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人类学专辑
主持人：朱林
如果说“符号人类学”还不为研究者耳熟能详的话，那么此流派里许多重要的理论和观念其实早已时时刻刻影响了我们的思考。例如，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深描”、玛丽·道格拉斯对“洁净”与“污秽”的结构性认识、维克多·特纳的“阈限”和“仪式过程”、施耐德的“亲属制度”与“上层建筑”的关联，它们都早已经渗透到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中，影响广泛。
作为一种流派的“符号人类学”既是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新阶段，又是二十世纪跨学科影响下的产物，尤其是符号学。从前一个方面来说，符号人类学主要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英美人类学界的重要学派，学派内各方观点很不相同，但是用卡西尔的一句名言“人是符号的动物”庶几可以概括他们的研究出发点，或者说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人是悬浮在自己编织的文化之网上的动物”。在学术史上，“符号人类学”是对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质疑，属于“后结构人类学”的一种。
我们能对“符号人类学”的精髓一言以蔽之吗？格尔茨在他另一本有名的著作《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做出了解释，他说“至少在某些方面，人类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而对意义的结构给以予关注，个体及个体组成的群体都是按照这些意义的结构来生活的，并且，这个新的层次还特别关注符号及符号系统，意义结构之所以形成、交流、造成影响、为人共同使用，修改、复制都是以符号为媒介进行的”[i]。但是，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符号人类学”与“结构人类学”的几点区别。
首先，“符号人类学”延续了结构人类学对符号和文本的热爱，并将它们的意义从结构性、普遍性的意义中挣脱出来。如果列维·斯特劳斯是将符号的意义镶嵌在“文化的深层语法结构”中，那么“符号人类学”则更关注其多重的、独特的、语用的意义，例如克利福德·格尔茨对眨眼这一行为背后多重意义的剥离。可见，“符号人类学”改变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寻找稳定结构的研究方法，主张对不同文化做出地方性的解释。
第二，相应地，“符号人类学”主张用“文化持有者”的视角进行解释和研究。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所采用的还是从研究者自身的、外部的视角进行研究，他们在异文化中惊奇发现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结构仍然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这些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结构是异文化本有并自觉的吗？我们不能说“符号人类学”做到了这一点，但他们确实对此给予了反思。所谓“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就是从被研究者的文化内部的视角进行观察，格尔茨的“深描”是一种方案。另外，有必要强调，“反思人类学”一直都不是文化人类学的主流，它只是“结构人类学”到“符号人类学”的自觉生发。
再说“符号人类学”受到符号学影响的理路。美国符号人类学受查尔斯·皮尔斯、罗曼·雅各布森等符号学家的影响甚巨，皮尔斯所代表的实用主义和符号学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也备受推崇，罗曼·雅各布森更是一位出色的语言人类学家。1978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弥尔顿·辛格首次提出“semiotic anthropology”一词，并得到了罗曼·雅各布森的弟子米切尔·希尔福斯坦的发扬，两人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发展成符号人类学的重要领地。
符号学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人类学注重意义的产生和传达，并以此探寻符号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意义及认知和解释的过程。远在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盛行的年代，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论”就为当今的符号人类学提供了理论资源。在实际的操作中，符号人类学更是广泛地借用了社会语言学、心理学、集体记忆等跨学科资源，涉及到像文化展演、民族志诗学、博物馆研究、文学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众多前沿领域，具有极大的伸展空间，成为当今文化符号学的重要分支。
本次专题辑录了国内十篇符号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涵盖面非常广。纳日碧力戈是较早为国内人类学研究引入符号学思想的人类学专家，本专题选择了他所著的《符号、结构、实践与人类学——民族研究以及有关学术交流的若干视点》一文，评述了结构人类学与符号人类学，并提出了实践作为符号与结构的媒介；叶舒宪的《从符号人类学到“符号经济”——文化资本博弈时代的文学增智术》一文启示我们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过程中自觉运用原型符号提升文学作品的文化附加值；色音的《萨满教神秘数字的符号人类学解读》一文介绍了萨满教中起到神圣功能的意会符号；卢德平的《原始图腾的符号学阐释》一文揭示了神话、仪式等在图腾与其指涉的观念之间的规约作用；张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人类学方法的嬗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结构主义符号学发生发展的脉络；张洪友的《标出性与好莱坞电影的“现代战争神话”——从标出“他们”到征讨“它们”》将符号学理论运用到电影产业的“再造神话”中，对好莱坞神话大片的类型进行了次第认知；朱林的《作为符号的“世界之轴”与通过礼仪》阐释了原始初民宇宙时空秩序形成的符号认知规律，《土家族摆手舞的流变——仪式意动性特征管窥》介绍了作为祭仪和傩仪的土家族摆手舞的变迁，更强调了口传时代艺术的文化特征和编码特征，《仪式作为移动叙述——兼论仪式与戏剧的区别》不在于论证戏剧与仪式的起源关系，而是着意于区分两者形式上的不同，在形式论的视域下得出仪式意动性的特征；张骁鸣、陈晓莹的《传统节日的符号学研究：框架重构与案例试析》提出了“整体—结构—阐释”的符号学分析框架，并选取了鼓藏节和火把节作为典型案例，诠释了节日中的主要角色和基本关系两类要件；吴兴帜的《标识与符号：“物”的人类学研究》一文从物与社会演进和象征符号的角度，对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谱系进行了部分梳理，论述了“物”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张莉的《符指理论视角下的当代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研究》归纳了藏传佛教传播的媒介类型；石访访的《饮食、性别、文化：一项符号人类学视角的分析》揭示了饮食活动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规约。通过本次专题，希望能为学界相关研究者提供便利，更期待于国内符号人类学的系统研究。
纳日碧力戈：《符号、结构、实践与人类学——民族研究以及有关学术交流的若干视点》
叶舒宪：《从符号人类学到“符号经济”——文化资本博弈时代的文学增智术》
张洪友：《标出性与好莱坞电影的“现代战争神话”——从标出“他们”到征讨“它们”》
张骁鸣、陈晓莹：《传统节日的符号学研究：框架重构与案例试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