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式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出现，文学和美学研究的一个新景观是消费主义话语的引入。这本来无可非议。但令人不无担忧的是，在消费主义研究中有相当多的研究者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式消费主义出现的特殊语境与消费主义存在的巨大误区。他们与其说是在研究消费主义，不如说是在鼓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畸形的消费主义呐喊和辩护。其具体表现就是鼓吹和倡导肤浅的日常生活美学、身体美学和感性崇拜，不但不批判当代消费文化的主体（特别是所谓“80后”一代）与消费热情的高涨同时流行的政治冷漠和公共意识的弱化，而且视之为所谓政治“成熟”的标志与盛世景象的表现，乃是是对于现代性的所谓“超越”。
在2000年前后由笔者参与发起、至今仍在延续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消费主义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在讨论者内部已经出现深刻的分歧。笔者心目中的该议题本来带有强烈批判性，试图从对日常生活美学、身体美学和新感性崇拜的反思中，切入对于中国现实的政治和文化批判；[i][i]但是在后来参与者中，却出现了强烈的、不加分辨地为消费主义辩护的声音，这是和我本人对消费主义的研究完全不同的。
应该承认，在对于当下中国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现实的描述反面，讨论的参与者并没有很根本的分歧。比如，大家一致同意当代文化和美学的特征呈现出政治性与公共性淡化，道德关怀和参与热情衰落，理想与激情消退，而私人性、娱乐性、物质性、肉欲性强化的趋势。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成为相当部分大众的基本目标和生活理想，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呈现为大众享乐动机的赤裸裸满足，处处洋溢着感性的快乐情调。沉浸于日常生活直接满足之中的大众，不再追求自身生活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深度，而是主动寻求能够直接体现当下感官满足的文化活动形式。物质功利主义的企图直接引入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过程，使得所谓“审美”与人的物质欲望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同构和互动。
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产生了这种物质－消费主义的文化类型和意识形态？它是大众自发的生活理想的真实表达，还是受到了某种来自上层的力量的引导？政治意识与公民参与精神的弱化与衰退是值得庆贺的政治成熟的表现么？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启蒙现代性的可喜超越么？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深刻的分歧出现了。消费主义的赞美者们认为：引发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动力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后的“和平崛起”和“脱第三世界化”，是上下一致的“小康”的务实生活目标。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把目标放在经济增长、消费提高和财富占有，甚至落实到直接具体的日常生活享受上，这是“一个应和了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结构且又非常实际的价值前景。”它表明“以经济为中心”既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社会政治纲领，同时也是中国大众的真实生活信念的表达和世俗价值坐标的确立。大众对于这种“生活美学”、“身体美学”、“新感性”审美理想的追求和物质至上的生活目标的热衷，是自觉的、自发的、合理的，是符合大众“日常生活意志”的：“在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中，大众日常生活意志的具体选择立场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它规定了人们在自身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审美价值取向，规定了日常生活的趣味表现方式和表现途径，从而也决定了日常生活与人之间的现实审美关系。”
但问题是，上至国家的发展方向、下至百姓的生活目标取向，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型是谁在推动、向着有利于谁的方向推动？有没有遵从基本的公正原则？它遮蔽了什么？“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性”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它真的是大众生活信念和意志的真实、完整体现么？抑或大众在接收这样的现实的时候具有相当程度的无奈性和被迫性？也就是说，被视作当然和自发的“大众意志”“社会现实”是否具有被塑造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