的，人类不同于其他的生命形式，能够在不同的世界中做出选择。有了语言，人类甚至能够创造出无数的新世界。然而，就如西比奥克所教导的，“语言”与其说是文字语言，不如说是一个符形的模塑工具，是人类独有的模塑能力和创造力，因为在人类运用文字语言进行交流之前，创新已经出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从未低估过文字和非文字的语言与思想现实相融合，并且影响了人类意识形成的作用。然而，就如乔治·克劳斯（George Klaus）所说的—在庞齐奥的推动下，他于1964年出版的德文专著《词语的力量》被译为意大利文，并作为庞齐奥、卡莱法托和笔者共同主编的“工具”丛书系列中的一本于2006年出版—语言不止是社会再生产中的首要因素，而且是其推动力。如今，关于马克思主义知识论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以及文化和社会之符号本质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符号活动、模式和我们对世界的想象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相互联接，因此，在符号、语言、意识形态和人类行为之间，也有着这种相互联接。
本篇导言并不旨在毫无遗漏地一一列举出马克思主义的在欧洲所有主要参与者，而是希望读者注意到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致力于符号和语言研究、或是从符号学出发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或是以这两种方法指出理论或实践道路的一个欧洲学者群。纵然如此，由于其探索的领域是如此丰富，所提及的人物和著作未免挂一漏万。故事的脉络是无穷无尽、永无休止、开放发展，由庞齐奥穷尽一生开启的、围绕着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展开的人物与问题的故事亦是如此。
致谢
在此，笔者向赵毅衡教授及其同事，以及使得我们参与其间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这一项目圆满完成的译者们致谢，并特别感谢庞齐奥教授对本文做出的宝贵贡献。
（意大利巴里大学Susan Petrilli教授）
[1] 多得庞齐奥之力，自1975年起，沙夫的大部分著作都被译成了意大利文，包括沙夫在去世之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人的哲学：沙夫自传》。
[2] 在罗西-兰迪之后，笔者将莫里斯的其他著作也编译为意大利文的论文集，并于1988年出版，该论文集包括《符号与价值》、《表意与意味》里的章节，以及莫里斯在符号学、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其他论文。其后，在2000年，他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表意与意味：符号与价值的关系》也出版了意大利文的译本，而他于1948年出版的《开放的自我》一书的意大利文译本也于2002年得以出版。
[3] 关于对科学中的分离主义的批评，可参见笔者在2008年10月17日成为美国符号学会第七位“西比奥克学者”时，在美国符号学会的第33届年会上的大会发言《伦理符号学和责任：超越分离主义、普遍主义和人本主义》。此文连同笔者的其他论文发表于《美国符号学期刊》2008年推出的专号中，之后作为第一章收录在笔者2010年出版的《总体视野中的符号十字路口：伦理符号学与责任》一书中，该书经改写后，其中文译本由周劲松翻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题目为《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4] 沙夫组织的会议在欧洲的不同城市举行。当时，他是位于维也纳的欧洲协作中心的荣誉主席。罗西-兰迪和庞齐奥在布达佩斯共同参加了会议。在这一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中，我们希望提到的是，由欧洲协作中心发起的、为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记录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的新的德文版和法文版，以及由维纶—甘多瑟（Ch. Villain-Gandossi）等人编撰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审查中的“欧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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