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科不把语言符号仅仅看成语言学的语法系统，而是把它们还原到“言事传意”之话语交流层面，还原到表征人之存在的层面。它们既具“中介”功能，又传达真理。利科这种以广义叙述符号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象阐释学，有力弥补了结构主义叙述学等形式论的缺陷，较为有效阐释了“叙述实践”这个基本的人类文化现象。“叙述实践”是一种以“情节化”为核心的“模仿行动”，它的可能条件是人的行为的时间结构。时间的本性是疑难性。广义现象学等思辨哲学对时间所进行的反思性论证，无法从理论上为其提供统一的说明，叙述话语也不能彻底解决时间的疑难，但却“调解”了这种疑难。时间疑难促使利科从叙述的角度对时间本身给予阐释。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 1913.2 一2005. 5)的“现象阐释学”思想，在哲学、文艺学、美学、语言学、修辞学、伦理学、宗教学和政治学等领域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中，他在《时间与叙述》三大卷中对“时间问题”所进行的“叙述阐释”尝试，无疑举足轻重。
利科的传记作者之一、法国著名学者 O· 蒙甘谈到了《时间与叙述》为利科带来的声誉：“获得了迟迟都不太承认他的法国公众的兴趣”（蒙甘 3）。 D · 武德认为：“它是当代哲学阐释学最为杰出的典范之作，是二十世纪后期出版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武德 “关于利科”）。 P ·奥斯本则这样评价：“《时间与叙述》这个综合工程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野心勃勃，它以一种微妙入神但经常是难以捉摸的方式游刃于文学、历史与哲学理论之间。作为哲学解释学的一件作品，在其重要性上，庶几只有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可与之相媲美。”（奥斯本 74）
的确，《时间与叙述》三大卷是利科毕生致力构筑的“现象阐释学”的一个结晶体：体现了现象学的基本方法，现象阐释学的基本构架；包括了迂回、中介、对质、疑难、辩证法，跨不同哲学传统，跨不同思想流派，跨学科式的对话等具体的阐释路径；涵盖了语言(符号)、叙述、模仿行动、情节化、历史叙述、虚构叙述、文本接受、时间等基本问题。
正因为如此，《时间与叙述》三大卷所蕴涵的厚度与带来的“释读”难度非同一般。有关利科哲学思考的个性与主要风格，其现象阐释学与胡塞尔现象学正统、与海德格尔的“阐释现象学”的基本差异，其现象阐释学基本框架、一些基本概念等较为全面的论析，可参见拙著《保罗·利科的叙述哲学》一书。这里只在便于读者了解与论题相关的知识背景的意义上，简述其现象阐释学的叙述符号学基础，这种阐释学与形式论文论的距离。在此基础上，论文进入论题的集中论述。
一、奠基于语言符号的现象阐释学
利科的“现象阐释学”，很大程度上是以广义的“叙述符号学”（ narrative semiotics ）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也是他的“现象阐释学”与正统的胡塞尔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阐释现象学”的基本差异之一。早在利科哲学发展第一阶段，即“意志哲学”阶段，其《恶的象征》（1960）就已经实现了对严格的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转折。利科认为，现象学的内在意识(经验)无法直接理解罪错这种特殊现象的现实性，而需要借助一种有效的通过象征(符号)的迂回方法（利科 《阐释学与人文学科》 33）。这种认识成为后来被发展为“三重中介”(符号、象征、文本)、“长程迂回”等基本观念的基础。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重释(《论解释》，1965)，基本就是对原生本能、欲望等无意识隐秘领域之复杂的语言(符号)建构、其意义等的阐释。通过对这些主观无意识层面符号结构及其意义的“考古”，哲学思辨式的分析话语有了不太可疑的基础。总之，利科已经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对于象征、符号的理解。他认为，“象征或符号构成了人们言谈之间暴露出来的基本东西，因此我们的思考不是在符号‘后面’，而是从符号本身出发”（利科《阐释的冲突》299）。
而在随后集中论述其现象阐释学学科理论时，他则系统强调了语言、符号之于该学科的基础性。他认为，解经学（ exégèse ）要从专门技术走向真正的阐释学，即哲学阐释学，就需要挖掘解经学所蕴涵的一整套符号与意指的理论（利科《阐释的冲突》 4）。在他看来，正是书面文本的符号意指脱离了具体言说的历史语境，使意义解释超越了历史距离和文化间距，从而使解经学向理解的一般性问题方向迈进。正因为如此，他认为“阐释学着手阐明的第一个领域当然是语言，尤其是书面语言”（利科《阐释学与人文学科》 44 ）。
也正是对语言、符号之于阐释学基础性地位的强调，使利科怀疑海德格尔“直接的存在论”，即“理解的存在论”的可能性（利科《阐释的冲突》 6-11）。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存在论”有着一个根本的困难，即从“认识方式的理解”过渡到“存在方式的理解”的困难。困难源于存在无法言说自身，存在有赖语言的言说。换言之，只有在语言本身之中，我们才能寻求到“理解就是存在”这样的征象。而围绕多重语义或象征含义分析的语义学，最终在其多义的表达式的理解就是对于自身的理解的证明中，接近了存在。这样，利科断然抛弃了海德格尔“理解的存在论”这种“短程”捷径，而毅然走上了艰难的“长程”迂回与小径，即通过遵循语义学和反思的相继要求，渐进地把反思提升到存在论层次的漫漫长途。
利科的语言、符号（还有文本）这种“中介思想”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的“在世存在”，就是被无数中介“中介化”的过程。阐释学最终要完成对人的存在的阐释，就只有借助这些中介或借助对这些中介的阐释。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在利科那里，语言或符号并非仅具中介的功能。它们自身就传达真理。在《活的隐喻》（1975）一书中，利科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角度发展出一种新的语言符号观，强调了隐喻这种语言现象的语义革新能力、传达真理的特性。其姊妹篇《时间与叙述》三大卷中时间疑难之意想不到的“调解”，也正是来自于“叙述”的语义革新能力——其间过渡到“情节”的语义革新能力。当然，利科也认识到，“中介”都是“不完全的”。正因为如此，阐释有循环、有局限。
说到利科以广义叙述符号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象阐释学，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这种现象阐释学与“形式论”文论的距离。总的来说，利科对语言、符号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学传统。他的语言符号观，受到了法国著名语言学家E·本维尼斯特（ Emile Benevniste ,1902-1976 ）“表述行为理论”、英国著名哲学家与语言学家 J·L· 奥斯汀（ J.L.Austin ，1911-1960）“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更奠基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他不是把语言符号仅仅看成完全格式化的语法系统，而是把它还原到说话(话语)，即“言事传意 ”的交流实践层面，还原到表征人之生活实践、人之存在面相的层面。他说到：“只有话语，而不是语言，才是用来与人交流的。”（利科 《阐释学与人文学科》 202）这种语言符号观也成为他思考叙述问题的基础。
在《时间与叙述》第二卷中，利科对以语言学为理论范式的结构主义叙述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批判性“释读”。在他看来，普罗普、布雷蒙、格雷马斯等结构主义叙述符号学家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最初的文化现象（故事或叙述）变成一个科学对象，对其作抽象、静态、逻辑的结构分析，为了其逻辑合理性（逻辑化与非时序化）而弱化、遮蔽了时间性这个人之“在世存在”最为根本的维度。他们所分析出的“叙述结构”，实为一种“叙述图式”，甚至是一个线性的序列，而非“叙述实践”本身。也就是说，他们从语言学句子语法层面所构建的“叙述图式”，很难对“叙述”本身行使完全有效的描述与说明功能，从而达到揭示人之种种存在面相本身的目的。悖论在于：无论是普罗普对功能划分与组合的研究，还是布雷蒙从角色组合角度对叙述逻辑可能的推演，格雷马斯对行动元清单的清点，都无不暗中参照了“情节化”（ employment ）这个文化上公认的“塑形”形式，即典型的叙述模式。关键在于，这种循环，至少从其遮蔽了时间性、不具实践性这个层面来说，并没有为“叙述智力”（ narrative understanding ）带来积极的成果。我们知道，“叙述智力”是利科“叙述哲学”最为核心的范畴之一。它包含了这样的含义：熟悉、运用叙述模式、手段、技巧进行叙述创作或接受的活动；叙述创作或行动的结果，即各种叙述模式；叙述模式对读者相应理解能力的塑造——也构成其阅读期待；叙述模式之历史累积与革新及其读者对此的理解能力等等。
利科的“叙述实践”论，是从他的“情节化”与“模仿行动”（ mimetic activity / mimesis ）理论发展起来的。后两者又是从批判反思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模仿”诗学发展而来。利科在“释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时，“重新发现”了他的“情节”（ muthos ） 与“模仿”（ mimesis ）范畴本身就具有“生产、建构、动态”的特性。这样，它们就不被看成“结构”，而被视为“生产”。他说到，“当亚里士多德说到情节是‘事件的组织’时，我们一定不要在‘系统’的意义上理解它，而要在‘把事件组织成一个系统的主动的意义上’理解它，以便表明《诗学》中所有概念的生产性。这就是从第一行起，情节就作为动词的补语、意为‘创作’的原因。因此，《诗学》被干脆看成‘创造情节’的艺术”；“不管我们怎么说模仿，必须理解的是模仿行动，它是模仿或描绘某物的主动过程”（利科《时间与叙述》 第一卷 33）。事实上，“事件的组织”与“行动的模仿”之间的等值，也首先排除了把亚里十多德的模仿理解为对一个东西完全相同的复制( copy ) 。因为，模仿是一种创造行为，即事件通过情节化而被组织。
利科并没有被“行动的模仿”与“事件的组织”这两个表达的等价所束缚，而是对“模仿行动”作了进一步的探究。因为，“模仿”并非仅仅由“情节”所定义，或者说“情节化”理论也并非直接致力于模仿理论。他认为创造性的“模仿实践”（ mim ē sis praxeos ）既行使了（与现实生活）“断裂”的功能，即为虚构开启了空间，创造了准事物（“好像”），又行使了“联合”的功能，即建立了与实践领域的隐喻性转换。而这两种功能最终需要读者的接受来完成。这样，模仿行动就构成了“塑形”的“圆环”：涉及到行为世界的“前理解”结构、被意义结构、象征系统与时间特征所覆盖的模仿行动Ⅰ；处于行为世界与虚构之间，具有中介功能的模仿行动Ⅱ（这种功能由情节化承担）；标示了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真实行动发生的世界）之交叉关联的模仿行动Ⅲ。应该说，这种模仿实践才完整表征了叙述实践本身。
利科的现象阐释学与“形式论”文论的距离，还可以从其对“视角”、“叙述语态”等文学叙述学热衷讨论的问题的“阐释”中看出来。不同于文学批评家从“技巧手法”角度所作的探讨，他更在意于概念、问题与关系的阐明。他是从这两个概念与其叙述实践、叙述大结构的关系的角度来阐明的。在他看来，虚构经验离不开这两个概念。因为，“视角”属于观察人物的经验范围，“叙述语态”是向读者发出的、介绍被讲述世界的叙述声音。那么，如何把这两个概念归入叙述创作呢?需要把它们与叙述者与人物这两个范畴联系起来。因为，被讲述的世界是人物的世界，它被叙述者讲述。紧接着，他从叙述理论与行为语义学、模仿理论的角度，对这种“如何归入”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从叙述理论来说，没有对行为者的模仿，就不可能有叙述对行为的模仿。从行为语义学来说，行为者是有思想、有感觉的人，更是能够言说自己的思想、情感、行为的人。因此，模仿概念可能从行为向人物转换，人物可能向人物话语转换。并且，既然把人物的经验话语并入到故事中，就可以用人格化语汇重新表述陈述行为与陈述结果这两个概念。这样，陈述行为变成叙述者的话语，陈述结果变成人物的话语”（利科《时间与叙述》 第二卷 88）。
二、利科对时间“疑难”本性的发掘
从直接的问题意识上说，利科是在深入反思西方思辨哲学“时间之思”的困境之后，转入自己的“叙述阐释”方案的。
利科是以自己的现象阐释学，尤其是其“未完的辩证法”，去“释读”西方思辨哲学“时间之思”的。其“未完的辩证法”指的是，他对西方哲学界长期遗忘或抛弃的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的“发现”与重拾。这种辩证法重视“在考察一个对象、命题或问题时，提出可能被采取的各种观点”（黑格尔 373）。具体说来就是，他把西方思辨哲学史上几种主要的冲突性的时间话语置于“对质”（ confrontation ） 而非简单对立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优势，使他在问题认识的更高层次上提炼出了时间的“疑难”本性。当然，从认识论上说，这种认识则得益于他对人类存在与其思维、语言符号之间悖论特性的认识（前文已指出语言符号对于利科现象阐释学的奠基性）——他对奥古斯丁的“时间不存在与人类言说时间之间的悖论”的释读，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所谓时间的“疑难 ”（ aporetic 而非 problematic 或 difficult ）本性 （ nature 而非 features 或 characteristics ），意思是说，时间解释具有无法根本避免的悖论或矛盾特性 。我们知道，时间之谜所固有的“悬疑”（ be problematic ）或“困难”（ of diffculties ），似乎为所有思考时间问题的哲学家所习知，并一直以来成为西方时间问题史上诉讼不休的一大悬案。但是，像利科这样谦恭地承认时间的“疑难本性”，并不多见。因为，充斥时间问题史的，基本都是“解决”时间悬疑或困难的断言。如此看来，“时间疑难”倒是需要言明的事实与需要阐明的问题。
在利科看来，时间的疑难本性就隐匿在种种声称时间之谜的哲学解决之“道”中。具体说来，体现在种种思辨哲学对时间进行理性思考时具体的推论过程中 。这种过程本身始终充满悖论 。正是在阐释、揭示这些时间思考内在理路悖论过程本身的过程中，利科让我们见证了种种时间疑难及其基本表征。而更进一步的“对质”意义上的阐释与揭示，则在时间疑难更为充分的“主题化”中，彰显了它们各自的致命困境。这种困境也是时间疑难之基本表征的另样表述。
利科对奥古斯丁时间经验的“释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那里，时间存在与时间不停留（不具延展性）之间的疑难、时间不存在与人类言说时间之间的疑难，人类言说时间与语言自身之间的疑难，时间测度与现在瞬间之间的疑难，时间与永恒之间的疑难，延展心灵（“三重现在”）所内含的“不和谐的和谐”的疑难等等，统统彰显出来。这种“释读”具有肇始性与纲领性。它既使种种基本的时间疑难呈现出来 ，也得以归纳出时间疑难的基本表征 ，即 “不和谐的和谐 ”。后面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时间之思的 “释读 ”，不过是它们的推演与强化 。
而不同时间之思之间的对质，则有力彰显了它们各自的致命困境：极力强调自己视野在解释时间问题时的优越性、排他性，却又最终暗含或“借用”所反对的视野。总的来说，利科认为，时间“疑难 ”集中来自现象学视野与宇宙学视野之间的相互遮蔽 ，即亚里士多德“反对”奥古斯丁，康德“反对”胡塞尔，所谓流俗时间的支持者“反对”海德格尔。换言之，时间疑难的基本表征 ，也可表述为现象学时间与宇宙论时间之间的疑难 。
奥古斯丁心灵时间最终的困境在于对“创始”的调解。只要不陷入神秘的神圣，他就得承认：时间自身伴随创造物有一个开端。因此，这个时间一定是每个创造物的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宇宙论时间。但是，它无法在其延展心灵的辩证法中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非常确定，时间不是运动，它要求一个心灵去辨别瞬间和计算间隔。但是，心灵的这个含义不能在其时间定义中扮演运动数量之“先”“后”的角色。最终，时间还是只能在相关于运动中被定义。简言之，时间之单独的物理学定义不可能解释时间理解的心理条件。
对于胡塞尔来说，最尴尬之处莫过于：一方面，为了使“现象学时间”的真实结构发生在纯粹意识原质的水平上，他尽可以悬隔客观时间；另一方面，为了让原质话语能发生，却又不得不借用有关时间构成的规定。在康德那里，时间直接具有宇宙论时间的所有特征，因为它是每个经验变化的先决条件。因此，它是自然万物的一种结构，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经验自我。然而，我们不能“发现这样的时间如何能存在于‘内在’中。因为，在没有把理性心理学回复到生活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清楚表达这个‘内在’的任何现象学”（利科《时间与叙述》 第三卷 244）。
海德格尔把这两种视野之间相互遮蔽的疑难“推到恶性的最高程度”（利科 《时间与叙述》 第三卷 245）。“时间内状态”（既是派生又是源初）确实使知觉时间看起来与“在世界中”同延，就像由“世界时间”的表达所证明的那样。但是，“世界时间”本身却依然是某种此在的时间。这种此在的时间，属于不可转换的 、每个情形中个别性的时间 （凭借“烦”与“向死亡存在”之间的密切关系，它把每个此在都看成“存在”）。正因为如此，所谓流俗时间的派生来自本真时间之世界性方面“抹平”的说法，缺乏可靠性。相反，它使两种时间视野分布在每个点上，从而使断裂更深——“因为它是如此的狭窄”。
如此看来，思辨哲学对时间所进行的反思性论证，断然无法从理论上为时间（性）提供一个统一的说明。正因为如此，利科从反思性论证的领域转向了对时间经验的“叙述阐释”。
但是，在论述这种“转向”之前，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利科并不认为他对时间经验的“叙述阐释”能完全解决时间疑难。正如他所说：“叙述诗学处理的正是这些难题（广义现象学不断倍增的疑难），如此多的结以至难于解开。”（利科《时间与叙述》 第三卷 241）。这不符合他对时间疑难本性的理解。第二，与其说利科对时间经验的“叙述阐释”是为了解决他从反思论证领域所释读出的时间疑难，毋宁说是时间疑难促使他从叙述的角度给予时间本身以阐释。
第二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利科的“叙述时间理论”（或称为时间的“叙述诗学”），实在具有超出只为解答时间疑难的框架。它是对“时间与叙述”这个事关人类存在的解释之更具奠基意义的问题的回答。正因为这样，下文的论述除了回应本部分所提出时间疑难外，更有着展示利科的叙述时间理论本身 的目的。这种理论是在叙述范畴及其与时间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中迂回式地进行的 。
三、利科对时间问题的“叙述阐释”
应该说，利科是敏锐的。因为，海德格尔抓住了“存在”这个人类“本体”，他则抓住了叙述这个“中介”。而凡此两者，又都是为了揭示处处规约人类存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的谜。同时，利科也是高明的。因为，“存在”无法自身言说自身，它需要“中介”：“叙述是时间的监护者。没有被叙述的时间，就不可能有时间的思考”（利科《时间与叙述》 第三卷 241）。既然存在是“时间状态内”的存在，那么时间就是比存在更为本体的本体。在此逻辑中，他直接探讨“时间与叙述”似乎就具有更为奠基的意义。这已由他对此两者关系的格言式概括所表明：“时间变成人的时间，取决于时间通过叙述形式表达的程度，而叙述在成为时间存在的一个条件时，它才具有完整的意义”（利科《时间与叙述》 第一卷52）。这样看来，叙述就不只具“中介”意义，而具有了“基础范畴”的意义。
说到“叙述时间理论”的建构，我们从利科对奥古斯丁“时间疑难”所作的主题化释读开始，也许并不算离题。在那里，利科突出、确立了奥古斯丁时间沉思种种疑难问题与人类语言（言词、语法、修辞）、言说（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间的疑难转化为人类语言、言说自身的疑难。尽管此时一点谈不上叙述范畴的主题化（只是在谈论奥古斯丁记诵诗句时提到叙述），但语言、尤其是言说行动无疑在暗示叙述。至少，在这些强调中，语言、言说（“叙述”）之于时间的中介性、本然相关性已经得到彰显。
利科对叙述时间理论的真正建构，发端于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理论之间的对质。这种对质，初步见证了“叙述诗学”对奥古斯丁时间沉思的悖论，即“不和谐的和谐”疑难的“解决”。“不和谐的和谐”源自利科在自己的辩证法思想的积极介入下，对奥古斯丁“延展心灵”的辩证法、“三重现在”的辩证法所内在的时间疑难本性的概括。利科认为它“既是所要解决问题的名称，也是其理想解答的名称”（利科《叙述与时间》 第三卷 139）。从而，它成为贯穿整个叙述时间理 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观念 。我们承认这种看法。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大而化之”的概括并不能 代替时间的种种具体疑难，甚至也不能完全代替他在时间“三大对质”中所概括出来的“现象学视野与宇宙学视野相互遮蔽的疑难”这种时间疑难定性。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的叙述时间理论所致力解决的种种时间疑难，尤其是时间问题本身。
之所以说是“初步见证”，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叙述与时间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局部的、间接的。即只表现在情节化与情节化自身所暗示 的时间次序之间的对应。后者是因为，一则亚里士多德对情节建构所暗示的时间不感兴趣，二则利科本人此时也没有真正落实在情节化过程中抽绎时间因素。倒是“叙述”这个核心范畴得到了基本的主题化。此时，叙述被“实体化”为“情节化”，可称为“情节化叙述”。具体说来，叙述就是“事件的组织”。需要指出的是，利科不是通过情节的“模仿模式”，而是依据其“模仿对象”来给出叙述的特征的。他基本以亚里士多德看待情节的方式（即事件的组织）看待叙述。在狭隘的意义上，它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叙述（ diēgēsis ），即“情节的创作”。它已经与实践智慧相关。因为，情节化内含的普遍性属于与实践智慧相关的普遍性，后者与实践性的伦理和政治相关。进一步，随着对情节化理论的突破，“新模仿理论”的诞生，叙述就被定义为模仿实践的对象 。模仿涉及参照问题，实践涉及真实的领域。于是，叙述范畴完全合理地延伸到日常生活、实践领域，包括叙述创作的接受。
接下来，这种叙述诗学行动在“新模仿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拓展。这就是奠定了利科整个叙述时间理论大厦基石的“三重模仿”论。在这里，叙述与时间的关联得到较为全面的建构。
利科尝试的基本假定是：叙述故事的行动与人类经验的时间性特征之间，存在着一个偶然而又必然的跨文化形式的关联。这个关联就是作为中介的“叙述模仿行动”。这个基本假定的验证首先被还原到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即名为模仿行动Ⅰ的人类行为世界。通过人类行为世界“前理解结构”（由“意义结构、符号象征系统、时间特征”所覆盖）的阐释，利科旨在解决三个问题：叙述智力与实践智力之间的关系；叙述使用的工具，即象征（符号）系统与人类实践的关系；行动现象学的时间结构与叙述塑形时间结构的关系。
叙述智力与实践智力之间的关系支配着叙述理论与行动理论的关系。后者表现为以“做某事”的现象学对叙述结构进行分析。按照英美“分析哲学”的理解，在句子层面，最小的叙述句也是一个行动句，这个行动句具有“考虑到Y在类似或不同环境中做了事情B的事实，X在这样的环境中做了事情A”这样的形式。在叙述创作话语层面，其横组合次序暗示了所叙故事不可化约的历时性特征。对于叙述智力与实践智力之间的关系来说，则由于情节化模式与行动术语之间的假定与转换关系，就可概括为：“理解一个故事就是去理解‘作某事’的语言，理解其文化传统”（利科《时间与叙述》 第一卷 57）。
第二点在于强调：象征符号系统之于叙述人类行动的充要条件性，其意义表达、结构之于人类行动、社会规则、人类文化的指导性与公共性。换言之，叙述所使用的象征符号系统并非封闭在纯精神、甚至虚构领域，而是并入 到人类的实践行动之中。第三点涉及到在行动中识别需要叙述的时间结构。行动现象学以各种方式与时间打交道，比如，规划—将来，动机—调动过去的经验，我做—现在，以及时间之间的交换，比如预订将来的现在等。借助海德格尔“在时间中”的结构，日常行动则在种种此在的烦忙中首先把时间考虑进去，并“计算”时间。尽管叙述时间把塑形活动嫁接在行动现象学的时间结构上，但只能把它当作叙述的引导者，而不能完全推进到叙述结构的程度。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平衡。
模仿行动Ⅱ处于行为世界与虚构之间。其所具有的中介功能由情节化承担。在这里，叙述就是情节化。因此，这种中介作用就表现在：叙述如何“有机整合”行为世界，叙述如何表征这个世界的时间。情节化叙述从意义 的角度把行为世界的偶然事件、简单连续组织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即故事），并实现行为世界种种异质因素的和谐综合。对于时间来说，“情节化叙述”并不以行为世界的时钟时间为准，而是使其富于变化。具体说来，它融合了时间顺序与非时间顺序两个维度。前者指一个事件的顺序性时间，后者指叙述塑形聚合各种行为或多个事件的时间，这些时间的顺序可能完全是乱的，但最终在叙述塑形中作为时间性整体的均质体而存在。也是在这里，利科强调了情节化叙述这种诗学行为对于时间问题的功用 ：既是时间悖论反思的极佳中介 ，也是其解决方式 。其“解决”方式可比之为“故事的可跟踪性”。它把“不和谐的和谐”的悖论转变成一种活的辩证法。模仿行动Ⅲ处于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交叉关联的层面。我们所考察的叙述主题，及其与时间的关系，又有某种意义上的深化。首先，叙述概念的外延在与话语（行为）的差异对比中给出。利科提到这样三种话语：通常意义的话语→通常意义话语中的文学话语→文学话语中的叙述。三种话语“范围”上的递减，就是“叙述性”渐增的过程。这说明：任何话语都有叙述性，但不一定都是“叙述”（比如说明性话语）。只有叙述性达到一定程度的话语，才是叙述。那么，这个程度是什么呢？联系利科对人类生活“插曲情境”（人类经验的“前故事”与“前叙述”资源，叙述的锚点）的分析，以及对人类进入存在的时间性戏剧的条件的论断，这个程度的标准就是讲述故事 ——在利科看来，人类在本体论上 “缠绕在故事中 ”（利科 《时间与叙述》 第一卷 73-75）。这与前文的“情节化叙述”（事件的组织）之最初定义相比，意义、范围基本没变，但概念凸显的背景拓展了。这种拓展意在强调，叙述之于人类生活经验表达的前提性，生活组织、存在的基础性。
其次，叙述明确走向再塑形之模仿实践（见前文第二定义）。这实际上已经就是广义的叙述话语了。这源于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的交互参照与交流。至此，叙述模仿完全被置于“在世界中”与“在时间中”。换言之，世界成为叙述的一整套参照，叙述也在时间的维度上对世界进行重新意指。可从两点来说。第一，叙述与时间之间建立了全面的关系：恢复到行动时间，模仿行动Ⅲ所经历的时间。后者涉及到读者世界的时间，文本世界的时间，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参照与交流所带来的新鲜的时间观念（包括塑形所带来的范例的沉积与创新的辩证法所丰富的时间的特性）。第二，广义的叙述话语所蕴含的叙述性必然提出参照意向问题、真实断言问题。这就涉及到两大叙述话语种类，即 虚构叙述与历史叙述的参照问题。 它们之间的交叉参照无疑最终在人类时间（人类行动的时间性）那里交织。这就要求弄清楚这两种塑形行动所再塑形的世界的时间特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又只有求助于时间的现象学。总的来说， 时间现象学充满疑难，而“叙述性的诗学服从时间性的疑难，并与其一致”。同时，在这个阶段，由于上述种种，叙述具有了完满的意义。换言之，叙述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达到完满状态。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求证历史叙述与虚构叙述如何塑造时间，“对应与解决”时间疑难的问题。历史时间被称为“第三种时间”，它调节（连接）了宇宙时间与生活时间这个时间现象学没有解决的问题。 历史再塑形时间第一大形式（ 手段）的日历时间，就以“均有所借”的方式调和了物理时间、生活时间、现象学的“现在”、语言学的时间（涉及话语）。第二大形式的遗迹，“解决”了历史过去（性）与当下现在的悖论。它“在时间中”被“去空间化”，也 “在时间中”给历史性带来了“意义剩余”，属于一种“效果记号” 1 。作为重要形式的 “代际延续”，也解答了海德格尔的个人时间与公共时间之间的二律背反。因为，生者对死者在量与质上的替代表征了历史的连续性、传统与革新的节奏。
虚构叙述解除了宇宙论时间的限制，使现象学时间的主题与疑难发生了富于想象力的变化。这种想象变化所展开的每个虚构时间经验 ，都是不可被 “总体化 ”的 、独特的 、唯一的世界 。换言之，它们以完全新颖的假定问题的方式，动用种种叙述策略、手段，言说尽可能的时间经验。这样，它们既例证又协调地 回应（答）了现象学的主要疑难， 显示了现象学的局限 。在《达洛维夫人》（ 伍尔夫 ）中，大本钟敲响的钟声（公共时间），绝不是整合在一起的，对每个人物而言（个人时间），它具有不同的意义。 《魔山》中的卡斯托普，以努力擦除编年时间的方式生活（生活时间）。也是在 《达洛维夫人》中， 现在、即将来临的将来、最近的过去、被回忆的过去、不断延缓的当下，统统缠绕在一起。以此诗性的方式，小说文本 和谐地实践着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重叠的时间结构” 。对于永恒与时间的疑难，文学虚构也并非不可作为。在《魔山》中，身份的永恒，狂欢的永恒，天体公转的静止的永恒，各各不同。这已经不是仅仅在例证现象学的主题或显现隐藏在疑难描述下解答的理想类型了。如此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叙述与虚构叙述在阐释时间疑难方面，还具有互补的特性。比如，利科在谈到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学徒身份标记与迷狂经验这种联系时”，就认为，“时间现象学能获得的教训，不再与我们刚检验的源初疑难有关。但历史时间为这个疑难提供了答案”（利科《时间与叙述》 第三卷 132）。反过来，历史时间对现象学时间非线性特征探究的遮蔽，就完全可在虚构叙述那里得到实现。
至此，我们想说的是，既然纯推论话语只能给出干瘪的、悖论性的时间学说，倒不如在叙述实践的话语中，真真切切体验鲜活的、相对和谐的时间经验。同时，叙述实践也并非仅仅属于只起隐喻作用的诗学话语。毋宁说，它是推论话语与“叙述话语”的沟通。这对于时间之谜来说，应该是利科为后人继续时间问题研究提供的可能方向。
注解【 Notes 】
1 利科认为，遗迹、文献的操作，有助于历史学家构成“曾在此”的观念。这个导致纯粹的现象学观念与历史编撰学程序的聚合，仅能在“历史时间”的框架中完成。这种“历史时间”汇合了现象学时间与流俗时间两种视角。
引用作品 【 Works Ci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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