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美国哲学家丹图所著《叙述与认识》是分析历史哲学的经典文献，丹著以“叙述句子”的语言分析为焦点处理了包括对历史的概念理解、未来的开放性等历史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在理论上有其独到之处。同时，丹氏为学不囿于分析哲学家法，丹著为我们省视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样本。

关键词：丹图 分析的历史哲学 叙述句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逊（Johnsonian）哲学荣誉教授阿瑟•丹图（Arthur C. Danto, 1924—）在历史哲学行内及美国哲学界是个颇为响亮的名字，在其漫长学术生涯中所发表的至少50种学术著作中，他41岁那年由哥大出版社出版的《分析的历史哲学》[②]（1965）是他的处女作。42年过去了，这本书今天读来在总体上仍不失其学术分量，依照西方当代另一位历史哲学名家安柯斯密特（Franklin R. Ankersmit）教授的评价，丹著（丹图所著《叙述与认识》简称，下同）是“自柯林武德以来以英文写就的历史哲学论著中屈指可数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1] (p.241)毫无疑问，它已成为今天西方历史哲学的经典文献之一。

作为一本在基本精神与学术风格上属于分析哲学范畴的历史哲学专著，关于历史思想与语言的分析是丹著的当行行色，不过，与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包括其在历史哲学中的代表亨普尔（C.G. Hemple）不同，丹图敏锐地意识到稍早（1953年维特根斯坦发表代表其后期思想的《哲学研究》）和几乎与其构思其著作同一时间内[2](p.5 and passim)库恩（Tomas Kuhn）等人正在发起的分析哲学中戏剧性的哲学转型，从而在对亨普尔历史哲学理论有所继承的同时发展了他自己所谓的“修正主义与革新的精神”[2]（p.xii），这在思想上突出表现为丹氏“对于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的历史性”[2]（p.xv）的觉悟，而它在理论上的结晶则是丹著关于“叙述句子”的界定与分析。

传统分析哲学理论的一个明显缺失是对于语言乃至存在的时间性及历史性的漠视，其极端表现之一就是罗素关于即使世界是在5分钟之前跃入存在的，这对我们的知识和科学理论亦毫发无伤的时间怀疑论观点。[2]（参见第五章）就此而言，丹图在哲学上的洞见则是意识到我们语言大量包含时间性信息，对此我们也许是“日用而不知”，但是，假如真的从语言中抹去时间维度，则我们将无法谈论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比如伤疤、记忆和马拉松，历史本身亦不例外。“伤疤”暗示曾经的“伤口”，为人“父母”则由先前的生物学及社会学事件背书，甚至“人”也总是在某些前此事件背景下才成立的事实……。这些都是所谓的“过去参照谓词”。如果抹掉过去，“我们将被约束为只使用残缺的词汇和语法。我们不得不将描述限制在那些能通过意义的经验标准的检验的谓词中”，而“以为这样的受限制的词汇是唯一有意义的经验主义者在与历史的关系上碰到问题…正是通过遭遇和解决经验主义引起的问题我们开始隐约看到思想的历史性的轮廓”。[2]（P.xv）

如果说在我们的日常语词中时间蕴含随处存在，那么，在历史著述中具有时间性结构的最典型的语句就是丹图所说的“叙述句子”。叙述句“最一般的特征是，虽然它们只描述（只是关于）在前的事件，它们牵涉至少两个在时间上分开的事件。”[2]（P.143）进而，“叙述句子给出关于事件的描述，…这些描述参照了在时间上晚于其所描述的事件的后来事件，从而在认知上对于现场观察者来说是不可及的。”[2] （p.xii）具体说来，我们在史书中所看到的被定性为叙述句子的描述其实是超出当事人的可能视野的，如果不是由于某些后续的事态发展，以及置身当下历史的未来（historical future）的作为旁观者及叙述者的历史学家的视野，史书中许多看起来仿佛只是天真的直接描述的句子其实是没法写出的：比如，那些被称为“起源”、“转折”、“先驱”的字眼是没有意义的，“三十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五四运动”也都无以命名从而无以成立。谁在1618年能预知这将是一场延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战争？或是1919年发生在北京的学生为抗议当局签订二十二条的游行活动及随后发生的火烧赵家楼事件最终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运动？

叙述句从时间上看是一个未来参照的结构，不过，这里所说的未来是相对于描述事件的当事人而言的，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一历史性的未来总体上仍然属于过去（只有在历史神学或思辨历史哲学中才出现历史之外的未来视野），不过，重要的是，笼统而言的过去依当事人与史学家在时间中的不同位置可以被进一步区分出现在（historical present）和未来（historical future）两重时间维度，从而可以被分别规定为历史1与历史2。[3]

叙述句子的重要特征是其所隐含着超出当下所描述事件的未来参照视角，就一切关于行为的描述都多少与未来事态发展有某种瓜葛而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现场目击者是否因此将被剥夺整个的行为语言（因为这要求某种未来参照）？这涉及叙述句子与一般行为描述句之间更为细微的差别。简单说来，二者间的区别是这样的：关于某一行为的描述可能含蓄地指向某一超出当下可见证的事实，如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句子：“某人正在种玫瑰”或是“准备高考”，但即使最终没有玫瑰长出来或考试没考上，这样的句子仍然可以是真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句子并不要求以特定结果为其真值条件，从而我们在当下时间中有权这样谈论行为，我们的语言中像这样的句子所在多有。在严格的意义上，上述具有“X在做R”形式的句子不是预言性的，因此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未来参照语句。反之，如果说“某人正在种一棵获奖玫瑰”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则要求事后玫瑰的长出与得奖或毛泽东之成其为毛泽东（大人物），在此，叙述句子进而在逻辑上还要求其所含蓄地预指的后来事件的真实发生。所以，1893年12月26日当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的一个女人生下一个男婴时，我们可以说她生下了一个男子汉，但却不可能说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样的句子。倒不是此时这男婴不是这个名字，而是没人能预计这伢子日后作为毛泽东将会做出怎样的一番事情。参照万德勒（Zeno Vendler）关于动词的细致分类，我们发现，上述两类句子的区分在于前者属于“活动词项”，后者则属于“目标词项”。[4]（p.173）前者如说生下来个男子汉也预涉了某些未来状况，如娶妻生子乃至继承财产等等，但这属于常态事件，而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则因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内外因素而无法在事前确认从而确论，此所以存在主义者宣称“存在先于本质”的道理。大多数未来目标的实现在当下是难以预计的，从而“目标词项”的当下使用是非法的。这意味着，没有人能在当下现在真正写出涉及未来参照的叙述句子，叙述句子只能由处在“事后诸葛亮”的有利位置上的历史学家写出来。

总之，叙述句子是从分析哲学角度切入关于历史的哲学探讨的焦点之一，它“提供一个以系统方式探讨历史中提出的大量哲学问题的机会”，[2]（P.143）例如，它与我们关于历史的概念、未来的开放性心肝及历史意义等问题都有密切的联系。

 

 

历史通常不是由当事人而是由后人来写的，依笔者曾经用过的一种表达，谓之“历史出场每当历史不再”，而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无意中成为这一现象的一个理论注脚。对于这一普遍事实的认识论解释大致是认为这是为获得对历史的正确透视而需要拉开的时间距离，正如只有退后几步才能看清图画。根据丹图关于叙述句子蕴涵未来事件的论述，这一事实的背后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和丰富的理论含意。

笼统言之，客观历史指涉过去（the past），而史学作为关于这一过去的认识与表达，其任务和障碍端在过去事情的复原，根据这样的理解，历史学家在故纸堆中使尽浑身解数所能得到的，不过是置身当下历史时间中的普通人理所当然地知道或原则上容易知道的事情，比如，阿房宫到底有没有，唐贞观元年长安某种物品的市价及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m”，等等。准此，丹图所谓对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具有全知视野的“理想编年者”似乎成了历史学家竭力趋赴的学术典范。关于历史和历史认识的这些常识性的看法当然不是全无道理，历史事实的还原与考证的确构成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但是，它在关注这一点时却忽略了历史所具有的超出当下直接现在性的时间性品格，从而失之粗疏与偏颇。

理想编年者是丹图为了讨论关于历史的概念而设定的理想模型，他被假定为一个具有全知视野的“理想目击者”，[2]（P.151）能够知道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发生在别人心中的事情。但是，目击者不是能知过去、现在及未来一切事情的超人，因为，能被目击的是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换言之，理想编年者虽具有空间上无处不在的优势，却不具有超出当下现在的时间位置，这样，其所拥有的充其量不过是现在进行时即前文所谓的历史1状态下相关事件原则上所可能获得的全部信息，他的语言中可以包括“活动词项”，但却不能合法包括“目标词项”或叙述句子。在理论上重要的是，仅仅凭在历史1的时间结构中获得的哪怕是理想的完备信息并不足以洞悉历史。因为，依照定义，未来是“必然和系统地被排除在理想编年者之外的”。而与某一事件相关的一系列事情是当下无论如何没法观察得到的，比如，夸张地说，古埃及女皇克里奥帕特拉鼻子的长度在古埃及王国命运乃至整个古代史上的意义在相关事件未曾发生之前是无法知道的。令理想编年者处于未来屏蔽中固然是一种理论上的设定，同时亦合乎特定时间点上历史认知者的实际处境。在屏蔽未来参照（这是理想编年者依定义所不具有的视野）的情况下，理想编年者并不拥有处理相关历史事实必要的历史视野，“与一个事件相关的全部真理只能在后来……才能被知道，故事的这一部分只有历史学家能说。”[2]（p.151）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说，理想编年者写不出只有处在历史2的位置上才能写出的叙述句子。

历史与叙述的关系是已然包含在丹图关于叙述句子的论述中的逻辑蕴涵，但关于其在历史中的具体含义还需更细致的分析。直观地理解，理想编年者所缺乏的是作为当下所发生的事情的结果的后续事实，而从根本上说，某一历史事件之成为原因，是由作为特定结果的后续事实倒溯确认的，因而，从时间顺序上说是前因后果，而在逻辑上则是结果成为原因成立的充分条件。打个比方，通常所谓“艰难因苦，玉汝于成”的说法看起来像是个因果句子，实际上更可能是叙述句子，即在玉汝于成之后对艰难困苦的意义追认。并不是所有的艰难困苦都导致成功，至少从强调成功的角度看，艰难困苦之值得一提，端赖其后的玉汝于成。在史学中诸如此类的实际例子不胜枚举，“哲学上任何新颖的见解都可能促成对整个哲学史的新的安排：人们开始把先前的哲学家看作是先行者。”（p.168）在更大的视野上，令特定事实成为具有历史相关性的史事的乃是后视视野下透视历史的意义视角，这通常即是历史叙述者的视角。顺便指出，由于历史意义往往在事后回溯中澄明，从历史人物的角度看，其历史定位与其成就间诚然存在正相关性，但是，青史留名的可能性及其确切排名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由行为者的言行所决定，而是与后世事态的发展有相当的关系。打个比方，由于艺坛潮流等复杂的原因，一个在当世并不是最受欢迎甚至籍籍无名的艺术家在后世可能获得崇高的评价，凡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政治和其它领域中，当下不可一世后世臭名昭著或是一不小心成为先行者的事均非不可能。总之，身后名对于当事人来说虽然总体上是说是遵循着实至名归的一般规律的，但却也是不完全可测或可控的。

依照兰克（L. Ranke）为代表的关于历史认识的朴素客观性观念，史学的真义是对所发生事情如其所是的记述，抽象地说，这样的信念是无法拒绝的，问题是它恰恰忽略了对如其所是这一概念本身的考察。关于历史活动的记述通常涉及事项动词，像是“搞法国大革命”、“写书”或“种玫瑰”都属于事项动词，它提供了我们整理和叙述历史的基本语言框架。然而，事项动词看似具体，其实却属于语言的抽象，其所涵盖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同时可以是由其它事项所概括的活动的成员。举例明之，说是在种玫瑰的他或她当下可能只是站在那抽烟或休息，整年忙于写书的某人其实同时也吃饭睡觉或者上网聊天，而在所谓进行法国革命的人们正如在轰轰烈烈的文革期间的人们一样，生儿育女的事同步进行且“愈演愈烈”。可以相信，正是出于对此的洞识，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给出其独特的“文革”叙事。总之，进入历史的事项其实是高度可塑的，同一事件可以是不同叙述结构中的构成部分，而对于不同的事项概括，相关事实几乎可以说是予求予取，端赖随时代变换的历史兴趣与历史眼光从而我们组织历史的方式。[2]（参见pp162-1169）在唯物史观或后现代史学的视野下，人类经济活动、疾病、婚姻状况大规模进入我们的历史视野，于是，先前不被认为属于历史的卑微事实突然成了抢手史料，像地契、合同和账薄，教堂的出生记录，精神病院的病历、规章等。

基于历史作为在后视视野中呈现和被叙述的过去的时间性品格，丹图指出，“历史的全部要点不是像目击者那样知晓各种行为，而是像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在与后起事件的联系中，并且将事情当作时间性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加以认识。”[2]（p.183）在此，尽管在事实认定方面历史学家缺乏历史当事人的认识便利，但这并不是史学的问题，也不是不可克服的，正如疾病的存在恰好构成医生这一职业存在的理由，史料的挖掘乃史家职司之所在。然而，囿于当下现在形成的时间视野上的缺失对于历史认识来说则是致命的。因此，丹图断言，由于未来是开放的，“没有人曾写出过当下的历史”。[2]（p.181）而历史感或历史意识就意味着超出直接当下，“将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作为今后被述说的故事的一部分来看待。”[2]（p.343）

 

 

理想编年者与历史叙述者的区别在于后者知道前者由于其当下时间处境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叙述者恰好处于当下历史的未来时间中。这意味着，关于未来的事情只能在未来的到时中才可能被知道，因为，未来之事并不是在等在时间轴线的某一点上之事，它在存在论意义上严格说来乃是“未有”之事。不仅如此，假设未有之事乃命定必然之事，则时间亦不构成实质性的障碍，更彻底地说，时间此际只成了某种量化刻度而失去其本义。[3]（参看第一章第一节）处于当下时间中的理想编年者原则上完全可以预先写出关于特定历史的叙述句子，反之，他事实上不能做到这一点则蕴涵着未来的开放性或曰非决定论品格，对丹图有关这一问题相关论述的评析正是本节的任务。

并非一切未来都在人的认识视野之外，例如，对某些自然现象的未来我们可以做出相当有把握的预测，如哈雷慧星数十年后与地球轨道相交的时间，或者下一个洪峰的水量及到达某地的时间，等等。可是，在人文历史领域中，关于未来事态发展的具体严格预测通常是不存在的。对于特定自然现象与人文历史现象间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品格的差异，可以从各种角度给出解释，例如波普在其《历史主义的贫困》中就从人类历史行程受到人类知识状况的影响，而人类知识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从而无法科学地预测的角度论证历史未来的不可预测性。[5]（第819页）丹图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解释。他认为，“从认知的角度上说，叙述结构预设了未来的开放性……假如叙述者所知的成了当事人知道的事情，叙述的结构就破坏了。”[2]（p.356）具体地说，如果历史的未来对于当下历史中人是可知的，那么，关于未来的预先知识欲为真，或者说我们关于未来的知识是真的，则未来必定是不可更改的，否则关于未来的知即为假。反之，则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可是，一个决定论的未来与我们当下的任何行为之间在逻辑上都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不论我们做或不做什么，也不论我们怎么做，未来都已经是注定了的，在这样透明的未来面前，前此所发生的任何事件立即变成彼此独立的，“不论在此之前在那里的是什么样的事件，由叙事结构所预设的在先事件与后起事件之间的叙述性关联被消解了。”[2]（p.356）丹图的意思是，叙述句子所描述的事件都是具有例如因果或意义相关性的，而一个已知从而不可改的命定未来令“叙述的逻辑结构即刻失效”。[2]（p.353）

作为分析哲学家，丹图直接讨论的是我们的语言中历史被谈论的方式，但与通常分析哲学家不同的是，他明确认识到，“对我们思考和言说世界的方式的哲学分析最终成了对世界的一般阐述……在系统实施的情况下，分析产生出描述的形而上学”。[2]（p.xvi）因此，在他看来，语言上关于未来形成像关于过去那样叙述的不可能性等价于现实上未来的开放性。按照习见的思维方式，人们更乐于在二者之间区分因果顺序，但从哲学论述的角度上看，由语言及其使用揭示存在至少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

由未来的开放性入手，丹图对历史哲学中谈论很多的思辨历史哲学的问题进行了他独到的分析。所谓思辨历史哲学即黑格尔式试图给出关于整个历史（注意，这超出全部过去的范围）包括其总体走向、意义及目的的宏观言说，在丹图看来，这实际上是扮演了未来预言家的角色。并且“他们投射在未来的模式是一个叙述性结构……试图在故事本身可以被讲述之前讲述故事”。[2]（p.11）然而，历史的总体在时间上显然处于任何一个思辨的历史言说者所可能的范围之外的，因而“实质的历史哲学是被错误地构想的活动……哲学家试图对事件给出从时间上说是不恰当的描述，…对事件的这种描述当时实际上是没法做到的”。[2]（p.14）这里有必要将思辨历史哲学的宏大历史叙述与通常历史学的叙述活动作明确的区分。历史学家对过去事件的叙述如前所述参照了某些其后发生的事情，对于所描述的事件而言，这些被参照的事件诚然亦属于未来。关键之处在于，对于给出叙述句子的历史学家来说，其所参照的未来事件只是相对于历史当事人而言的未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则仍然属于过去。然而，历史哲学家的关于历史的整体叙述如果成立，他必须拥有的是对于一个绝对未来（通常是历史终点）的参照，除了上帝之外，人类“不可能享有令这样的行动成立的认识支点”。[2]（p.15）如果说对于空间上遥远之物人类可以有千里眼和飞毛腿，那么，对于时间上遥远的未来，人类大致无计可施。当然，这样说未必等于对思辨历史哲学的死刑宣判，根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理念是将知性范畴作超出经验范围的运用的结果的分析，这与历史哲学将历史学所使用的叙述模式作超出合法时间范围的运用在逻辑上是平行的。然而，根据康德，理念诚然因超出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陷入不可知的境地，但这并不等于理念是不可思的，它在我们的认识中仍然可以扮演规范性的角色。[6]（p.257）不过，丹图从关于叙述的语言分析的角度所给出的对思辨历史哲学在认识上的困境的论证确有其独到和新颖之处。

 

以上我们讨论了丹图基于叙述句子对历史哲学中若干基本问题的分析哲学处理，在超越具体论述的一般理论反思层面上和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叙述主义转向的理论背景中，丹氏的工作亦有其值得注意的价值。

丹著关于历史哲学问题的论述通篇出之以语言与逻辑分析的路数，较为接近日常语言学派的特点。但在思想观念上他却并不囿于分析哲学，他在另一本书中明确提出，“将哲学家们划分为分析哲学家和存在主义或现象学家两大阵营这种作法是愚蠢的，甚至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7] ( p.5)那么，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二者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在什么意义上二者是兼容的？

从丹著来看，最为明显的是，作为哲学中的不同流派，双方最终[③]所关注的问题是共同的，比如，语言叙述句背后的理论问题其实是一切历史哲学均无以回避的时间性问题，海德格尔说：“历史性植根在时间性中”,[8]（p.442）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以《叙述与时间》名其历史哲学名著。用丹图自己的话说，不论属于什么哲学流派“我们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7]（第5页）同样的事情以不同的哲学手段加以处理可以有不同的效果，就此而论，语言分析与概念思辨相比更具有“思想清晰性与逻辑性”，[9](p.170)但仅此并不足以保证一种哲学思考的思想深度，哲学意识或曰哲学感是哲学之为思想的灵魂，从这一方面讲，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都是丹图的思想来源。[④]即以眼下我们所讨论的丹著而论，从他书中包括叙述句子的许多论述中都透露出某种非分析哲学的气息。面对同样的问题，分析与大陆哲学往往歧途同归，得出相似的结论。例如，丹图关于历史意义往往于事后更大故事的上下文中呈现的论述令人想到伽达默尔解释学关于“效果历史原则”的阐发，而他关于“我们关于自己生活的图像必定深刻地是叙述性的”[2]（p.xiii）见解与当代历史哲学中叙述主义代表人物利科的观点亦多有交集。

 

[1] See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See Arthur Danto, Narration and Knowledge [M]. Columbia Univ. Press, 1985.

[3] 周建漳.“‘历史’思辨”[J].载《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5期.

[4] 万德勒. 哲学中的语言学[M]. 陈嘉映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 波普尔. 历史主义的贫困[A].何兆武主编.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A.C.丹图. 萨特[M].安延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8]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9]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M].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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