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柏拉图《蒂迈欧篇》把空间看作为天下母的万事万物的载体或者说容器。亚里士多德每将空间与地方并提，以其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今天的后现代 “空间转向”，针对的正是柏拉图以降的这一理性主义空间阐释传统。其中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理论，不仅是指后现代时间换空间的大势所趋，同样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加速变换，其最终导致的后现代新地理形势的出现，影响到政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由此全球化精英空间和本土地方文化的矛盾，进入一个新的视角，如果说时空压缩一类空间转向的观念固然有可能给今天的中国提供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依据，然而全球化空间之中地方本土文化的身份认同，无疑当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 柏拉图、哈维、时空压缩、空间、地方

 

空间是什么？空间的传统定义，大体是把它界说为一个三维立体、向四面八方无限延伸的，将天下万物悉近包纳其中的真空状态。可是这个真空状态又从何而来？我们设想它是上帝创造的。可是上帝在创造空间之初，他老人家本人是处在怎样的空间里面？或者说，上帝是在怎样的虚空混沌里面，创造了空间？可是即便虚空混沌，难道不也是空间？《旧约》开篇就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i] 这是上帝在六日创世第一日创造光之前，酝酿做工的状态。即是说，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这世界上已经有了空虚混沌的地，和渊面黑暗的水，遑论容纳这原始的地和水的原始空间。这可见，如果我们不来枉断空间的历史较上帝更为悠久，它至少也和上帝一样古老。可是，普天之下万事万物，包括接纳和度量这万事万物的空间和时间，不都是上帝的创造吗？

由是观之，柏拉图《蒂迈欧篇》分析空间的时候，心里多半也充满了类似的疑惑。这疑惑用柏拉图自己的话说，足以促使他来重新讨论宇宙问题。具体说，柏拉图承认他原来将世界即存在一分为二，分别界定为理性原型，和这个原型的派生摹本即现象界的做法，已经不复能够适应需要，因为它没有涉及第三类的存在。这个第三类的存在不是别的，正是空间。但是柏拉图发现描述这个话题殊属不易，即便它是为天下母的生成万物的载体，我们来看《蒂迈欧篇》中的这一段话：

 

我们分出了两类存在，现在必须来说明一个第三者。前两类存在对于我们先时的讨论，固已经是足够了：其一我们设定是理智的模式，是永恒不变的。其二不过是前者的模仿，它是生成的，也是可见的。考虑到这两类存在已经够了，我们当时没有分出第三种来。但是现在的论证，似乎需要我们用语词来确立这另一种存在，即便它说不清楚，也看不清楚。我们如何来看待它的本质？我们回答说，它是一切生成的载体，某种程度上说，是为天下之母。我讲的是实话。但是我必须用更清晰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因为许许多多的原因，那委实是殚精竭虑的工作。[ii]

 

这段话把空间界定为理念和现象这两种基本存在模型之后的第三种存在，称它是一切生成的载体，将天下万事万物尽收罟中，所以它是天下万物的养育者，是为天下之母。但即便是赋予空间以天下之母的崇高地位，即便如此滔滔雄辩的柏拉图，面对这个话题也自谦他笨口拙腮讲不清楚，在后代学者看来，柏拉图的以上描述依然是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空间阐释传统，即是说，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和康德，都是把空间看作一个客观的、同质的载体或者说容器，判然不同于我思故我在的认知主体，而人类的一切活动，就在这个为天下母的空间之中展开。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里中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两个词基本上通用。他的主要论点是，所有物体都有长、宽、高三个维度，但是地方不可能是物体，因为若是，那么同一地方就势将出现两个物体。反之，如果物体具有地方或者空间，同理它和地方也就混沌无分。那么地方是什么？空间又是什么？同柏拉图《蒂迈欧篇》里的说法相似，亚里士多德发现言说空间，也有一种仿佛做梦的感觉，空间也好，地方也好，甚至它们存在与否，还真值得认真做一番哲学思考。

       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发现愈演愈烈的“空间转向”，毋庸置疑针对的正是柏拉图以降的这一理性主义空间阐释传统。空间、地方、文化地理学，一时成为“后学”的口头禅。菲利普·韦格纳（Philip E. Wegner）在他题为《空间批评：临界状态下的地理、空间、地方和文本性》的文章中，枚举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围绕“空间转向”著书撰文的作者，罗列了一大串名单，按照他的分类，包括社会理论家阿尔让·阿帕都莱（Arjun Appadurai）、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福柯、吉登斯、列斐伏尔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多琳·玛西（Doreen Massey）、奈尔·史密斯（Neil Smith）、爱德华·索亚、段义孚等；建筑学家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等；哲学家德勒兹、德里达、伊丽莎白·格罗斯（Elisabeth Grosz）等；艺术批评家维克托·伯金(Victor Burgin)、T. J. 克拉克（T. J. Clark）等；文学和文化批评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卡伦·卡普兰（Caren Kaplan）、墨美姬（Meaghan Morris）、爱德华·赛义德和雷蒙·威廉斯等等。这个空间转向涉及的学科和其间的领军人物名单，可以说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一支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军最终要说明的，便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空间观念，亟待更新了：

 

 

历史是时间，地理是空间。故现代性的历史不但是纵向的时间的历史，同样是横向的空间的历史。或者更具体地说，现代性进入它的后现代阶段之后，时间不断加速下来，空间正在替代时间，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关键词。

 

后现代语境下的“空间转向”，一般认为英国后现代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以及美国都市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可称为三足鼎立的领军人物。有鉴于这三位学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马克思主义背景，故他们的相关理论，同样可视为新马克思主义在空间领域结出的硕果。时空压缩、精英空间和地方空间、第三空间等等一批新术语，遂此开始流行不衰。这里我们不妨来看哈维的“时空压缩”，对于空间转向来说意味着什么。此一概念系哈维在他1989年出版的《后现代性的状况》一书中提出，该书被认为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都市地理学出发，对全球化语境下后现代文化作社会和空间层面的深入阐发。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便是反对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都市规划，反之倾向于个性化的美学追求。

哈维同詹姆逊相似，以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为后现代时期的开端。资本国际化流动这一经济全球化趋势，由此成为后现代文化现象的策源。哈维发现自此以还，人们对时空的体验有了戏剧性的改变。进而言之，空间甚而可视为一种美学范畴：

 

科学和道德的联系分崩瓦解，美学战胜伦理学，成为社会和知识关注的聚焦点，图像战胜叙述，朝朝暮暮和残缺破碎高视阔步，永恒真理与一统政治退居一边。阐释脱离它的物质和政治—经济基础王国，转身投靠文化和政治实践的考量。[iv]

 

这可见，导致后现代状况的资本过度积累，和美学还是大有关系，不但日常生活在经历一个审美化过程，政治同样在被审美化。传统价值概念分崩离析，信仰迷茫的后现代状况中，在哈维看来，是整个社会在历经一个审美转向，从科学和道德的关注转向了审美迷恋。但诚如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的一个主要原因即是1973 年的石油危机，而以此一事件为转折，实际上是为嗣后西方经济体的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而使僵化的福特主义和国家控制，转向弹性积累模式，故此，后现代文化不仅有关美学认知，更与产业发展及消费模式的转变，直接相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维提出他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

       哈维很显然是针对当代风起云涌的“空间化”实践，提出“时空压缩”概念的。这个概念有美学的、政治的考量，同样具有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从“福特主义”向资本弹性积累的“后福特主义”的转化。所谓“福特主义”是指述现代生产标准化、大规模和劳动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福特主义本身具有不稳定因素，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弹性积累”，即是开启了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金融新市场。这一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在哈维看来，也是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化。对于福特主义，哈维尔的解释是通过组合权力来建构社会，8小时工作制，5美元时薪，这是将工人绑定在流水线上的基本手段，与此同时，它给与工人以足够的薪水和休闲时间，来消费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反之弹性积累，则是同福特主义背道而驰，它有赖于劳动过程、劳动市场以及产品和消费模式的流动性。故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开发、提供新的金融服务方式，以及高科技和商品化的携手并进，显得举足轻重。

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卫星实时传播的全球化普及，这都成为时空压缩理论出台的可能和必然条件。比较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哈维时空压缩的命题意蕴显然更要复杂得多，它更多寓指空间与地方之间复杂的关系。空间是全球性的，地方则是地域文化的最后堡垒，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谓盘根错节，势所必然产生新的动态空间形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经济过程里的突然加速，顺理成章带动了社会生活变迁的突飞猛进。而经济加速的目标，说到底是加速资本翻番的时间，它包括生产时间，同样也包括流通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哈维发现在时间的飞速流动面前，空间的阻碍似乎变得不足道了。事实上，排除空间障碍的种种努力，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其结果是现代化的历史变成了个极具有地理色彩的故事：铁路和电报、汽车、广播和电话、喷气机和电视，以及更为晚近的电子通信革命，都是人所周知的例子。这一切都使世界变小，而把分散世界各地的本土市场，组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大市场，生产是全球化的，消费同样是全球化的。这当中时空经验的变化，哈维举证了距离不断缩小的四种世界图式。其一是从1500年到1840年，以最好的马车和帆船为交通工具，平均时速为10英里。其二是从1850年到1930年，蒸汽机火车的时速为65英里，轮船为36英里。其三是1950年代，螺旋桨飞机时速为300至400英里。其四为20世纪60年代，喷气机的时速为500到700英里。由此比较1500年和1960年，空间和时间的比率，一下子缩小了几近70倍。这一交通工具的不断提速，也足以显示在每一个时期，全球的空间经验都在发生变化，且变化不仅仅孤立在空间，而是和时间紧密相连起来。这可视为时空压缩命题的由来。

“时空压缩”这个术语，如是看来，正可恰如其分描述资本流动积累加速过程中，空间阻隔被层层打破，世界仿佛朝向我们崩塌下来的那种感受。即是说，由现代性促进的时空压缩趋势，到了后现代时期愈益强悍显示出来。这个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什么？对此哈维作如是解释：

 

19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时空压缩的强度，带着它瞬息万变，政治、私人生活和社会领域纷纷支离破碎的所有特征，确实就似乎显示了一种造就后现代特定状况的经验语境。但是将这一状态置于它的历史语境，有鉴于资本积累压力以及它永远追求通过时间来消弭空间，同时化解时间倒错而生成了时空压缩，假如这一状态成为时空压缩一波波浪潮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至少是把后现代性的状况，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解释视野之中。[v]

 

哈维本人从地理学角度，概括了西方文化中空间观念的变迁：在中世纪，人们是凭借感觉来描绘地图；文艺复兴时期透视规则凸显出来；启蒙时代将文艺复兴的透视传统发挥到淋漓尽致；而从1948年开始，时空压缩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其70年代之后的进一步深化，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后现代状况的诞生。

       从经济层面看，时空压缩已经使天方夜谭故事变成了真实。诚如哈维所言，一秒钟之间，银行计算机可将上千万美元从一国货币转换成另一国货币，凭借汇率的点滴差异，无中生有，无本万利。资本主义一心跑赢时间的梦想，果不就成了现实。但时空压缩并不仅仅意味国际金融市场分秒必争，决策的时间范域大大缩短，它同样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迅速变换。伴随着空间关系的急遽重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其最终导致的后现代新地理形势的出现，影响到政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即是说，如果全球金融体系多少还流于抽象层面，尚没有直接介入日常生活，那么，在电视新闻之中，空间在半个小时之中走马灯般闪现切换下来，无论如何就是充满后现代意味了。哈维看到的是中东巴勒斯坦人在阳光灿烂的街道上投掷石块，非洲的翠绿山谷里，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在相互屠杀，他看到秘鲁一张城市游击队员的脸，看到巴黎人在街边喝咖啡，看到了给洪水淹没的中西部小镇。而《探索》频道干脆就把我们带到了喜马拉雅山。杂货店里，则充斥着肯尼亚扁豆、加利福尼亚芹菜、北非的土豆、加拿大的苹果，和智利的葡萄。世界变成了一个摸彩袋，我们司空见惯的是仿制、拟像和并置，而这些正是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日常生活中同一时间和空间里，各式各样商品世界聚合到一起，构成各式各样的拟像，它们互相交织起来，几乎就消抹了一切原初的痕迹，其生产过程和其中包涵的种种社会关系，亦已深藏不露，不见丝毫痕迹。结果是拟像反客为主，果不就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时空压缩既然成为后现代性状态下的不二真实，如何应对这一新的生存现实，便也成为当务之急。《后现代性状况》一书题为《时空压缩的对策》的第四部分第七章中，哈维枚举了时空压缩的五种应对方式。其一是解构主义的对策，哈维认为那是种一听炮弹响就休克的沉默，屈服于浩瀚无边、无以驾驭的外部世界。其二是随心所欲否定世界的复杂性，好用言简意赅的修辞话语来做大而无当的概括。其三是政治和知识生活里走中间路线，撇弃宏大叙事，可是也少见行动，结果难免狭隘近视，视而不见资本流动的普遍性力量。其四为知难而上，用哈维的话说，是通过建构可望反映并且掌控时空压缩的一种语言、一种意象，来驾驭这只猛虎。波德里亚和詹姆逊就属于这种类型。哈维最看好的是最后一种对策，亦即后现代思想的对策，此一对策说到底，是种潜移默化的升华，用作者的话说，或者竟可以到达某一个自我消融的点，化入差异之乡。差异将使个性如鱼得水，它毋庸置疑是后现代文化的乐土。

 

“时空压缩”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消抹本土文化，把地方转换为空间。时间一层层冲破空间的阻隔，而使究竟是时间压缩空间抑或是空间压缩时间，变得无关紧要。如果说媒介即是信息，那么后现代主义也好，全球化也好，时空压缩也好，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毋宁说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

       那么，空间和地方又有什么区别。按照吉登斯1990年《后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的说法，两者是缺场和在场的关系：在地方我们有面对面的交流，于空间则体现物与物之间的抽象关系。换言之，空间是指一种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空旷的、没有生命的、充塞了形形色色具象物体和人文地方的空间。故此，家是我同我家庭团聚的地方，而电子邮件之类，则是通过空间，在抽象的个人之间建立起联系。但吉登斯的看法遭到大卫·哈维的反驳，在他的《从地方到空间再回来》（1993）一文中，哈维为地方辩护，指出地方同样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人际直接交流的地方。而反过来看，世界在趋同即空间化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同样是在不断分化、异化，或者说地方化。多元文化、差异性、异质性、混血文化，这些都是文化层面上我们耳熟能详的语词。在经济层面上，则全球化发达空间和本土落后地方经济的矛盾，同样远远没有得到解决。诚如哈维的描述：

 

判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的不同空间，似乎是在相互崩塌，正好比这世界的商品都在向超市聚集，所有的亚文化生活方式，也并行不悖在当代都市里。在后现代小说电影里，分崩离析的空间性战胜了统一连贯的叙事视角，恰似进口啤酒与本土佳酿并肩，本土就业在外国竞争下溃不成军，世界上五花八门的不同空间，在晚间电视屏幕上组成了一幅图像拼贴。[vi]

 

在这个新的空间里，第一世界的巨额财富和第三世界的无助贫困并肩而立。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中心解体的世界里，吉登斯赋予地方的温情脉脉人文色彩，将如何同样面临着无情的自我解构。

对于“空间”和“地方”的关系，曼纽尔·卡斯特尔在其《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提出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概念，应能说明很多问题。他认为当前地域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给重组进类似形象拼贴的功能网络里，故而产生一种“流动空间”，替代了传统的“地方空间”。而当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被设定在同一信息里面且彼此互动时，时间的概念便也随之消失在这个新的空间之中。所以“流动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又是一对孪生子，它的明确前提是，后现代网络社会里，是空间组织了时间。

“流动空间”是相对于地方和本土的国际化、全球化空间。卡斯特尔认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达（expression），这意味空间不是社会的复制品，而是社会本身。由于社会空间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所以它也是一个过程，用卡斯特的术语来说，就是“结晶化了的时间”。关于空间的定义，他指出诚如在物理学里空间的定义无法脱离物质动态，在社会理论里空间也必须参照社会实践来加定义，他引用他自己1972年法文本《都市问题》中的一段话，认为它到今天也还适用：“空间是一个物质产品，它相关联于其他物质产品，包括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赋予空间一种形式、一种功能和一种意义的人。”[vii]

       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由是观之，理所当然对空间的形式、功能和意义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们当前的社会实践，其主导特征卡斯特看来是流动：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互动的流动，以及形象、声音和符号的流动。流动不光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因素，而且是表现了主导着我们经济、政治和符号生活的过程。由此形成所谓“共享时间”（time-sharing），即空间把并存在同一时间里的社会实践，汇合成了一统。这和哈维的时空压缩概念，可谓异曲同工。

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是典型的全球化精英空间。用他本人的话说，这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们的空间组织。流动空间理论的前提是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分布并不平衡，由此空间和地方就构成一个二元对立：权力和财富的空间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散布，大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植根在本土地方。精英是世界性的，大众是地方性的，全球权力的逻辑总是远离特定历史中的地方控制。那么地方空间又是什么？卡斯特尔承认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传统社会，还都生活在地方空间里，其感知到的空间，也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故地方空间，卡斯特尔的定义便是其形式、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纳在其物理边界之内的空间。很显然，这是指和全球化对峙的本土地方文化。在吉登斯看来它是一种人和人直接交流的福音，但是在卡斯特尔看来，它就是贫困和闭塞的渊薮。

的确，全球化的空间并非被及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同样没有发生在一切地方。事实上，“空间”和“地方”的差距，有时候反而因为时空压缩给凸显出来。有人这样描述波音机飞越太平洋的便捷，与机翼底下那些小岛的愈见隔绝形成的对照：巨型喷气机使韩国的计算机顾问飞往硅谷方便一如串门，新加坡的企业家一日内可以到达西雅图。太平洋这个世界最大洋的边界，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紧密相连。可是，五英里下面，波音机飞越的那些岛屿又当何论？巨大的波音747，是不是给孤立无援的的海岛，提供了更多的交通便利？显然没有。事实是今日海运业的不景气，恰恰是增加了许多岛屿的交通隔绝程度。这可见全球化空间固然使得天涯若比邻，可是本土地方一如对于点缀在浩瀚太平洋里的那些小岛，却是愈益发现自己是比邻若天涯。传真、电子邮件、电影发行网络、金融流动和交割组成了精英空间。但与此同时，边远山区汽车火车依然在艰难地爬行，非洲撒哈拉沙漠边缘，妇女依然每天赤足步行数小时只为取水。即便巴黎这个纸醉金迷的时尚之都，与香榭丽舍大街一箭之遥的贝勒维拉，这个阿拉伯裔和华裔等等少数族群的聚居区，以它的相对破落，在卡斯特尔看来，也还是同“流动空间”形成对比的一个“地方空间”。

       英国地理学家多琳·玛赛（Doreen Massey）在她的《地方的全球化意识》一文中，认同哈维，以“时空压缩”为今日资本全球化流通时代的首要特征。问题是在全球化空间无限扩展的同时，本土地方无动于衷的例子，同样是多不胜数。玛赛举的例子是，在美国，每一个老城里，底层居民在起居室里吃英国工人阶级风格的鱼和中餐馆外卖，在日本产电视机上看美国电影。夜黑不敢出门。

由此可以见出空间和地方对峙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差异。差异在于交通，在于启蒙和被启蒙的区别。全球化语境下，更体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差异。一方面资本川流不息，周游全球化空间，一方面劳动力相对滞留在本土地方。这里马上就显示了地方和本土的政治问题，如果说“时空压缩”是社会形成的，其差异说到底也是社会的差异，那么在这一背景之下，如何来看地方的意义？对此多琳·玛赛作如是言：

 

时空压缩的这一思考方式，也使我们回到地方的问题和地方的意义。在所有这些社会形态各异的时空变化语境里，我们如何思考“地方”？诚如我们的时代有人说，“本土社群”似乎是分崩离析了，你可以在国外发现跟家里一样的店铺，一样的音乐，或者就在路边哪家餐馆，享用你钟爱的异域假日佳肴，当每个人都有了这样那样的此类经验，我们又怎样思考“本土性”？[viii]

 

玛赛本人在她1994年出版的《空间、地方和性别》一书中，解析时空压缩哲学意义的时候指出，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空间和时间就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存在，而是难分难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空间的界定故此不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得以界定。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空间的发生，至少需要两个点。进而视之，时间亦是由点运动而构成。要之，不同的点是同时构成了空间和时间，它意味着时间不复是在静止的空间中流淌，反之两者相辅相成，彼此为对方所建构。它们都是在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形成。这样来看社会空间，便也是由共时态的社会关系所组成，它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随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而权力和符号，就是它的两个标识。

但是玛赛提出的怎样思考本土性的问题，毋庸置疑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据玛赛的乐观主义解释，时空压缩的结果，是人心动荡不安，亟需一块安宁地。由此地方和本土空间，就不是简单被视为无可救药的贫困落后，而显示出一种避风港湾式的救赎功能来。这诚如前述之吉登斯的看法：在地方我们有主体在场的面对面的交流，它是真实的空间。真实的空间再有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也强似无远弗届的全球化虚拟空间。问题是，今天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在我们的地方和本土空间里，找回灵魂的家园呢。

       我的灵魂的家园在我的故乡宜兴。我记得爷爷家门前西庙巷的青石板路，记得院子里土坡上的一棵石榴树。出了西庙巷北上百米，就是这个小城的地标，大名鼎鼎的长桥。长桥其实不长，它是一座拱形石桥，底下清清的流水，是邻近居民每天挑进自家水缸的饮用水。传说当年东吴周处斩蛟龙，就是这长桥底下的惊心动魄故事。故而长桥又名蛟桥。可是于今长桥安在？它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甚至没有一点坡度的大马路，可不成了名副其实的“长桥”。底下昔年居民们淘米洗衣的潺潺河流，变成了一条水泥砌墙的几近干涸的深沟。当年的西庙巷一类地方小街，不说旧时的质朴民居拆迁殆尽，地上的青石板，也大多给名胜古镇收购过去营造移植过来的“本土文化”，为全球化空间的旅游产业，贡献出它们的最后一络血脉。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雄霸天下，让一切地方市场俯首称臣。麦当劳、肯德基、烤羊肉串，烟熏火燎就是我们梦中故乡的现实生存环境。

很显然，中国在受惠全球化丰实成果的同时，我们的本土地方文化往好说是接受挑战，往糟说是濒临灭顶之灾。即就曾经是如梦似幻的江南小镇而言，以周庄为代表的所谓十大名镇，新盖的旅游建筑千篇一律的粉墙青瓦，飞檐斗拱，反客为主将原初的梦幻景观围成孤岛。孤岛里本土居民大批迁出，街面一概变成商铺，每日清晨由安徽河南等地送运过来红烧猪蹄琳琅满目，原来的典雅古朴面貌不说烟消云散，至少它肯定不复是灵魂的乐土了。追寻陈逸飞悠远寂寥的《双桥》遗梦，恐怕果真只能见诸梦中怀旧。由是观之，从宏观经济来看，时空压缩一类后现代空间转向所产生的典型观念，固然有可能给今天的中国提供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依据，然而全球化空间之中地方本土文化的身份认同，无疑当是今日空间转向趋潮的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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