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理论危机15题
——中华文明岂能沦为世界思想界之“二等公民”？
前序：梁启超所云“献身甘为万矢的”可理解为具有如下涵义：新知与旧学之间的矛盾体现为“少数新知”之势孤与“多数旧学”之势众，以孤对众，自然须成“众矢之的”，于是亦可见学者间除存在认知性差异外还存在有利益与力势间矛盾。表面上，认知差异源自观点不同，实则更主要者乃涉及学术权势间之利益冲突。此所以顾颉刚于创学之初曾坦言旧学威权之可畏。今日所谈的现代人文科学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不知比民国初年新旧学冲突情境增大多少倍！今日之“万矢的”，表面上的确更多相关于认知上的差异，确切说，之所以“新知新学”难以为今人所正解，主因根源于自身历史环境的 “认知背景及条件”之特殊性，以及危机中的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的空前复杂性。如不意识到此学术认知条件的存在并设法克服之，新旧学之间的顺利沟通是极为困难的；又如学者不反思此客观历史环境之前在的限制作用而率意坚持其偶然形成的集体认知共识，受此态度影响而不得新知新学正解者，岂非正是学者本人？此无他，恐均源于违反了孔子有关“意必固我”之教也。阳明良知学之今义，首先即在于学者能够诚于、勇于自反本身知识结构的形成史。本文所论主要针对现代人文理论问题，而非泛及人文学术全体，因非属理论层次的文史哲宗艺文献虽也有学术深浅问题，却相对容易解决，假以时日即可逐次提升对古典文献的领悟力。现代人文理论问题的困难，不仅缘于中国传统学术的非理论性性格的局限，而且牵连于（作为现代理论主要来源的）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本身的全面动荡情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作为二十世纪前半叶“黄金时期”的学术成就仍然称之为“前理论化时期”的理由所在。
抱歉，由于论题过多，在复读时发现不少重复之论，也发现一些论题在小节标题归属方面不够恰当的情况，但因涉及各自语境，不便一一删改，好在并不妨碍论述及读者了解内容。本文已逾4万字，读者如不耐，可先读、仅读“摘要”及目录，以见作者之分析脉络可也。
【补记：本文上网于2013年11月11日前夕，作者适满77周岁，现发此文，以志寄望。本文也是我多年来发表的各种学术批评意见的一次总结，今次发布之后，即拟停止有关对国内外现代学术之分析与批评类的写作，以便专心于有关仁学与现代理论关系的研究。还因所欲言者，自于90年代初为台湾《中国论坛》“德法书简”专栏及《中央日报》“中山论坛”副刊撰文起，二十年来可谓业已相当充分（见诸论文集及网文）。本文亦将作为即将开通的“新仁学研究中心”网站首篇文章发贴，以标示新仁学研究之课题兼及仁学本身及其与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之关联。顺告，本人闻悉出版社近期即将出齐鄙译胡塞尔《观念1》、《观念2》、《观念3》三书，欣慰之余并借此德国哲学出版之际喻示本文另一旨意：中华人文思想现代化发展,除国学现代化事业外，必应自觉实践于如下认知张力场内：其一，深广化现代西学理论研习，另一，切忌对西学理论亦步亦趋。】
摘要：业界学术“共识”可能成为阻碍学者正确理解、运用新知新学的客观原因
a.新时期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的全新时代，甫从“文革”人文学术上“一穷二白”走出的青年们，日复一日地面对着突然到来的中西资料海洋压力。有着读书历史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努力向学，亟思弥补以往浪费的光阴，总体成效的确可观，并也形成了百年来中国第二个追求人文学术现代化的新时期。然而于此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历史上的怪异现象：学人是在几乎没有必备知识基础的条件下“一蹴而就”地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和现代西方理论的。此类知识学习，也是青年们在老一代导师本身长期知识荒废并已不知现代人文理论为何的“引导”下独立摸索中进行的。这样“速食式”研读的直接效果是：虽知书本的“直意”却欠缺相关知识条件对其进行独立、深入、准确的理解及判断（留学人员稍好，而因参与同一的个人遭遇历史，其学术思想程度实大同小异）。但是，几年下来青年学者进入了学术职场，成为了下一轮青年的导师。和前代虽处于学业荒废中却可照旧生存的老知识分子不同，他们都处于以学“争岗”的新环境内，各人所习得的任何程度的知识都是其职场利得的资格与资本。按照职场竟争逻辑，他们必须从此对他人对自己都以“学而有成”的面目生存于职场。学术社会里当然也相应地存在有各种巩固此一集体自诩倾向之手段。于是一种“新类型的”人文学界开始形成并一直沿续下来。
b.在此新人文学术职场内，渐渐形成了各行各业中的“认知共识”，此类学术共识不仅成为职场官方衡量学术程度的标准，并成为业界学术观点的“客观”知识判断环境，其效果足以强化业界师生对自身学业及其方向可靠性之自信。职场学术观点共识确实是在学人不断深化自身研读成果上形成的，但是今日仅只依靠个人沿体制内渠道进行努力并不足以逐步提升、深化自身的人文科学理论。然而，此种主要基于业界共识而通行于职场的自我检验正误的方式中，却拥有两类“准客观性支持”：一者，学人通过自逞心智任意读解原著（自由心证法）而并不知悉自身方法正确否，结果仅以“原著本身的可靠性”简单化地（急功近利地）代替自己所完成的“读解之可靠性”，殊不知此两种标准并不一样；再者，将习得的理论知识与自身熟悉的社会客观现实加以任意“异质性对比”，并以此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加以表面上的“理论化”解释（往往不过是对自己的现实认知给与附加的理论修辞学式的装饰而已），结果主观地自以为自身的理论理解已获得了现实客观性的支持。此种80年代速成式人文学术理论的最后“验证”，不是别的，仅只是其迎合社会读者群的效果。一切遂仅取决于论者在读者群中造成的效果如何？这样的人文学术理论的进展靠得住吗？这岂非相当于一种变相地市场“忽悠术”？而学术市场上的广大读者恰恰是没有知识准备及辨识是非能力的年轻人！紧于“文革”后步入的80年代兴起的各种“思想热”差不多都是这类“学术速成品”，如果将其视作临时“思想激发器”倒也未尝不可，但如视其为中国人文科学大厦未来发展之“基础”，这是不是中国人在和自己开玩笑呢？
殊不知，此种将“数学”（纯粹理论）与“工程技术”（现实批评）混而治之的普遍学界惯习，根本上源于不能于功能上区分自然、社会、人文三类科学性质与功能上的不同。学者仅在直接体验层次上形成的现实认知“真实性”，与自己未曾深入消化的理论分析本身之“与该现实的相关性”，二者之间并非具有当然的一致性（自以为：现实“支持”了理论，理论也“说明”了现实），而且此一时代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简单化，一是源于其理论知识理解本身方面的不足，二是暴露了因此更谈不到对理论本身的适切性运用。至于如何组织自身的现实经验与理论解释这两种“异质性”构成（直接经验的构成与理论话语的构成）间的有效“互动关联”，则从未被学者所意识。（适切的符号学分析则可有助于形成对二者进行先分离再组配的科学性思考方式）以上发生于个人身上的倾向还可通过业界共识机制自然地扩及门类学界全体。然而此类习见的形成学人共识观点的方式并不能摆脱一个共同分享的历史“共业”：进学伊始集体性欠缺的足够知识准备。此一基础不实而却可行之有效的“学术共识”之存在，实乃源于集体性的基础知识欠缺本身。（集体的知识不足导致了“现行共识”并无必要的知识基础之支持）此一现象并无关于学者之左中右立场，因虽彼此在历史环境中各自的位置与作用不同，却共同生存于同一环境及其作用场内。【施动方与受动方身处同一“历史文化磁场”，虽彼此得失对立却吸纳着同一历史文化空气，从而“共享”着类似的公共知识资源。此种“知识资源共同性”的历史事实，此后可长期产生着彼此在认知类型上的类似性。此一现象甚至于也无关于学者身处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关键在于，其后在激烈职场竟争中大多数学人并无时间对此前所欠缺的基本知识（“学”层次上的实践方式）进行补课。他们只能就现有条件（任意习得的知识材料和亲身体验的现实观察）进行集体性主观的自由思维（“思”层次上的实践方式），并以不断通过业界团体活动所取得的观点共识为学界共同自信之保障。（幸好），人文科学，特别是其理论，是以欠缺客观、统一、严格的检验标准为特征的。此一人文学术特有的“安纳奇”特质，遂可成为基础未备的人文学者们维持其职业所需知识资格的有效依赖。结果，任何学界共识都可被运作为具有可行性，剩下的问题就成为：如何集体地形成对自身参与的职场竟争有利的共识这样一类实用主义策略学了。其可行性保障在于，职场学术可因此而维持其自身方向、方式的存在安全性（即可免受外来批评侵袭）及运作稳定性（以共识功能有效性维持职场集体利益持续性）：不管实情如何，不管他人批评如何，我自可“岿然不动”！因为我的真实目的只在于维持自身职场内之长期利得，而我及我的团体的职场控制力也已在体制内经营得足够坚固了。
c.人文学界习见的现象是，“人到中年”以后愈加创新乏力，然而“幸运的是”，社会偏偏对于人文科学（文史哲）并无所求，“照养即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政经法〕均须呈现客观上可以察验的个人“生产能力”始能被职场认可，人文科学者则并非真地被要求具有此类客观能力，因为存在的只有各种间接性的标准：学历，职称，级别，奖项）。最初阶段，任何绍述性文字均可轻易成为流行及学术资格之凭证。趁“早班车”者得此“先机”，遂可循论资排辈程序渐次晋阶导师层次，而无需受其自身知识基础与准备之实质性欠缺之累。他们今已成为文史哲各科之“权威”，其观点与眼界自然支配着专业或单位，甚至于支配着本学界。有北大学生曾言，在北大，“学生是一流的，老师是二流的”。为什么？当代大学新生（不同于80年代初大学生）不仅所受初、中级教育完全，而且生活在人文理论资讯丰富时代，就“本科生”标准来说，自然可以称之为“一流”。然而等到他们毕业成为新一批老师后，其原有一流资格即会自动消失，因为彼时对同一人知识程度的衡量标准改变了，即他已进入与原先老师同一的职场，自然地融入了同一职场学术共识圈。此中源于人际关系中相互利用需要以及物质性条件缺乏的原因可以不论，其更根本的原因正在于他须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被纳入老师自身的知识程度和眼界范围内，以便通过与业界主流权威观点一致而求一己于职场内今后之顺利发展。至于知识积累方面，由于体制内的程序性限制，他的确也很难最后超越老师的学术水平。所以新时期历史上积累而成的各种门类的“学界共识”得以稳固地存在并沿续下去。此一“共识文化”却也因此而成为学界深入理解“新知新学”的基本性障碍，因为在“共识文化”的形成背景与正确理解新知新学所需要的知识背景之间存在着学界所有意无意间忽略的多方面认知性、理解性差距。此一“共识”的影响和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恰是其对于诸参与共识的个别学者提供了此一共识具有“准客观性”的假相，从而促使学者个人可放心延用其现有的问题多多的学术认知与观点。其本人之真实学术进步机会也就在此“职场共识”的“使信作用”下渐渐丧失。对此，被业界共识所笼罩的学者个人也许并不都能自知，或者最好知而装作不知。
d.上述“共识文化”，在广义上自然也存在于世界各国学界，虽然各自的“共识”形成背景及功能有所不同。学者们虽然个别地进行学术研究却又同时生存于同一“共识”环境及其历史背景下，此共识遂对诸学者个人的认知观点、方向、方法、结论具有着潜在的某种方向一致的决定性作用。此一共识自然也深入到学术制度性程序之内，进一步增附了其牢固性并与学者个人及团体的职场利益联系起来。此一具有制度性支持和符合团体共同利益的“共识文化”，进而挂靠到学术市场上，与学术社会结构结为一体。作为“软件”的共识遂进而取得了对与其相连的制度化、市场化“硬件”之坚实托靠，在商业化时代，成为决定学者人文学术研究方向、方式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不过，不容否认的是，由共识文化部分地决定的学术内容与由学术本身科学规律所要求的学术内容实不相同，二者各自的形成方式及因果关系颇多差异。学者如果对二者产生的知识内容差距能够自发地有所觉识，却也并不足以因此就能激发其自反与向真精神，如果学者并不能以“以学求真”取代其“以学求利”及“顺势治学”的人生观的话。如“致良知”可发生于个别学者内心，产生了自我革新之效用，才会意识到自己所跟随的共识之“社会性存在”与人文科学自身要求的“科学性规律”之间的分离性；意识到自身作为学者所长期遵循的方向、方法可能并非完全符合于、或主要并不符合于内在于学术的科学性原则，由此或许能够在治学方向及方式上决意反本归真。此一觉识可进而使其认识到此一共识文化是形成于人文科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性力势机制的，自己的学术研究可能并非沿着科学性道路行进而是遭遇到共识文化背后的各种外在于人文科学的制度性约制。由此而可体会到这正是今日国内外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革新目标所面临着的、一种人文学术生态上存在的普遍结构性危机。在今日全球商业化大潮中各国人文理论学者却又极难有如此之智与勇去朝向“去利向义”的治学方向，因彼等文化传承中尚无仁学所创的个体独立精神。今日均持以学求职人生观的人文理论家们也就难以逃避此全球商业化大潮之裹胁了。如以学求成，此“成”字何须取决于“真伪”？只要借助任何办法，通过任何劝诱蛊惑话语，在制度内、社会上、市场上制造出“积极效果”即可。学术真伪问题遂可被学术“成效”问题取代。学者思想家所关心的也就不是费力不讨好的科学研究本身，而是想方设法钻研“成效制作术”了。古人说的“哗众取宠”也正合此意。此所以知名度越盛者，其中牵扯的“促成”目标之技巧性运作就越高明，但此类“成效”并无关于学术的科学性品质！中华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建设能够沿此方向发展吗？
简目
1.文化思想之基础即文史哲理论
2.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3.人文理论危机
4.现代期：面对新旧文化交替三重过渡期
5.黄金期的民国学术
6.抗日战争造成的全面中断
7.港台美华学术之西方依附性
8.大陆学业之耽误
9.文科留学文化及其学术后果
10.国学，儒学，汉学
11.民国学人成就并非未来学术发展基础
12.西方人文理论并非中国学术发展方向
13.职业竟争制度化阻碍人文学术发展
14.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之基本困境
15.中华仁学精神：克服文化与人文学术危机之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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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思想的基础即文史哲理论
与传统社会的文化标准不同，现代社会的精神、文化、思想的主要基础，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而是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全球化时代一国之世界地位及影响力，非仅指国富民强，尤应指民族之学富思深。民族文化中精神与思想的高度、深度，才是一国具有真正国际吸引力及号召力之根本，而一国之精神深度绝非可以被动沿袭“祖业”加以衡量，而须参照其与时俱进步伐下超越“祖业”的程度来评估。日本战后恢复发展曾经惊艳世界，却仍被各国讥之以“经济动物”；美国主导世界一个世纪，扶持战后欧洲不遗余力，却始终被文化底蕴深厚的欧洲知识分子讥之为受限于其所谓“反智文化”传统（此一社会文化气氛遂使其高端人文理论欠缺独创力和激发力，所以在美流行的思想潮流至今多来自欧洲）。中国古训“学思并重”，时当知识空前膨胀的新世纪，一切深厚思想都只可能产生于符合时代水准的（因此就不是沿袭历史遗留的）自然、社会、人文诸科学，而其中尤以人文科学理论最与一民族思想深广度息息相关。如无居世界前列的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即无可影响世界精神的思想力。此可言必也！如一味钦慕国际落伍时髦，追逐今已商业化、政治化之各种无聊国际文化奖项，如仍欲以一百年前即已退出严肃思想舞台的“编写故事”类之“创作”，作为一国“思想”之代表，岂非不识今夕何夕之显例？今日之“严肃思想”不再可能如十九世纪般以文艺创作形态呈现（今日文艺创作早已沦为商业化大众消费品或功利主义追求之器具，以至于系统地、结构性地失去了其精神价值），其产生之土壤及实践之方式，已非是小说、音乐、绘画、舞蹈，而应是现代科学化的文史哲理论。不事认真经营其现代化文史哲理论的民族，岂非目光短浅之民族！如果仍然把古今小说家当作民族精神核心之世界窗口，岂非促使素来在思想理论上轻视中华者，更加振振有词？时当地球村新时代，如欲于发展一国足以对世界各国产生真实影响的思想力，就必须：首先，深入掌握世界高端文史哲理论，其次，深入识别今日文史哲理论之危机所在，再次，于此全球文史哲理论陷于困顿不前时代，本其（因汉语言之先天优势）可于学术高端兼治中西之独具文化传统的民族潜力，敢于现代人类人文学术改革事业上“为天下先”，如此方能体现新时代之中华仁学精神。质言之，今日中华仁学精神必须实践于人类人文科学，必须进而实践于新世纪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改革运动。不敢向前“治天下学”，只敢向后“述两河学”，对此，海外新儒家虽蹈误于前，大陆新学人岂可继谬于后？
2.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百年中国现代化以来的新世纪，具备了发展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最好的物质性条件以及学术研究方面最宽松的意识形态条件。但是，此一发展途径却面对着学界功利主义制度化及学人以私治学人生观的严重障碍，遂导致了人文科学理论不仅难以正向发展而且于势必将走向从根本上弱化中国人文科学前进之岐路，并大有因机械性的全盘西化之风而必长期滞留于世界二流学术思想地位之虞。于是，足勘讽刺的是，中华文明将在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领域内成为世界一流国家，而在中华文明于其古典时代本居世界一流地位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学术领域，反将长期滞留于世界二流地位。中国在物质建设方面必将持续发展，而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则将难以真实提升。如无精神文明的提升，所谓中华文化复兴将停留于历史文物国际商品化推销层方式上（学术的商业化），而新世纪一国之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完全取决于该国文史哲理论的科学水准。如果中国人文科学长期滞留于世界二三流水平上，精神文化事业也将流于世界次级地位。展示祖先文化创造的荣光属于先祖，非属于在国际上靠夸饰与售卖先祖文化遗留品以邀名取利的后人。中国人文科学危机的外部原因，正是其遭遇学术体制内商业化格局制约的危机。
3.人文理论危机
新世纪对人类文明提出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其物质文明高度发展时期也提升其今已不断降低的精神文明水准。此精神文明正主要应体现于一国与世界的“人文思想力”互动的层面上，而非仅体现于“物质生产力”争比的层面上。新世纪一国之世界精神影响力，不是取决于其物质性成就，而是体现于其人文思想力之高度。前者可比喻为“躯体”，后者可比喻为“灵魂”。仅有物质躯壳没有精粹思想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吸引其他民族敬重的地球村成员的。而今日的民族思想力绝对不可能再体现于艺术、小说、诗歌等传统的软性文化领域，而必然要以严肃的现代化人文科学理论为基础。况且，于此高科技时代，没有与之平衡的高端人文理论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深刻思想和深厚精神底蕴的。而中国的人文科学事业如今却面临着空前的发展危机。此一危机情境是不可能以其“活跃表像”加以掩盖的（出版与授课仅只是职业性活动的工具，其当前之可行性，无关于民族学术思想之真实提升）。今日中国人文科学建设事业的障碍当然是历史遗留的后果，因此我们应该关心如何对此历史负面影响加以弥补、纠正和改善。我们的目的是积极向前看的，不是情绪化地纠缠于过去的。应该看到，就精神、思想、文化、学术等各方面领域中积累的问题而言，一切的一切均根源于人文科学及其理论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滞后的历史。
4.现代期：面对新旧文化交替三重过渡期
中国人文科学发展事业今处于三重“过渡期”之中：从古代到现代，从旧时期到新时期，以及从西学中心到人类中心。此三重过渡期均系（或陆续或同步地）发生于百年之内。在历史长河中无疑一瞬间而已。这是我们不可为眼前的严重困难压倒而不妨以之自解的客观理由。
人文科学面临全面挑战及深刻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源于“历史之自然”。在现代西方科学文明冲击下形成的中华文明史上现代化的、革命性的、空前的转型过程，至今仅历百年。虽然中华文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百年来急起直追取得了全世界瞩目的杰出成就，但在人文学术现代化方面，从其传统阶段转入现代阶段的百年间，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人文学术知识的掌握自然只是初步性的。而且在此中国古典学术和西方古今学术的融汇过程中，必然发生思维形态和价值分歧方面的各种精神与立场方面的冲突，其相互牵扯的结果自然导致人文学术现代化的滞后。我们不应为百年来的人文学术滞后事实感到悲观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转化到其现代时期，时间还相当短暂！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局来看，尽管挫折与灾难连连，我们仍然大有机会重新振起。仁学精神就是遇挫必勇精神！为此我们先得有勇气认识所身处其间的学术思想环境。为此，单只是靠经验主义地重新梳理和总结现代期中国人文学术史和现代文学思想史是完全不够的。为了达到对此的深入全面认知，认知者须有自身先需相应掌握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的志向，而此一目标今已不可能仅在单学科内形成，何况单学科（如“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更不要说“国学专业”，“儒学专业”了）本位主义研究者们如果采急功近利态度（如党同伐异）治学，则会加倍阻碍学界的正确认知。导致他们如此自信的集体学术思想“共识”，不过是在自己“圈内”以及与自身交往的“媒体上”的片面之论而已。
5.黄金时代的民国学术
虽然如此，民国以来三十年间左右中国的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的成果（含吸收西方学术和国学现代化两方面）的确是令人惊叹的，其累积成果仍然是百年现代化过程中两岸四地华人学术至今无法超越的。如果这种杰出成就并非完全表现在现代化知识吸收的总量上，却肯定表现为当时学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方面。简言之，尽管两岸四地学人今日的西学理论知识大大超过1949年前的学人，在思维能力上则绝非如此。其奥妙还在于，“五四时代”前后学人的空前成就竟然是基于两种资质之合成：中国固有人文伦理精神以及来自西方的理性常识。此一合力的综合性产物之现代“理智生产力”，竟然明显超过留学生在当代西方高等教育培养下形成的人文学术思想能力。许倬云先生曾在港中大讲演中称，在美华裔人文学者的水准已经超越了胡适一代，此言差矣！知识技能与识悟辨析，是不同的两种能力。今日在西方工作的中国学人已经融入西方社会文化，其表现与能力均须在西方职场环境内按其发挥的相应作用加以评估，不应再与大陆情况混为一谈。其中科技工商与政经法专业人士的素质，与西方人完全一样，已不必、不可再以其与“母国”在血缘上的连带的关系加以衡量。其中人文学术人士多以“中西比较”为业，其素质与职能均基于西方环境内之特定文化学术需要，后者更与两岸过去与现在的情况相当不同。就其充分发挥中华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融汇后之创造性潜力而言，大陆学域比西方学域在此方面绝对更具有跨文化层次上的精神创发力。【今日只因崇洋媚外大趋势以及双方以合作求利为学术目的的功利主义，人们错误地进行此类不恰当的中西华人资质对比，误将西方华裔人文学者的“水平”视为高于两岸学术最高水平。这正是一些西方华裔人文知识份子为学不诚的典型表现〔我真佩服他们一些人就这么好意思到大陆来，通过学界权势者的“接应”，妄以高级学者身份忽悠中土学子，实为以不知为已知方式悖孔取利！〕，而其“宣传可行性”的基础却存在于两岸崇洋媚外的大环境内。结果，咄咄怪事为：他们的影响力并不在任职所在地西方，反而主要在其并不任职或仅名义任职的两岸！】但是，毕竟三千年的西方文明形态和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形态截然不同，不可能期待中国优秀人文知识份子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可像自然科学一样全面深入掌握西方人文知识。五四时代学术的主要欠缺是他们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层次上的接触尚属初步，而且半数来自抄袭日本的二手西学研究。所以此一黄金时代的民国学术价值必须根据特定历史、文化、学术的条件加以评估（这是一般西方理论家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其评价根据主要表现在“中西汇通过程中”的独特创造性方面。就此而言，他们的特殊贡献类型（主要是以新态度、新方式整理“国故”方面，绍述西学尚在其次）是史上空前绝后的，自然也是其后港台美华人文学界不可能企及的。为什么？原因之一是，今日留学生的西学理论训练程度尚属有限，而其国学程度却已大不如前；当然，这也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大家都开始生存于以学求利的大环境里了。
6.抗日战争造成的历史性中断
日本侵略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进程。可以推测，根据民国最初三十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自发前进势头，如无抗日战争，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事业定将全面深入铺开，其可能成就断可以“前途无限”预期之，而且必将迅速扩及胡适、傅斯年等前辈学者尚未曾触及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领域。但是此一历史巨变有力地阻隔了头三十年的两大学术思想势头：现代西方理论研究和国学现代化研究。用一个比喻：推翻清朝后空前蓬勃发展的学术思想之“气场”断了（有如纳粹时期以后德国维持了半个世纪来位居世界第一的“精神科学”之“气场”断了一样）。从此，即使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技术性知识日渐丰富，学人那种独立创造性的元气消散了；即使古典文献始终存在，学人记诵工夫仍可恢复，以现代理性智慧疏解古典文献的眼光，却令人惊诧地丧失了。二者都不可能通过仅在西方经受实际上相当于普通的博士教育程度所可达至者（战后两岸四地人文知识份子的最大缺失就是此一治学态度与目标上的“去仁学化”趋向；功利主义可以增加学人技术性知识，却足以戕害其创造性潜力）。从技术上说，民国三十年间知识分子几乎以空前绝后质量完成的国学整理工作，首先源于那时残存的旧学精神气氛之熏陶（此一精神即为仁学精神）。此一客观条件此后永远消失了。（今日读经运动，如同今日之昆曲现代化改革及书法运动，都是在历史文化客观环境消失后所做的一相情愿之畅想及哄传而已，也缘于今人不识学术、理论、思想、知识、教育诸类别间的实质性联系为何，遂于不满今日超制式化教育制度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简言之，根本性的损失表现在精神方面：其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历届运动中耽误了时间者还是在商业主义环境下培养的急功近利者）普遍失去了头三十年具有的、朝向真理追求的、独立奋进的人文学界的自发仁学精神。顺便指出，没有这种个人独立正向奋进精神就不可能有深刻的人文学术思想实践。而这正是今日全球化时代所处处欠缺的。历史仁学精神，虽然存在于封建专制大环境内，但在帝王幸而容其留存的有限个人独立精神生活层次上，仍然有其心灵自由挥洒之空间（内在空间），此一限于文艺类行为的自由空间虽极狭小，却足可在其中骋其内在仁学志意（如同中国诗画小品型式具有的“小而寓大”的美感宣泄功能）。这也就是我们读到的两千年诗词曲赋作者在其“尺幅之地”内所驰骋的仁学志意。此一传统仁学精神，在封建政治形态结束后，仍可“以与时俱进形态”流布于人文学术领域，此可谓命运多舛的中华文化历史发展中之大幸！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开始从“硬件”上彻底毁坏了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的物质性条件。（此一物质性条件在三十年代曾经达至现代时期之最高水平，各级教育制度正在完善之中，教育事业正在步入正轨。此一历史事实绝非一些极左派学人所可否定的）今日我们通过颂扬西南联大精神和西北联大精神以示中华文明文教传承不绝之时，应该看到，由于物质性条件的不存，战前的人文学术现代化势头已经因战争爆发而大体中止。在提倡恢复两联大精神时，不必过多着墨于学术教育成绩本身，那是无法与战前相比的。此一“联大精神”主要体现在于此国难当头之际（中华民族面临历史上可能三度亡国危机的当口），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愈挫愈勇的仁学精神。大难突临、仓皇避走的广大故都师生们，在所流寓的西北西南边陲地区，表现出中华读书人的一种传统仁学志节。在纪念联大精神时，我们今日应该看重的首先就是这种大公无私的义勇精神，应该追溯的是那一段八年抗战期间知识分子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本身（仁学精神本身）。此一阶段的治学精神，当然是与战前几十年人文学者成绩辉煌中表现出来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的。然而史学家知否，此一阶段也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分水岭：在煤油灯下和茅草屋内是不可能全面拓展学术事业的！对此我们不必故意夸大抗战时期人文学术的成就，而应从其于大难来临之际读书人的志勇气节中“读解出”其内涵的“生命奋进潜力”。而就现代学术发展史本身言，学术黄金期之历史岂非也正是终结于此八年期间乎？
7.港台美华学术
大陆新时期以前的两岸四地三十年，属于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停滞期及缓进期。必须指出一个认知误区：不要以为港台美华在此时期内取得了超越五四时代的人文学术理论成就。人们以为，港台美华学术由于几乎是完全在西方文教体系内形成，因此可能是与西方学术同步发展的，在思想理论积累上自然已较前大幅提升了。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科学的“进步”须参照若干不同的“评判参量”加以综合衡量。首先，我们一定要摆脱职业化位阶与学术势力表像所带来的偏见，而应关注学术思想成果之实际。大陆战后三四十年历史的演变，影响到的不只是大陆学界，也同样是港台美华学界。他们完全失去了此前大陆学术世界的“基地”与历史环境，成为漂泊之浮萍。此其一。由于幅员狭小和生存需要，海外华人学术改持更具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其人文学术一般治学方向。在此情势下，可以说也同样大体中断了与西方人文科学世界的学术理论性层面上的交流。有趣的是注意到：海外华裔学界的“新时期”，竟然也大致相当于大陆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两岸“第一领袖”几乎“历史上”同时谢世）。也是从八十年代初起，台湾人文学界才开始与西方主流学界进行交流（我于1982年到美后有幸亲身体会到了这种历史性变化。这样，两岸都是于1983年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了于加拿大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自1949以来，不少港台学人留学欧美并移民就业于西方。其中人文科学职业圈内的学者不少都是参加汉学系或各种中国研究专业者，特别是其中后来在两岸获得知名度的学者。此种研究被台湾视为现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之标志并可视为中国学术达至中国学术最高成就的证明，以至于49年后大多数台湾中研院院士反而都成了“美国人”（美籍华人）。从那时起直到今日，台湾人文学界思想水准降低的一个最明显证据是：他们长期以来把不难辨析的学科分际加以（功利主义地）特意混淆，即把西方少数族裔教养学级别的汉学学科（作为西方学术的一种）和港台的现代化“国学”（作为中国的现代文史哲现代化研究），以及甚至于与（相关于整个中华文明前途的）“现代中国学术”，混为一谈。因此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国学和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和扩大化的中华文明学术大目标。“现代中国学术”这样的代表三千年堂堂中华文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世界级大任务，就被简化为西方少数族裔初级知识传授这样的小目标（以一科之小目标取代一国之大目标！）。其根据主要在于：学者在西方获得学位，任教于西方，用西方语言教学，被民主时代（意味着校园内诸学科“平等”，此一校园平等政策保护伞遂有助于掩盖弱势学科的真实学术价值）的西方教育界所认可，诸如此类纯属相关学术以外的条件，就造成了台湾学术界的此一长期共识。此一共识的根本正源于学界于高端理论性问题乏知以及趋炎附势积习。如果要以一言来形容百年“国民党文化”的主要弊病，那就是：欠缺现代理论意识。试问：他们百年来哪一位“大师”是关心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的？对此问题他们从过去到今天都不会承认，而他们的自信根据不是自身学术的理论性成就本身，而主要是学历观，资格观，留洋观。他们会说：“我们怎么没有理论了？”岂不知问题正在于这里！什么叫“理论”，什么叫“现代理论”？民国以来欧美留学生大部分在他们那里，国学家大部分在他们那里，汉学家大部分也在他们那里。为什么说这么多学术精英都没有充分掌握人文理论呢？这正是源于他们不了解“理论”二字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内涵。而“现代思想”的基础正是理论。此一现代理论却不再是传统的文史哲中文学式的“议论”（此一风格今日仍然由我们的当代“人文名士派”人物继承着），而是根基于现当代人文科学的了！【五四时代以来哪个中西派的著名哲学家是能够从此全面性、深入性角度、高度悟解（不要说掌握了）此人类知识新局势的？】这个最后的结局说明了什么？他们的学术意识形态欠缺“现代理论”之基础。这又说明什么？一者，文科留学生所在地本非擅长理论思维，二者，留学生比所在地导师的程度更差，而非文科留学生就更不懂什么叫人文科学“理论”了。汉学家呢？谁都知道“中国通”往往是“中文不通”，至于“理论”，他们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的事务，特别是学术事务，能够交由这些思想本质上属“外国人”者来决定吗？至于传统文史之学更是与现代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儒家道德格言当然不能相当于现代理论。对此，民国时代的主政者可以说至其去世时也基本不懂。【家岳生前特赞的“文武双全”的、深好中西哲学的自己长官俞大维先生，据说，晚年专以手书“阿弥陀佛”条幅赠人为功德。他的哲学知识属于“理论”类吗？】至于学术界，我们的民国人文大师们（包括去台的和留在大陆的），可以说通通属于前理论时期。就中国近现代史来说，这当然是自然难免的，可是我们在认知历史上的各种前因后果时，能不能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按其当时的影响力或知名度大小而将其作为几十年后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前进的基石呢？今日打算将尚未接触现代理论的民国“大师”群体都一律看作是新世纪中国的新人文科学建设的“基础”，其目的究竟为何？是想推进中国学术理论的发展还是想只提倡不讲人文科学理论的文史资料学层次上的“旧学”呢？须知，60年前的学问也是“旧学”，虽然那是今人还达不到的旧学。那个旧学我们都要继承，但那远远比不上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应有的现代化学术理论大目标！为什么人们不会按照李约瑟整理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科学成就来规划中国当前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呢？【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谁也不傻”，谁也不可能由于李约瑟在国际上〔实出于其本身在西方职场内的功利主义需要〕宣传了“古代中国伟大自然科学思想成就”，就改采民族主义思想路线地来从事自身的科学研究，他们绝不放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紧密跟踪；因为他们谁也不想用此本质上是“学术义合团”的治学方式来“戕害”自己国家的科学事业发展。如是，那么中国的人文科学家呢？难道我们就想用此旧学中的“前理论类型的思想”来阻碍中国的人文科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吗？当然不会！然而我们确实在这样做着，为什么？因为日本侵略战争与文革后遗症导致的中国人文理论知识的落伍性使得我们并不真正悟解什么是有价值的人文理论！】人文科学就可以这么随意乱弹琴吗？一个人本领只在A，你偏要把他夸张成兼通B，C，如果指出此种做法不实，你就指责说“不尊重大师”。结果人们就会按其学之A去妄求B、C的解答。过去把民国学者一棍子打死固然不对，今日把他们人人都供起来组织青年崇拜就对了吗？自然科学只能搞“法治”，人文科学就能够搞“人治”吗？
其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这样的假相：把作为西方学科的汉学或中国学当成了中国人文科学的典范！（以至于今日中研院语史所的方向竟然要由留学西方汉学者来领导！）战后三十多年来来港台人文学术主流的一大特点反而是脱离于现代西方人文科学主流。本来中西学术交流中的中方应该主尽先学习自身极不了解的西方主流理论，然而不此之图，他们反而去学习作为西方学界边缘学科之汉学（本应是“师傅”者，由于骨子里崇洋惧外，反而要向本应是“徒弟”者去学习！），并最终要把那受到语言先天局限性而不可能朝向高端发展的西方汉学之文教学术，全部搬到台湾来作为中国人文科学发展之楷模！“用西方的中国学来指导中国的中国学”，我不知道台湾呼喊了60年的中华文化复兴口号就是这样进行的吗？那时本应该学的西方主流理论不去学，却打算通过西方欠缺理论性基础的汉学来复兴中华文化？两蒋文化政策是怎么制定的？如此色厉内荏心态是否正反映了其在大陆时期意识形态大失败实乃出于同一原因？国民党文化传统至今未改的另一弊病就是从不认真检讨自身的失误，诸多回忆著述大多避重就轻、不敢直面历史真实，还掩饰以“为尊者讳”。结果自然把什么过错都推到各种客观上去！由于传统上的不重视、不懂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他们多的是任意发挥议论的各种“名士思想家”，却鲜有善于真正理论性分析者），结果，关于人文科学发展事业竟然交予完全不懂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家和属于西方偏学“中国学”的“西方教授”来指导。虽然此一怪异现象（结果，中国人文学术的“最高”代表为西方汉学家，中国人文学术最高学府的总指挥为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基本源于整体社会崇洋慕外的大环境，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却仍然是：民国以来人文学界对于何者为“现代人文理论”之乏知；同理，他们也就难以分辨西方文科留学生博士的程度属于何种理论化水准。当然，我们要看到，台湾一地空间如此狭小，由于历史性原因（大陆背景和台美关联），而能具有如此规模的文化学术成就而言，自然已属难得，我们也自然期待其继续发展。但是如果要因为历史原因而误以为今日台湾文化学术可以作为二战前大陆文化学术之“承继者”以及可作为今日大陆人文科学发展之楷模，则纯属“时代误会”了。台湾今日主要是一工商社会，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人文学术形态，已经极少可有成为大陆人文学术发展方向参考者。就“新国学”言，我们当然要“直接于”大陆人文学历史文献，就“新西学”言，我们当然要“直接于”现代西方学术理论，虽然在具体学术项目方面任何学术体之间的交流都是有益的。从发展战略上说，中国既不需要再遵行日本学术经验，也不需要再延续台湾学术传统了。
8.大陆学业之耽误
大陆新时期头十年拨乱反正，万象更新，青年思想空前活跃，学术教育全面恢复。但是，此一后文革时期的头十年，也正是学术上“一穷二白”（文革10年的学术教育全面停顿还不是人文学术上的“一穷二白”吗？）、百废待举的最初阶段。此时名义上的一流学者老师，其资格大多数形成于二三十年前、而又彻底荒废于其最近经历的文革10年。这样一代无不被荒置多年的“大师级”学者。其中最好的几位没有耽误时间的学者中，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哪怕（偷偷）做一下西方理论翻译这样并不至于因此而入囹圄的工作，而只敢以抄录古书为业。今日回忆起来人们则将一切责任诿之于客观环境。“绝不触及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遂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中百分之百地能够自律遵从的第一自保哲学。他们那时对于所带的研究生们能够指导什么理论性学问呢？（遗憾，那时的青年精英们，今日一些标榜其“师承”以巩固自身学界地位，遂积极参与今日学界营建“现代大师系谱”的工程，从而系统地掩盖着中国人文学术理论发展长期停滞的事实。）在当时极其欠缺图书资料条件下，研究生们，尽管才智优秀，其本身三年放羊式的读博之后能够具备何种程度的知识呢？加以青年才俊本身连小学、中学的基本课程都可能未曾完成（还不知初级数理化为何物）就纷纷考上了研究生。之后第三代、第四代呢？后文革的新时期三十多年中关于现代理论性知识吸收之累积性迟误，已成为今日人文科学学术难以推进的根本性原因。为什么“人到中年”之后就变得无所作为了呢？（幸好已经名利双收！）正因为基础不够，也就是读书不够，思考不够，这是普遍现象。教育界如果不正视此一历史性现象（今日提倡的自我批评检讨要不要也应用于人文教育界呢？“反腐运动”怎么就将高校排除在外了呢？人们是否知道今日所谓人文学界“领军人物”的水份有多么大！），而仅以鼓励个人与单位积累“政绩”为念，学术知识程度就无从真实提高了。结果，新一代学人，尽管有志于学术，因基础关系，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的原因就是此逐代传继下来的基本功教育之不足，以及社会风气导致的功利主义治学态度之顽固存在。而商业化时代的逻辑却导致个人与集体，特别是“功成名就者”及“财大气粗者”，都必须自我夸耀，而不能、不敢正视自身的知识缺欠。我们将此风气也可部分地归之于商业化影响。商业化时代最通常的行为即广告行为，广告者（另名曰“包装术”），自我宣传也。此一广告文化成为职业化竟争时代的必然产物。人文学术教育在被商业化作风渗透后，学人只能采取肯定自我成绩的方式以自保及求进了。正如今日青年求职自荐时必须自我充分肯定、“扬长避短”一样，在欠缺考核标准的人文学界此类风气自然更易盛行。因而，学术可纯粹蜕化为职业工具，与其相关的则是如何顺势“炒作”，而非如何艰苦求知。在此趋势下，传统上的浮夸之风，在人文理论学界，恐怕比任何其他学界也就更为突出了。我们能够仅根据这些“领军人物”来规划中国人文科学的未来吗？只希望“领军人物”不要因为自身的“水份”存在就刻意阻碍新知新学传播就已经是今日学界之万幸了。
9.文科留学文化及其中国学术后果
新时期最大的“开放政策”之一就是始终没有间断且不断放宽其限制的留学政策。仅此一端即可明确无误地证明当局的“开放政策”是认真的。（更不要说今日大步伐开放的国外移民及自由旅行政策了，这些都是旧时期不可想像的全新事物）此一正确国策却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严重副作用：人文学术发展上，崇洋媚外，唯洋是从。其根本原因，一是出于对高端文科西学理论之不能深入了解，一是源于趋炎附势、急功近利社会潮流。就事论是而言，百年来的文科留学政策当然是利大于弊的，但留洋潮流延至今日也到了应对其长期效果进行客观综合考察的时候。为此，首先要排除依势论学思维，不要以社会上对于“沾洋者”即高视一头的恶习为讨论之前提，而要首先深入认识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真实需要，然后再客观地评定文科留学生政策后果的利弊得失。在一般学术文教层次上，该政策在引介新知新学方面成绩显著，但就提升中国人文科学理论水准目标说，反而在很多方面可能是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方面，国内教育界的体制内运作实际上并不需要高端理论教学内容，也即国内较低文化水准及职业竟争环境，本不须留学者回国后大力继续提升其真实的理论研究水平；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学者态度本身，因今日很少有人文学者仍能秉持“学为己”之旨坚持“为学而学”的治学目标，而多满足于以其在国内学界条件下去不断获得其名利收益。如系后者，回国后，在职场竟争环境下，学人不得不选择各种捷径以求成功，而后者并不需要自身在国际水平上达至学术高端。于是，文科留学生回国后能够在高端学术理论上不断提升者不多，在无处不在的论资排辈政策下，仅靠洋资历及人际关系操作即可积累 “政绩”了。此外，文科留学与科技工商乃至社会科学（政经法）留学不同，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限制，其理论层次上的学习程度也很难在西方学界达至高端，因此总体而言，在文科，特别是在西学理论领域，留学生的西学理论的学术水平必然普遍地低于西方学人（除了在西方汉学或比较学术领域，胡适当年不就以中国古代逻辑学作为博士论文课题吗？）。但是，此一结构性的知识程度差，却在回国后被“掩盖”起来，他们一概以其国外就学机构的“势力级别”和学位来赢得国内相应地位（论资排辈这样的传统官僚主义办学倾向当然是导至中国人文科学高级理论化发展难以推进的外部原因）。自然，为了呈现其西方理论知识能力并赢得声誉，留学生回国后须不断产生“作品”，如从事翻译，译者即可被误视为与经典原作作者处于相似等级上而“一夕暴得大名”；如从事写作，则更无需拘泥于对原作的准确理解，而可通过摘录原作凑集书文。其中成绩最佳者，也不过是忠实移录西方原作者思想而已。无论是翻译还是写作，其本质为一：多属变相地“准抄袭”原作思想。此类工作虽无关于自身学术思想的长进，却可产生其本人（实由原作者产生的）作品“内容”质量在国内学术界获得充分认可的效果（以自身传袭的原作思想内容之传播工作，混同于自身的独立学术思想成绩）。人们会说，这只不过是学术交流的初期现象，情况会逐渐改善。这一判断可能是一更严重的误会。问题正在于：难以改善！因为其学术思想质量是由上述诸种主客观条件所共同决定的。
留学回国人员自然也须不断参加国际交流，不断引介新知新学。但其性质不过是以重复方式增加各种西学理论之“信息转录量”罢了（直接〔通过从事翻译〕或间接〔通过自身写作〕传授西方原作思想）。此外，长期养成的此种以直接间接“转录”他人思想为工作方式的习惯，也就逐渐磨灭了留学归国人员的个人独创力【国内外人文学界最常见的“吊诡”现象就是，专深学者却也表现出另一种缺欠，即反而可能是固执于既定程序技术的匠艺式学人，其特点是不再善于独立创造性思考，而是满足于在西人思想创见的技术层面上进行尽量忠实的模仿。这样的康德专家，黑格尔专家，胡塞尔专家，其养成可能仅基于其“转述”之功；问题在于，此后其人不再进而求自身学术思想的独立进取，而是躺在转述洋学的成绩上转而朝向多方面扩大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方向发展了。此为一种变相的读书做官论！】。同时，无论从个人治学习惯还是从大环境崇洋媚外政策来看，向国际标准看齐和被国际承认，都是大家必然遵循的准则。为此他们必然结构性地成为导致中国人文学术走向国际“标准化”之前驱，此一涉及国家学术大方向的问题，也就有力地将中国的西学研究全面地纳入了西方学术框架和方向之内。也不要忽略，尽管国内“国学”领域也有半边天，但此半边天在思想吸引力和学界势力方面都无法与西学学者的影响力相比。无他，他们传授的西学理论内容本身的理论吸引力自然比来自古代中国学术的思想吸引力为高。凡此种种，人们又会问，难道有识之士看不出其问题所在吗？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全球化、现代化情境：科技工商第一，社会实用科学第二，人文学术第三。后者不能成为独立科学事业，遂仅以职场内以学谋利（赢取个人与集体名利为第一目标）为治学原则，加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本身的“去科学化”倾向也日趋严重，中国西学研究的质量问题（科技工商大亨们根本“瞧不起”人文学者，正因为他后者确实也表现不出什么“用处”来）也就理直气壮地被置于次要地位了。此外，即使是当代国学，在今日统一朝向西方风气的趋炎附势大方向下，也必然倒向西方汉学方向。随着在海外任职汉学机构的华人越来越多，国际汉学、国际比较学术与两岸国学、比较学术的统合化趋势，也自然成为难以阻挡的潮流。但读者注意：此一学科组合方式，并不是我们说的“跨学科”、“跨文化”！
10.国学，儒学，汉学
关于对中国人文科学的认识，存在着另一个误区：以为我们有几千年的国学，这才是中国人文学术之本体。这是清末“中体西用”观的翻版。时当科技工商俨然成为国家民族主体文化的新世纪之今日，我们不应该再分不清国学、西学、以及中国人文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了。不管是国学还是西学，都得纳入同一的“中国人文科学”范畴之内。民国时代“国故学”的名称就反映了一个新时代共识：传统国学必须现代化，即对之进行现代科学化整理。所以现代国学和传统国学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另外，社会科学（政经法）完全来自西方，并已被中华社会文化完全接受，其中主要部分早已使得传统国学中的相应部分失去现代意义（今日再企图以传统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与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之根据，无疑于痴人说梦。那些现代“大师”们大谈儒家政治传统者或可谓非愚即诈）。于是，正是传统国学的主体（文史哲）与我们此处所谈的西方文史哲及其理论在内主题类别上多有叠合。现代化国学也就不可能避免在与西学及其理论处于对峙情境中所面临的学术性挑战。此一对峙域并不存在于泛考据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偏技术性学科的现代化发展方面，这是中西双方都可接受的中性资料学领域（清代发达的考据学甚至于被认为是具有西方科学性）；二者的对峙域正发生于文史哲理论方面。于是出现了抗战前后形成、49年后港台加以发展的新儒家运动。对此本人论列极多，此处不必重复。新儒家思想运动正是本文前述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意识形态之一，其政治性背景此处亦不论，但其基本学理主张几十年后今日看来已经难以为继，徒留躯壳而已。其名义上的延续性反倒只可能发生于大陆儒学界和国际汉学界（所谓以儒学走向世界，可谓自欺欺人之谈，此辈以无为有，虚张声势，里外呼应，借此学术民族主义口号以图己利，为时代最荒缪的乡愿不诚表现之一）。就台湾而言，所谓第三、四代新儒家其性格和宗旨已经与第一、二代迥异，且大量增附了西学因素。实际上其学术“领军人物”均为受西学教育训练者，他们的想法是将儒学与汉学及西方哲学融为一体。实质上不过是在急功近利时代谋求职业化成功的策术而已。可以指出的此派新发展的特点是：他们在学校都受过西方哲学训练并爱好哲学话语（此一现象可间接证明：哲学不等于理论），故示人以中西兼顾印像，但其西学程度如前所述相当有限（不过是以其洋学历、洋头衔、西语交流能力等实用学能力，高视于未获西学加持的前辈新儒家），不足以进行深度中西思想融通的工作，不过是沿西方比较学术的表面比附方法以图增加职业竟争中的“筹码”而已。他们持以为自身优点的正规西学训练，却恰恰也是其根本性弱点所在：欠缺充分国学根基。这正是这一代新儒家主力的集体性弱点【正如今日在西方高校汉学机构占居行政领导职位者多为华裔西方语言类毕业生一样，他们依赖学科混淆术，以其寄生于西方文教制度的特殊世故经验〔避谈其西学理论与国学根基双双限于理论层次上的低阶之事实，反而通过将二者“逆向化合”而在国内外学界形成了自身代表“高级国学”之假相：实际上，缘于其低阶国学水平足以应对西方要求较低的中学水平，其西学语言类训练则足以应对西方大学内教授西方学生所需之语言表达能力〕】。本来，作为西方学界一科的中国学学术，此一情况十分正常，在西方学术文教界，成绩亦颇可观，但此一学科，在各方面共同采行的集体功利主义促动下，偏偏和两岸国学、比较学术、人文科学等混为一谈，从而因此学科范畴性混淆之倾向而在学术大方向上严重妨碍着中国人文科学的正常发展：即以其当前的低水平妨碍着大陆潜在的、朝向未来高水平发展之大目标。在国学方面，他们当然根本无法与两岸前辈学者相比，却以“忽悠人的”（谁叫两岸大多数人逢洋即拜的民族性自矮习俗）西方语言能力和西方学界职位头衔来掩盖此本质性弱点。【这是西方人人而能的交流“技能”而非“知识”本身，生活在海外就会处处体会到西语仅只是交流工具，老弱妇孺皆能；而在两岸，西语本身似乎成了“学问”本身。“可怕的是”〔这是我敢于对心态公正的外语界朋友坦言时的感叹〕：这么多学了一辈子外语者之间有多少人是用其所学的外语工具研习学问的呢？如果所学外语并不用来读外语知识类书，这一辈子生命岂非在荒置中？】（因此，他们最愿意在中国场合和洋人用洋文对话以炫耀于青年学子，而如改为用中文讲演时就会使听众大失所望了：名实不符竟然如此！）然而他们同样趁崇洋媚外大环境和自身职业上的便利性，硬是要以自己的洋学历和“国际认可”的资历，在两岸动机不纯的学界权威引领下，硬以或国学、或西学专家自视。为什么行得通？当然也因为时代变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学人文科学，大家的国学根底都不行了；此其一。更主要的是，华裔学者和老外汉学家比，其“国学”或中文不会逊于洋人，而如今正是国际汉学大行其道之时。况且，国际关系中的辩证法是，此类新一代学人的中西学程度的“搭配结构”正符合国际汉学在职业竟争时代的总战术方向：通过对中西学及其理论的具可行性的“搭配术”，以维持和宣扬一种新的“理论化的中国学新形态”。此一大方向完全相同于新一代新儒家的特点：低度的西学理论和低度的国学文献，在自行划定的“大汉学学科”领域，进行国际学术市场上可导致成效的中西学元素之任意搭配。面对国内国学家，他们的西学理论足以超越之；面对中国的和西方的西学家，他们的“国学”又足以超越之。同时，作为学术杂牌军的大汉学，却增附了一种学术外的力势扩张术，并可以此增附的社会性力势为自身的学术地位加分。其中包括国内国学界为了走向世界而必须通过汉学中介的交际学需要，以进一步增加大汉学的总体势力。
当然，国际汉学的发展是有利于西方学界对于了解异文化的自身文教需要的，“汉学”毕竟是一门属于西方的学术。现在的问题是，此一汉学的功能被扩大化后，其性格和作用开始严重影响到国内国学以及比较学术的性质和方向。新时期的国学的恢复和发展也是在后文革的环境内进行的。国学界的文史哲的普遍问题，首先就是旧学的根底不足（这是至今大家不得不承认“五四时代大师”难以企及的事实）。与五四学人不同的是，现代国学家们对于西方理论的兴趣和接触均比前者为多，而且中西比较的学术方向也被普遍接受。这样，看似向前看的“新国学”以及自身并不治国学却善于以通俗方式谈论国学的现代文学史家【对于后者，在此顺便指出，这些属于文学型的“思想家们”则是比较文学学科外的另一种“思大于学”者，他们因为语言通俗、迎合世论，善于将今日引进越来越多的西学理论材料根据“国情”加以重新组合排列而示人以博学中外能力，遂产生了比西学理论的专家们大得多的影响力。但是这类文士型知识分子的最严重却最不易被察觉的问题是：他们本身不仅并非在国学本身进行专门研究，而且也并无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因此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理论家，而是朝向文化市场的人文科学理论话语之“组编家”。对此，大多数唯知名度是问的青年读者们何能识别？而且在如今一切人文知识份子中他们的人际关系运作技术恰恰也是最成功的，也就最会利用各种权势关系来支持其思想理论之传播。由于今日均以“成效”看学问，他们的成效〔影响力〕当然是最显著的】，其中西结合的大方向本来没有错（相当于当初的国故学），但他们由于国学古典、西学理论两方面的弱势背景（国西均弱），所进行的中西话语混合论述就成为一种学术话语之实用主义的“混编术”，其“理论话语制作术”基本上根据于、朝向于当前现实性利得。【五四时代学人，虽初涉西学但其所得科学常识足够整理国学之用，而其国学基础则甚佳，此种“中西搭配”（国强西弱）治学类型却可产生积极学术成果。】此一学术性缺点同样掩盖在今日为学求利的风气中，其技术性层面的可操作性正源于“单学科本位”的学术垄断结构之存在：他们（国学圈，儒学圈，汉学圈）永远自说自话即可，只须注意维系其“学术自留地”的边界安全度即可。大陆新国学由于此一“国西双弱”的特点以及走向国际的时髦潮流，必然加强国际交流，也就是加强与国际汉学的交流，而最终不得不自行归入其渠道，以张大己势。国学本来是最有民族性的学问，而为了被国际承认【中国学术的水平要被海外汉学家认定，这样的事，全世界只有在两岸会发生，社会上还通通认可。为什么？一是不懂人文理论应为何，二是崇洋惧势而已！崇拜和畏惧名势，为广大群众之普遍特征。再加上在出国等问题上有求于洋人或华裔等意识的存在】，所以纷纷在学术方向方式上向汉学靠拢。于是，即使在国学领域，最终也要向“西学”归队了。（汉学为西学，不为中学，不知道海外华裔大师们敢于公开承认此事实否？顺便指出：如果他们的回答是：否！那么他们的学科身份就更加可疑了；如果他们的答复是：是！那么就等于承认在混淆着学科间、中外文化间的学术功能了。）至于那些根本上就是在西方汉学受到训练后回来者，更是可以直接在中国学区贯彻汉学方向方法。（台湾已相当程度上这样做了）于是，国学和儒学将逐渐归入国际大汉学，或二者将逐渐加强合作以希在国际学界共同扩大彼此的权势。讨论至此，问题在于，国学，儒学，汉学，其当代发展方向和方式，均将直接相关于中国人文科学总体的发展方向。三者的商业化功利主义的、伪学术民族主义的、以学求利的大方向，将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化、科学化的理性主义革新的大方向，直接对立。应该看到，该功利主义学术方向虽然有助于圈内学人团体的有限职业性的小利得，却根本无助于中华文化学术未来发展对世界可能产生思想理论的影响力的大目标！在两岸，此三学影响力只能存在于相关职场内，也根本不可能影响广大学界和文化界；在世界，此三学更是绝对没有“用武之地”，徒徒在网路上逞口头一时之快而已。但是，此三学科如坚持其功利主义治学方向，却将有力地阻碍着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的正向发展。
以上所论是相对于此处特定主题而言的，并非讨论“三学”的一般情况。至于三学关系方面的考察则须涉及相关立场、角度、层次、目的等不同认识论、方法论参量，不可一概而论。（对此可参照本人相关议论，特别是“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必要及展望”一文）就国际汉学本身来说，必须看到百年来其学术性成就一直呈上升趋势，二次大战后进步尤为显著，特别是在今日国际汉学中心的美国。但是这种评估是就汉学本身及其相关学术环境而论。本节考虑的则是其与两岸国学、儒学的“关系”问题。台湾学界如果决定将其相关学术纳入汉学系统，参加西方学界统一发展也自无不可。但是那样一来其学术就不再是可与民国学术相联系的国学了。归根结蒂，国学和汉学在环境、目标、方法上均不相同，仅只是“材料学”方面部分叠合，而决定一学科本质的不是其材料（即使是材料研究，也相关于所采用的不同的认识论、方法论条件），而是其目标及功能。另一方面，其实，国学、儒学和汉学，也都正好是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中最重要领域。中国人文科学，一方面包括对西方学术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包括对国学各领域的现代化改革事业，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切望此国学领域新一代学人能够摆脱功利主义，转而朝向以学求真的大方向上来。顺便指出，恰恰在此三大人文学科内，最前沿的人文学术方法论“解释学”、“符号学”最具有可应用性。中国的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事业也必将在此以“国学”为基础的三学领域内展开：不仅不能被其落伍认识论、方法论拖累，反而还要对其进行坚定的科学化、现代化改革。如果国学、儒学将来能够走向科学化的科研道路，那么反过来则可以对国际汉学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其科研方向的理论化革新方面。到了那时，国学学术才“反于正”：国际汉学要向现代化的中国国学学习理论和方法了。
11.民国学人成就并非未来学术发展基础
新时期以来一项全新知识分子政策是，提倡对有成就的民国时期知识分子进行颂扬，一方面，这是出于发展学术教育的实际需要，等于承认49年后的人文学术成就不如以前的成就，欲以前人典范提振今日学术，其中包括不少赴台人士的成就。从政策上说，此一一改旧例，不分政治立场，唯学是问的态度是极其正面的。另一方面却也涉及百年后如何客观评价六十年前学者人文学术成就的问题。此一问题极其重要而复杂，应该从不同角度分门别类地加以分梳。同一现象在一个层次上为是者，在另一个层次上则可能为非。从现实学术表现看，毫无疑问，五四学人的学术质量是新时期以来两岸四地学人都望尘末及的。特别是与国学文史有关的学术，其原因前已解释：旧学根基和治学态度。那么是不是他们的学术方向和方法就是新时期中国新学术应该加以遵循的呢？如是，这又涉及到何者应该继承效法、何者应该批评改进的问题，并非可以一概而论。如果不采取科学态度而是出于为前人树碑立传或借助抬高相关前人学术以方便今人拉邦结派、顺势谋利的动机，当然又是不对的。应该说，对于前人的学术成绩，自然应该继承和发展，然而更为准确的说，主要应该学习前人治学的认真态度，这正是今人所普遍欠缺的。正确治学态度是人人必须具有的，否则无法有效治学。至于前代学人各人的具体学术成果，则须参照整体学术环境和相关学术规范加以具体分析。如果把六七十年前五四时代学人的工作硬看作是今后文史哲研究的主要基础及最高典范加以推行则是大错特错了【现代中国文学史家们相关于根据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来论证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的前进方向，这一态度具有明显职业本位主义背景。消化中国学术史只应作为材料和参照，却不能作为方向和标准。这些学者因为本身不熟悉现代人文科学及其理论，所以满足于仅根据以往学术史来经验主义地确定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此必须首先客观评估他们的总体成就。当然，民国学者仅只在三四十年间就能使人文学术改进到如此程度，这是怎么称赞都不过分的。可是此一历史事实为一事，至于他们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和成果按照当时和现代的国际学术标准来看究竟是什么程度，则是另外一事。一方面，当时西学引入伊始，他们（包括留学人士）的西学理论知识还仅只是初步的，而且其中很多都是根据日本的二手资料而来的（如梁启超等）。至于欧美留学生，他们的整体倾向是尚不熟悉、甚至于不关心理论性课题【如陈寅恪等，对于现代历史科学乃至现代历史理论，尚无基本的了解：他们到西方不积极研读西方理论，反而主要是关注于搜集流落于海外的传统孤本史料，可见其治学之志不在于中国人文学术的科学化、理论化改进方面。因为，如系后者，学者必须先掌握理论性工具，这正是传统学术所不具备者。那时中国的史学家们在海外不为西方远超过中国传统的社会科学及历史科学理论的成就所刺激，却把精神触角只伸向海外中国旧学材料，这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知识分子心志呢？至于本来在海外学习西方理论而国学方面家学渊源的傅斯年，回国后也朝向于同一思维方向了。】在此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在中西学术理论的汇通工作方面达至较高水平。他们的国学本身知识，由于新时代一切都在改变中，也不可能企及历代传统学者。应该说，他们在文史哲（对于政经法等社会科学类课题来说，则一切留洋知识都是有用的，正如自然科学一样。）的理论性知识方面非常有限，仅此一端，我们已不可再以五四学人的成绩为今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发展方向的指南了。傅斯年为语史所规定的史料学方向则是完全错误的，其原因既在于他本人作为一个普通留学生对于当时西方历史理论一知半解，也正因欠缺对现代历史科学的深入理解，尽管家学渊源，旧学甚佳，而对于国故学或史料学的处理，也是不能作为今日考古学、考据学、语史学、历史学的科学化研究的基础的。难怪其后来的学术眼界转为组织编制极成问题的中国历史年代学课题方面。由于大陆旧时期对于此前“旧知识分子”的全面否定，今日企图为他们恢复名誉，介绍和承继其相关学术成绩，这是一件事；如果硬要将诸人一一拔高至“大师”地位予以偶像化、个人崇拜化，则是另外一回事。结果，好事可能演变为“坏事”：模糊了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发展大方向，这可能产生对于未来几代学子多么严重的误导！优秀学者有一方面成就，就将其说成是具有四方面、八方面的成就；学者有70分成就，就将其说成是90分，100分，其后果不是相关于对于名人知名度“公平打分”的问题，而是使其担负何种“表帅”作用的问题（今日到处在批评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浮夸之风，是否也应该施之于人文学界？）。后者直接影响到未来学术的发展成果和未来一代学人的学术质量。如果不是实事求是地、出于科学研究的动机进行对前代著名学者进行评估【一些搞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热衷于为现代作家排名次，此种无聊举动不仅暴露这些人的学术浮浅，而且显示其追名逐利作风正合于今日商业化时代争名夺利的风气，此一倾向对于人文学术发展之伤害，知识论上的误导尚在其次〔已可足证此一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显学的学科之高度乏科学性〕，在文化、文学、学术界“坏人心术”才是更严重后果】，一味以营造“大师”先贤谱为务，这将严重阻碍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中国学术的目标不是为前人评功摆好、制造个人崇拜（不能对政治家进行个人崇拜，也当然不能对学者进行个人崇拜），而是为后人准备超越前人成就的前进条件。人文学术应该朝前看，不是朝后看，否则就不是在关注学术发展，而是在利用学术史来以间接谋划今人之学术垄断私利了。80年代的“钱学”、“陈学”等“热”，固然由后文革时代知识未足的青年才俊们所煽发，其背后的目的岂非也体现在提倡非理论性、非思想性、偏资料性、偏技术性的人文学术研究大方向吗？如果将其列入相应学科领域实事求是地总结其学术成绩，谁曰不宜？而如将其偶像化、准神圣化，其目效果岂非成为通过此种夸张手法而影响到新时代中国人文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自然科学的理论越多越好，人文科学的理论则越少越好，这不是中华文明在自己拆自己的台吗？如果这样，还能够期待中华文明的“复兴”吗？没有人文科学理论的民族就是没有高端思想力的民族！这是多么短视的看法？
可以这样说，49年前的文史哲著作大多数均较今日相应著作具可读性和可靠性，表现出当时学者显著的独创性和思想性，特别是其有关中国历史类著作方面。但是这并不是说（绝对不是说）我们可以将现在、未来的学术方向干脆就按照五四学人的“路子”加以规划。完全不对！即使如史学思想家顾颉刚的五四时期著作，其效用也主要是在史料批评学方面，而并未涉及到其他现代历史理论问题。其实我们也是根据现代历史理论框架才能更正确地估价顾先生特殊的学术贡献之所在的【今人不能识别其学术思想价值，不仅因欠缺历史科学总体认知，而且因为学术长期迟误导致淡化了辨析“历史真伪意识”。具体原因在于：数代导师辈学者本身的历史科学理论的知识普遍老旧而不足为用之故，而他们的弟子的认知框架却（不幸）已被其前代导师的落伍方法论所固化】。但是一定要避免国内学界变相“起哄”的一窝蜂习气，动辄抬高历史名人以经营学术思想史上的“拉邦结派”，将其作为自身今后晋阶之步骤（此即将现实学界的拉邦结派作风扩展至学术史范围以达同样的效果）。一般而言，五四时代国学、文史学术成就主要在于对传统资料进行现代化整理、分析、解读方面，基本上还局限于文献资料学研究层次上。即使如此，那三四十年的学术思想产品已足够让后人惊艳并必须全部加以吸收不可的了。可是读者诸君知否：我等在此领域应做的工作，比他们已做的工作，应该要广大上几十倍才行呢？【当前主要在其职业圈内形成其共识并将其散布于并无检验学术水平的媒体界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家们，是否认为自身对于现代人文科学，特别是现代历史学和文学理论，都已具备了充分的知识了呢？须知：不能以你们在媒体界的知名度成就来代替应该在学科领域内加以判定的学术成就。此一知名度的形成机制中又包含着多少非学术性因素呢？】如果将五四前辈当作“学术菩萨”加以供奉，并借此人为制造的学术史上的势力谱系以谋今日派系垄断之利，我们就正好在做事与愿违、本末倒置之事了。因为：我们仅以七十年前人的成绩作为今后七十年前进的框架，岂非在自我设限及自我矮化？（一些嫉恨中华文明全面现代化发展的洋人们该对此多么高兴？他们就希望你因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而采取在民族精神力量上自我去势的错误步骤！）我们的学术楷模，不应是历史上任何有过成绩的名人个体，而应该是学术理念、理想本身。以个别人为偶像式的榜样，将会严重影响学人正确治学态度的养成，窄化其学术思想的眼界。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国家，也完全如此：不应当崇拜任何领域内的个体，只应尊崇相应理念本身。甚至于我们所说的“孔孟学”，也不是要提倡将孔孟个人作为神祉来崇拜，而是将此个体名称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思想精华之代称！何况关于孔孟个人的历史实情我们并没有直接材料可资依据呢。
12.西方人文理论并非中国学术发展方向
人们认为，由于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界对现代西方理论研究的薄弱、现代西方理论是西方学术之基础、以及今日世界人文科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者也为西学，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的未来发展似乎大可以现成西学理论作为发展方向指南。毫无疑问，今日世界上的人文科学学术中研究的技术层面最强的部分就在西方。所以全世界文科理论留学生大多选择西方作为留学之地，中国也不例外。此外，正像今日中国学界要想按照五四学术标准达到五四时代学人的学术思想水平极难一样，要想按照当前西方标准达到今日西方人文科学水平，更是不可想像之事。于是很自然地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既应以五四时代学术也应以当前西方学术理论作为未来工作之当然楷模。实际上，后者岂非也正是今日中国学界主要的趋向？我们的大量文科留学生前往西方就学即为其证。“低的”向“高的”学习，谁曰不宜？但是此一事实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文科学前途方向应该完全按照现成西方模式加以设计和推行。这首先因为西方人文科学本身尚存在着严重的负面特点，而且特别因为此种特点当代以来呈现愈加明显趋势。一种学术思想在某一方面具有的应该学习的优点，并不证明它在自身一切方面或其他方面都应该加以模仿吸收。那么如何对此学术思想情实进行判断呢？困难正在于此。留学生们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很难具有对此进行准确判断的能力。对于今日留学生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其中相当多人在留学之前对于西学传统根本没有多少了解，也就是在其小学、中学、大学诸学习阶段上，对相关知识接触不多，到了国外就学时，也只有被动地努力跟随学术上的确大有须待认真学习的西方知识理论，而对于该学术理论的“价值”问题，留学生们并无知识条件加以独立辨别。另一方面，学习的职业化动机使其越来越视自己爱好的西方理论话语仅为未来“谋生”之工具，回国后更加易于如此看待学得的知识。“习得的”知识就不再是对其进行价值性判断的对象，而成为借其谋求教职和学界资格的工具，而在此从业过程中养成的“专业兴趣”，也并非可自然成为创造性学术思想产生的原因。加以社会上广泛的崇洋媚外风气，使得任何已获西学知识都可成为在国内文教职场上的资格凭证，学者也就容易满足于成为被动掌握相关知识的“学匠”：即以西方学术知识作为一种职业化的“手艺”，因此谈不到什么独立价值性评判的问题（除了照猫画虎地继续援引国外相应批评材料而已，不久前大陆所谓“自由派”和“极左派”之间的争论均属此类舶来思想，不过是以之比附国内现实而已，以增加貌似理论性分析的印像）。此类国内西学专业化的稳固发展还可进一步有助于强化学界对西方学术传统的高视。加上当代西方学术本身的非科学化发展，正误价值评判问题不再重要，跟随西方风气走的归国留学生们也就更可以“各安其业”，视西方学术世界为自身治学之根源或基础。这样的治学习气在现代人文学术学科本位主义的商业化、职业化、制度化发展中特别容易滋长。学科领域的封闭性和垄断性成为学术职业化利得提升的方便条件。其结果是，“专家们”更不易、不愿对本学科的学术进行“有贬低观感作用的”批评，以至于明显负面的表现也可被视为属于另类的正面进展【如今日大量反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泛滥的浮薄现象，其浮薄性正相当于跟随现代“道家思想”时髦的浮薄性。实际上近几十年国内兴起的道家热，乃因海外汉学界的道家热所激发，国内于是将其视为“走向国际”的一种途径。国外的道家热与易经道学热的合流都是缘于汉学界的中国文化修养与西学理论两不足之故；正如同汉学文学家们对于中国的当代“朦胧诗”比其他门类文学更有兴趣一样。其实质为，玄虚文字更易于想像附会而可免受检验也；同时，廉价的玄虚文字更易于对学理不足的大众产生莫测高深的忽悠效果。】
其实，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早期现代学术、今日海外华人学术、今日西方学术等等的批评性看法，都是根据一项人类共识而来的：现代西方理论是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继续提升和发展的最主要的发展基础（这个基础不可能是非西方学术传统，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完全产自西方文明）。但是不同的是，正是在对此基础的科学性检视中，我们发现了其中严重的缺欠。要想具有这样的批评性眼光，首先需要评论者摆脱学科本位主义、西学本位主义的偏见，参照古今中外多层次、多方面的学术“评判参量”，对之加以全面综合的分析；其次，要超越留学生基于单学科本位主义的、局限性明显的知识范围和思考立场，并参照其他学科内的各种相关理论性手段加以进一步的交叉比对，才能看出其中的问题所在。而这一立场却是国内外教育体制内成长的、进入专业化学习的、采取以学求利人生观的留学生们，难以接受采取的。又由于回国留学生们占据着重要的学术文教岗位，其西学中心主义思想就更不易受到客观的检视与批评（因为降低自身专业内的西学理论本身的价值重要性就会相应降低自身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因为在学术水平不高的学界和文化界内，人们对于国外原作者的知名度的重视远高过对原作本身学理价值的重视，更远高过对研究西学原作的中国学者本身学术水平的重视。如以追名逐利为治学目的，学者对自身学术实践的规划次序也就相应于此三种标准来安排。质言之,学术理论不被
当作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当作不择手段地加以功利主义“利用”的材料）。这样，与前不同，不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是出于功利主义的动机，一些文科留学生群体会逐渐形成各种西学本位主义利益集团，他们均以维护在中国学界内的西学学术权威性作为自身在国内维持相应权威性的学术性条件。其实一切不过是源于商业化的学术功利主义而已。其结果呢？客观上将持久有力地形成全体中国学界内的西学主导性，包括国学部分的西学主导性（主要通过西方的汉学，对此前节已述）。中国的西学主导性也就相当于中国人文科学的西学主导性，一方面在西学理论的优点方面，中国学术将永远落后于西学的水准，西学理论的缺点方面，由于其极具情绪感染力，则可成为促使中国人文科学理论上滞后的更为根本性原因，因为跟随西方非理性主义轻浮思潮又可进一步加弱化中国人文学术理论思维的潜力。
没有任何问题像此节提出的中国人文科学朝向潜在的“全盘西化”一事，在阻碍中国人文科学朝向高端学术思想发展方面，更具有严重性的了。这一点根本无关于西学理论本身的正误是非问题，而是此一对待西学理论的态度方式反过来对于中国学术自身发展产生的利弊问题。积极思考和被动跟随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而二者表面上看都是在处理相同的学术对象。如果胡适时代，此一立场主要源于个人认知局限，那么今日此一立场已非源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地根植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趋势以及文科学人几乎全部陷入其中的职业制度化功利主义。后者当然体现于冷战后各国学人所持有的以学谋生、以学术得名利的商业大潮下形成的“全球化新人生观”。社会朝向国际性学术权势的追求惯势和个人朝向以学谋利的根深蒂固的商人式治学人生观，将共同影响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发展方向。如果一味沿着崇洋媚外、趋炎附势方向发展，以西学理论为主的中国人文科学，如前所述，必然长期沦为世界二流学术；如果出于政治意识形态考虑，主事者企图通过利用学术民族主义和国学本位主义以作为平衡，由于后者本身在理论的层面上内在地本来就不如西方理论，其作用只能局限于国内文化宣传领域，无助于中国人文科学在世界学界和思想界的真实地位的提升，更谈不到产生什么思想影响力了。
新时期以来新知新学貌似蓬勃发展，而其实质则是以变相“转录”“他人思想”为其求多快好省出成果之捷径。我们指出了西学界和国学界具有的此一共同倾向，尽管其中大多数人的此一治学方向方式都是在各种客观条件影响下可能“非自意识地”形成和进行的，而且其“转录”方式是“间接”的，以及可能是通过自身不同程度上研习后加以消化的，这对于引入西学新知和国学旧知来说，其传播知识方面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我们只不过在担心此类消极性的“知识消化”程度尚不足以促进独立创新的学术思想发展而已）但却有少数“精英人士”（特别是治西学人士）是采取不体面的“直接”或“准直接”的抄袭方式，以掠夺他人工作成果而获得成功的。我们不是指那些公然违法抄袭者，后者属于“犯法”例，不必在此讨论。我们是指那些表面上“合法”进行变相抄袭者。这些学界“成功人士”由于多为“领军人物”，其负面影响并不表现在个人的作品方面，而是表现在个人学风方面，其负面后果却远较上述违法抄袭行为更为严重，而且更不易被人察觉。这类现象（例如根据前译品的内容处理获得的知识进行经典著作“重译”者）表面上看无足轻重，而实际上暴露了学者内在的“无耻”心态，这等于“杀人于无形”（通过变相抄袭前人旧作品而使个人“新作品”不仅取代前人作品而且导致被抄袭者消失于无形），对于如此习惯于略名夺誉者，我们能够期待他具有什么真实的治学心志吗？没有什么比此类现象更可暴露“文革后遗症”对于新时期学术世界的伤害的了。孔孟教人特重一“耻”字，而“士”若无耻感，不成其为士矣。此士精神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精神得以传承之根本。
彼辈习自文革的投机取巧学人能够以此低级手段得逞于新时期学界，确可反映后文革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于从精神思想上彻底清除文革作风的残留。然而此类人毕竟为少数，而且其负面影响主要不来自其作品本身而来自其品德作风（其译、作毕竟参与传播了可用的外国学术思想）。新时期学界更值得关注并更难以被世人察觉的负面学风，则是一些更为聪明的精英们长期以来实行的“思想抄袭”。他们（甚至于包括一些中外华人学者）自己独自的相关学术努力甚少而在该领域内的作品、言论反特多，而其掌握的新知新学新观点，主要来自他人的作品。这类精英无不善于伪装，或示人以博通中西，或暗示会多种外语，或热衷于主持正义，而其新知新学材料主要是直接取自他人的著译（他们本身才不会“傻到”花大量时间、费心费力地去亲身习得各类艰难知识）。社会上出版物越多，彼辈获得的可供吸取的材料也越多，所抄袭者不仅是他人作品中的知识，而且是他人作品中的观点，不过此类学人自有其过人之处，即善于对他人提供的知识予以改动、加工、编排，使其适合社会文化需要，并美其名曰“创造”。而由于所根据的知识并非自身通过独立研习得来，也就谈不上真正的融会贯通，而是在他人翻译及研究成果字面上（却示人以自己直接读自原著而来者），即按照可适用于时下文坛学界接受可能性的方式另行推出，以投时好，兼获更大名利。读者会以为这不正是学界相互借鉴参考而必有的正常现象吗？问题正在于这里！严格说来，我们称此类百分之百合法的精英们【彼辈将看了他人翻译或讲述而大体了解了的内容对外示人以自己直接从原著中所得。此事是无法直接“证明”的〔当然可以间接证明：即我们有客观办法知道该人的外语程度及知识程度以及其行为方式。因此可推断其人有无能力独立办到此事〕】遂成为今日学界、思想界最大的“炒家”，因为其对新知新学的似是而非的、却影响甚大的议论主要是通过迎合世人口味地对各种原著字面进行“编写”的结果，而其人因乏真才实学所完成的任意思想材料编排结果并不准确，却可以之造成学界思想和学风的误导！这类学术思想界的“公知类”学人，当然是先行具有了“地位、声名、帮派、资金”者，遂可借助此“四合一”机制有效散播此类先“抄袭”再“加工”的个人作品，并因在其中突显了表面上具“思想吸引力”的个人观点，而反可获得思想家令名并被视为该主题思想的公认 “权威”。要点正在于：来自外来环境的“原著”意旨及其创造性解释均须倚据于对其确有研究者的心得，而“学术公知”们（往往仅通过更有助于散布其声名的媒体）的任意发挥将从根本上误导读者认知，并因而造成对于学术进步的实质性的（却不易察觉的）障碍。与他们相比，前述转录西学、旧学者倒还确实提供着有用的“学术资讯”。我们对其进行“严格”批评，是担心其治学风格难以承担创造性学术活动。而这些富有“创造精神”的精英们呢？他们对于学界和文化界的负面影响恰恰表现在其表面上的“创造性”（对他人文字观点编作的想像力上）上。当此类实质上掌控着中国人文学术思想方向的高级炒家与官本位的学术机构结合或“合作”后（二者共同营造着学界“政绩”，故相互结成利益共同体），更形成了稳固的学术思想霸权。他们一方面借助于他人的研究和翻译成果维持着自身的学术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在他人学术成果上指指点点，进行“评论”，装作在学术层级上高于那些在实际进行着艰苦学术工作的研究者和翻译者们。今日享有学界高声誉者中，恐怕此类学术炒家不在少数。作为学界最具有地位声名者，且最具有盘根错节的国内外“人脉”者，他们才是最不希望我们提出端正学风、改进学术、朝向学术现代化真实发展之人。学术思想知识水平提高了，读者判断能力提高了，他们怎么办？这些人由于长袖善舞，必能依靠其“近水楼台”之便，将任何正向的学术改进意见均“对上”和“对外”加以曲解（他们掌控着学术解释权），或将其变形为对自身及帮派有利的局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谈到人文学界的学术腐败，此一严重“贬词”是加不到前述大多数只不过尚欠积极主动治学志向者的头上的，却可恰当地用以形容此类“思想家”学者们（本质上是“政客型”的学者：在1949年前和今日海外，其中不乏“政学两栖”学者；在今日国内，其中则不乏“媒学两栖”学者）。
13.职业竟争制度化阻碍人文学术发展
在当代世界人文学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观”：按照人文学术界的现行职业化格局所规定的现成方向和方式，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地看待、规划和从事人文科学事业（这也是今日国内外大多数学人采取的学术观）；以及对于人类人文学术历史和现状进行现代理论化分析后提出的理性化改革的新方向和新方法。如果我们把人文科学看作是今日在学界职场内所进行的任何可行的职业性活动，正如我们在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任何流行的艺术内容一样，就不存在什么人文科学的方向问题，无非是流行什么就学什么，反正都是“职业”。因此，如果按照学术职业化常规，任何学术内容都可以作为职场操作的“材料”，都可用以赢得“政绩”。只有当我们按照某种学术理念、理想对现存学术内容质量进行衡量时才会产生对人文学术进行学术价值重估的问题。而此种提问法的产生，又与我们对于社会、文化、历史、人生的经验对象所采取的科学化思考层次及范围有关。如果我们仅按照当前实用性需要，根据现有具可行性的人文知识进行思考，这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要扩大、深化、细化、科学化对此非属自然世界的文化现象的认知，就会首先发现在“文史哲”领域存在着大量不可接受的学术结论；主要是指在作为世界人文学术主体的“西学”领域内（不要说在其他领域内了），发现其各科内容问题多多，均须加以批评的检视和予以科学化的革新。同理，如果采取职场竟争求利原则治学，自然什么样的成功学术成果都可照搬无误；如果采取科学理性判断原则，就必然要对之加以区别取舍，以图改进。新时期以来我们全面恢复了与世界人文学界交流的政策，在此时期我们有机会接触了战后产生的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的科学化方向的成果，这使我们获得了五四时代学人不可能获得的全新的知识资讯及判断标准。此一最初来自西方当代学术理论的知识，在倚据我们按照更具科学性的态度与原则加以学习、反省、改进后，以及根据中华文明传统上的以学求真仁学思想加以判断和批评的吸收后，我们遂可发现当前西方人文科学成就中的根本性问题所在，此类问题系列在冷战前后进而暴露出其一种时代性发展危机。新时期的中国人文科学的未来发展就自然地面对着双倍于西方学界的学术实践压力和挑战：一方面要继续深广地学习西方人文科学的一切成就，另一方面却要同时对其进行批评性的检讨，二者缺一不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学生”要在“批评老师”的态度下来学习老师？因为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地秉承的中国仁学精神使其难以越过一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以学求真。当西方人文学术几十年来全面朝向以学求利大方向后，历史传统上占居领先地位的西方人文学术思想在科技工商势力挤压下今已大幅度改变了其传统上以学求真方向，而顺从了强大的商业技术化势力，并被后者按其所规定的规范和格局加以职业制度化的控导了。
对于作为现代人类人文科学主体的西学的批评性认知，自然也强化了对于中国学术历史和现状的认知。由于在地球村时代处于同一科技工商主导文教方向的环境下，中国学区的各种文教事业无不朝向此国际化大方向发展。至于学术制度内采行的中西学术材料选择和研习方式，则是根据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自然形成的。新时期中国的国学和西学，也就延续着公认是比较优秀的战前学术历史展开。由于新时期学者，无论是在西学还是在国学，其学历和经验都受到前述知识性限制，基本上只能被动跟随当前西学和海外国学（实为汉学及新儒学）前进。此一学术史发展中的自然倾向，在现代西方人文科学跨学科发展压力下，受到进一步的影响。由符号学运动等引发的跨学科、跨文化新方向，在此两方面导致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策略的进一步复杂化：我们作为后来者是按部就班依序前进呢，还是按照世界学术最新发展的启示，在最初必须以认真吸收方式开始学习西学理论的同时，也努力于参加与世界学术同步的人文科学理论改进事业呢？跨学科的方向，刺激中国学者须加倍努力，在西学研究领域，一方面补足本学科内长期耽误的知识，一方面还要重新学习他学科的新知识，以及进而参与将二者加以有机结合的创造性努力。在国学研究领域，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将促使新时代国学研究者付出较前三倍大的努力：除了借鉴西学理论外，还得参加西学理论内的跨学科研究（尤有甚者，中国学者没有现成“改革路线图”可资依循，因为即使是西方的跨学科学术界也已被商业化倾向所渗透，它们可提供我们的仅只是可供重新分析组合利用的“理论材料”，而非现成可用的理论方法系统本身）。如果这些要求对于西方学者也意味着艰难的挑战的话，对于中国学者就更加是困难倍增了。例如，致力于国学现代化的国学家们就不能像民国时期学者那样简单化地直接援引相应西学学科理论（哲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因为那样的研究（如今日仍在欧美汉学界所实行者）将不符合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如果那些西方现代学科的学术内容本身都需要再对之进行跨学科的分析、加工、改革的话。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学术的真实科学性发展问题，而仅以本人、本团体在本学科内的国内外职场公认成就作为学术实践目标，自然就不必面对这些学术革新引发的困难与挑战了。所以，根本的问题是学者个人人生观态度的问题，而不是机械地严格规定体制内教学程序的问题。况且，体制内的文教实行方式主要相对于常规水准而设，真正创造性的人文学术思想创造必须在学者个人高度发挥主动性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
14.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之基本困境
中国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还面临着一种国内外普遍存在的学术认识论问题：如何规定人文学术及其理论的目标和方法？是学术资料内容本身，还是学术内容所直接间接指涉的各类现实？对于历史、社会、文化、学术等现实，学者应该在其上直接规定课题并经验性地在其中归纳出方法（今日一些文史界的现代思想史研究者集中于此类科研方式，其经验主义局限性本文前以论评），还是应该将社会现实（累积之历史）与“学术现实”（知识理论）加以多层次地分门别类研究？如果前者要求学者更多倚据个人经验性思考，后者则要求学者首先获得理论性知识；而且二者之间还须维持多方面的相互验证性互动。考虑到现实与学术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还增加了特有的努力方面：按照自身复杂曲折的历史经验，如何形成关于现实和理论之间互动关系这样的科学实践学认知。由于百年来我们还未在现代学术理论化层次上处理好“学”（现代学术理论）与“思”（创造性现实思维）的关系，所以一般来说还没有进入在中西交融时代组织真正有现代学理创造性思考的阶段。
二十世纪是人类“科技工商”主导文明发展的时代，自冷战结束后的新旧世纪更迭期间，此一文明方向演变为全球化规模，世界因一体追求物财与产生物财的技术化知识，而较上一世纪更为彻底地进入了科技工商垄断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此一技术全球化大趋势已将人类大部分人口的人生观、世界观彻底改变，其中个人生存方式可一言以断之：通过掌握技术化知识、进入技术化生存与工作程序，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准）技术人员”为人生目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技术人，特别是其中引领者群体，决定着本非属于技术类的文化、文艺、乃至人文学术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由于此一“决定关系”，文化、文艺、学术等的动机与目的也被彻底地改造而成为各种亚技术化类“人文活动”，后者的活动目标也根本上受制于科技工商权势文化的大方向。这就是今日全世界人文学术均以最终（人文市场竟争化中）“求成”而非（在历史人生因果与价值认知中）“求真”为实践大方向的根本性原因。
现代西方社会于上世纪初大步跨入工业文明时代后，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对之产生过情绪强烈的批评和抵制。我们看到的种种现代派、先锋派作品即为其徵，更不要说大量现代西方哲学的批评性反思了。一个世纪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这样一种对于高技术化时代的人文反思和批评最后统统归于无效。至于晚近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反思思潮，已被我在2012南京大会上揭示了其实质，即可将其简称为一种“代表商业化时代精神的伪虚无主义”。此种伪虚无主义却具有一种顺从技术化文明大趋向的主张：与前者异曲同工地促使人文思想进一步“去科学化”，从而使人文科学从理论上不再可能成为科学！也即使人文科学最终彻底成为科技工商的文化妆饰性附庸。
民国时代的世界文化格局与新世纪的文化格局已经根本不同，那时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经验和思考环境与今日远为复杂的超高科技文明时代不同。那时国内外人文知识份子具有的远为独立、自信、批评、有效的知识性实践的主观感觉和努力成果，这些倾向今日已不复存。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都被驯化为顺从现有职业制度化渠道以（直接）谋求生存安逸和（间接）追逐个人市场名利者，包括其毫无效用的、为制度化所容忍的（如哥大的萨依德和麻工的乔姆斯基）各种批评性话语。
新时期大陆人文学人在知识上奋起直追，三十年来已经使学术界“换了人间”，成绩可观。然而从深层次看，由于上述世界的文化大环境改变以及一段时间内自身失去了“两传承”（传统文化学术及现代化初期的民国文化学术）以及经受了文革时期文教的彻底中断，今日所努力达至者，多仅止于“两传录”工夫（直接或变相转录古人的和西人的学术思想）。结果，传承中断导致学人失去独立进学精神，在学术环境实已较前大为宽松的新时期，此类“思想转录”方式反而将更具表面吸引力的西学反理性主义以及古人的封建主义思想机械性地尽先引入中国学术环境内。而这一切负面特点（失去五四时代学人所有的以学求真精神，接受古代封建主义落伍思想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尚非关键性的正面进学障碍。毕竟不可期待学人皆属“不学而知”者。今日关键性的障碍当然来自前述世界总潮流：全球技术制度化的新文明大环境。其具体表现即：人人持以学谋成（利）人生观，为此必须顺从严格组织起来的职业功利化轨则。无论国内外，即使自由职业者、个人衣食无忧者，其人生观也已被时代大环境内强大的“技术意识形态”支配力所控导。因为，他很难逃脱在社会文化市场内“求成”以生存的“后现代主义人生观”（让我们调侃地为其加上此形容词）。
在此普遍参与职业制度化（体制内外）“求成”的人生观之“自控导”下，领先人文学者根深蒂固的心态即不敢、不能承认（指其在学术实践中所体践的“真实承认”）自身所需知识的不足；不，更准确说，学人不愿意对自身知识之不足进行彻底改进！后者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简言之：（在本文前述诸种“先天”学养不足的条件下历史上形成的）学术权威，如以以职谋成为唯一人生观，必定想方设法曲学以求利。于是拉邦结派，党同伐异，哗众取宠等均属今日合乎时代逻辑的行为模式。此类“权威”（今日流行的最具商业庸俗化的称呼为“大腕”）系统的存在，当然影响着其所控导下的师生团体，大家均以统一的目标和方式规定自身行为：透过现成学界“准帮派”集体（包括自身“挂靠”的、本派加以塑造和宣传的国外及往昔诸“大师”），以谋求学界内维系一生之（实属）“蝇头小利”！这是在百年来陆续屈顺于商业技术化大潮并因而失去中华传统读书人仁学独立意志力后（儒学和仁学的基本区别就在于：秦后儒学以士人顺从皇权为第一义，先秦仁学以士人突显独立人格为第一义）的必然结果！除此之外，职业求成化格局也在更深刻的方面阻碍着领先学者的进取决心。例如，当代西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发展是人文科学理论的跨学科展开的必要性。跨学科的主张表示学科内的知识今后要有待于与相关他学科内的知识之多方面互动才能取得更为科学性的成就，但如参与推进跨学科实践，在单学科内通过长期经营达到权威地位的学者们，将因须连接自己不熟悉的他学科知识而在此跨学科实践域内自然地降低了个人在该合作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国内外均如此，而国内如果更加严重，乃因学科内的学人等级制度更具固化性、稳定性，学人的自利意识也更为浓厚，因此维护本学科领域“边界”的存在，有利于依靠“学科自留地”进行职业性“自保”。
随着新世纪世界进一步朝向全球新科技支持下的西方技术化文化大发展以来，中国全社会卷入其中，并贯彻于各级教育事业。在此全民拥护的科技教育绝对优先的趋势下，青少年在学期间已无充分自由时间发展个人志趣，而一体地被家长与学校共同培养为世界技术大军的合格备选者。在此强技术化教育下成长的青少年们，其自发获得自由心志的机会变得几近于无。我们还能对他们日后获有参与人文科学革新的事业的心志与能力抱有合理的期望吗？（无论是学校内官方严密的教学制度还是课堂外家长私人补充的文艺学习，均协调一致地将学子自幼开始即加以“全程序化”地控制起来）
当然，今日我们仍可不时发现青年人中确有在进入职场之前表现出治学纯真性者。然而即使对于这少数有志于文史理论的青年才俊们，对其日后的发展，仍属绝不乐观。因为他们目前表现出的治学兴趣首先是与他们日后在职场内以学求成的兴趣，具有着“同质性”。这样，如何还区分“学为己”和“学为人”呢？《论语》于此根本人生观问题提出的警示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两种人生观表面上难解难分而实际上具有毫厘千里之别。因为对于学术的“真实爱好”和“出人头地”抱负，很长时间内是相辅相成的。“出人头地”之野心并不排除青年对文史的真实“爱好”。结果《论语》须从大小多种情境预设中提供“察验”和“堵截”各种妨碍实行“学为己”原则的行为偏差。而大多数《论语》读者不过是片面地、随心所欲地选用古人言以使其支持自己的名利野心（仅从当代历史上就可看到多少孔学大家不过是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于关键时刻往往暴露出其骨子里的“借孔求利”之本质）。青年人最初具有的此种纯真治学心态，在历经重重职场制度化竟争关卡后，都会一一被转化为实用主义的以学求利心态。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论就是针对只“论”（读他人书和议论他人之学）不“行”者而言。此一针砭可以涵盖今日相当多的人文知识份子理论家们，包括所谓阳明学者本身。
在此世界大趋势下，中国人文学术面临着双倍的历史性挑战：从封建主义时代的传统文化朝向民主时代现代文化的转变；以及参与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科学化革新的事业。任务何其巨大，条件何其艰困！时当全球皆以追逐名利权为个人与集体生存目标之际，提倡逆势而进，无乃空谈乎？然而今日世人公然逆历史上的传统价值观而大肆颂扬个人名利追求第一（以及作为其达成手段的“金钱万能”观）：于是个人可纯以“金钱身价”论高低（公然名之曰“身价”），个人可纯以声名大小论成败（公然名之谓“知名度”）。在此社会行为总趋向下，居于弱势的人文学者，亦无不以此科技工商规定的新价值标准规范自身言行，甘心在寄生性、依附性的人文学术“次级学区”内，纷纷以沿职业化渠道争强斗胜为人生目标。如此，何能回归自诚之学，何能勇于面对自身在上述双重历史压力下（中学现代化，西学科学化）自然存在的知识性滞后现状？如果这样，未来学人何能有志向（“克己复理”地）承担人文知识现代化改革的新世纪人类文明重任呢？
15.仁学精神：克服文化与人文学术危机之正途
中华仁学就是在精神危机时代挺身而出之学。时当人类历史上由西方文明引发的此一唯物质主义崇拜空前笼罩地球之际，作为中华精神文明始源之仁学，必将责无旁贷地逆势以兴，本其几千年来激发精神生命之人性潜力，勇于深入现代新知新学，于此新世纪，当仁不让地率先探索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科学化革新之新方向。如果不能将其体现于实行效果，至少可以透过揭开学术商业化功利主义惟幕以有助于有识读者对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真相之认知。
一个历史的奇迹是，仅只百年，尽管历尽磨难，现代化的中国竟然沿着西方近代文明方向与轨道——科技工商文化，达至超越了大多数西方文明创始国的世界领先地位！新世纪的今日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此种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参与营建“西式科技文明”成功之后，是否应该在科学地回顾自身文明历史及根据新时代重组后的人类文明立场，认真思考一下人类生存及中华文明续存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之改进问题？人类是否宜于沿着西方物质文明路线，仅以不断生产物财和进行物质享受作为其人生唯一目标？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不同的中华文明中的人文传统，在与时俱进及与时更新后，能否为此关系民族及世界大局的人类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提出更可取的新思路？具体说，中华文明的深厚生命力是否应该有智慧于此新世纪伊始，洞识人类历史上如下重大问题：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今日全面顺利发展不同，世界人文科学，相比之下，尽管成果累累，其科学性程度是严重不足的？而与此学理问题相关的人类历史命运问题却在于：人类对自身历史、社会、文化、“人的科学”等最属切身的课题研究，尽管两百年来确已飞跃前进（其信息量大小可能超过以往两千年），却还远远未达至科学理性化程度，因此，作为“半成品”，人文科学还远不足以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正是此类研究（而并不是今日无所不在的科技工商知识）直接关系着人类与民族的人生观信仰问题以及未来创发多元化文化价值可能性问题。
人文学术在两百年分科专业化发展之后取得了相当成就，新世纪面临着学科横向沟通交流发展的历史性任务，由于社会、文化、思想、历史现象的研究、判断和改善越来越显示出需要各域各科知识系统相互沟通合作始得创造性完成的特点，任何对单领域课题的彻底理解都需要相关其他学科知识的介入。不同学科间正待全面合作发展之际，学术分科职业制度化的僵化发展，却对此学术改革需要造成了严重障碍。学术活动分科性的、竟争式的、以学谋利方向的存在，以及与此趋向一致地建立的教育制度和社会风气，培育出了商人化的、“唯利是图的”新一代学人。被学术职业制度化“绑架”的、“以学求成”的人文知识分子，由于根本上欠缺主体伦理性自主意识，不得不坚守集体性的学科本位保护主义立场，以策略性地抵制跨学科的学术交流需要。虽然人们有时把“跨学科”当作一种学术革新时髦，也试图将其看作与自身学科本位主义框架相互协调的一种可能的“调济”策略，却又同时坚决防止跨学科方法可能损害本学科内牢固存在的学术利益分划格局。由学科内权威系统主导的此一学科自保主义的集体患得患失心态，就成为了推进跨学科发展（特别是跨学科理论的交流）的根本性障碍之一。
那么，按照本文列举的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困境的存在，我们是否有条件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学术前沿、甚至于有以超越之呢？当然有！否则我们就不必操这个心了。【例如，新加坡，尽管其政经发展，不仅因其幅员窄小，而且因其社会结构的彻底工商取向，也就难以进行“以小致大”的精神性目标，难以达至人文学术理论的高端。所以其于八、九十年代企图倡导国际儒学事业时，也就不可能导致什么实质的进展的】现将此类积极因素列举如下：
▲从三十年来大陆对西学和国学的全面开放政策看，今日已经排除了对古、西人文学术意识形态的限制，这是根本性条件（在旧时期，此类事绝对免谈）；
▲国家社会的物质水平百年来达到了最高程度，客观上储有足够经费支持学术事业；
▲更为重要的是，今日学术资讯条件在中国历史上空前丰富，普遍留学活动，自由国际旅行政策，互联网的资讯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购书业务的存在等。因此今日不再存在只有亲自到国外去才能获得学术材料的问题；
▲除教育规模发展外，今日国内生存方式趋于多样化，允许自由职业存在，而且随着公私经济空前发展，大批有私人充裕经济条件的青年一代出现，在体制外进行学术思想的独立自由研习的机会大增；各种自由学术结社活动也必逐渐更加开放；
▲今日中国尽管一切朝钱看，由于地大物博、历史久远、文化传统深厚，毕竟可能作为“小众”，出现一代又一代不甘曲学阿世的读书种子（哪怕仅只是学界千分之一）。他们可能在客观条件成熟后会摆脱客观不利因素而能够诚心向学；
▲当然，更主要的未来学术生力军仍然是来自体制内的新一代学人，他们中间的少数“读书种子”（即具有“学为己”觉识和意志力者）可能会有主客观条件不追随业界国内外功利主义方向前进，而有智慧在体制内找到进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工作的方式和机会；
▲一般而论，一种“另类的”正面发展特有的主观条件是：学人自发产生的回归以学求真正途的可能性。此因存在着中国历史上仁学精神传统的潜移默化作用，这是其他文化传统中所欠缺的一种逆势而进的“好学”精神传统；我们的一切学术思想努力主要都是朝向于这些中国文化历史上不时会出现的精神上的继先待后者；
▲另外一组“另类的”条件是客观性的，这就是：a。中国人文历史传统遗存实乃世界上唯一可与西方文明传统在现世精神潜力上相提并论者，b。新世纪跨文化人文科学的新时代必须对全人类的文化学术遗产进行综合整体思考，但汉语与西语不同，极难为非土生土长于中国并在中国受完高等教育者所全面掌握（仅能口语及实用性汉语是无法从事高端中学研究的；仅只能够大致读懂文言的外国人是不可能参加当代人文理论性学术的，因为现代中文充斥着变化中的“外来理论性翻译语言”），而为此只有真正兼通中西语言的中国学者才有条件进行高端的、跨文化的、跨学科理论性的中西比较研究。此一比较文化学上的客观条件（语言和历史），为未来有志真实为学（而非以学谋利）者提供了兼具激发性和义务感的驱动力；
▲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不同，在中国，人文科学的地位和势力不能和前二者相提并论，也就是，人文科学属于较少被重视的领域，因此相应的，在此领域内“学术霸权”的垄断势力尚未能够充分控制本领域，因此有志于以学求真的向仁学者，未来仍有足够机会追求独立创新的学术实践。
▲改革开放时期最突出的变化之一是逐步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视之为活跃、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创造力来源之一。完全同理，甚至于更其如是者为：未来人文科学的发展须待开创及推广人文学术活动中的私人创新参与。学术思想的创新是不可能按照机械生产和市场管理方式加以组织的。没有个人自主的精神活动就不可能发展高端人文科学事业，而此学者个人自主的创新实践也是不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进行的。当然如何将个人性创新精神在官方制度渠道之外加以贯彻，尚有待于未来创造性、革新性的规划。鉴于经济界开放了私人活动并取得了成功，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未来会出现同样的开放政策。此一中国特有的人文科学个人性活动的高端精神生产力，是任何与国际接轨的官式安排所难以办到的。更为重要的是，开拓人文科学界私人活动的机会，也是中华固有仁学精神平衡各种（因“走向国际”之虚荣心而促成的）国内兴起的合资人文学术机构所带来的“西化结构性阻力”之有效手段。这样的发挥个人超制度化的学术实践方式，只有在尚未全盘“国际制度化”的中国学界，才有可能期盼之。
尽管存在有上述各种积极创学条件，最后都须归结于一个主观性条件才能够产生效力，这就是学者以学求真态度与志向的确立。如无此真实的学者向学心志（今日几乎荡然无存者），上述一切积极条件都无法发挥预期的作用。单靠外界名利刺激和金钱资助是没有任何真实效用的，只不过为学界投机者提供了各种通过“花样翻新”以争名夺利的新机会罢了。（不治本、只治标的举措完全没有效果，至于各种“选拔”或“竟赛”，正如我们在各种选美场合所见一样，只能是狡黠者利用拉邦结派手法进行炒作投机的场合。）
我们是否可以预期或“幻想”一下：人类在其追求物质性享受的几千年愿望，经新科技发展对之予以初步满足后，可以逐步放缓其无限追求物利的冲动？（加以环保主义在客观上、理论上的相应支持）在此情况下，人类或许有意愿、有能力来集中思考一下文明价值学的问题？这个人文价值思考能力问题，无可怀疑地取决于人类对于人文科学理论化努力的态度。原本以文立国的中华文明传统，是否在其现代化成功转型后可以重新挖掘其传统文化精神；于全球化的今日，参与或领先参与科学化改造人类人文科学的任务？也许这正是中西文明交汇后，东方文明对于世界所可能做的一种来自本文明传统的独特贡献呢？此前，我们是沿着西方物质文明路线前行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的，今后是否可发扬现代化后重生的本文明之人文传统，辅以科学理性方式来组织思考文明价值和信仰的问题呢？我们在2012南京大会上象征地呈现的就是此一可能的精神前愿景，因为所谓中华文明对今日世界所做的特殊精神贡献，不可能是仅仅根据早已落伍的儒家知识所能够完成的，它必须是在与新时代人类全部新知识成果融会贯通后而形成的中国新人文科学系统内才能形成。这也许确应成为新世纪人类的一个重大任务：促进人文科学现代化科学革新。如果高瞻远瞩，我们会看到，正是在此世界上科技工商全面高度发展而世界人文科学停滞不前时代，出现了中华传统仁学伦理学脱颖而出的历史契机？因为今日以西方学术成果为主体的人类人文科学系统，正遭遇到前述来自科技工商唯物质主义文化方向的难以抵制的压力，从而渐渐失去其传统上在人文思想方面以学求真的精神。此一历史性演变成为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难以进一步朝向科学化、理性化发展的关键性障碍：此即源于以学求真志向的丧失，也即一种坚定的主体伦理学的丧失。而中华仁学恰恰是这样一种久经历史考验的主体伦理学。如果在中华历史文明故土上，利用地缘、历史、文化、语言的综合性的民族文化特有的条件，在采取恰当措施后，于中国学区唤醒此一伟大民族精神史潜力，在古老的文化历史地域内倡导及引领人类人文科学的科学化改革（在此仁学伦理学引领下，当可进一步对现代人类人文科学进行更正确的方法论实施，如贯彻跨学科、跨文化的人文科学发展新策略），其伟大历史性后果如何，岂非不言而喻！对此，本人已经发表大量论述，敬希参照。古典民族性仁学与现代世界性人文科学的内在关联性，远远未曾被（受其业界“学术共识”局限着的）学界所认知。其中最重要的、实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伦理精神立场是：现世性、现实性、人本性、理智性、结构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正好与人文科学发展的科学化要求完全一致。（其他文化体的基本信仰系统都是超世性的，可谓本质上无关于人文科学的任务）
如果本文诸论言之有理，那么剩下的眼前直接问题就是：如何“说服”万千新时期各代培育的新人文知识分子能够有勇气、本良知首先不拘于自身的职业性立场，能够超越自利地关注涉及全民族、全人类的人文真理探求事业。也就是如何不只是口头“论语长、论语短”地借古人名势以求自利，而是开掘自身良知以皈依于仁学“学为己”之教。人们不是理智上不认识真实情况，而是心态上不能放弃己利（他们如以坚持自身在学界的既得利益为“第一优先”，就会集体地不承认自身遭受的历史性知识耽误，就会坚持其因此而形成的集体认知偏见，就会因此而继续对下一代造成循环性认知误导）。人们生存于人人谋职求利的大趋势下，自然难以摆脱商业化时代求利之共识或及“共欲”（名利权）。然而本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故训，我们还是要尽其在我地设法扑捉任何微弱的良知细苗。即使我们不可能据以推进学术前进，至少可借此回归良知学的机会继续宣表理念，并以之促使有识者不得不面对自身真实的主客观境遇并朝向于仁学精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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