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艺学从名称上看，不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不对应于西方学制里的任何一个学科，而多少相似西方的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这两门学科。中国的文艺学建树有一个“苏学南下”的路线，它的实质，应是包括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方面的广义上的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学研究。这一点亦可为近代中国的“文艺思想”的有关论述所证明。近年文化研究勃兴后，文艺学见证了自身内部的文化转向。但今天主导传播形式的多样化导致纸质文学市场的锐减，固然有它的必然性，传统的印刷载体文学在今日网络时代中并非已成明日黄花。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对此表明的立场，应能澄清国内学界每把他当作文化研究的代言人，鼓吹文学研究改弦易辙，是出于误解。

[关键词] 文艺学 西学东渐 苏学南下 文化研究

 

文艺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科。之所以它是“现代”的，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的学术体制里没有“文艺学”这门学科。说它具有中国特色，则因为它并不是中国本土文化里与生俱来，不受异域文化侵扰的东西。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不像哲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或者伦理学、比较文学等等一应现代学科，都有一个清晰的西学东渐的历史，文艺学并不对应于西方的任何一门学科。所以，本文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给“文艺学”这个学名作一番追根溯源的辨析。

 

    我们不妨来看文艺学在英文语境里处在怎样一个地位。毋庸置疑，文艺学不是英语、法语、德语等等西方语言?译过来的词汇，这一点它不同于哲学之于philosophy，社会学之于sociology，法学之于law，人类学之于anthropology，伦理学之于ethics，以及比较文学之于comparative literature，它不是直接来自西方的学名。假如我们把它翻译成英文，顾名思义，文艺学应当是“文学和艺术的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但是西方学制里面其实没有这样一个学科：艺术系里有艺术理论的课程，英文系里有文学理论的课程，但是把这两门课程捆绑在一起，则为闻所未闻。它同样不是“艺术哲学”（philosophy of arts）。艺术哲学是气势不凡、涉猎广泛的一门学科，但是它主要是在哲学系或者艺术系开设，一般不涉及文学。确切地说，它可以传授大到艺术起源、艺术心理学，以及艺术是什么东西，小到讲授绘画、雕塑、音乐乃至伴随传媒崛起的各式新的艺术门类，但偏就是把文学挡在门外。要之，从理论上说本来属于艺术一个分支的文学，现在是出来同她的母体分庭抗礼了。事实上我们在文艺学里，看到的还不是文学和艺术两分的局面，相反大体是文学的大一统天下。关于文学的理论，西方学制里有“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和“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这两门学科是新潮理论叱咤风云的场所，从业其中的教师和受业其中的学生，人数之众分开来计数也都远高于艺术哲学。前者早已不是跟在作品后面亦步亦趋的仆人，它反仆为主，在晦涩艰深的文本和话语理论中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后者比较文学则更是蔚为大观，底下辖有文学史、主题学、类型学、民俗学研究等等许多分支。即就比较而言，也不光跨国界而且跨学科，这样文学同哲学、宗教、自然科学以及绘画、雕塑等等其他艺术的关牵，也一并收入了考量的视野。本文作者以为我们的文艺学，多多少少相似西方的上述这两门学科。

    但是我们的文艺学肯定不是文学批评。时下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文艺学应当是“文学学”，唯独因为“文学学”这个语词里两个“学”字放在一起，显得拗口，而得改称为“文艺学”。由是观之，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文学理论一样，就是“文学学”公认的三个分支之一。而且我们的文学批评固守住了传统的阵地，成功地吸收和化解了新锐新潮的冲击，远没有到坠落到目迷五色、不知所云的狼狈境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大抵批评盯住作品，定位清晰，它无论如何不是文艺学自身。那么比较文学呢？中国的比较文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入高等教育的体制，本着同国际接轨，实际上是同美国教育接轨的宗旨，一路苦心经营下来，甚至号称建立了同比较文学在先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三足鼎立的中国学派，现在它实际上已经并吞了中国高校传统课程体系里的外国文学，是为同文艺学并列的中文系的两级学科。所以，文艺学肯定也不是比较文学。换言之，我们的文艺学无论怎样推演，无论今天它怎样虚怀若谷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种种新潮理论，它本身并不是西学东渐的直接结果。或者如后文所示，它的西学东渐路线或是非常曲折隐蔽的。不仅如此，就我们的文艺学把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等悉收囊括在其中的宏大气势而言，在西方的学科体制里，甚至还找不到同它规模相当的对应学科，这在中国现代学术的体制里，是独无仅有的。

    那么，文艺学的名称从何而来？它既然不像哲学、法学、人类学这些一级学科，也不像伦理学、美学，比较文学这类二级学科那样，是从西文直接翻译过来，是不是就同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些本土学科类似，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土生土长培植出来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但是遗憾迄今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予以首肯。反之，就文艺学的这个名称来看，它虽然不是西学东渐，却有一条比较明显的苏学南下路线，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学名。具体地说，“文艺学”一语是译自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它的确切含义，则应当是“文学概论”。

文艺学作文学概论解，从字面上看有失平衡，是独取“文”而舍却了“艺”。但是从这个学名约定俗成的背景来看，它的所指并不是顾名思义的“文学和艺术学”，确切说应是舍却后者的“文学学”。其缘由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艺学发生的原点上。五十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因为意识形态等等种种原因，全盘苏化是情有可原。事实是此一时期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树，就是在苏联意识形态一手指导下培植起来的。1954至1955年基辅大学副教授毕达可夫作为苏联专家，在北京大学讲授“文艺学引论”，讲稿后来译成中文出版，它开门见山明白交代：

 

什么是文艺学？什么是它的基本任务？研究文学的科学，叫做文艺学，因此这门科学的特点和任务，紧密地和文学的特点和任务联系着。1

 

依今日惯例，研究文学的科学可以叫做文学学，通俗地说，便是文学概论或文学通论。把它叫做文艺学，在今天缺失延安和苏联背景体验的年轻一代的读者来看，会以为是词不达意。另一位苏联文艺学家谢皮洛娃1958年被译成中文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开篇也说，“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文艺学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2 紧接着作者又说，这三个部分分别是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如此可见，苏联专家所说的文艺学，其实就是文学概论。翻译成中文，则为文艺学概论。《文艺学概论》一书还有一个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说明，解释此书涉及许多文艺学的术语，有一些在国内还没有统一的译法，所以译者提供的译名只能作为参考，不妥的地方要请读者和专家帮助指正。这样一种学科初创时期的谦辞，比较今天星罗棋布的文艺学或者说文学理论译者们的自命不凡，听起来已经像是悠远的回忆了。其实毕达可夫也好，谢皮洛娃也好，对中国文艺学建树时期的影响都比不上季摩菲叶夫1953年就开始由穆旦译成中文的《文学原理》（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这部多卷本的文学理论著作在苏联国内虽然称不上经典，可也是一部广为流行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但是在中国它曾经是毋庸置疑的经典。我们发现文学原理在他的这本书里，或者说按照译者的理解，它和文艺学是同义词。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总括以上三门科学——文学原理、文学史、文学批评——就是文学科学的内容，也就是它的基本部门。作为一个文艺学家，就意味着它必须完满地、尽量切实地解答这三个部门的问题。3

 

俄语中Ле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的概念更大一些，这一学科的组成结构中一般认为是包括了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即文学理论这一部分。由此可见，我们的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西学东渐踪迹相当模糊，俄苏南下路线则是十分清晰的。如是我们明确，文艺学的确切所指不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学问，而是关于文学的学问，具体它包括三个分支：文学原理或者说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以文艺学是关于文学的学问，但苏联自己的这个紧盯住文学的文艺学概念从何而来？它是俄苏文化专有的产物吗？还是同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现代学科相仿，一样有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再一次出版过一本前苏联的《文艺学引论》（Ввд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莫斯科大学教授波斯彼洛夫主编。这本书俄文版系1976年出版，回顾文学理论界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经历过的是是非非，已有沧海桑田的感觉。这一点该书的译者亦有一个交代，“译者前言”指出，五十年代中国高等院校照搬苏联的文艺理论体系进行教学，季摩菲叶夫的《文学原理》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就在我国影响颇大。它们的体例相近，现在看来是比较陈旧了。译者认为波斯彼洛夫的这本《文艺学引论》自成体系，观点比较新颖，所以值得在当是时西学已经蜂拥而至的语境里，一并予以推举。

在本文作者看来，此书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像当时中国有过的一片热诚那样，一样对西方学术表现出了明显兴趣。该书题为“文艺学是一门科学”的绪论中，开篇就说，文艺学是关于文学的科学。又说，它同语言学一样，是语文科学的两个分支之一。作者所说的语文科学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历来译作“语文学”，近来则多译为“文献学”的philology。希腊语里philo的意思是我爱，logos的意思是语词和说话，即“逻各斯”是也。所以philology，就是我爱说话、我爱逻各斯。要之，按照作者的理解，语文学是一门包括了文学和语言研究的大学科，而文学这一块，是被叫做“文艺学”。诚如语言学以一切语言现象为它的研究对象，作者给文艺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艺学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以便了解文学的自身内容和表现这些内容的形式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性。”4

关于文学的科学，研究文学自身内容和发展特点，在西方的语境里应当叫做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顾名思义也应该叫做文学概论。但是从苏联那里，我们传译过来了“文艺学”这个概念。但问题是这个文艺学的原来面貌纯然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关于文学的学问，而不是文学加上艺术的学问。这一点其实波斯彼洛夫的《文艺学引论》开篇给文艺学这个概念的一个注释，就已经透露究竟了。作者告诉我们，文艺学这个名称是由相应的德语名称Literatur-Wissenshaft而来的。我们知道德文Literatur-Wissenshaft的意思是文学理论。什么是文艺学？至此我们可以说，文艺学就是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学概论。而认真推究起来，文艺学甚至还不是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一个学术概念，因为苏联的文艺学或者说文学概论，如上所见，同样是也有一个西学东渐的传输线索的。

 

       由是观之，按照语言约定俗成的理解传统，按照“理论”一语的宽泛理解，我们判定文艺学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文学理论，应该不至于有偏悖之嫌。一个例证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其中“文艺学”词条的释义便是：“以文学和文学的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文艺理论、文学史和文艺批评。”（2002年增补本）质言之，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而不是文学加上艺术。虽然这里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两个概念，还是语焉不详。不过大致它还可以自圆其说：既然有了以文学和文学的发展规律为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大前提，那么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就像文艺学本身一样，指的顺理成章便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一如文艺学这门学科从五十年代创建开始，通常定位的三个分支：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如果说《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过于通俗，欠缺学院背景。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求诸学院派。不妨来看美国批评家韦勒克和沃伦初版于1942年的《文学理论》，此书堪称迄今为止这个领域里口碑最好的著作。

       假如我们把韦勒克和沃伦阐述的“文学理论”看作我们在为之正名的“文艺学”的同义词，可以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似曾相识”。该书题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第四章同样探究了名称的问题。作者坦陈对文学作系统的整体研究，英语里没有恰当的语词可以名谓，最普通的术语是“文学学”（literary scholarship）和“语文学”（philology）。但是这两次词显然也难差强人意。前者文学学应比后者语文学来得贴切一些，但是这个术语似乎摒弃了文学批评，一味强调学院式的研究。后者语文学则容易遭致误解，因为历史上这个词不但指涉所有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而且关涉到人类所有的心灵活动，特别是广泛应用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广义上相等于整个儿的“文明学”（science of civilization），狭义上则专指彼时浪漫主义运动所谓的“民族精神的科学”。但是作者也承认，philology （语文学）这个词，今天大体已经和linguistics （语言学）同义，特别是指历代语法和古代语言形式的研究。所以，用它来命名文学总体的研究，显然是不妥当的。要之，系统的文学研究应当包括哪一些内容？这一点作者交代得相当清楚：

 

在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内，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显然是最重要的。首先，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这个观点与那种认为文学基本上是一系列依年代次序而排列的作品，是历史进程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点，是有所区别的。其次，关于文学的原理与判断标准的研究，与关于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不论是作个别的研究，还是作编年的研究——二者之间也要进一步加以区别。要把上述的两种区别弄清楚，似乎最好还是将“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文学批评”（其批评方法基本上是静态的）或看成“文学史”。5

 

       从韦勒克和沃伦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文学理论”可以作广义上的和狭义上的理解。狭义上它专指文学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同文学批评、文学史鼎立成为文学总体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广义上的理解则如《文学理论》的书名所示，它就是文学总体的研究，底下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分支。换言之，广义上的文学理论不是别的，它就是本文讨论的文艺学。而比较上面波斯彼洛夫对文艺学学名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苏联时期的文艺学知识资源，来源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韦勒克和沃伦的这本《文学理论》。

       既然苏联传统的文艺学就是韦勒克传统的文学理论，文艺学这个学名，我们更不妨从中国本土的传统里来疏理。古汉语中文和艺不见并提。并提的有倒过来的艺和文，著名的例子如班固《汉书》里的《艺文志》。但艺文志实为我国历代纪传体史书、政书、方志等，将历代或当代有关图书典籍汇编成的目录。它的区分类例始于刘歆 《七略》。 班固 《汉书》首著《艺文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而“艺文”一语的确切所指，这里毋宁说便是乐、诗、礼、书、春秋和易这六艺之文，诚如班固所言：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6

 

       很显然，古代汉语里的艺文和现代汉语里的文艺不是一回事情。现代汉语中的“文艺”一语，流行应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且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背景，被视为彼时灾难深重的中国救国救亡之必须。但即便文和艺并提，文艺的含义主要不是文学和艺术的简称，而大体更多是指涉文学。鲁迅1927年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谈文艺是将亲身所感受到的生活影印其中，这是典型的文学的创作纲领。文中鲁迅举譬挪威小说家根据亲身经验描写饥饿，这同样还是文学的故事。瞿秋白发表在1932年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单从标题的字面上看，文艺和文学亦为一体之说。作者文中说，“新兴阶级固然运用文艺来做煽动的工具，可是，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7 这里文艺和文学，很大程度上亦是同义词。

       就“文学”一语本身来看，它最初并不具有今天作为艺术一个主要门类的那一虚构和创造的审美特征。孔子《论语》言文学实际上是言文章和博学。韩非更说文学是一种街谈巷议和流言蜚语，如《韩非子·问辨》：“乱世则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及至章太炎《文学总略》中的文学定义，也还是把文学看成了一切文字记载及其章法的统称：“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之被赋予相当于艺术的含义，比较早的系统论述当见于王国维的多种有关著述，如下文所示：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之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8

 

    这段文字是席勒－斯宾塞传统以游戏和过剩精力发泄说来释艺术起源的文学注脚，同时还兼顾了弗洛伊德的成年人变相实践幼时游戏的白日梦理论。文学在这里已经最充分地展示出它作为艺术的普遍性特征，甚至它的以语言为媒介的突出个性，于此都被忽略不计。“文学”的现代概念这样来看，迄今不过一百年的历史。

    文艺学指涉关于文学的学问，另一个重要的资源不妨说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频频提及“文学艺术”，其中有两处在两个词之间添加连词“和”，明确显示它们是两个并列的不同的概念。一处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另一处是倡导文学家艺术家深入工农兵群众，“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9但是《讲话》涉及内容主要是谈文学，文学以外的艺术门类寥寥数语带过，以至于通篇频频出现的文学艺术一语，大体理解为“文学的艺术”也无妨碍。尤其是毛泽东所枚举的几种文艺批评中的失误倾向，针对的其实都是文学。我们可以来逐一分析：其一是“人性论”，以人性论来形容文学的偏悖屡见不鲜，但是用它来指责绘画、雕塑和音乐就显得牵强，指责建筑更是文不对题。其二是“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这一点同人性论的适用对象大致相似。其三是“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文艺作品“写”将出来，只能是文学而不可能是其他艺术种类。其四为“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涉及到“香花”、“毒草”一类的争执，涉及对象主要还是文学。其五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不用说就是文学了。后面所说的“立场问题”、“歌功颂德”、“创作情绪”等等方面的疑虑，针对的同样还是文学而很难说是广泛意义上的艺术。一个例子是毛泽东强调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2这可见，文学艺术一语在上述语境中来看，正不妨理解为文学的艺术，因为艺术作品一般不是“写”出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文艺这个语词中蕴含的文学本位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唯其如此，可以解释文艺学这个学名的由来及其苏学南下路线，可以解释从文艺学到文艺理论，再到文学概论和文学理论的概念互文演绎。鉴于此，作为学科名称，本文作者以为文艺学如果需要正名的话，正名为文学理论应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至少，文学理论作为学科名称当有助于今日中国高校学科建设中炙手可热的国际并轨目标。这样文艺学的英文名称，可简单明确地意译为literary theory，而不必直译为令人颇费猜测的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文艺学以广义上的文学理论为其本位，这在这门学科宣告诞生半个世纪以来，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一直没有什么疑问。这门中文系的基础课程有鉴于此，一直冠名“文艺理论”，不管它使用的教材叫做文学概论、文学的基本原理，还是文艺理论，实际上却是清一色的文学理论。但近年文艺学或者说文艺理论中的哪个语焉不详的“艺”在悄悄退居后台，反之它的文学本位性正在西当方现代学术的蜂拥东渐中，日益理直气壮地彰显出来。这一点近年出版的有关教材足资为证。它们大体都取名为文学理论，其中有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1998）、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王一川的《文学理论》（2003）、董学文的《文学理论学导论》（2004）、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4）等，作者都是文艺学圈子里的领军人物。吴中杰有心推究学科的名副其实，著有《文艺学导论》，却被张法议论为“前面把各门艺术都写了进来，到了后面的章节，又几乎全都是文学，一个错误命名把一个有才气的作者和一本有才气的书害得好苦。”10 其实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显示的也还是文艺学的文学本位性，作者在内容提要中清楚交代说，本书既是一部普及性的文学理论课教材，又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可见，称文艺学的内涵就是文学理论，文艺学的实质就是文学研究，应是约定俗成的看法。

       问题出在世纪之交。而且问题同文艺学究竟是文学的艺术，还是文学和艺术这样的古老疑虑基本上没有关系，因为文艺学突然发现它的一部分得力人手移向了文化研究。不仅如此，假如文化研究同文艺学中的“艺”一端同根同种，文艺学尚可假借它学名里面的艺术涵义，名正言顺地把它收入麾下。问题是此文化不同于彼文化。彼文化是文学及至艺术的代名词，此文化则是今天日常生活中的时尚追求，如是它首先是年轻人的文化。它同传统的文学概念既少有相干，同传统的艺术也相去何远。故而问题在于文艺学的文学研究传统要不要易弦更张，或者说，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是不是一回事情？它们中间有没有边界？两者之间又具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对此本文的回答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是两回事情。文学研究的边界肯定是存在的，它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将继续存在。而就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边界来看，没有疑问这个边界应是开放性的、呈交叉状的。文学曾经是文化的最高理念。英国十九世纪诗人及文学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在其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把文化定义为光明和甜美，以文化为一个民族所思所想的最好的东西。而传承这个最优秀传统的媒介不是别的，据阿诺德和利维斯传统观之，它就是文学。

       但今天文学被边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其实从来就是在主流话语的边缘上流转生存。从历史上看，除了十九世纪的西方各国，包括俄国，以及二十世纪迄止六十年代初叶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占据过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但边缘并不意味没落。文化研究从广泛意义上说，亦不妨说是从文学研究中脱胎而出，比如它可以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不仅仅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独立的审美客体。同样它可以更多强调创作过程和阅读过程的文化语境，事实上文化研究的一些先驱人物如马修·阿诺德和F. R. 利维斯，以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一代传人雷蒙·威廉斯、理查·霍加特等，都也是道地的文学批评家。所以，假如文化研究的兴趣所向仅仅是时尚或者日常生活的枝节，那么多半它会有难以为继之日，届时从文艺学流失出去的文化研究队伍复归文学研究，如是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见证我们的文艺学如何将文化研究收编进来，该不是痴人说梦？

    或许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米勒近年多次访问中国，就文学研究面临文化研究冲击的窘迫现状作过数次讲演，其文化研究反客为主，成为今日学院学术主流的描述，更倍受一些中国学者的质疑。米勒这样描述过今日全球化语境中，大学师生对技术训练趋之若鹜，人文理念明显缺失的状况：“在这样没有理念的新型大学里，文学研究又有什么用？我们是应当、理应还是必须依然来研究文学？现今文学研究义务的资源又是什么——是谁，是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为了什么目的？因为文学研究在今日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中依然具有社会功效？还是它纯粹已是夕阳日下，苟延残喘，终而要消失在日益成型全球化社会中一路走红的那些实用学科之中？”11样，更不用说还有环境恶化的全球化，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最后，这一切全球化形式的公分母是电子通讯技术。但是米勒声明，他想做辩护的不是图像替代文字的文化研究，而是正在消失的老式印刷书本形式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换言之，他要在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时代来为文学辩。米勒相信文学可以言新媒体所不能言，为新媒体所不能为。而这些新媒体所不能言，所不能为的东西，将被证明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所以，读纸质文本，如果是好读者，一定要有种幽默反讽的禀赋，这和玩网络游戏，听流行歌曲和看电影电视，必是大相径庭。但米勒铺陈这一危机，宗旨恰恰是要文学研究辩护。更确切地说，他为之辩护的是书面文学，即白纸黑字的印刷文学，说明它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并非已是明日黄花。2006年秋清华大学举办的一次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讨会上，米勒作题为《全球化和新电子技术时代文学研究辩》的发言，重申了这一立场，它应能澄清国内学界每把他当作鼓吹文学研究改弦易辙，转事文化研究的代言人，其实是出于误解。米勒认为当今全球化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全球化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速度和方式也各不相同。第二是全球化是异态纷呈而不是单一的事件。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就不相同，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则又是另一种模

       文化研究对于今天中国的学界早已不是新鲜的东西。不仅如此，在近年一切西学东渐中，中国的文化研究以它酝酿接受和成熟阶段的迅疾过渡，以及其本土化特色的日益彰显，不失为与其西方理论资源的进展最具有同步化的一种。甚至，中国本土的一些个案分析作为中文语境中的理论资源，怎样可以反过来“西渐”到西方的文化理论中心地带，也认真摆到了中国学者的日程上面。诚然，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当初《共产党宣言》精辟地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飞猛进之下，旧的制度分崩离析之际，必有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学”出现，今天出现的不是歌德率先提出的“世界文学”，而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新媒体文化：甚至电影和电视已经变成麦克卢汉时代的标识，今天风头更盛的是互联网、电邮、播客、博客，以及形形色色的视像、音像和网游。这些新技术显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见到的，而正是这些新的技术形式，使我们的世界变成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2005年夏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面世之际，当时就有150万中国玩家订购这个游戏，一年之后，中国玩家的数量翻上一番，达300万。及至最近的统计，数字依然在继续增长，虽然势头有所缓解。这个数字是足以令今日包括易中天和于丹的“大众学术”在内的一切畅销小说和非小说妒羡的。它正也可见出人类需要虚构、需要想象，见出传统文学在这方面有所不足。比较传统文学，这些新媒体大都具有一些平易近人的特点，如容易翻译、传输，比较容易适应世界的各种不同文化，相较更多被圈定在母语上面，受制于本土文化约束的现代印刷文学，无疑先者具有传播方面的优势。故今天相当一部分文学工作者转向文化研究，来研究新媒体的语境和影响，应是情有可原。在这里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应可见出其不同对象自由可以共同的东西，这就是虚构和想象。

从文学史上看，18和19世纪小说开始流行，和当时出现的悠闲阶层，特别是庞大的妇女读者群体有直接关系。像《帕美拉》一类伤感小说，更不妨说是直接瞄准了有闲阶级的妇女市场。这样来看今天主导传播形式的多样化导致纸质文学市场的锐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也有它的必然性。比如，它至少就不是一个呼吁重建人文精神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网络写作没有层层编辑和审查机制把关，似乎获得了最大的自由。但是自由并不等同于文学。自由的写作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但文学研究就未必，也不必忧心忡忡它的干扰。文化研究由是观之，对于文学研究它应不是洪水猛兽一类的东西，它和文艺学眼下的另一个争论热点“日常生活审美化”，还不可等而论之。文学对于文化研究的方法，其实从来就不陌生。并吞和转向既无从谈起，相互诋毁攻讦，亦无必要，因为它们已经分道扬镳了。文艺学该不该接纳文化研究，因此同样不适于做一个硬性的规定。不说文化研究多少可以照顾到文艺学这个名称中语义含混的“艺”的概念，即便明确界定文艺学就是关于文学的学问，既然文学研究自有它不可替代的必须和魅力，我们的以文学研究为本的文艺学，也应有可能坚定立场，而大可不必对文化研究的冲击耿耿于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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