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符号学专辑，兼纪念谢天振先生逝世一周年
“年年春来，江南烟雨朦胧时，有青草处，有心伤”。2021年4月22日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先生逝世一周年。在这特殊的日子，缅怀先生业绩，传承先生精神，对同样采用跨学科视角，同样面对争议的新兴翻译符号学具有特殊意义。
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中国翻译研究与翻译学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奠基者、倡导者之一，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如此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采用跨学科视角，并且推崇学术论争自由氛围。他从跨学科的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创立了独到的译介学理论体系，将翻译文学置于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使翻译研究超越了“术”的层面而上升为一门显学。对于其他学者的争论、争辩甚至批评，谢先生为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自己对一些观点论述得还不够全面，还不够严谨，所以人家会进行质疑； 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批评者还没能了解我是在怎样的层面上提出问题、阐述问题的。前一种情况下，其他学者的批评正好有助于自己反思，有助于将问题阐释得更透彻，更全面。后一种情况下，必要的解释可以消除其他学者的误解，促进相关领域研究的稳步推进。先生的一大遗憾，是未能较多用外语特别是英语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一问题在其他学科领域并不鲜见，翻译符号学界已经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王铭玉、李晶在英文刊物上发表的长文便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翻译符号学关涉翻译学与符号学，很大程度上是两大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对此，中外学者观点基本一致。但是，由于翻译学和符号学中对“翻译”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原本似乎界定清晰的翻译学和符号学的交叉又难免含混不清。研究发现，翻译学中的定义较为狭窄，符号学中的理解更为宽泛。翻译学和符号学的交叉叠合过程中，大致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1）以翻译学狭义翻译为中心，借用符号学概念和方法来探讨跨语言跨文化交流问题，旨在深化对其中涉及的现象和问题的认识，从而推进翻译研究的发展，其特点主要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或者对现象的解释。
2）以翻译学广义翻译为中心，在符号学框架下借鉴雅各布森的翻译三分类展开研究，其对象包括但不限于语际翻译，符际翻译也在其中，理论思辩比重明显加大，或有例证，但通常不以案例分析为主。
3）以符号学为主导，将翻译等同为解释、理解、对话，生发出的理论更接近理论符号学、符号哲学的范畴，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并不专门针对翻译学中的翻译。此类研究客观上可能推动翻译学的发展，但并不以此为目的。
本专辑收录的论文分别在以上三个层面尝试将符号学和翻译学结合：
熊辉从符号学系统的一般观念入手，阐明了翻译符号系统的跨语际-文化特征，进而分析了该系统特征形成的原因以及对翻译符号发展带来的可能性贡献。任伟受“普遍隐含作者”理论启发，论述了“隐含作者”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典籍英译研究必要性及其意义，并结合《三字经》英译研究做个案分析，指出有必要将副文本也纳入研究视野，并且以副文本与正文本组合成更大的文本中所集合的意义价值（即隐含作者）为研究对象，以减少“隐含作者”对英译典籍及其海外传播的负面影响。这两篇文章属第一种研究。
潘琳琳以翻译符号学为研究视角，通过对《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及电影台本三个文本的比读与分析，对三者的符指关系和符号转换过程加以研究，以此阐释影响符号转换过程的符号本体内部和外部因素，是对同一语言内翻译的符号转换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王晨爽、文军借鉴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和雅各布森的符际翻译概念，以小说《喜福会》和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为研究对象，运用符号对比的研究方法，结合影视作品中视听符号所具有的特征，探讨电影改编中的符际翻译。重点讨论如何通过符际翻译，将小说的心理描写成功地转换为影视语言。以上两篇文章分别用符号学理论对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进行了个案研究，属上述第二个层面。
王铭玉提出以符号学方法论开展符号转换研究，创建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符号学分支领域——翻译符号学，他从七个层面探讨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展望翻译符号学的发展前景。贾洪伟以翻译概念的衍化为切入点，总结学科发展观的演变，以翻译与符号学联姻之不足为焦点，探讨符号转换概念——翻译符号学，区分翻译符号学与符号翻译学和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同异，确定翻译符号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属性问题。包括“将头脑中的思维活动符号呈现为文字，将头脑中的故事情节构思转换为文字文本”“符号文本和文字文本在符号使用者头脑之中引发的思考、思辨、构思性过程”等过程都被纳入翻译符号学研究范围。上述论文中所述翻译，更接近前文提到的第三个层面。
任伟对王铭玉教授访谈梳理了翻译符号学与语言符号学的关系，探析了翻译符号学对语言符号学和翻译学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分析国内外翻译符号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了翻译符号学所面临的任务，为构建翻译符号学学科指明了努力方向。文章既是翻译学人向符号学家请教的实录，也是沟通翻译学和符号学的一次有益尝试。
潘琳琳与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是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受访者结合1997年至2018年20余年间撰写的多部专著,以批判性的学术态度和跨学科的研究视角阐述了符号学与翻译学研究的共振，内容主要涉及皮尔士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关系、符号学与翻译学联姻的多元路径、符号学与翻译身心学的关联以及翻译符号学前景展望等。
如前所述，由于对翻译的界定不同，对翻译符号学概念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某些研究会被指责为名实不一。这种情况在系统构建一门学科的一开始几乎不可避免。事实上，各种研究倾向并无优劣之分。客观地说，创立翻译符号学在国内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开创性工作, 需要翻译学界和符号学界共同努力。新兴翻译符号学的创建者们都不同程度的注意到了壮大翻译符号学研究队伍的重要性。而在这方面，翻译学者最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盟友。谢天振先生在完善发展比较文学、创建译介学、争取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等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对翻译符号学颇有借鉴意义。保持开放的心态，促成翻译学界与符号学界更多交流，不仅有望推进翻译学和符号学这两个学科各自的研究，使符号学“触地”，让翻译学“着天”，而且可以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翻译符号学。
谢天振：
Mingyu Wang, Jing Li.：《Translation Semiotics: The Disciplinary Essence》
潘琳琳：《符号学与翻译学研究的共振——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访谈录》
潘琳琳：《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文本再生——以<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为例》
王晨爽, 文军：《电影改编的符际翻译研究——以<喜福会>的心理描写为例》
张建青：《译介学与翻译学:创始人与倡导者——谢天振教授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